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迷失的季节(转)
崔健：迷失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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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3月12日10:51 | 我来说两句(0人参与) | 保存到博客
经济观察网
1
树里/文 崔健不显老。
他坐在北京著名西餐厅Capital M的酒吧区，靠着墙的位置，嵌着红五星的小白帽遮着半张脸，专心致志地吃三明治。餐厅里人很多，几乎没有空台，服务生来来往往，没人注意到在角落里吃东西的“中国摇滚之父”。
餐厅老板米歇尔·嘉娜特(Michelle Garnaut)笑容满面地迎了过去。“我胃不好，得就点水。”崔健随即用流利的英文和她寒暄起来。
这是一年一度的“Capital文学节”的第四天。崔健与来自澳大利亚的汉学家贾佩林（Linda Jaivin）开始了一场对谈。主办方只用了一句话宣传演讲主题，“中国最重要的摇滚明星谈写作、导演、艺术、生活以及语言”。
观众开始入场。他们大多是刚刚在这个可以观赏到前门和天安门景观的餐厅用过晚饭的客人，当然，以外国客人居多，穿得相当体面。因此，整个会场立刻充满了一股西式社交的气息。“估计一会儿就会很拥挤了（It"s going to be very crowded lat-er）”，一个高大的美国女人手端着酒杯在那自言自语。再迟一会儿，几个中国年轻人拿着入场券站在了门口，他们手里的星巴克外带杯还没来得及扔掉，估计是刚刚赶过来的上班族。
忽然响起了口哨声。崔健入场。他穿着黑色高领毛衣、黑衬衣，下边是褐色的裤子。他没有小肚子，身材还像个小伙儿，但仔细看看脸，眼袋似乎重了些，据说摘掉标志性的白色棒球帽，发顶也相当稀疏了。
崔健保持着相当低调的姿态，他不太笑，也不怎么往台下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拒绝在公众面前曝光。相反，要知道十几年、二十年前，崔健还在各个电视台的黑名单上，而如今已经参加了至少两个卫视的春节晚会。不过，在音乐市场如此细分的今天，甚少再有年轻人，特别是90后，为他疯狂。他的出现让人激动，人们对他的尊敬远非简单的偶像崇拜，然而，他已经不再主流。当年聆听他的那些铁杆歌迷，在岁月的流逝中下岗、下海、出国。
谈话从《一无所有》开始。27年前崔健穿着件破褂子唱出第一句“我曾经问个不休”，被视作中国摇滚乐的诞生。不过之后也有老外挑衅他，“摇滚是西方的音乐，你们就不会玩点新鲜的吗？”“当《一无所有》做出来的时候，我脑子里想模仿的人是Sting和The Rolling Stones。但我唱出来以后，大家在乎的是我歌词唱的什么，我的旋律更像哪个地区的，很多人说我唱的更像是中国西部的民间音乐，”崔健指的是他的个人风格，“因此他们都觉得我唱的是中国的摇滚乐”。“中国的摇滚乐与其说是滚动的石头，不如说是滚动的蛋。”崔健的话影射了他的歌《红旗下的蛋》，现场一片哄笑。他的作品总是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他走过来的那个年代，以及属于那个年代的情怀，从而被赋予了太多标签。“有没有人还记得80年代？”红头发的贾佩林问台下的观众。“所以”崔健说，“我得先让人们兴奋，再让人们明白。”
崔健有一套自己的哲学，愿望、行动与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做好一件事。“所有的中国摇滚乐人都承认自己的价值，然而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去勇敢地面对现实。我现在的状态就是一个艺术家面对现实的状态，我需要大量的实验、大量的否定。”崔健在做专辑《给你一点颜色》时，听着自己的歌写了一首长诗，后来又请剧作家编成了剧本，成为电影《蓝色骨头》的雏形。“这个电影本来叫做《迷失的季节》，因为我的矛盾在于我的恐惧。但我坚持愿望，坚持行动，我觉得自己一定能找到方法。”崔健说。
现场播放了一些电影中的未曝光镜头，一个年轻的舞者在两分钟的短片中猝然倒地，拍摄者和剪辑者是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Chris Doyle）。“特别幸运，很多中国的成功导演都没能请到老杜……”崔健正客套着，杜可风突然从台下跳了出来，“不要再吹牛好不好！我自己可以夸自己，谢谢！”
杜可风穿着条好像秋裤一样的裤子，邋邋遢遢的，拎着啤酒瓶走到台前，和崔健勾肩搭背起来。贾佩林赶忙半开玩笑地哄着他说，“乖，安静点”，但这个怪老头嘴里头仍不干不净地念叨着“去你妈的”，他显然喝多了。
在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餐厅老板米歇尔也为崔健端来满满一杯红酒，崔健递上了一个感激的眼神。要知道，在整场演讲当中，他一直以一种非常形而上的语言来回答台下观众（当然大部分是外国人）所提出的问题。后来，他好像是应付英文问答有些疲惫了，他反复向贾佩林求证观众的提问究竟是什么。而最频繁从他口中说出的词组，除了“这个问题我刚刚其实谈过”以外，便是“年轻人”三个字。
“现在的年轻人需要一点刺激。”崔健说，“离现实最近的永远是年轻人，《蓝色骨头》是一部与年轻人有关的电影。”
“你们不必读万卷书，但要记得仰望星空。”崔健对台下的年轻人说，这是他的老话，每次接受媒体采访大概都会重复一遍。他找来了一个叫大卫的年轻人，穿着黑西装，戴着黑帽子，在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跳上舞台。大卫来了一段说唱，“没有人知道我心里想要什么，没有人知道我是假的还是真的。你们不要记住我的脸，我希望你们记住的是我的犀利和我的语言！”
老外们赶忙叫住贾佩林，“快！给翻译翻译！”贾佩林无奈地摊摊手。现场趋近疯狂。米歇尔大声喊了几句，镇了镇场面，她指了指外面的城楼，“嘿，嘿！都冷静点！你们也不看看窗外那是什么！”
没有人要求崔健唱一首歌。
Q&A
以下内容来自文学节现场观众问答
问：到底“年轻人”这三个字代表什么？你说“年轻人最接近现实”，但年轻人充满了理想主义和幻想，应该是最不接近现实的。
崔健：不是年轻人最接近现实，而是现实疯狂地靠近年轻人。例如，所有的电影宣传都面向年轻人，因为票房是他们制造的；时装行业是年轻人的行业；唱片的销售数字是年轻人创造的。所以说，是现实在逮着年轻人，追着年轻人。
问：你谈到“中国的年轻人需要点刺激”，那么他们怎么去找刺激？
崔健：愿望、行动与方法，找到其中两点之后再找第三点。我看过很多中国年轻人饿着肚子做音乐，做了一两年，或者是病了，或者是疯了。我觉得，中国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什么机会去行动的话，那么就应该先去吃饱，别饿着肚子又不知道干什么。
问：国内有太多肤浅的流行文化，其中很多东西都是模仿国外。你怎么保持自己的音乐的完整性？
崔健：我觉得是这样，仔细看亚洲的文化，都是受到儒家文化影响。在中国的儒家美学之中，好像给社会找麻烦的人都是没用的人。儒家文化并不是社会学，我觉得儒家文化是特别大的无效的审美取向，我们丧失了寻找自我的方向。因此，当西方音乐进来以后，很多年轻人如饥似渴，就是要和社会发生关系。
问：有人说《一无所有》代表了80年代，是那个年代的主题曲。如果要你选一个代表现在此刻的歌，你会选哪个？
崔健：我正在写一首歌叫《苦瓜树》。从我这一代人开始，我们都没有见过一片树林，我们从小到大只见过一棵大树，顶天立地竖在我们窗前。树要倒了，树要枯竭了，我们很担心。但我们从未想过是不是要变成一片森林。对中国年轻人的教育是鼓励你在树下生活，从没有人告诉年轻人，旁边也许还有树，你可以离开这个树到森林中去生活。这棵树很好，很传统，当我们需要它，我们要依靠它。沙漠来了，没关系，我有树；天塌下来了，没关系，我有树。从依靠到幸福、到依赖、到反抗，其实都是一个角度。没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棵大树。因此，我给这首歌取英文名字叫CNP，就是“苦瓜树”。
问：西方摇滚乐取得艺术成功的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但《一无所有》唱红了几十年，很难讲这首歌是否给你带来在商业上的财富。在今天的环境中，我们能不能让摇滚乐不仅在艺术上取得成功，也获得在商业成功？
崔健：西方有很好的政治环境和商业环境，自然会产生政治与经济相对融洽的关系。而中国现在有四个系统，政治系统是共产主义，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个人又是另外一回事，这里头有很多不融洽、不兼容的东西。《一无所有》创造了很大的价值，其实它已经让很多人富起来了，譬如卖盗版碟的（笑）。说实话我也富起来了，这首歌给我创造了很多的表演机会，我从《一无所有》出名以后就没干过别的事了，可以专心干音乐了，我不用去打工了这都是这首歌给我的经济效益。曾经有位唱片公司老总说崔健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最成功的人，因为我二十多年前写的歌现在还在唱，还在卖。
问：你怎么看审查？
崔健：当你碰到了风险与阻碍，你才会发现自己还有没有必要坚持。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更聪明、更勇敢起来；或者是妥协。基本上所有人都会在面临这样的选择。对我来说，一个通过妥协成功的艺术家，是非常巨大的遗憾。现在很多人想深刻，深刻不起来，如果深刻了，很多人就看不到他的作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找到准确的方法，既能抒发自己的感情，又能够通过审查。后来我发现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把质量做得特别特别好，让受众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政府官员来感受你的作品，那么他被你改变了。我自己也在找办法。我站在舞台上，我希望尽自己的可能，准确地、成熟地去告诉我的观众我最真实的感受。同时，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来关注中国的文化市场，因为这和大家都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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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在北京著名西餐厅Capital M的酒吧区，靠着墙的位置，嵌着红五星的小白帽遮着半张脸，专心致志地吃三明治。餐厅里人很多，几乎没有空台，服务生来来往往，没人注意到在角落里吃东西的“中国摇滚之父”。
餐厅老板米歇尔·嘉娜特(Michelle Garnaut)笑容满面地迎了过去。“我胃不好，得就点水。”崔健随即用流利的英文和她寒暄起来。
这是一年一度的“Capital文学节”的第四天。崔健与来自澳大利亚的汉学家贾佩林（Linda Jaivin）开始了一场对谈。主办方只用了一句话宣传演讲主题，“中国最重要的摇滚明星谈写作、导演、艺术、生活以及语言”。
观众开始入场。他们大多是刚刚在这个可以观赏到前门和天安门景观的餐厅用过晚饭的客人，当然，以外国客人居多，穿得相当体面。因此，整个会场立刻充满了一股西式社交的气息。“估计一会儿就会很拥挤了（It"s going to be very crowded lat-er）”，一个高大的美国女人手端着酒杯在那自言自语。再迟一会儿，几个中国年轻人拿着入场券站在了门口，他们手里的星巴克外带杯还没来得及扔掉，估计是刚刚赶过来的上班族。
忽然响起了口哨声。崔健入场。他穿着黑色高领毛衣、黑衬衣，下边是褐色的裤子。他没有小肚子，身材还像个小伙儿，但仔细看看脸，眼袋似乎重了些，据说摘掉标志性的白色棒球帽，发顶也相当稀疏了。
崔健保持着相当低调的姿态，他不太笑，也不怎么往台下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拒绝在公众面前曝光。相反，要知道十几年、二十年前，崔健还在各个电视台的黑名单上，而如今已经参加了至少两个卫视的春节晚会。不过，在音乐市场如此细分的今天，甚少再有年轻人，特别是90后，为他疯狂。他的出现让人激动，人们对他的尊敬远非简单的偶像崇拜，然而，他已经不再主流。当年聆听他的那些铁杆歌迷，在岁月的流逝中下岗、下海、出国。
谈话从《一无所有》开始。27年前崔健穿着件破褂子唱出第一句“我曾经问个不休”，被视作中国摇滚乐的诞生。不过之后也有老外挑衅他，“摇滚是西方的音乐，你们就不会玩点新鲜的吗？”“当《一无所有》做出来的时候，我脑子里想模仿的人是Sting和The Rolling Stones。但我唱出来以后，大家在乎的是我歌词唱的什么，我的旋律更像哪个地区的，很多人说我唱的更像是中国西部的民间音乐，”崔健指的是他的个人风格，“因此他们都觉得我唱的是中国的摇滚乐”。“中国的摇滚乐与其说是滚动的石头，不如说是滚动的蛋。”崔健的话影射了他的歌《红旗下的蛋》，现场一片哄笑。他的作品总是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他走过来的那个年代，以及属于那个年代的情怀，从而被赋予了太多标签。“有没有人还记得80年代？”红头发的贾佩林问台下的观众。“所以”崔健说，“我得先让人们兴奋，再让人们明白。”
崔健有一套自己的哲学，愿望、行动与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做好一件事。“所有的中国摇滚乐人都承认自己的价值，然而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去勇敢地面对现实。我现在的状态就是一个艺术家面对现实的状态，我需要大量的实验、大量的否定。”崔健在做专辑《给你一点颜色》时，听着自己的歌写了一首长诗，后来又请剧作家编成了剧本，成为电影《蓝色骨头》的雏形。“这个电影本来叫做《迷失的季节》，因为我的矛盾在于我的恐惧。但我坚持愿望，坚持行动，我觉得自己一定能找到方法。”崔健说。
现场播放了一些电影中的未曝光镜头，一个年轻的舞者在两分钟的短片中猝然倒地，拍摄者和剪辑者是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Chris Doyle）。“特别幸运，很多中国的成功导演都没能请到老杜……”崔健正客套着，杜可风突然从台下跳了出来，“不要再吹牛好不好！我自己可以夸自己，谢谢！”
杜可风穿着条好像秋裤一样的裤子，邋邋遢遢的，拎着啤酒瓶走到台前，和崔健勾肩搭背起来。贾佩林赶忙半开玩笑地哄着他说，“乖，安静点”，但这个怪老头嘴里头仍不干不净地念叨着“去你妈的”，他显然喝多了。
在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餐厅老板米歇尔也为崔健端来满满一杯红酒，崔健递上了一个感激的眼神。要知道，在整场演讲当中，他一直以一种非常形而上的语言来回答台下观众（当然大部分是外国人）所提出的问题。后来，他好像是应付英文问答有些疲惫了，他反复向贾佩林求证观众的提问究竟是什么。而最频繁从他口中说出的词组，除了“这个问题我刚刚其实谈过”以外，便是“年轻人”三个字。
“现在的年轻人需要一点刺激。”崔健说，“离现实最近的永远是年轻人，《蓝色骨头》是一部与年轻人有关的电影。”
“你们不必读万卷书，但要记得仰望星空。”崔健对台下的年轻人说，这是他的老话，每次接受媒体采访大概都会重复一遍。他找来了一个叫大卫的年轻人，穿着黑西装，戴着黑帽子，在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跳上舞台。大卫来了一段说唱，“没有人知道我心里想要什么，没有人知道我是假的还是真的。你们不要记住我的脸，我希望你们记住的是我的犀利和我的语言！”
老外们赶忙叫住贾佩林，“快！给翻译翻译！”贾佩林无奈地摊摊手。现场趋近疯狂。米歇尔大声喊了几句，镇了镇场面，她指了指外面的城楼，“嘿，嘿！都冷静点！你们也不看看窗外那是什么！”
没有人要求崔健唱一首歌。
Q&A
以下内容来自文学节现场观众问答
问：到底“年轻人”这三个字代表什么？你说“年轻人最接近现实”，但年轻人充满了理想主义和幻想，应该是最不接近现实的。
崔健：不是年轻人最接近现实，而是现实疯狂地靠近年轻人。例如，所有的电影宣传都面向年轻人，因为票房是他们制造的；时装行业是年轻人的行业；唱片的销售数字是年轻人创造的。所以说，是现实在逮着年轻人，追着年轻人。
问：你谈到“中国的年轻人需要点刺激”，那么他们怎么去找刺激？
崔健：愿望、行动与方法，找到其中两点之后再找第三点。我看过很多中国年轻人饿着肚子做音乐，做了一两年，或者是病了，或者是疯了。我觉得，中国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什么机会去行动的话，那么就应该先去吃饱，别饿着肚子又不知道干什么。
问：国内有太多肤浅的流行文化，其中很多东西都是模仿国外。你怎么保持自己的音乐的完整性？
崔健：我觉得是这样，仔细看亚洲的文化，都是受到儒家文化影响。在中国的儒家美学之中，好像给社会找麻烦的人都是没用的人。儒家文化并不是社会学，我觉得儒家文化是特别大的无效的审美取向，我们丧失了寻找自我的方向。因此，当西方音乐进来以后，很多年轻人如饥似渴，就是要和社会发生关系。
问：有人说《一无所有》代表了80年代，是那个年代的主题曲。如果要你选一个代表现在此刻的歌，你会选哪个？
崔健：我正在写一首歌叫《苦瓜树》。从我这一代人开始，我们都没有见过一片树林，我们从小到大只见过一棵大树，顶天立地竖在我们窗前。树要倒了，树要枯竭了，我们很担心。但我们从未想过是不是要变成一片森林。对中国年轻人的教育是鼓励你在树下生活，从没有人告诉年轻人，旁边也许还有树，你可以离开这个树到森林中去生活。这棵树很好，很传统，当我们需要它，我们要依靠它。沙漠来了，没关系，我有树；天塌下来了，没关系，我有树。从依靠到幸福、到依赖、到反抗，其实都是一个角度。没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棵大树。因此，我给这首歌取英文名字叫CNP，就是“苦瓜树”。
问：西方摇滚乐取得艺术成功的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但《一无所有》唱红了几十年，很难讲这首歌是否给你带来在商业上的财富。在今天的环境中，我们能不能让摇滚乐不仅在艺术上取得成功，也获得在商业成功？
崔健：西方有很好的政治环境和商业环境，自然会产生政治与经济相对融洽的关系。而中国现在有四个系统，政治系统是共产主义，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个人又是另外一回事，这里头有很多不融洽、不兼容的东西。《一无所有》创造了很大的价值，其实它已经让很多人富起来了，譬如卖盗版碟的（笑）。说实话我也富起来了，这首歌给我创造了很多的表演机会，我从《一无所有》出名以后就没干过别的事了，可以专心干音乐了，我不用去打工了这都是这首歌给我的经济效益。曾经有位唱片公司老总说崔健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最成功的人，因为我二十多年前写的歌现在还在唱，还在卖。
问：你怎么看审查？
崔健：当你碰到了风险与阻碍，你才会发现自己还有没有必要坚持。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更聪明、更勇敢起来；或者是妥协。基本上所有人都会在面临这样的选择。对我来说，一个通过妥协成功的艺术家，是非常巨大的遗憾。现在很多人想深刻，深刻不起来，如果深刻了，很多人就看不到他的作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找到准确的方法，既能抒发自己的感情，又能够通过审查。后来我发现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把质量做得特别特别好，让受众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政府官员来感受你的作品，那么他被你改变了。我自己也在找办法。我站在舞台上，我希望尽自己的可能，准确地、成熟地去告诉我的观众我最真实的感受。同时，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来关注中国的文化市场，因为这和大家都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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