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州马事

　　历史上的庐州，由于其地处江淮之间，战时战略地位非常，为历代兵家所重视。即便是没有战事的和平时期，在庐州及所属周边驻军、养马、屯田也成为常态。
　　
　　养马，向来与戎事息息相关。在古代，马的数量，往往是衡量古代国家军事力量是否强大的重要标准，因而为古代帝王所重视。而庐州（合肥）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坏境，往往被古代王朝视为重要的养马地之一。
　　
　　庐州饲养战马的历史，往上可追溯到三国时代，传说当年曹操亲征江南孙吴势力，不光在合肥城内建造了教弩台、斛兵塘等军事设施，还在城外及周边设立大量的养马场用于养马，至今义城镇还有名为厂岗的村子，按《合肥市地名录》及询问当地老人，均说此地是当年曹操饲养战马所在，但养马之地名以厂而命名的习惯成于明代，所以此处是否和曹操有关还有待商榷。又，今大圩镇南斗村水冲郢曾建有白马寺，当地亦有曹操养马故事。肥东撮镇大丁官岗村亦留存曹军养马的“马场”、供军马饮水的的“饮马塘”，埋葬战马的“马王塘”等遗迹和掌故。
    
      事实上，合肥周边关于曹操养马的古迹传说相当不少。以庐江县为例，至少有四处于此有关。分别是，一、今庐江县城西20千米有一连绵山脉，名叫马槽山，山的半腰有石槽，大者长7米，小者3米多，形自天成，槽旁有人马迹。相传曹操立寨其上，名金子寨，据志书记载：“金子寨，一曰天子寨，在马槽山，山势险峻，曹操常屯兵于此。”其高处名刘郎寨。而今人们统称汤池境内的山为马槽山，马槽山却有大马槽、小马槽之分。二、与马槽山相连的山脉有王跸山，在柯坦境内，“世传曹操屯兵拒吴尝饮马于此”。当年曹操在王跸山上屯兵养马，下有饮马池。县志载：“魏武驻跸于此地，后人立庙曰曹王”。古往今来，吟咏赞颂马槽山的诗篇不计其数。清光绪《庐江县志》记载有《饮马池》诗：“魏武拒吴意志坚，跸山饮马大河边。前人留下曹王庙，今忆三国话古贤。”马槽山中有打鼓岭，相传曹操常登岭击鼓调兵。据当地老人说，山中地皆曹军所屯垦。三，在庐江柴埠渡的南面有一片滩涂草地，据说曹操渡过柴埠渡以后在此放马，因此后来人们把此处叫做“放马滩”。四、庐江养马圩亦是与马事有关。
                
                
　　
　　传说终究不可考据，事实上，庐州大规模饲养战马发端于元朝。元朝的国家政策从建国到消亡，开辟牧场，扩大牲畜的牧养繁殖，尤其是孳息马群始终未有改变。元朝在全国设立了14个官马道，所有水草丰美的地方都用来牧放马群，“自上都、大都以及玉你伯牙、折连怯呆儿，周回万里，无非牧地”（《元史》卷100《兵志》三）。史料记载，元朝牧场范围广阔，不光大漠南北和西南地区建立了优良牧场，连中原、江南也都建立了牧场，“西抵流沙，北际沙漠，东及辽海，凡属地气高寒，水甘草美，无非牧养之地。”（《元史》卷184《陈思谦传》。中原江南牧场的建立早已打破了国马牧于北方，往年无饲于南者的界线。中原、腹里的牧场有如下诸处：辽阳、大同、太原、庐州、饶州、安西王府、冠州、恩州、高唐州、大都、真定、益都、山东、河南、怀孟、清池县、南皮县、广平等地。内地各郡县亦有牧场。
　　
　　以庐州为例，元朝庐州牧马场，为政府官办，属于庐州路管辖，官牧场是12世纪形成的大畜群所有制的高度发展形态，也是大汗和各级蒙古贵族的财产。大汗和贵族们通过战争掠夺，对所属牧民征收贡赋，收买和没收所谓无主牲畜，被占领区统治阶级的贡献牲畜等种种途径，把成千上万的牲畜和俘虏来的劳动人手集中在自己的牧场上，进行大规模的畜牧业生产。官牧场拥有极优越的生产条件，通过国家权力占有的水草丰美之地，生产设备和牲畜饲料则由地方官府无偿供应。除作为官田者以外，这些牧场的部分地段往往由夺取民田而得，如《元史•奥敦世英传》载："蒙古军取民田牧，久不归；阔端赤牧养马驼，岁有常法，分布郡县，各有常数。牧马夺取民田，又虏民放牧，造成粮田和农民双双匮乏，久而久之，只能对当地正常的农业生产造成影响，丰收之年尚可支应，倘若越到荒年，只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整个元朝，庐州官牧场是在南方的官牧场中除云南牧场之外地位最紧要的一处，因此，庐州地区社会经济在元代时期疲獘不堪，除却宋末战争带来的影响之外，元政府在此设官牧场也有很大干系。再联系到元朝末年，自然灾害不断，社会矛盾严重激化，而农民起义首倡于江淮之间，也就顺理成章了。
　　
　　元朝时庐州除却官牧场之外，还有贵族们的私人牧场。据元史载，元朝廷改封“世祖孙，镇南王脱欢第四子——帖木儿不花为宣让王，赐金印，移镇于庐州……拨庐州、饶州牧地一百顷赐之。”（《元史》卷117《帖木儿不花传》）。事实上，元代王公贵族在封地的私人牧场所占面积之大，往往不收地方政府左右，史料上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续文献通考》卷1《田赋考》引）。
　　
　　帖木儿不花在今骆岗镇曾建立花园以供游乐，至今本地仍有花园地名遗存。
　　
　　元朝通过国家力量，使部分农业区与牧业区相结合，大大改善了畜牧业的条件，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但是后期元政府在马政政策上的一系列失误，以及气候环境恶化等客观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元朝孳养牲畜在至顺年间以后由繁荣逐渐走向衰落。
　　
　　元朝灭亡后，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开始粉墨登场。马政即国政，因此为朱氏皇帝所重视。马政即成为明政府行政的重要内容，养马即成为百姓的重要义务。
　　
　　明代马政肇始应追溯到朱元璋刚定都金陵，即位称吴王之初，即下令在各路军队屯驻之处，对官马主要是军马实行集中放牧，于首都南京设典牧所，总辖其事，此即为明朝马政之雏形。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占了集庆（今南京），改名为“应天府”，建立江南根据地，开始做统一中国的准备。可是，当时他统一中国的最大障碍是元王朝的骑兵。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他便下令“应天、太平、镇江、庐州、凤阳、扬州六府、滁、和二州民牧马”。当时的六安等地，先属凤阳府、后属庐州府，均在朱元璋推行马政的范围内。于是，农民纷纷立柱搭棚，设厂养马。明朝在庐州设有羽林、九龙、常安、火焰、葛城、马鞍、龙安、龙胜、延陂、迎山、万神、七里、龙冈、青龙、白龙、黑龙、三里、万年、金斗、安胜，梁店共二十一厂，分饲战马，其中，白龙、青龙、梁店三厂在今天肥东县境内，青龙厂、白龙厂之名至今仍播于人口。以厂为名的地名除此之外还有庐江的马厂圩（嘉庆《合肥县志》：“马厂圩，在城南九十里，田六十石。”）、六安的毛坦厂，皖西还有“大河厂”、“迎驾厂”、“前厂”、“木厂”等许多地名，这都是明朝推行200多年马政的沧桑历史遗痕。另外，合肥城内的小马场巷（节约巷，又名女人街）、肥东店埠镇马厂等地名遗存也是明代庐州地区大力推行发展马政事业的真实写照。
　　
　　除官牧之外，明代庐州亦有民牧，民牧是与官牧相对而存在的一种养马形态，其实质是令民间百姓代政府护育官马，是一种差役性的畜牧服务业。洪武年间，民牧范围较小，江南只限于应天、镇江、太平、宁国4府及广德直隶州所属州县；江北仅有凤阳、庐州、淮安、扬州4府及滁州、和州、徐州3直隶州下属州县，南北共有67处牧养。起初，南京太仆寺出榜明示：江南乡民每11户养官马1匹，江北5户同养1匹官马，择土而牧，择民而养。下令免除其它官差，专力饲马，即将别项徭役转为牧养之役。庐州地处江北，按律“五户养马一匹，岁征一驹。”（《嘉庆合肥县志》）
　　
　　明初政权初立，制度草创，民牧事业初具规模，其规章简单、方法粗疏，整个官马民牧活动多赖当时民间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来维持。百姓对国家的民牧之令较多响应，相互间的协作性较强，主动配合的程度较高。但是随着明代国家机器的腐败，开始出现马政主弊、苦劳不均等弊端，马政活动秩序趋向紊乱。自武宗正德皇帝以后，官马民牧业逐渐衰落下去。由于养马差役繁重，民力困竭，朝廷只在一味地苛责“孳生”，而缺少抚恤，致使民厌养马，逋欠驹数渐增，官民矛盾日趋尖锐，到明代万历年间，民牧体制已走向全面崩溃之路。
　　
　　清朝建立之初，于顺治年间，曾设有庐州马政屯田水利道。后来鉴于明代的官马牧养制度及其活动是成功的经验少而失败的教训多，终在顺治七年（1650年），裁庐州马政屯田水利道。自此庐州再无马政之弊。对此，《嘉庆合肥县志》的编纂者们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评论道：“明初，岁课一驹，而民不扰；成华后，三岁一马驹，而民反以为苦。无他，始则牧地广，而民生赡；继则庄田多，而民业削也。况江淮马匹，实不堪备边疆之用，而又监畜非人，牧养无法，马愈耗而民愈贫，未收实用，徒以困民……”
       马政终结之后，马厂的职能开始发生转变，原先的场地便分给无田的老百姓耕作，岁纳子粒。以马厂圩为例，到清朝嘉庆时，原来的马厂，成了合肥县的牧田，牧田的赋税比粮田少得多。咸丰时，太平军驻守三河、同大，周边皆圩田，不适合养马，太平军闻得马厂圩原是明朝养马之地，重新在此设马厩，废稻田为牧场。到了清末民初，马厂又成了刘墩大地主刘小侯家的养马厂。太平军于庐州城内是否养马暂未可知，但今包河区马冲路（原马冲村）之得名，即是太平军战马走失后于此寻回得来。　
　　后记
　　
　　清朝废裁马政后，之前明朝在庐州设立的马厂也随即关闭废弃，尤其是官马厂，也仅仅留下一个地名，从此被世人遗忘。以肥东青龙厂为例，其地名被后世附会为：清咸丰年间，张、管两家在此地开饭店，时称张管店。后来南京马治台为避祸逃至褚圩，被褚老开（褚开泰）收留，马治台复职后，褚老开依附马治台，在张管店开设牙行、菸叶行、米行，并建南、东、北三营寨，分兵把守。一天，乌云密布，天边升起龙旋风，寨中有人大叫：“不好啦，龙来了！”以后，人们为祭龙，遂改张管店为青龙厂。
　　
　　青龙厂地名的反复以及被重新解读实质上反应了人们对本地历史的遗忘，也从侧证了马政政策废弃时间的久远。从这一点而言，遗忘也变得实在正常不过了。
    后记二
    历史上的庐州府，虽然由于元明两代养马政策的先天不足以及执行上的后天失调，而最终导致地方人民的生活由疲敝走向衰落，但是在对于马、牛等重要国家物资上的畜牧、管理、医疗上取累积了相当的经验。正因于此，中国兽医学宝库中内容最丰富、流传最广的一部兽医经典著作——《元亨牛马经》在此地诞生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元亨疗马集》系明朝南直隶庐州府六安州（今安徽六安市）喻本元、喻本亨兄弟两人所著，自明代万历戊申（1608）年初梓（按丁宾序言“近梓其治疗图方”一句确定）以来，至今已经400年。作者兄弟都是当时的名兽医,精通业务,文化较高，此书问世后，成为当时一部总结性的兽医经典普遍传布,明、清两代不断翻刊,清代至今俗称《牛马经》，并次第流传到日本、朝鲜、越南以及欧美各国，对中国和世界兽医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