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能救命！
我在看胡兰成的写的《今生今世》里的”雁荡兵气“一章中说到胡在雁荡山结识一个三五支队的政治指导员，初解放时当了温州人民日报社的社长。胡去看他时，只见他四壁萧然：他房里的简单，好比弘一法师当年在延庆寺“。胡就问他：“以后或想要结婚么？”他道：“今后大约要十年十五年，不能去想自己生活的改善，我这个人已经交给党了”。我听了有一种凄凉的喜悦，看了他，叫我想起《红楼梦》里一句话，“可怜绣户候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我看到这一节，不能不说胡的眼光是洞若观火。于是有后面他的出奔，在铁幕合上之前。皇皇然如丧家之犬的跑了，有一节他说他坐船到了海上，一会听到大陆的电台，一忽儿又听到台湾，一会又听到日本的电台，真是有点此身虽在堪惊，惊什么？惊的是如此乱世，就凭这点见机得快，逃得一条性命。胡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于这种将全身心奉献给某某有一种天然警惕，如果要说他跟张爱玲有什么相同点，我觉得这两个人天生是个人主义者。就象张爱玲年轻时候喊着：“出名要趁早呀！”。一般主义与信仰想忽悠他们比较难，大约如同水淋鸭子背。他们可以从里面游出来，然后抖搂抖搂一滴水也沾不上。
我在看张子静写的《我的姐姐张爱玲》中，他谈到张爱玲看到解放区来的女干部衣着，她说：“这种衣服真是难看，我是不要穿的。一九五零年七月二十四号，上海召开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张爱玲接到通知，她没有象对“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那样去函谨辞，而是欣然与会。“当时大家都穿着蓝色和灰色的人民装，张爱玲却穿旗袍，外面还罩了有网眼的白线绒衫，虽然坐在后排，还是很显眼。”其实张爱玲心里很清楚，象她这种显眼是很麻烦的。是很难在这个大变革时代活下来的，她说过：“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破坏要来”。她没有侥幸心理，苏青有。所以苏青晚景很惨！苏青还觉着凭自己一支笔怎样可以活得下去。风起于青萍之末，比如说大家都穿人民服了，我也穿一件，能混得下去就行了。在这个地方你能委屈一下。在那个地方你能委屈一下，好吧！更大的委屈就在后面等着你了。个人主义者他不是这样，她（他）有自己的原则，有一个底线在那里，比如这种东西我不能接受。接受了就触犯到我最底线的东西，不管你是什么教义也好，信仰也好。完全丧失自我，他就要走出来。
幸亏张爱玲跑掉了，因为我在看《十八春》时，后面忽然象有个指导员钻到书里来。里面的人物动不动就抽疯来一句标语式的对话，最后都到东北去建设社会主义去了。我忍不住恶意的想，如果张爱玲不走。她后来会写成什么样，她会写《海港》吗？但她不给别人这种机会，动如逃兔似跑了，出国后把《十八春》的结尾又重新写了。我想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一句评语是：“不喜欢集体活动，希望以后团结同学，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现在想想我仍然很生气，我凭什么要喜欢集体活动，我就喜欢一个人呆着，不行嘛！倾巢之下岂无完卵，这句话以前是淡淡看过，现在才知道它是多么沉痛的一句话。个人主义是个倾巢之中的一颗蛋啊，怎么样也要滚出去的。
王鼎钧的回忆录《关山夺路》说他被俘后，得以近距离观察一个组织。他对管理俘虏的指导员说：“你们对人性要求太高了，我没法配合。我只有回到封建、散漫、落伍的治下去生活”。因为他们要求首先是“无我”，只有“无我”了其它种种教条与信仰才好下蛆。“无我”就是敲击这个蛋的一种工具，人其实从小就追求一种归属感。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也分帮分派。谁跟谁在一起玩，谁被“开除”了，他就很落寞。就势力想表现得好一得，以求符合这一帮或者另一帮对他的要求。这种要求无非是更无私，愿意把家里的糖食和零用钱拿出来跟他们分享。或者更勇敢，更浑楞。冲锋以前，撤退在后。托炸药包炸地堡，舍身堵枪眼，死了这种归属感就得到一种终极的完满。所以要排斥一切跟个人主义有关的东西，比如享乐、约炮，小情小调、游山玩水，吃好东西，好看的女人或者好看的男人，穿衣打扮，凡豆瓣上提倡的均在严禁之列。
熊秉明有一本书《关于罗丹——日记译抄》有一节叫“回去”：“昨晚在大学城与吴冠中、熙明谈了一整夜——“回国后必定还有一长时期的探索。总之，未来是没有把握的，没有任何既定的可靠的道路可循，可能凭每个人的直觉和预感，勇气和信心去作决。在想像中揣测，用推理去考虑，不要说一整夜，几个整夜也谈不出结果。”大约他们又劝熊说离不本土不能创作，熊反驳说：“近代西方有很多艺术家是在异国完成艺术工作的，像梵谷、高更、毕加索、夏加尔、康丁斯基————但也有艺术家留在本土，稍古的有林布兰，近代有塞尚、尤特里罗-————，当时在巴黎还有一个画家叫常玉的，徐悲鸿写信让他回国。他复信说我怕做广播操，又不能开会久坐。而且我又欢喜女人，一天没有都不行的。这有点象《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七不堪”。
熊秉明有一本书《关于罗丹——日记译抄》有一节叫“回去”：“昨晚在大学城与吴冠中、熙明谈了一整夜——“回国后必定还有一长时期的探索。总之，未来是没有把握的，没有任何既定的可靠的道路可循，可能凭每个人的直觉和预感，勇气和信心去作决。在想像中揣测，用推理去考虑，不要说一整夜，几个整夜也谈不出结果。”大约他们又劝熊说离开本土不能创作好作品，熊反驳说：“近代西方有很多艺术家是在异国完成艺术工作的，像梵谷、高更、毕加索、夏加尔、康丁斯基————但也有艺术家留在本土，稍古的有林布兰，近代有塞尚、尤特里罗-————，当时在巴黎还有一个画家叫常玉的，徐悲鸿写信让他回国。他复信说我怕做广播操，又不能开会久坐。而且我又欢喜女人，一天没有都不行的。这有点象《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七不堪”，就这点小毛病救了他一命，如果回来以常玉这种“熟读红楼，斜倚酒缸“，加上”生活作风“不好的做派，他能活过反右算他命大！熊秉明在本书一节《说不清楚中》谈到回来的画家的命运，他在七九年回家见到当年留法的一个画家。已经疯了，背着马粪袋子在街上捡马粪，说是以前画画浪费纸太多，现在在回去拿马粪造纸以偿从前罪孽。屋里的空气象马厩一样，神情与体态明显衰老了。熊当时想买他一张画，可是又胆怯多虑，怕给他惹来麻烦。回巴黎后得到消息这个朋友死掉了，终年六十四岁。
我在看张子静写的《我的姐姐张爱玲》中，他谈到张爱玲看到解放区来的女干部衣着，她说：“这种衣服真是难看，我是不要穿的。一九五零年七月二十四号，上海召开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张爱玲接到通知，她没有象对“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那样去函谨辞，而是欣然与会。“当时大家都穿着蓝色和灰色的人民装，张爱玲却穿旗袍，外面还罩了有网眼的白线绒衫，虽然坐在后排，还是很显眼。”其实张爱玲心里很清楚，象她这种显眼是很麻烦的。是很难在这个大变革时代活下来的，她说过：“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破坏要来”。她没有侥幸心理，苏青有。所以苏青晚景很惨！苏青还觉着凭自己一支笔怎样可以活得下去。风起于青萍之末，比如说大家都穿人民服了，我也穿一件，能混得下去就行了。在这个地方你能委屈一下。在那个地方你能委屈一下，好吧！更大的委屈就在后面等着你了。个人主义者他不是这样，她（他）有自己的原则，有一个底线在那里，比如这种东西我不能接受。接受了就触犯到我最底线的东西，不管你是什么教义也好，信仰也好。完全丧失自我，他就要走出来。
幸亏张爱玲跑掉了，因为我在看《十八春》时，后面忽然象有个指导员钻到书里来。里面的人物动不动就抽疯来一句标语式的对话，最后都到东北去建设社会主义去了。我忍不住恶意的想，如果张爱玲不走。她后来会写成什么样，她会写《海港》吗？但她不给别人这种机会，动如逃兔似跑了，出国后把《十八春》的结尾又重新写了。我想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一句评语是：“不喜欢集体活动，希望以后团结同学，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现在想想我仍然很生气，我凭什么要喜欢集体活动，我就喜欢一个人呆着，不行嘛！倾巢之下岂无完卵，这句话以前是淡淡看过，现在才知道它是多么沉痛的一句话。个人主义是个倾巢之中的一颗蛋啊，怎么样也要滚出去的。
王鼎钧的回忆录《关山夺路》说他被俘后，得以近距离观察一个组织。他对管理俘虏的指导员说：“你们对人性要求太高了，我没法配合。我只有回到封建、散漫、落伍的治下去生活”。因为他们要求首先是“无我”，只有“无我”了其它种种教条与信仰才好下蛆。“无我”就是敲击这个蛋的一种工具，人其实从小就追求一种归属感。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也分帮分派。谁跟谁在一起玩，谁被“开除”了，他就很落寞。就势力想表现得好一得，以求符合这一帮或者另一帮对他的要求。这种要求无非是更无私，愿意把家里的糖食和零用钱拿出来跟他们分享。或者更勇敢，更浑楞。冲锋以前，撤退在后。托炸药包炸地堡，舍身堵枪眼，死了这种归属感就得到一种终极的完满。所以要排斥一切跟个人主义有关的东西，比如享乐、约炮，小情小调、游山玩水，吃好东西，好看的女人或者好看的男人，穿衣打扮，凡豆瓣上提倡的均在严禁之列。
熊秉明有一本书《关于罗丹——日记译抄》有一节叫“回去”：“昨晚在大学城与吴冠中、熙明谈了一整夜——“回国后必定还有一长时期的探索。总之，未来是没有把握的，没有任何既定的可靠的道路可循，可能凭每个人的直觉和预感，勇气和信心去作决。在想像中揣测，用推理去考虑，不要说一整夜，几个整夜也谈不出结果。”大约他们又劝熊说离不本土不能创作，熊反驳说：“近代西方有很多艺术家是在异国完成艺术工作的，像梵谷、高更、毕加索、夏加尔、康丁斯基————但也有艺术家留在本土，稍古的有林布兰，近代有塞尚、尤特里罗-————，当时在巴黎还有一个画家叫常玉的，徐悲鸿写信让他回国。他复信说我怕做广播操，又不能开会久坐。而且我又欢喜女人，一天没有都不行的。这有点象《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七不堪”。
熊秉明有一本书《关于罗丹——日记译抄》有一节叫“回去”：“昨晚在大学城与吴冠中、熙明谈了一整夜——“回国后必定还有一长时期的探索。总之，未来是没有把握的，没有任何既定的可靠的道路可循，可能凭每个人的直觉和预感，勇气和信心去作决。在想像中揣测，用推理去考虑，不要说一整夜，几个整夜也谈不出结果。”大约他们又劝熊说离开本土不能创作好作品，熊反驳说：“近代西方有很多艺术家是在异国完成艺术工作的，像梵谷、高更、毕加索、夏加尔、康丁斯基————但也有艺术家留在本土，稍古的有林布兰，近代有塞尚、尤特里罗-————，当时在巴黎还有一个画家叫常玉的，徐悲鸿写信让他回国。他复信说我怕做广播操，又不能开会久坐。而且我又欢喜女人，一天没有都不行的。这有点象《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七不堪”，就这点小毛病救了他一命，如果回来以常玉这种“熟读红楼，斜倚酒缸“，加上”生活作风“不好的做派，他能活过反右算他命大！熊秉明在本书一节《说不清楚中》谈到回来的画家的命运，他在七九年回家见到当年留法的一个画家。已经疯了，背着马粪袋子在街上捡马粪，说是以前画画浪费纸太多，现在在回去拿马粪造纸以偿从前罪孽。屋里的空气象马厩一样，神情与体态明显衰老了。熊当时想买他一张画，可是又胆怯多虑，怕给他惹来麻烦。回巴黎后得到消息这个朋友死掉了，终年六十四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