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还是不笑，这是个问题
三年前看过刘瑜的文章《礼仪之邦》，大意是抱怨中国人经常“顽固地拒绝对陌生人微笑”，她将之称为每次回国遇到的“最大的逆向culture shock”。看到“满城满街那样漠然茫然的表情”，“满脸的漠然，满眼的茫然，躲闪的目光，疑惧的神情”，她一身冷汗，毫无疑问，在她看来，在这样有缺陷的“传统”之下，中国即便在硬件上赶超了英美，也并无什么意义。
之所以又想起这一篇，是因为近日读到与之适成对照的另一种观点：“我国人民有一种笑对万事的奇怪习惯。对赞扬发笑，对批评发笑。如果这很好，我们咯咯笑。如果这很糟，我们咯咯笑。我们扭曲我们的嘴巴，发出咯咯一笑，任何事于是都失去了严肃性。有人说我们理应笑对任何事，这是和善之人的标志……但检视下来，我们的笑中经常有一种无意的残忍。……对赞扬没有一句感谢，对批评没有一句争辩，对提问没有一句回答，从头到尾我们嘴里出来的就只有发笑。谁会不来气呢？”
这段话出自越南作家阮文荣（Nguyen Van Vinh）的一篇文章《笑对万事》（英文见Neil L. Jamieson所著Understanding Vietnam, p.75-76，我正是从该书上看到的）。在1913－15年间，他在《印度支那日报》（Indochina Journal）上写了数百篇文章和专栏，持续不断地呼吁越南人改变他们的信仰、态度、价值观和行为习惯。他对越南人什么事都爱笑的习惯深恶痛绝，认为这不是一种恰当的习惯，一如Neil L. Jamieson所言，他在批评时实际上是“试图教导他的越南读者像法国人看待他们那样来看待自己，当他们无意中侵犯了‘恰当’行为的法国标准时感到羞耻”（tried to teach his Vietnamese readers to see themselves as the French saw them, to feel embarrassed when they unwittingly violated French standards of “proper” behavior）。
这两篇文章因而形成一种有趣的对照：两人都宣称发现国民身上有某些不恰当的行为，但一个是针对他们不笑，而另一个则针对他们的笑；他们也不约而同地把西方作为一个或隐或现的标准，只是在刘瑜那里，她的英国邻居经常笑得阳光灿烂，而在阮文荣那里，法国人却是认真严肃，不随便咯咯笑的。也就是说，实际上笑或不笑，都可以是“合适”（proper）的，又可以都是不合适的。
另一个值得注意之处是：两人都将他们眼中的不恰当行为（＝不文明的）看作是某种程度上的“坏”传统。只是刘瑜的论证更为草率一些：她一方面认为中国“顽强地拒绝微笑”是一种传统（至少可追溯到鲁迅笔下的时代），并且多年来一直没改变过；另一方面，她又说另一部分中国人（她认识的大部分港台人）没有这样的表情，结论是“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保存了我们更早的传统，还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传统”。将生活中所见的任何有待改良或变革的行为、思想归罪于传统，乃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惯常使用的不二法门。事实上中国人中表情冷漠的大多是在大城市，在相对传统的社区例如小城市或乡村，这一现象并不那么严重——而大城市居民之间的冷漠，乃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就像伦敦也是如此。
刘瑜印象中英国人那么爱笑，大概也是因为她生活在剑桥这样的小城市，而伦敦，据恺蒂所言，“伦敦人之间无论在哪里都是很少互相打招呼的”，她好友来自“热情洋溢”的约克郡，其父母来伦敦看望她，她叮嘱其父出门时“千万不要和路上的行人说你好早上好之类的话，伦敦人只会把你的北方家常便饭的友善看成是二百五！初到伦敦的人都觉得伦敦是一个冰冷傲慢的城市”（恺蒂《从南非遥看伦敦》，载《万象》2002年第五期）。也就是说，刘瑜在国内（想必是在石家庄？比起剑桥来确实算是大城市了）遇到的那种冷漠，很可能并非源于“传统”，恰恰相反，倒或许是现代化的结果。她说，看到上海的城市建设，觉得5年能赶超英美；看了中国的政治运作后，则怀疑或需50年；而见识了中国人的冷漠之后，她“完全没有了答案，唯有一身冷汗”，其实，照这样与伦敦人不相上下的冷漠，她应该对5年内超英赶美更有信心才是。
虽然刘瑜对“冷漠表情”的抨击看起来指向国民性，指向某种相比起“文明”而言不合格或较低下（至少是有待改变和提高）的品质，但在她的另一篇《素什么质》中，她又认为中国人“素质低”乃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她认为这其中有一个危险的隐含前提，即“‘素质低’的民众需要‘素质高’的官员去教化管束”，而这是她极其不以为然的，在她看来，“就算中国人的‘素质’有问题，它更多地是源于制度，虽然也恶化制度”。这就绕进了她本人最擅长的一个话题，“制度”正如“传统”一样，众所周知一直是她十分钟爱的靶子，在她笔下几乎可以把“坏”的万事万物都追溯到这两个根子。
说这些并非是要为那些“冷漠表情”辩护。如果街上有陌生人对我微笑，我就算是在上班的路上，心情也多少会好一些，只是我觉得“不微笑”与“顽固拒绝微笑”在语义上并不相同，也不认为这要归罪于“传统”——虽然传统确实需要审视，但近代以来的知识精英为了提升国民的文明程度，实现进步，已经对“传统”泼了太多脏水。他们还常常喜欢将“传统”看作是完全静止不变的，并由此发出一种悲哀的声音，就像刘瑜说的，中国人的冷漠和鲁迅笔下一样（虽然在我看来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冷漠），“将近100年过去了，这一堆人还是那一堆人。也许几千年来，从来就只有一堆人。”
如果是这样，那是否也可以这么说：将近100年过去了，知识精英的认识也同样并无改变。刘瑜和阮文荣、以及清末民初的改良主义或进步主义的知识精英一样，希望用某种外在的、而非人们原有价值体系中内生的标准作为标尺来矫正他们的行为。这可真是一张“普洛克拉斯提之床”（Procrustean bed）——知识精英对民风民俗或人们某些“不文明”行为的描述大多是用“迷信”、“懒散作风”、“惰性”以及“不良社会风气”之类带价值判断的词汇，它们必须被改造和限制，否则国家就不能跻身于文明进步的国家之列。100年过去了，他们一直在悲愤地发问“越南人你为什么笑”、“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笑”或“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但他们从来没问过本国的国民，究竟什么才算“恰当”？——或许在越南人看来，笑才是恰当的；正如伦敦或北京的行人或许觉得冷对陌生人也并无什么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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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又想起这一篇，是因为近日读到与之适成对照的另一种观点：“我国人民有一种笑对万事的奇怪习惯。对赞扬发笑，对批评发笑。如果这很好，我们咯咯笑。如果这很糟，我们咯咯笑。我们扭曲我们的嘴巴，发出咯咯一笑，任何事于是都失去了严肃性。有人说我们理应笑对任何事，这是和善之人的标志……但检视下来，我们的笑中经常有一种无意的残忍。……对赞扬没有一句感谢，对批评没有一句争辩，对提问没有一句回答，从头到尾我们嘴里出来的就只有发笑。谁会不来气呢？”
这段话出自越南作家阮文荣（Nguyen Van Vinh）的一篇文章《笑对万事》（英文见Neil L. Jamieson所著Understanding Vietnam, p.75-76，我正是从该书上看到的）。在1913－15年间，他在《印度支那日报》（Indochina Journal）上写了数百篇文章和专栏，持续不断地呼吁越南人改变他们的信仰、态度、价值观和行为习惯。他对越南人什么事都爱笑的习惯深恶痛绝，认为这不是一种恰当的习惯，一如Neil L. Jamieson所言，他在批评时实际上是“试图教导他的越南读者像法国人看待他们那样来看待自己，当他们无意中侵犯了‘恰当’行为的法国标准时感到羞耻”（tried to teach his Vietnamese readers to see themselves as the French saw them, to feel embarrassed when they unwittingly violated French standards of “proper” behavior）。
这两篇文章因而形成一种有趣的对照：两人都宣称发现国民身上有某些不恰当的行为，但一个是针对他们不笑，而另一个则针对他们的笑；他们也不约而同地把西方作为一个或隐或现的标准，只是在刘瑜那里，她的英国邻居经常笑得阳光灿烂，而在阮文荣那里，法国人却是认真严肃，不随便咯咯笑的。也就是说，实际上笑或不笑，都可以是“合适”（proper）的，又可以都是不合适的。
另一个值得注意之处是：两人都将他们眼中的不恰当行为（＝不文明的）看作是某种程度上的“坏”传统。只是刘瑜的论证更为草率一些：她一方面认为中国“顽强地拒绝微笑”是一种传统（至少可追溯到鲁迅笔下的时代），并且多年来一直没改变过；另一方面，她又说另一部分中国人（她认识的大部分港台人）没有这样的表情，结论是“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保存了我们更早的传统，还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传统”。将生活中所见的任何有待改良或变革的行为、思想归罪于传统，乃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惯常使用的不二法门。事实上中国人中表情冷漠的大多是在大城市，在相对传统的社区例如小城市或乡村，这一现象并不那么严重——而大城市居民之间的冷漠，乃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就像伦敦也是如此。
刘瑜印象中英国人那么爱笑，大概也是因为她生活在剑桥这样的小城市，而伦敦，据恺蒂所言，“伦敦人之间无论在哪里都是很少互相打招呼的”，她好友来自“热情洋溢”的约克郡，其父母来伦敦看望她，她叮嘱其父出门时“千万不要和路上的行人说你好早上好之类的话，伦敦人只会把你的北方家常便饭的友善看成是二百五！初到伦敦的人都觉得伦敦是一个冰冷傲慢的城市”（恺蒂《从南非遥看伦敦》，载《万象》2002年第五期）。也就是说，刘瑜在国内（想必是在石家庄？比起剑桥来确实算是大城市了）遇到的那种冷漠，很可能并非源于“传统”，恰恰相反，倒或许是现代化的结果。她说，看到上海的城市建设，觉得5年能赶超英美；看了中国的政治运作后，则怀疑或需50年；而见识了中国人的冷漠之后，她“完全没有了答案，唯有一身冷汗”，其实，照这样与伦敦人不相上下的冷漠，她应该对5年内超英赶美更有信心才是。
虽然刘瑜对“冷漠表情”的抨击看起来指向国民性，指向某种相比起“文明”而言不合格或较低下（至少是有待改变和提高）的品质，但在她的另一篇《素什么质》中，她又认为中国人“素质低”乃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她认为这其中有一个危险的隐含前提，即“‘素质低’的民众需要‘素质高’的官员去教化管束”，而这是她极其不以为然的，在她看来，“就算中国人的‘素质’有问题，它更多地是源于制度，虽然也恶化制度”。这就绕进了她本人最擅长的一个话题，“制度”正如“传统”一样，众所周知一直是她十分钟爱的靶子，在她笔下几乎可以把“坏”的万事万物都追溯到这两个根子。
说这些并非是要为那些“冷漠表情”辩护。如果街上有陌生人对我微笑，我就算是在上班的路上，心情也多少会好一些，只是我觉得“不微笑”与“顽固拒绝微笑”在语义上并不相同，也不认为这要归罪于“传统”——虽然传统确实需要审视，但近代以来的知识精英为了提升国民的文明程度，实现进步，已经对“传统”泼了太多脏水。他们还常常喜欢将“传统”看作是完全静止不变的，并由此发出一种悲哀的声音，就像刘瑜说的，中国人的冷漠和鲁迅笔下一样（虽然在我看来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冷漠），“将近100年过去了，这一堆人还是那一堆人。也许几千年来，从来就只有一堆人。”
如果是这样，那是否也可以这么说：将近100年过去了，知识精英的认识也同样并无改变。刘瑜和阮文荣、以及清末民初的改良主义或进步主义的知识精英一样，希望用某种外在的、而非人们原有价值体系中内生的标准作为标尺来矫正他们的行为。这可真是一张“普洛克拉斯提之床”（Procrustean bed）——知识精英对民风民俗或人们某些“不文明”行为的描述大多是用“迷信”、“懒散作风”、“惰性”以及“不良社会风气”之类带价值判断的词汇，它们必须被改造和限制，否则国家就不能跻身于文明进步的国家之列。100年过去了，他们一直在悲愤地发问“越南人你为什么笑”、“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笑”或“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但他们从来没问过本国的国民，究竟什么才算“恰当”？——或许在越南人看来，笑才是恰当的；正如伦敦或北京的行人或许觉得冷对陌生人也并无什么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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