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苦的长辈，是否真那么有权力教育正在吃另一种苦的青年？
早上打开电视，头一次看了回北京电视台青年频道的节目，一个家庭情感类访谈脱口秀，嘉宾是母子俩，从装扮和说话风格看显然属于那类文化程度不高生活贫寒的京郊人家，这家的男主人在十几年前因为骨癌痛苦过世，夫妻感情本来很好，但是因为这一变故家徒四壁供不起儿子读书（其实是两个儿子，但是当时大儿子已经进入大学，这里的是小儿子，当时还上小学），因此母亲只好改嫁，结果第二任丈夫不但独霸妻子外出给人家做农活赚来的每天15元工钱，不给继子交学费，还对妻子不断施以严重家暴，于是这位母亲四年后无奈在已经快要拿到城镇户口的时候忍无可忍离婚。这位母亲于是对两个儿子寄予很高希望，希望他们都能收入六千以上甚至上万，最好有车有房，希望大儿子能尽快结婚，但是事实是大儿子月薪2000没有女友, 还在大专上学的小儿子也成绩百十来名开外升本没有保证。于是节目上，小儿子就被领出来，看样子不过三十多岁的美女主持一副长辈的口吻反复问小儿子是否记得父亲病重离世时的情景，问他是否体会母亲的不易，问他为什么不能少玩多学习，那架势让我想起来小时候偶尔会碰上的那种傻逼亲戚，一听说你期末考试有一门没有上90或者排名没有在前几名，就觉得很有道理提醒你少玩玩什么的，但是据我观察这种长辈本人往往都上学时候也都成绩乏善可陈。
主持人傻逼也就罢了，嘉宾居然也用同样的逻辑来质问这位青年，却根本没有问一点关于他的生活和心态的问题。他们上来就对这位青年做出了“他是因为贪玩、不知道抓紧所以成绩不好”这样的富有逻辑的有罪认定。其中发话最多的，是一位陈律师，显然是一位成功人士；他说起自己当年1978年上大学之后就开始各种打工（在学校做各种活儿有点补贴，包括参加体育队拿一天三毛钱的补助），再之前上山下乡之前也没有要过家里的钱。言外之意当然就是，我当年那么艰苦都过来了，你怎么就不能少吃点苦？顺理成章地，他在讲话中多次明确讲，你不能和别人一样，别人可以玩，你不能玩，你就是要不玩，时间全都用在学习上，这样才对得起你妈妈。
天啊！难道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微电子管焊成的，不需要娱乐和各种社交情感生活，天天读书就能健康成长下去？难道所有被这些长辈冠以“玩”字的一切事情，就这么不值得尊重？
节目中没有提到任何这个孩子不孝顺或者过于叛逆的事情。这个孩子，起码表现出来的，是温顺懂礼的。学习不好有很多原因（就像职场上的人业绩不佳有很多可能的原因一样），贪玩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可能是精神状态不好，或者内心有心结不得缓解，或者身体处于亚健康状况，或者所学专业和自己的兴趣擅长差别太大，或者，干脆就是这个年纪最正常也最难办的一件事，迷茫。可是在这位长辈眼中，这些原因都是不存在的，所有有可能导致学习成绩不好这一罪恶的因素，就是贪玩。就算是贪玩，很显然还存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本来这个社会上就有那么多可玩的，怎么有的人就陷进去了不可自拔，还有那么多人玩也玩了，该做的事情一样不落？
这位长辈，这位陈律师，颇能代表主要出生在1950年代，文革中吃过苦，1977－1979年间考上大学的那批中国人——无论是出身于城市黑五类家庭，还是农村的草根家庭；我母亲属于前者，父亲属于后者。他们政见可能差异极大，但是对个人奋斗和个人毅力的坚信，却是貌似颇为普遍的。他们看到身边太多文革时候生活得比他们社会地位高家庭状况好的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逐渐变得边缘化，而自己通过一系列正大光明的努力而逐渐进入社会主流。这是因为他们经历过的时代有这些机会，却也因为——他们往往不太能完全体认或者承认的——种种阴差阳错的幸运。这样的经历，使得他们漫漫习惯于对种种不那么上得了台面的人群，虽然可以保持交往中的尊重，却内心觉得他们这样的处境都是自己不努力造成的。他们觉得自己当年那么多苦都能扛过来，现在这些人的纠结算什么？诚然，我的父亲在文革后期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三年冬天都在修长江大堤的工地上做壮丁，每天要把上百斤的麻袋扛上一二十米高的江堤上百次；我的母亲是一边给家里人做饭、照看小孩、一边在工厂上班、一边温习功课考上大学的，他们当年的艰苦，确实让我们每每相当感到不可思议，感到汗颜。
然而他们年轻时所处的，是不正常的年代，他们的青春也是奇怪的青春。古往今来，这个世界上多数人的青年时代没有那么狭小的社会和政治的生存空间，同时却又有伴以如此开阔的美好未来。在那个时代，可分心的事情真是没几件，很多还都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而好好学习本身，变具有将自己和绝大多数人群区分开来，而让自己感到生活的充实和意义的事情；努力学习或工作的回报，也相当唾手可及。而今天的年轻人，不得不说是生活在一个更正常的时代。我们要和各种各样或刺激或温和的让我们分心的事情共生，我们很难讲生活里哪些事情是干扰哪些事情是正途，我们要在太多的事情中做选项，而又有太多的这样那样的圈子容得下我们的存在，而导致社会认同的普遍迷茫。这些问题，解决起来没有那么需要流汗，却对人的心智成熟的考研和磨练，或许更苛刻。固然很多人会步入迷途，但是解决之道，绝不像那位陈律师和他的很多具有类似背景的同代人所看到的，仅仅是思苦、仅仅是不玩。这无非还是古代“头悬梁、锥刺股” 的那种机械思维的延续，而一个现代人，不应该把自己的欲望全部视为敌人一股脑排斥清除。我们最需要学习的，可能恰恰是尊重和善待自己的欲望，而在这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在长辈身上却不时见到一种精神分裂般的状态。
主持人傻逼也就罢了，嘉宾居然也用同样的逻辑来质问这位青年，却根本没有问一点关于他的生活和心态的问题。他们上来就对这位青年做出了“他是因为贪玩、不知道抓紧所以成绩不好”这样的富有逻辑的有罪认定。其中发话最多的，是一位陈律师，显然是一位成功人士；他说起自己当年1978年上大学之后就开始各种打工（在学校做各种活儿有点补贴，包括参加体育队拿一天三毛钱的补助），再之前上山下乡之前也没有要过家里的钱。言外之意当然就是，我当年那么艰苦都过来了，你怎么就不能少吃点苦？顺理成章地，他在讲话中多次明确讲，你不能和别人一样，别人可以玩，你不能玩，你就是要不玩，时间全都用在学习上，这样才对得起你妈妈。
天啊！难道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微电子管焊成的，不需要娱乐和各种社交情感生活，天天读书就能健康成长下去？难道所有被这些长辈冠以“玩”字的一切事情，就这么不值得尊重？
节目中没有提到任何这个孩子不孝顺或者过于叛逆的事情。这个孩子，起码表现出来的，是温顺懂礼的。学习不好有很多原因（就像职场上的人业绩不佳有很多可能的原因一样），贪玩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可能是精神状态不好，或者内心有心结不得缓解，或者身体处于亚健康状况，或者所学专业和自己的兴趣擅长差别太大，或者，干脆就是这个年纪最正常也最难办的一件事，迷茫。可是在这位长辈眼中，这些原因都是不存在的，所有有可能导致学习成绩不好这一罪恶的因素，就是贪玩。就算是贪玩，很显然还存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本来这个社会上就有那么多可玩的，怎么有的人就陷进去了不可自拔，还有那么多人玩也玩了，该做的事情一样不落？
这位长辈，这位陈律师，颇能代表主要出生在1950年代，文革中吃过苦，1977－1979年间考上大学的那批中国人——无论是出身于城市黑五类家庭，还是农村的草根家庭；我母亲属于前者，父亲属于后者。他们政见可能差异极大，但是对个人奋斗和个人毅力的坚信，却是貌似颇为普遍的。他们看到身边太多文革时候生活得比他们社会地位高家庭状况好的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逐渐变得边缘化，而自己通过一系列正大光明的努力而逐渐进入社会主流。这是因为他们经历过的时代有这些机会，却也因为——他们往往不太能完全体认或者承认的——种种阴差阳错的幸运。这样的经历，使得他们漫漫习惯于对种种不那么上得了台面的人群，虽然可以保持交往中的尊重，却内心觉得他们这样的处境都是自己不努力造成的。他们觉得自己当年那么多苦都能扛过来，现在这些人的纠结算什么？诚然，我的父亲在文革后期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三年冬天都在修长江大堤的工地上做壮丁，每天要把上百斤的麻袋扛上一二十米高的江堤上百次；我的母亲是一边给家里人做饭、照看小孩、一边在工厂上班、一边温习功课考上大学的，他们当年的艰苦，确实让我们每每相当感到不可思议，感到汗颜。
然而他们年轻时所处的，是不正常的年代，他们的青春也是奇怪的青春。古往今来，这个世界上多数人的青年时代没有那么狭小的社会和政治的生存空间，同时却又有伴以如此开阔的美好未来。在那个时代，可分心的事情真是没几件，很多还都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而好好学习本身，变具有将自己和绝大多数人群区分开来，而让自己感到生活的充实和意义的事情；努力学习或工作的回报，也相当唾手可及。而今天的年轻人，不得不说是生活在一个更正常的时代。我们要和各种各样或刺激或温和的让我们分心的事情共生，我们很难讲生活里哪些事情是干扰哪些事情是正途，我们要在太多的事情中做选项，而又有太多的这样那样的圈子容得下我们的存在，而导致社会认同的普遍迷茫。这些问题，解决起来没有那么需要流汗，却对人的心智成熟的考研和磨练，或许更苛刻。固然很多人会步入迷途，但是解决之道，绝不像那位陈律师和他的很多具有类似背景的同代人所看到的，仅仅是思苦、仅仅是不玩。这无非还是古代“头悬梁、锥刺股” 的那种机械思维的延续，而一个现代人，不应该把自己的欲望全部视为敌人一股脑排斥清除。我们最需要学习的，可能恰恰是尊重和善待自己的欲望，而在这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在长辈身上却不时见到一种精神分裂般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