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与敌人，德国现代艺术小评
朋友与敌人，德国艺术小评
前言
2001年，我初次来到康定斯基（Kandinsky）的家。康氏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将家中的陈设全部按照自己的色彩感重新涂过一遍。这种行为甚至持续到窗台的下沿，那些永远不会进入视野的范围。康氏的家中迎来了一个和他一样极端的观赏者，我仰面躺下，观察他桌子下面的图案，窗沿下面他用金粉和着颜料细心均匀的涂抹。我仔细看他家黄色的楼梯台阶，上层和下层有细微的分别。他率先使用不锈钢台灯和不锈钢门把手，那是20世纪初期不曾有过的东西。
康氏的家与保罗克里（Paul Klee）的家只有一门之隔，和康氏相比，克里简直是个孩子，家里粗粝的色块，标明他的审美，也标明了他一生的命运。
那里是我艺术的巢穴，美的故乡，德邵的包豪斯。我爱包豪斯，不仅因为我在那里度过了人生美好的五年，更是因为包豪斯的英杰们，死者或活着的，是我美学和人性的导师，自由主义的引导者，更是闲散而广泛的同盟与同道。
包豪斯有着一长串令人生畏的名字，Josef Albers,Herbert Bayer, Lyonel Feininger, Walter Gropius, Wassily Kandinsky, Paul Klee, 还有那个令人爱恨参半的Mies van der Rohe，如果可能，这些名单可以再扩大十倍，我总思考这些人其中的关联。在那个时代，这些人是突破时代界限的先驱。美在他们手中不再是古典主义的滥觞，也不停留在石头，铜和油画布上，在当时可探索的一切领域，这些美学王国的孩童都在贪婪地探索着。
当时的钢与玻璃的价值相当于今日的太空碳素纤维，然而在巴塞罗那，Mies敢于将之呈现为一种异乎寻常的美物。当时的人无法界定这个东西是纪念碑，是建筑或一个临时的空间。这种勇敢的举动直接导致了现代主义建筑的诞生。
同样，在被希特勒宣布为“堕落艺术家”后，Josef和Anna被迫流亡美国，在那里，他们将多难的包豪斯精神延续为黑山学院。我认为黑山是现代纽约真正的现代主义中坚。德库林（de Kooning）在黑山遇到年轻的Milton Resnick，将自己另一位年轻的女门生Pat Passlof介绍给他，11年后他们结婚，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Passlof于2011年去世，纽约时报写道，纽约最后一位抽象表现主义大师离世，上一个时代的精神（Spirit，或作灵）已经离去。
超过时间的限制，这些人总在滋养着我。然而，在艺术的领域，我们存在敌人。不关心精神的反对者，不对其构成威胁。真正的精神之敌是另一群有精神者（属灵者）。
希特勒在1936年宣布一批现代主义艺术家为“堕落的艺术家”，Klee生前最后一次在本土展出他的作品，之后就限于致死疾病的折磨中。而几乎是同时，德国建筑师舍贝尔（Albert Speer）被纳粹德国立为第三帝国的首席建筑师，才华横溢的Leni Riefenstahl开始为她的宣传杰作 《Triumph des Willens》（常译为《意志的凯旋》）多方酝酿。艺术史上另一种强大可畏的力量，被推到台前。
建筑或其他媒介的宏大美学体系开始于一些理想主义者，却在第三帝国的举国体制中发挥到最大。即便是今天，我仍无法否认舍贝尔在规划学上的惊人成就。他看待城市的尺度异于常人，似乎是一个生活在诸天之中的人。轴线，对称，轴线中轴上巨大的国家机器—国会大厦，公民的房、车理想。美学成为这一条河流上点缀的风景，他们是亚平宁的后裔，现今中国的祖先。在柔和的西欧平原上，他们凿出人类社会最初最长的高速公路，他们为柏林之后的100年规划处直径10米的涵管，法兰克福近郊的人民公寓墙体达到半米。为数众多经典而美丽的农具，车辆，制服被他们量产出来。就好像Riefenstahl所宣称的，那一刻，意志胜利了。
然而，人类及人类社会并非一部机器，当经典美感试图成为唯一的美感时，灾难就降临了。年老的列宾昏聩无知，毁掉自己的杰作，德国也是一样。无论多么精美的机械和城市，都已经无法掩饰第三帝国的贫乏。这种贫乏首先在于审美上难以打破的节奏，及其带来的疲劳感，之后进入精神领域。当一种不应该成为美学决定力量的东西被迫成为共同的标准，势必造成社会机能的“排异”。然而如果政府过于强大，自发地排异功能则被当做敌人排除，人良知和美感上的防御就消失了。
纳粹德国在水晶之夜开始驱逐人，之后开始烧书，最终批量地烧人。失去自由的美学不再是活物，而成为标本。美学视野不再向着人类的未来，也不再回顾过去，只定格于脚下的地面。
逃亡至新大陆的同侪们，开始又一次艰辛的努力，这一次，阻击他们的是资本，是Andy Warhol之流，是盘踞在纽约的时尚风潮。那个被阿多诺及法兰克福学派称为文化工业的怪兽成为真正艺术家们的另一种敌人。
在但以理书的异像预言里，人类社会承载的基础是一双半铁半泥的脚，它们承担着人类大像上的金头银胸—那些闪耀的部分。而预言中人类奔溃的根源也在于双脚的崩溃。人类艺术的两个敌人，铁幕中的思想禁锢；及开放社会中价值观的坍塌，对工业社会毫无良知的附和，将真正的艺术品扼杀，挤到角落。
这一系列翻译、随笔和评论的开始，我希望厘清真正艺术的朋友和敌人。这很大程度上还不是对已故艺术家的诘问，而是责问我们自己的本心，在直觉里，我们自己可以回答，我们是谁的同道。
南安仓
原文链接：http://lambcan.com/press/?p=1141
前言
2001年，我初次来到康定斯基（Kandinsky）的家。康氏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将家中的陈设全部按照自己的色彩感重新涂过一遍。这种行为甚至持续到窗台的下沿，那些永远不会进入视野的范围。康氏的家中迎来了一个和他一样极端的观赏者，我仰面躺下，观察他桌子下面的图案，窗沿下面他用金粉和着颜料细心均匀的涂抹。我仔细看他家黄色的楼梯台阶，上层和下层有细微的分别。他率先使用不锈钢台灯和不锈钢门把手，那是20世纪初期不曾有过的东西。
康氏的家与保罗克里（Paul Klee）的家只有一门之隔，和康氏相比，克里简直是个孩子，家里粗粝的色块，标明他的审美，也标明了他一生的命运。
那里是我艺术的巢穴，美的故乡，德邵的包豪斯。我爱包豪斯，不仅因为我在那里度过了人生美好的五年，更是因为包豪斯的英杰们，死者或活着的，是我美学和人性的导师，自由主义的引导者，更是闲散而广泛的同盟与同道。
包豪斯有着一长串令人生畏的名字，Josef Albers,Herbert Bayer, Lyonel Feininger, Walter Gropius, Wassily Kandinsky, Paul Klee, 还有那个令人爱恨参半的Mies van der Rohe，如果可能，这些名单可以再扩大十倍，我总思考这些人其中的关联。在那个时代，这些人是突破时代界限的先驱。美在他们手中不再是古典主义的滥觞，也不停留在石头，铜和油画布上，在当时可探索的一切领域，这些美学王国的孩童都在贪婪地探索着。
当时的钢与玻璃的价值相当于今日的太空碳素纤维，然而在巴塞罗那，Mies敢于将之呈现为一种异乎寻常的美物。当时的人无法界定这个东西是纪念碑，是建筑或一个临时的空间。这种勇敢的举动直接导致了现代主义建筑的诞生。
同样，在被希特勒宣布为“堕落艺术家”后，Josef和Anna被迫流亡美国，在那里，他们将多难的包豪斯精神延续为黑山学院。我认为黑山是现代纽约真正的现代主义中坚。德库林（de Kooning）在黑山遇到年轻的Milton Resnick，将自己另一位年轻的女门生Pat Passlof介绍给他，11年后他们结婚，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Passlof于2011年去世，纽约时报写道，纽约最后一位抽象表现主义大师离世，上一个时代的精神（Spirit，或作灵）已经离去。
超过时间的限制，这些人总在滋养着我。然而，在艺术的领域，我们存在敌人。不关心精神的反对者，不对其构成威胁。真正的精神之敌是另一群有精神者（属灵者）。
希特勒在1936年宣布一批现代主义艺术家为“堕落的艺术家”，Klee生前最后一次在本土展出他的作品，之后就限于致死疾病的折磨中。而几乎是同时，德国建筑师舍贝尔（Albert Speer）被纳粹德国立为第三帝国的首席建筑师，才华横溢的Leni Riefenstahl开始为她的宣传杰作 《Triumph des Willens》（常译为《意志的凯旋》）多方酝酿。艺术史上另一种强大可畏的力量，被推到台前。
建筑或其他媒介的宏大美学体系开始于一些理想主义者，却在第三帝国的举国体制中发挥到最大。即便是今天，我仍无法否认舍贝尔在规划学上的惊人成就。他看待城市的尺度异于常人，似乎是一个生活在诸天之中的人。轴线，对称，轴线中轴上巨大的国家机器—国会大厦，公民的房、车理想。美学成为这一条河流上点缀的风景，他们是亚平宁的后裔，现今中国的祖先。在柔和的西欧平原上，他们凿出人类社会最初最长的高速公路，他们为柏林之后的100年规划处直径10米的涵管，法兰克福近郊的人民公寓墙体达到半米。为数众多经典而美丽的农具，车辆，制服被他们量产出来。就好像Riefenstahl所宣称的，那一刻，意志胜利了。
然而，人类及人类社会并非一部机器，当经典美感试图成为唯一的美感时，灾难就降临了。年老的列宾昏聩无知，毁掉自己的杰作，德国也是一样。无论多么精美的机械和城市，都已经无法掩饰第三帝国的贫乏。这种贫乏首先在于审美上难以打破的节奏，及其带来的疲劳感，之后进入精神领域。当一种不应该成为美学决定力量的东西被迫成为共同的标准，势必造成社会机能的“排异”。然而如果政府过于强大，自发地排异功能则被当做敌人排除，人良知和美感上的防御就消失了。
纳粹德国在水晶之夜开始驱逐人，之后开始烧书，最终批量地烧人。失去自由的美学不再是活物，而成为标本。美学视野不再向着人类的未来，也不再回顾过去，只定格于脚下的地面。
逃亡至新大陆的同侪们，开始又一次艰辛的努力，这一次，阻击他们的是资本，是Andy Warhol之流，是盘踞在纽约的时尚风潮。那个被阿多诺及法兰克福学派称为文化工业的怪兽成为真正艺术家们的另一种敌人。
在但以理书的异像预言里，人类社会承载的基础是一双半铁半泥的脚，它们承担着人类大像上的金头银胸—那些闪耀的部分。而预言中人类奔溃的根源也在于双脚的崩溃。人类艺术的两个敌人，铁幕中的思想禁锢；及开放社会中价值观的坍塌，对工业社会毫无良知的附和，将真正的艺术品扼杀，挤到角落。
这一系列翻译、随笔和评论的开始，我希望厘清真正艺术的朋友和敌人。这很大程度上还不是对已故艺术家的诘问，而是责问我们自己的本心，在直觉里，我们自己可以回答，我们是谁的同道。
南安仓
原文链接：http://lambcan.com/press/?p=1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