张爱玲到美国后
張愛玲現象
夏志清編註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一九九七年四月起在《聯合文學》連載，中間斷了好一段時間，後來陸續刊登，至二○一三年二月停止，隨後即出了單行本。我手頭的版本是二○一三年三月印刷，三月十日經已是「初版五刷」。我們不知道一個月內的「初版五刷」的銷售量究竟是多少，但無論如何，一本不以八卦作招徠的作家書信集一上市就出現如此氣勢，大可視為英文所說的phenomenon，一種特殊現象。如果一般以作者生平為敍事文本的著作難有市場，那麼《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應是個「異數」。三十年來，「祖師奶奶」給夏先生長的信件和短的明信片共有一百一十八封。志清先生寫信和覆信一向勤快，若不是張愛玲因多次搬家差不多全部失去（她有名言：「三搬當一燒」），夏先生自己或其他人經他授權也可整理出一本《夏志清給張愛玲的信件》。雖然在銷路上難以望愛玲書簡項背。但這些書信將會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對「友情」的意義最動人心弦的詮釋。
幸好宋淇夫人鄺文美在張愛玲遺物中找到了十六封夏先生給愛玲的信。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發出的那封其中有這麼的一段：「今天明報月刊正月號登了你的中篇〈小艾〉，很轟動，同時聯副、世副曾連載過，我想台港美所有的張迷都在年初看了這篇你的舊作。『聯副』有你的地址，希望早把稿費寄你了。若未，你自己也不妨去問一聲。月前有機會同張健波通信，因此連帶問一聲，〈小艾〉稿費已寄張愛玲否。回信他說沒有你的通訊處，稿費至今存於會計處。我因之回信建議，他同我各寫一信，希望one of us得到你的回音，再按指示把稿費寄上。你不怕陌生，同張君通信也好，希望你獲得到你應得的income。」
張健波那時是《明報月刊》總編輯。張愛玲初來美時，一直希望以英文著作打進歐美市場，像林語堂一樣過風光生活，可惜她小說的題材和人物不合洋人的口味。她晚年在美國的生活，全靠稿費和版稅的收入。一九六六年夏天夏志清在台北初識皇冠出版社老闆平鑫濤。他寫信告訴張愛玲，得到了她十月三日的回信。夏先生在「按語」上說：「我們可以說，我同平鑫濤的初次會談，解決了張愛玲下半生的生活問題。愛玲只要我『全權代辦』有關《怨女》的『連載與出版單行本事』，但那次會談，我顯然向鑫濤兄建議為張愛玲出全集的事，而他必然也贊同，且答應在稿費和版稅這兩方面予以特別優待。」一九八三年二月四日張愛玲寫信告訴夏先生：「這些年來皇冠每半年版稅總有二千美元，有時候加倍，是我唯一的固定收入。」
張愛玲離群索居，一直視住址和電話號碼為私隱。她有過三年沒覆志清先生信件的紀錄。原來那些年她忙着生病、忙搬家、忙看牙醫，疲於奔命，「剩下的時間，只夠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徑。」
替人辦事，急人之急是古風。夏先生看到她小說在《明報月刊》刊出，就關心到她的稿費問題。他去信問張健波先生給張愛玲寄了稿費沒有，在禮貌上說來，這有點「越份」。這還不說，他還提議兩人各寫一信，希望其中一人得到張小姐的回音。套用俗話說，這正是活脫脫的「皇帝不急太監急」的現代版。
從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件和他附加的「按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她的照應可說無微不至。他跟她認交三十多年，但只見過兩三次面，而且都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敍會中匆匆的一面。夏先生跟「祖師奶奶」的情誼，完全是一種筆墨之交。張小姐身體不好，一年到晚都感冒，他就建議她服用高單位的維他命C和E。她牙齒常出毛病，他就告訴她自己護齒的「秘方」，告訴她現在有一種電動牙刷叫Interplak，消除「牙斑」（plaque）很有效，大的藥房有售，不妨買一支試用。
夏志清自跟張愛玲訂為筆墨之交以來，前前後後也為她跑了二十多年的腿。她以難民身份移民美國，嫁了老年多病的「過氣」作家賴雅（Ferdinand Reyher,1891－1967），生活極為拮据。賴雅家無恆產，逝世時拿的社會福利金是五十二美元，連房租都不夠。張愛玲在丈夫生前死後的生活開支，靠的都是自己。開始時為香港好友宋淇服務的電影公司編寫劇本。六十年代中她得志清先生穿針引線，拿到基金會的津貼繙譯《海上花》。兩年後約滿又得靠夏先生「跑腿」找點「小事做，城鄉不計，教書不合格，只能碰機會。」這是一九六八年的事。
如果在上世紀民國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張愛玲要找些「小事做」，就憑《傳奇》帶來的名氣，要掛名「混」個閒職，「閒話一句」而已。但在花旗國家，張小姐只是十一個字母串出來的「外國人」。要在大學謀教職，沒有學術著作和博士學位，一般過不了銓敍儀式的第一關。逝世多年、曾先後任教芝加哥大學和史丹福大學的劉若愚（James J. Y. Liu）也沒有博士學位，但劉教授著作等身，名重士林，張愛玲在這方面跟他不能相提並論。
張愛玲也知道自己謀生條件之不足。她「自報家門」的跟志清先生說：「我並不光是為了沒有學位而心虛，不幸教書的不僅是書的事，還有對人的方面，像我即使得上幾個博士銜也沒用。」
六十年代初張小姐在香港編劇時，那時電影界的「天皇巨星」李麗華慕其名，通過宋淇先生安排一個讓她一睹才女面目的機會。宋先生不負所託。張愛玲如約赴會，讓李麗華見過自己的面貌後，也沒有留下來寒暄，點心也沒有吃，轉身就告辭了。她孤絕冷漠的脾氣，仿似《世說新語．任誕篇》跑出來的人物。「我最不會交際，只有非去不可的地方，當作業務去報到，」她這麼跟志清先生解釋說。她衝着老朋友宋淇的面子把李麗華看作「業務」才去「報到」。
《秧歌》的英文版，一九五五年由極有地位的Charles Scribner's Sons公司出版，也是僅此一次，再沒接受她其他作品。她把脫胎於《金鎖記》的Pink Tears（粉淚）改投到也是大公司的Knopf。Knopf的退稿信寫得極不客氣：「所有的人物都令人反感。如果過去的中國是這樣，豈不連共產黨都成了救星。我們曾經出過幾部日本小說，都是微妙的，不像這樣squalid。我倒覺得好奇，如果這小說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評家怎麼說。」
《北地胭脂》經多家公司退稿後，張愛玲請夏先生代她找幾位「批評家與編輯看看」，特別指名要找的一位是夏先生在哥大的同事日本文學教授Donald Keene。六十年代初夏先生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的tenured professor，時有新學術著作問世，在美國的「漢學界」聲譽日隆，大可過着「人到無求」的清靜日子。可是受了愛玲所託，不得不替她「跑腿」，跟本無任何業務關係的日本文學教授應酬。Keene是美國學者當中推介日本文學的大功臣，跟多家出版公司的關係密切。張愛玲特別點名請夏先生找他看稿，不是沒有理由的。夏先生只好「硬着頭皮」照辦。Keene也「居然」把《北地胭脂》看了，還寫了評語，可惜「反應並不太好」。
張愛玲的名聲，是夏先生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打造出來的。他既然是她作品的「代言人」，為她「跑腿」、寫介紹信、寫序言，辛苦是夠辛苦的，但也實在責無旁貸。這且不說，我想夏先生最感吃力的莫如怎樣向一個「想像的僱主」推薦一個在履歷表上除了年齡、籍貫和著作書目外不見「專上學位」和實際「工作經驗」的Ms Eileen Chang的工作能力。愛玲說過「我找點小事做，城鄉不計。」不知道她心目中的「小事」是那一行業。她拒人於千里，不合在辦公室當秘書。她體格如「臨水照花」，沒氣力到麥當勞賣漢堡。
通過夏先生的「穿針引線」，到了一九六九年張愛玲終於找到一份雖然不一定適合她性情與興趣但絕對是她可以勝任的工作：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員。職務是解釋中共政治術語的專有名詞。她的頂頭上司是老前輩中國文學教授陳世驤。教人感到意外的是，她在「中心」工作才兩年，就給陳教授解聘。夏先生在張愛玲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給他的信的「按語」上說：「這封長信是愛玲兩年間在加大中國研究中心的工作報告，也可以說是她在美國奮鬥了十六年，遭受了一個最大打擊的報告。」
張愛玲的「粉絲」，初聞「祖師奶奶」被陳教授「炒魷」，說不定會喊出"How dare he!"這種話來。陳教授是夏氏昆仲的舊識，出身北京大學，早在一九四九年前就落戶美國，在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享有「元老」的地位。他的專業是中國古典文學。他著作不多，又無博士學位，但人脈極廣，很「吃得開」。五十年代底，濟安老師來美作「交換學人」，期滿後決定不回台灣。他當時是台灣大學外文系的名教授，到了美國，他是Tsi-an Hsia（T. A Hsia）。像Eileen Chang一樣，沒有博士學位的T. A. Hsia也曾歷盡「人離鄉賤」的辛酸。
最後陳世驤在加州大學的「中心」給夏濟安先生找到避難所。夏老師英國文學出身，到了加大的「中心」，當然不能再彈老調了。「中心」要他研究的工作，就是拿出現在大陸報刊（或參考資料）中新出現的名詞術語作基礎，然後就此引申、解碼。夏老師接了這份差事，為稻粱謀，結結實實的寫了好幾篇「解碼」文章。代表作有：Mataphor, Myth, Ritual and the People's Commune、A Terminological Study of the Hsia-Fang Movement和The Commune in Retreat as Evidenced in Terminology and Semantics.
濟安先生一九六五年二月三十三日在柏克萊中風逝世後，我的老同學莊信正博士補上了空缺。信正離開後就是愛玲了。
讀了張小姐給夏先生的長信，可見她在「中心」工作，一開始就不順利。人際關係，處處碰壁。她負責找新名詞，偏偏那兩年情形特殊，就是沒有新名詞。沒有新名詞讓她借題發揮，張愛玲只好寫了篇講文革定義的改變，「追溯到報刊背景改變，所以顧忌特多，沒有新名詞，最後附兩頁名詞」。
這篇報告，陳世驤說給了「中心」專代改英文的Jack Service和一個女經濟學家看，此外還有英文教授Nathan。他們看了，都說看不懂。張愛玲拿回去通篇改寫後，陳教授仍說不懂。以下張陳一段對話，不好轉述，只合直引原文。引文內的「我」是張愛玲。
我笑着說：「加上提綱、結論，一句話讀八遍還不懂，我簡直不能相信。」
他（陳教授）生了氣說：「那是說我不懂囉？」
我說：「我是說我不能想像你不懂。」
他這才笑着說：「你不知道，一句話說八遍，反而把人繞糊塗了。」
我知道他沒再給人看，就說：「要是找人看，我覺得還是找Johnson（主任），因為（中心）就這一個專家。」
他又好氣又好笑地說：「我就是專家！」
我說：「我不過是看過Johnson寫的關於文革的東西，沒看過Service寫的，也沒聽他說過。」
他沉默了一會，彷彿以為我是講他沒寫過關於中共的東西，立刻草草結束了談話，其實我根本沒想到，是逼急了口不擇言。他表示第一句就不清楚，我也改了寄去，也不提，堅持只要那兩頁名詞，多引上下句，以充篇幅，隨即解僱。
志清先生在「按語」說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陳世驤寫了一封祝賀他新婚的毛筆信，其中有一句說「張愛玲女士已到此月餘，頗覺相得。」由此可見陳教授對張小姐並無「宿怨」，並無先天「敵意」。看來張愛玲跟上司關係搞得這麼糟，完全因為她缺乏跟別人面對面溝通的耐心和興趣。即使是書信往來，也是三言兩語，從不浪費筆墨。如果不是因為自己給上司「解僱」、又怕陳教授跟夏先生「抱怨」，她也不會給夏先生寫千多兩千字的長信。
莊信正在「中心」上班後，也按照老師夏濟安的舊規，以文化大革命為題寫了一篇專門詞語的研究（A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 Terminological Study）。名目雖說是「專論」，文末也附有十二頁中英詞語的glossary。陳世驤有鑑於此，可能在跟張愛玲討論第一個研究計劃時，特別強調要有個glossary。志清先生猜想，陳教授不會不讓她選擇一個敍述專題而強迫她另編一本中共術語辭典的──「除非一開頭二人關係即已僵化。」
夏志清的「按語」接着又說：「假如世驤並無惡意地叫愛玲去編一本glossary，她多看報刊之後，發現了那年的『名詞荒』，大可徵求他的同意去改寫一個題目的。只要她同世驤、美真兄嫂保持友善關係，甚麼事情都可以商量的，何況只是一個題目？……但世驤專治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學理論，張愛玲的作品可能未加細讀。作為一個主管人，他只看到她行為之怪癖，而不能用欣賞她的文學天才和成就去包涵她的失禮和失職。在世驤看來，她來中心兩年，並未在行動上對他表示一點感激和敬愛；在研究中共詞語這方面，也可能從未向他請教過，只一人在瞎摸！最後寫的報告，他也看不懂，glossary只有兩頁，還要語言頂撞！遷怒之下，陳教授把她『解僱』了。世驤對愛玲不滿意，曾在我面前表示過。」
「按語」的開頭還有這幾句關鍵性的話：「中心裏的主管和研究員都真是中國通。愛玲的一舉一動，極受她們的注意。她日裏不上班，早已遭人物議。一旦解僱，消息傳遍美國，對她極為不利，好像大作家連一篇學術報告都不會寫。」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有緣在印第安那大學一個學術會議上跟Eileen Chang見過一次面。跟我一起到她旅館去看她的，還有我兩位學兄：胡耀恆和莊信正。Eileen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三個「小朋友」代她謀小差事。此事我曾在舊文〈落難才女張愛玲〉作了交代，這裏不妨簡單舊話重提。我穿針引線把Eileen介紹給我在Miami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九月二十日她給我的信上說：「病倒了，但精神還可支撐赴校長為我而設的晚宴。我無法推辭，去了，結果也糟透了。我真的很容易開罪人。要是面對的是一大夥人，那更糟。這正是我害怕的，把你為我在這建立的友誼一筆勾銷。」
後來我在Miami的舊同事來信說，校長的晚宴，張小姐overslept，睡過了頭。「駐校作家」本有office hours給學生的，她也難得見人。總之，關係搞得不好，一年過後沒有續約。
張愛玲一生的三個男人，都可看作是一種「孽緣」。一是對她諸般折磨虐待的鴉片煙鬼父親。其次是把她看作「小妾」的小漢奸胡蘭成。最後是「又窮又老」晚年「失禁」的賴雅。可幸的是，她性格雖然孤絕，不近人情，卻得到幾乎跟她無親無故的男人傾心傾力的照顧。套用舊小說的語言，夏志清先生是她的「恩公」。替她奔走書稿合同、版稅的事宜，次數多了，她不好意思，要給夏先生commission。夏先生雖然從未富裕過，也沒要過她一文錢佣金。她晚年時有書信往來的是莊信正兄。他替她跑腿找房子，搬家時動手動腳給她拉行李，都是無償的，不求回報的。對於這些「古道熱腸」的朋友的幫忙，私底下張小姐是怎樣看待他們的？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她給夏先生的信說：「千萬不要買筆給我，你已經給了我這麼多，我對不知己的朋友總是千恩萬謝，對你就不提了，因為你知道我多麼感激。」
張小姐雖然「命苦」，但我們這些算不上她「知己」的「張迷」在這「寒噝噝」的世界中也算對她不薄。
劉紹銘
夏志清編註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一九九七年四月起在《聯合文學》連載，中間斷了好一段時間，後來陸續刊登，至二○一三年二月停止，隨後即出了單行本。我手頭的版本是二○一三年三月印刷，三月十日經已是「初版五刷」。我們不知道一個月內的「初版五刷」的銷售量究竟是多少，但無論如何，一本不以八卦作招徠的作家書信集一上市就出現如此氣勢，大可視為英文所說的phenomenon，一種特殊現象。如果一般以作者生平為敍事文本的著作難有市場，那麼《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應是個「異數」。三十年來，「祖師奶奶」給夏先生長的信件和短的明信片共有一百一十八封。志清先生寫信和覆信一向勤快，若不是張愛玲因多次搬家差不多全部失去（她有名言：「三搬當一燒」），夏先生自己或其他人經他授權也可整理出一本《夏志清給張愛玲的信件》。雖然在銷路上難以望愛玲書簡項背。但這些書信將會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對「友情」的意義最動人心弦的詮釋。
幸好宋淇夫人鄺文美在張愛玲遺物中找到了十六封夏先生給愛玲的信。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發出的那封其中有這麼的一段：「今天明報月刊正月號登了你的中篇〈小艾〉，很轟動，同時聯副、世副曾連載過，我想台港美所有的張迷都在年初看了這篇你的舊作。『聯副』有你的地址，希望早把稿費寄你了。若未，你自己也不妨去問一聲。月前有機會同張健波通信，因此連帶問一聲，〈小艾〉稿費已寄張愛玲否。回信他說沒有你的通訊處，稿費至今存於會計處。我因之回信建議，他同我各寫一信，希望one of us得到你的回音，再按指示把稿費寄上。你不怕陌生，同張君通信也好，希望你獲得到你應得的income。」
張健波那時是《明報月刊》總編輯。張愛玲初來美時，一直希望以英文著作打進歐美市場，像林語堂一樣過風光生活，可惜她小說的題材和人物不合洋人的口味。她晚年在美國的生活，全靠稿費和版稅的收入。一九六六年夏天夏志清在台北初識皇冠出版社老闆平鑫濤。他寫信告訴張愛玲，得到了她十月三日的回信。夏先生在「按語」上說：「我們可以說，我同平鑫濤的初次會談，解決了張愛玲下半生的生活問題。愛玲只要我『全權代辦』有關《怨女》的『連載與出版單行本事』，但那次會談，我顯然向鑫濤兄建議為張愛玲出全集的事，而他必然也贊同，且答應在稿費和版稅這兩方面予以特別優待。」一九八三年二月四日張愛玲寫信告訴夏先生：「這些年來皇冠每半年版稅總有二千美元，有時候加倍，是我唯一的固定收入。」
張愛玲離群索居，一直視住址和電話號碼為私隱。她有過三年沒覆志清先生信件的紀錄。原來那些年她忙着生病、忙搬家、忙看牙醫，疲於奔命，「剩下的時間，只夠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徑。」
替人辦事，急人之急是古風。夏先生看到她小說在《明報月刊》刊出，就關心到她的稿費問題。他去信問張健波先生給張愛玲寄了稿費沒有，在禮貌上說來，這有點「越份」。這還不說，他還提議兩人各寫一信，希望其中一人得到張小姐的回音。套用俗話說，這正是活脫脫的「皇帝不急太監急」的現代版。
從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件和他附加的「按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她的照應可說無微不至。他跟她認交三十多年，但只見過兩三次面，而且都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敍會中匆匆的一面。夏先生跟「祖師奶奶」的情誼，完全是一種筆墨之交。張小姐身體不好，一年到晚都感冒，他就建議她服用高單位的維他命C和E。她牙齒常出毛病，他就告訴她自己護齒的「秘方」，告訴她現在有一種電動牙刷叫Interplak，消除「牙斑」（plaque）很有效，大的藥房有售，不妨買一支試用。
夏志清自跟張愛玲訂為筆墨之交以來，前前後後也為她跑了二十多年的腿。她以難民身份移民美國，嫁了老年多病的「過氣」作家賴雅（Ferdinand Reyher,1891－1967），生活極為拮据。賴雅家無恆產，逝世時拿的社會福利金是五十二美元，連房租都不夠。張愛玲在丈夫生前死後的生活開支，靠的都是自己。開始時為香港好友宋淇服務的電影公司編寫劇本。六十年代中她得志清先生穿針引線，拿到基金會的津貼繙譯《海上花》。兩年後約滿又得靠夏先生「跑腿」找點「小事做，城鄉不計，教書不合格，只能碰機會。」這是一九六八年的事。
如果在上世紀民國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張愛玲要找些「小事做」，就憑《傳奇》帶來的名氣，要掛名「混」個閒職，「閒話一句」而已。但在花旗國家，張小姐只是十一個字母串出來的「外國人」。要在大學謀教職，沒有學術著作和博士學位，一般過不了銓敍儀式的第一關。逝世多年、曾先後任教芝加哥大學和史丹福大學的劉若愚（James J. Y. Liu）也沒有博士學位，但劉教授著作等身，名重士林，張愛玲在這方面跟他不能相提並論。
張愛玲也知道自己謀生條件之不足。她「自報家門」的跟志清先生說：「我並不光是為了沒有學位而心虛，不幸教書的不僅是書的事，還有對人的方面，像我即使得上幾個博士銜也沒用。」
六十年代初張小姐在香港編劇時，那時電影界的「天皇巨星」李麗華慕其名，通過宋淇先生安排一個讓她一睹才女面目的機會。宋先生不負所託。張愛玲如約赴會，讓李麗華見過自己的面貌後，也沒有留下來寒暄，點心也沒有吃，轉身就告辭了。她孤絕冷漠的脾氣，仿似《世說新語．任誕篇》跑出來的人物。「我最不會交際，只有非去不可的地方，當作業務去報到，」她這麼跟志清先生解釋說。她衝着老朋友宋淇的面子把李麗華看作「業務」才去「報到」。
《秧歌》的英文版，一九五五年由極有地位的Charles Scribner's Sons公司出版，也是僅此一次，再沒接受她其他作品。她把脫胎於《金鎖記》的Pink Tears（粉淚）改投到也是大公司的Knopf。Knopf的退稿信寫得極不客氣：「所有的人物都令人反感。如果過去的中國是這樣，豈不連共產黨都成了救星。我們曾經出過幾部日本小說，都是微妙的，不像這樣squalid。我倒覺得好奇，如果這小說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評家怎麼說。」
《北地胭脂》經多家公司退稿後，張愛玲請夏先生代她找幾位「批評家與編輯看看」，特別指名要找的一位是夏先生在哥大的同事日本文學教授Donald Keene。六十年代初夏先生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的tenured professor，時有新學術著作問世，在美國的「漢學界」聲譽日隆，大可過着「人到無求」的清靜日子。可是受了愛玲所託，不得不替她「跑腿」，跟本無任何業務關係的日本文學教授應酬。Keene是美國學者當中推介日本文學的大功臣，跟多家出版公司的關係密切。張愛玲特別點名請夏先生找他看稿，不是沒有理由的。夏先生只好「硬着頭皮」照辦。Keene也「居然」把《北地胭脂》看了，還寫了評語，可惜「反應並不太好」。
張愛玲的名聲，是夏先生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打造出來的。他既然是她作品的「代言人」，為她「跑腿」、寫介紹信、寫序言，辛苦是夠辛苦的，但也實在責無旁貸。這且不說，我想夏先生最感吃力的莫如怎樣向一個「想像的僱主」推薦一個在履歷表上除了年齡、籍貫和著作書目外不見「專上學位」和實際「工作經驗」的Ms Eileen Chang的工作能力。愛玲說過「我找點小事做，城鄉不計。」不知道她心目中的「小事」是那一行業。她拒人於千里，不合在辦公室當秘書。她體格如「臨水照花」，沒氣力到麥當勞賣漢堡。
通過夏先生的「穿針引線」，到了一九六九年張愛玲終於找到一份雖然不一定適合她性情與興趣但絕對是她可以勝任的工作：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員。職務是解釋中共政治術語的專有名詞。她的頂頭上司是老前輩中國文學教授陳世驤。教人感到意外的是，她在「中心」工作才兩年，就給陳教授解聘。夏先生在張愛玲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給他的信的「按語」上說：「這封長信是愛玲兩年間在加大中國研究中心的工作報告，也可以說是她在美國奮鬥了十六年，遭受了一個最大打擊的報告。」
張愛玲的「粉絲」，初聞「祖師奶奶」被陳教授「炒魷」，說不定會喊出"How dare he!"這種話來。陳教授是夏氏昆仲的舊識，出身北京大學，早在一九四九年前就落戶美國，在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享有「元老」的地位。他的專業是中國古典文學。他著作不多，又無博士學位，但人脈極廣，很「吃得開」。五十年代底，濟安老師來美作「交換學人」，期滿後決定不回台灣。他當時是台灣大學外文系的名教授，到了美國，他是Tsi-an Hsia（T. A Hsia）。像Eileen Chang一樣，沒有博士學位的T. A. Hsia也曾歷盡「人離鄉賤」的辛酸。
最後陳世驤在加州大學的「中心」給夏濟安先生找到避難所。夏老師英國文學出身，到了加大的「中心」，當然不能再彈老調了。「中心」要他研究的工作，就是拿出現在大陸報刊（或參考資料）中新出現的名詞術語作基礎，然後就此引申、解碼。夏老師接了這份差事，為稻粱謀，結結實實的寫了好幾篇「解碼」文章。代表作有：Mataphor, Myth, Ritual and the People's Commune、A Terminological Study of the Hsia-Fang Movement和The Commune in Retreat as Evidenced in Terminology and Semantics.
濟安先生一九六五年二月三十三日在柏克萊中風逝世後，我的老同學莊信正博士補上了空缺。信正離開後就是愛玲了。
讀了張小姐給夏先生的長信，可見她在「中心」工作，一開始就不順利。人際關係，處處碰壁。她負責找新名詞，偏偏那兩年情形特殊，就是沒有新名詞。沒有新名詞讓她借題發揮，張愛玲只好寫了篇講文革定義的改變，「追溯到報刊背景改變，所以顧忌特多，沒有新名詞，最後附兩頁名詞」。
這篇報告，陳世驤說給了「中心」專代改英文的Jack Service和一個女經濟學家看，此外還有英文教授Nathan。他們看了，都說看不懂。張愛玲拿回去通篇改寫後，陳教授仍說不懂。以下張陳一段對話，不好轉述，只合直引原文。引文內的「我」是張愛玲。
我笑着說：「加上提綱、結論，一句話讀八遍還不懂，我簡直不能相信。」
他（陳教授）生了氣說：「那是說我不懂囉？」
我說：「我是說我不能想像你不懂。」
他這才笑着說：「你不知道，一句話說八遍，反而把人繞糊塗了。」
我知道他沒再給人看，就說：「要是找人看，我覺得還是找Johnson（主任），因為（中心）就這一個專家。」
他又好氣又好笑地說：「我就是專家！」
我說：「我不過是看過Johnson寫的關於文革的東西，沒看過Service寫的，也沒聽他說過。」
他沉默了一會，彷彿以為我是講他沒寫過關於中共的東西，立刻草草結束了談話，其實我根本沒想到，是逼急了口不擇言。他表示第一句就不清楚，我也改了寄去，也不提，堅持只要那兩頁名詞，多引上下句，以充篇幅，隨即解僱。
志清先生在「按語」說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陳世驤寫了一封祝賀他新婚的毛筆信，其中有一句說「張愛玲女士已到此月餘，頗覺相得。」由此可見陳教授對張小姐並無「宿怨」，並無先天「敵意」。看來張愛玲跟上司關係搞得這麼糟，完全因為她缺乏跟別人面對面溝通的耐心和興趣。即使是書信往來，也是三言兩語，從不浪費筆墨。如果不是因為自己給上司「解僱」、又怕陳教授跟夏先生「抱怨」，她也不會給夏先生寫千多兩千字的長信。
莊信正在「中心」上班後，也按照老師夏濟安的舊規，以文化大革命為題寫了一篇專門詞語的研究（A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 Terminological Study）。名目雖說是「專論」，文末也附有十二頁中英詞語的glossary。陳世驤有鑑於此，可能在跟張愛玲討論第一個研究計劃時，特別強調要有個glossary。志清先生猜想，陳教授不會不讓她選擇一個敍述專題而強迫她另編一本中共術語辭典的──「除非一開頭二人關係即已僵化。」
夏志清的「按語」接着又說：「假如世驤並無惡意地叫愛玲去編一本glossary，她多看報刊之後，發現了那年的『名詞荒』，大可徵求他的同意去改寫一個題目的。只要她同世驤、美真兄嫂保持友善關係，甚麼事情都可以商量的，何況只是一個題目？……但世驤專治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學理論，張愛玲的作品可能未加細讀。作為一個主管人，他只看到她行為之怪癖，而不能用欣賞她的文學天才和成就去包涵她的失禮和失職。在世驤看來，她來中心兩年，並未在行動上對他表示一點感激和敬愛；在研究中共詞語這方面，也可能從未向他請教過，只一人在瞎摸！最後寫的報告，他也看不懂，glossary只有兩頁，還要語言頂撞！遷怒之下，陳教授把她『解僱』了。世驤對愛玲不滿意，曾在我面前表示過。」
「按語」的開頭還有這幾句關鍵性的話：「中心裏的主管和研究員都真是中國通。愛玲的一舉一動，極受她們的注意。她日裏不上班，早已遭人物議。一旦解僱，消息傳遍美國，對她極為不利，好像大作家連一篇學術報告都不會寫。」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有緣在印第安那大學一個學術會議上跟Eileen Chang見過一次面。跟我一起到她旅館去看她的，還有我兩位學兄：胡耀恆和莊信正。Eileen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三個「小朋友」代她謀小差事。此事我曾在舊文〈落難才女張愛玲〉作了交代，這裏不妨簡單舊話重提。我穿針引線把Eileen介紹給我在Miami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九月二十日她給我的信上說：「病倒了，但精神還可支撐赴校長為我而設的晚宴。我無法推辭，去了，結果也糟透了。我真的很容易開罪人。要是面對的是一大夥人，那更糟。這正是我害怕的，把你為我在這建立的友誼一筆勾銷。」
後來我在Miami的舊同事來信說，校長的晚宴，張小姐overslept，睡過了頭。「駐校作家」本有office hours給學生的，她也難得見人。總之，關係搞得不好，一年過後沒有續約。
張愛玲一生的三個男人，都可看作是一種「孽緣」。一是對她諸般折磨虐待的鴉片煙鬼父親。其次是把她看作「小妾」的小漢奸胡蘭成。最後是「又窮又老」晚年「失禁」的賴雅。可幸的是，她性格雖然孤絕，不近人情，卻得到幾乎跟她無親無故的男人傾心傾力的照顧。套用舊小說的語言，夏志清先生是她的「恩公」。替她奔走書稿合同、版稅的事宜，次數多了，她不好意思，要給夏先生commission。夏先生雖然從未富裕過，也沒要過她一文錢佣金。她晚年時有書信往來的是莊信正兄。他替她跑腿找房子，搬家時動手動腳給她拉行李，都是無償的，不求回報的。對於這些「古道熱腸」的朋友的幫忙，私底下張小姐是怎樣看待他們的？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她給夏先生的信說：「千萬不要買筆給我，你已經給了我這麼多，我對不知己的朋友總是千恩萬謝，對你就不提了，因為你知道我多麼感激。」
張小姐雖然「命苦」，但我們這些算不上她「知己」的「張迷」在這「寒噝噝」的世界中也算對她不薄。
劉紹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