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巴黎评论:作家访谈之若泽.萨拉马戈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之若泽.萨拉马戈
                                                           小说的艺术No.155
      1998年10月8号,在非官方的短名单上逗留了多年的若泽.萨拉马戈终于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第一个得此殊荣的葡萄牙作家。当被问及对得奖有何感想的时候,他说: “我并不会像那些选美冠军那样来承担诺奖得主的职责,被拉到四处去展示炫耀......我希望的不是这样一种王座,当然,我也不能如此。”
      若泽.萨拉马戈1922年出生在葡萄牙中里巴特茹地区一个中等收入的农民家庭之中。当他两岁的时候全家迁往了里斯本,他的父亲在那里当上了警察。在他十多岁的时候,经济困难迫使萨拉马戈不得不从一所普通高中转到技校去念书——他日后在成为一个全职作家之前也做了一大堆不同种类的工作,其中还包括了汽修工。
      在1947,也就是他24岁的那一年,萨拉马戈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罪恶之地》。最初的名字是“《寡妇》”,出版商把它改成了后来的名字,期望这个更新鲜的名字能使这小说卖得更好些。(萨拉马戈后来也评论到在那个时候他其实对于寡妇或是罪恶都一无所知。)之后的19年里他都没有再出版过一本书。1966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可能的诗篇》——问世了;并且在1977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绘画和书法指南》。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萨拉马戈甚至还活跃在新闻业界,当了一小段时间《每日新闻》的助理干事;而在经济特别拮据的时期,他靠翻译法语作品为生。在1969年他加入了葡萄牙共产党,直到现在他依旧是个忠实的成员——他的写作和社会评论以及政治通过比较杂的方式联系在了一起。
      随着1980年《于大地生长》的问世——它是在1974年的康乃馨革命之后写就的——萨拉马戈最终在小说家这个身份里建立起了自己的声音。这个描绘了葡萄牙阿连特茹地区一户农家三代的故事受到了广泛关注,同时也获得了里斯本城市奖。1982年出版的《修道院纪事》使得他的作家生涯有了一个国际性的飞跃——这本书在1987年成为了他在美国所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他的下一本书,《里卡多.雷耶斯的辞世之年》,获得了葡萄牙笔会奖以及让人梦寐以求的英国独立国外小说奖。他的成功在《石筏》中得到了延续,一个对欧洲为了维持其欧洲性所做的挣扎所进行的空想批判,在故事里伊比利亚半岛从欧洲脱裂了下来,一路航行到大西洋里去寻找它在拉美和非洲的根源。在1989年《里斯本围城史》面世了。萨拉马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承认那部小说的主角——雷蒙多.席尔瓦,一个中等年纪、被孤立的校对员,爱上了自己那个上司,一个把他从感情庸才的身份中救出来的有吸引力并比他年轻的编辑——身上有很多自己的影子。这部小说敬献给他的妻子(就像他以后所有的作品那样),西班牙记者毕拉尔.德尔.莉奥,他们在1988年成婚。
      1991年萨拉马戈出版了《致耶稣基督的福音》,借此获得了葡萄牙作家协会奖并得到了去竞争欧盟文学赛事阿里奥斯托的提名。然而,葡萄牙政府迫于它内部保守派的因素和来自天主教会的压力,禁止本书参加竞赛。“这根本就不正当,”萨拉马戈抱怨道, “这种性质的事情竟发生在已经完全民主化了的葡萄牙。有其他政府能够使这野蛮的行为正当化么?这对我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在这次争议过后不久,萨拉马戈和他的妻子离开了里斯本这个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搬到了位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兰萨罗特岛去,在那里他们仍旧和他们的三条狗——一只梗类犬和两只中等大小的贵宾犬,加莫斯,佩佩和格雷塔——生活在一栋建在他嫂嫂家旁边的房子里。搬到这里之后萨拉马戈又陆续出版了两本小说,《失明症漫记》,一个关于现代人的愚蠢以及如何伤害同类的冷峻寓言,还有《所有的名字》;除此之外还有5卷的《兰萨罗特日记》。
这次访谈于1997年3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他位于兰萨罗特的家里进行。(他正在逐渐变成这个岛的一个养子。)他的妻子领着我快速地参观了这房子一圈,其中也包括了他的书房:一个矩形的、有条理的摆满了书的房间,正中央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有台他称之为“完美的机器”的电脑。一个更大的办公室——一面开着窗户的墙提供着卡门港、附近的富埃特文图拉岛以及兰萨罗特的海滩以及金属蓝色天空的景色——正在二楼处于建造当中。时而被建筑所发出的声响或是狗叫声所打断——它们正用皮带子把毕拉尔拖得团团转——这次交流充满了萨拉马戈强烈的幽默感和他想让客人放松所做的努力——minha querida(我亲爱的),他经常在我们谈话时这样说来使我安心。
      巴黎评论:你怀念里斯本么?
      萨拉马戈:确切来说不是怀念或是不怀念里斯本的问题。如果怀念确实,如诗人所说,是一种感伤——一种源自脊椎的激灵——那说实话,我并没有这种源自脊椎的激灵。
      我确实在想着它。我们在那里有很多朋友,而且我们也偶尔一起回去那里,不过里斯本现在所留给我的感觉是我不再知道我要去哪里了——我不再知道我该如何呆在里斯本。当我在那里呆上一两天,或是一两周,我当然会回到我的老习惯里去。不过我总是在想着尽可能快地回到这里来。我喜欢这里和这里的人们。我在这里过得挺好。我不认为我会离开这里。嗯,我会,毕竟每个人都会有离开的一天,那时我只好违背我的意愿了。
      巴黎评论:当你搬到兰萨罗特来,离开了你生活和写作了多年的环境,你有没有很快地融入这个地方,或者说你有没有怀念过你先前的工作场所?
      萨拉马戈:我很轻易地就习惯了。我相信我自己是那种不会把自己生活复杂化的人。我总是生活在一种没有戏剧化事物的生活中,无论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事是好是坏。我只是活过了那些时刻而已。当然,如果说我(应该)感到悲伤,那我确实会如此觉得,但是我......让我用另一种方式来说吧,我并不想去找变得有趣的方式。
      我现在在写一本书。对我来说或许和你讲讲我所受的折磨,创造角色的艰难以及复杂叙事的微妙差别会更有趣些。我的意思是我尽可能自然地在做那些我必须去做的事。对我而言,写作是一种工作。我并不把工作和写作行为当成是两件毫不相关的事情分离开来。我把一个词语安排在另一个后面,或是把一个词语安排在另一个前面来讲述一个故事,来阐述一些我认为重要或是有用的东西,或者至少它们对我而言很重要或很有用。仅此而已。我认为这就是我的工作。
      巴黎评论:你是怎样工作的?你每天都写作吗?
      萨拉马戈:当我的生活被一份需要连续性的工作所占满的时候,比如说,一本小说,那我就每天都写。当然,工作有时候也会被家里的事情或是旅行所打断,但除此之外,我的工作还是很有规律的。我是个严于律己的人。我不强迫自己每天工作很多个小时,但我要求每天完成一定量的工作,通常是两页纸那么多。今天早上我写了我新的小说里的两页,而明天我将要再写两页。你或许会认为每天两页不是什么难事,但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必须处理——写些其他东西啦,回信啦;不过换句话来说,每天两页如果加起来的话一年也要有近八百页了吧。
      总的来说,我是个相当普通的人。我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习惯。我也不将我的生活戏剧化。毕竟,我也从不将我的写作行为浪漫化。我不谈论我在创作中所遭受的痛苦。我并不对空白的页面、写作障碍这些我们经常能够从作家那里听到的东西感到恐惧。我并没有碰到过这类问题,不过我确实会遇见问题,就像每个人在做自己的工作时会遇见问题那样。有些时候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发生,或者它们根本就没有发生。当它们并没有按照我所想的那样来临的时候,我只能使自己去接受它们现在的那个样子。
      巴黎评论:你直接用电脑创作吗?
      萨拉马戈:是的。我上一本用传统打字机写的小说还是《里斯本围城史》。事实是,我很轻易地就熟悉了键盘的操作。和通常所说的电脑会危害一个人的风格不同,我不认为它会危害任何东西,而像我这样把它当做一个打字机来用的话那它能危害的东西就更少了。我通过电脑所做的事情严格来说和我用打字机所做的事情完全一样,如果我还有一台打字机的话。唯一的差别就在于电脑更干净,更舒适,也更快。所有的一切都更好了。电脑对我的创作没有任何不好的影响。这就像是说一个人放弃了用笔写作而改用打字机写作会影响他的风格那样。我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一个人如果有属于他自己的风格,属于他自己的词汇,使用电脑写作能怎么样地改变这些属于他的东西呢?
      然而,在我和纸,和打印出来的书页之间——而这对我来说也应该是很自然的——有着一种强烈的连接。我总是把完成了的每一页给打印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打印出来的东西的话,我觉得......
      巴黎评论:你需要有形的证明。
      萨拉马戈:对,就是那个。
      巴黎评论:在你完成每天两页的写作之后,你会不会对自己的文字进行修改?
      萨拉马戈:每次当我接近完稿的时候,我都会重读整个文本。通常在这个时候都会有些改动——一些基于细节或是风格的小改动,或者是为了把整个文本表述得更确切而做的改动——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我作品里的百分之九十都保留着我初次写下它们时的样子。我不像某些作家那样——也就是说,写个二十多页的故事大纲,然后把它扩容到八十页,再然后把它扩容到二百五十页。我不这么做。我的书从书开始并从中生长。现在我的新小说已经完成了一百三十二页了,而我并不打算把它们扩容成一百八十页:它们就是它们所是的东西。或许在这些书页里会有某些改动,但不是那种会使我最初的草稿以另一种形式展现出来的必要的改动,长度和内容都不会改变。这些改动只是些文本的优化,仅此而已。
      巴黎评论:所以你是带着一个具体的主意来开始写作的。
      萨拉马戈:是的,我对我想去到哪里或是为了达到这个点我该去往哪些地方有着一个清晰的概念。但这从来不是一个死板的计划。说到底,我想说的就是那些我想说的东西,只不过在那个目标里有着相当程度的灵活性。我总是用这个类比来阐述我的观点:我知道我想从里斯本旅行去波尔图,但我不知道这旅途是否是一条直线。我甚至可以途径布朗库堡区,这看起来很荒谬因为布朗库堡区位于内陆深处——几乎就在西班牙的国境线上了——而里斯本和波尔图都位于沿大西洋的海岸线上。
      我想说的是我从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的旅途总是弯弯曲曲的,这是因为它必须契合叙事的发展——它总是要求先前没有出现的东西在这里或那里现身。叙事必须注意要满足一个特定时刻的某些要求,也就是说没什么是应该预先定好的。如果一个故事已经预先定好了——就算这是可能的,而它最后的一个细节是被写下来——那么这份作品只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作。这本书在它存在之前就已经被约束在存在里了。一本书出现并进入存在。如果我在一本书成型前就逼迫它存在,那我所做的只是在妨碍一个正在被讲述的故事的自然发展。
      巴黎评论:你总是用这种方式来写作么?
      萨拉马戈:一直都是这样。我没有其他写作的方式。我觉得这种写作方式允许我——我不确定其他人是否会这样子说——去创造那些结构坚固的作品。在我的书里每一个流逝的瞬间都重视着上一秒所发生的事情。就像某些人通过保持各种元素间的平衡来阻止整个建筑的倒塌那般,一本书也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寻找着它自身的逻辑,而不是预先为它定下结构。
      巴黎评论:那么你的角色呢?他们总是会给你带来惊喜吗?
      萨拉马戈：我并不相信那种每个角色都独立存在着而作家只是跟随着他们这样的观点。作家要特别小心不要让那些角色去做那些违背他们人物性格和逻辑的事情,那些角色没有自己的独立意识。角色被控制在作家的手里——我的手里——不过是以他不知道自己被控制了的方式被控制着。这些角色都被提在线上,只是这些线都很松;这些角色享受着自由和独立的幻象,但他们却无法前往那些我不希望他们去的地方。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作家必须拉紧线并告诉他们,我才是掌控着一切的人。
      一个故事和里面登场的角色是不可分割的。角色在那里是为作家所构建的结构而服务的。当我引入一个角色的时候,我知道我需要这个角色以及我从他那里想得到些什么;但这个角色并没有就此被创造出来,它正在被创造。我是创造出那个角色的人,不过从某种意味上来说这也是那个角色在我的陪伴下的自我塑造。这就是说,我不能违背角色自身来创造它。我必须尊敬这个角色不然它会开始去做一些无理的事情。举个例子,我不可能让一个角色去犯一个违背角色自身逻辑的罪——如果没有动机——对读者来说将这个行为本身正当化所必须的东西,那一切就都没有意义了。
      我再来举个例子。《修道院纪事》是个爱情故事。说实话,如果可以的话,这其实是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但是直到故事临近尾声了我才意识到我写了个没有“爱”这个词语的爱情故事。巴达萨和布莉穆妲对彼此都没有说过任何会使我们联想到爱情的词语。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是计划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是第一个对此感到惊讶的。我在想,这是怎么做到的?我写了个爱情故事,而这故事里没有一句对白充满着热情的词汇。
      现在让我们来幻想一下,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在一本再版中,我突发奇想更改了他们两个的对白,在这里或是那里插入几个词语——这会彻底扭曲掉那些角色的。我想我的读者,就算他们没有阅读过当前的这个版本,也会觉得这个故事有哪里不对。这些角色——他们从第一页开始就陪伴在对方身边了——怎么会在第二百五十页突然就说出“我爱你”这样的话呢?
      这就是我所说的要尊重角色自身的完整性的意思——别让他做那些超出了他自身的性格，他的内在心理的事情,而这些东西正是这个人的所在。因为一本小说里的角色并不只是一个个人——《战争与和平》里的娜塔莎就不只是一个个人,《罪与罚》里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就不只是一个个人,《红与黑》里的于连就不只是一个个人——文学扩大了世界的人口。我们并不认为这三个角色是不存在的人物,也不认为他们是在那些由薄薄的纸张所订成的被称作是书的小册子上卑微的文字建构。我们把他们当做是真实存在的人。这就是所有小说家,我认为,的梦想——有朝一日他们笔下的角色被认为是“某个人”。
      巴黎评论:你希望自己笔下的哪个角色被认为是“某个人”呢?
      萨拉马戈:或许我这么说是犯下了傲慢的大错,但说实话,我觉得我所有的角色——从《绘画和书法指南》中的画家H.到《所有的名字》里的何塞先生——他们都算是真正的“某个人”。我猜这是因为我的角色都不仅仅是每个实际个体的复制体——或是仿制品。每一个他或者是她都将自己加入了这个世界并“活”在了里面。他们是缺少了物理肉体的虚构存在。这就是我如何看待他们的,但我们都知道作家有偏爱的嫌疑......
      巴黎评论:对我而言,《失明症漫记》中医生的妻子就是个十分特别的角色。我对她的人物形象有着某个非常特定的印象,其他《失明症漫记》中的角色也一样,尽管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对他们的细化描写。
      萨拉马戈:我很高兴她能够给你留下一个确切的印象,而这当然并不是对她进行物理性描写的结果,因为这本小说里没有这类东西的存在。我不认为花费笔墨去描写一个角色的鼻子或是下巴的样子是值得的。我觉得读者会更倾向于去一点一点地构建他们自己的角色——而作者在委任他的读者去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必须表现得足够好。
      巴黎评论:你是如何想到要写《失明症漫记》这本书的?
      萨拉马戈:就像我所有小说里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失明症漫记》是一个突然闪入我脑海的想法。(我不确定这是否是一个最为严密的程式,不过我找不到更好的表述了。)我当时在一家餐馆里,等着我的午餐,突然的、没有任何预兆的,我想到,如果我们都是盲人的话那一切会变得怎么样呢?就像是在回答我自己的问题那样,我想到,但我们确确实实的是盲人。这就是这本小说的胚胎。之后,我所要做的就是构建这部小说的初始背景并允许它生出某些结果来。这些结果是可怕的,但它们符合一种钢铁般的逻辑。在《失明症漫记》里没有太多的想象力,只有因果关系的系统性运用而已。
      巴黎评论:我很喜欢《失明症漫记》这本书,但它不好读。它是本很难的书。但它翻译得很好。
      萨拉马戈:你知不知道乔瓦尼.彭铁罗,我长期的英译者,去世了?
      巴黎评论:什么时候?
      萨拉马戈:就在2月份。他死于艾滋。他当时在翻译《失明症漫记》,而当他的翻译结束时,他的生命也结束了。在最后那段时间里,他自己也因为医生给他进行的药物治疗而开始变盲。他必须在吃药——能让他活得更久些——和不吃药——有可能会产生其他风险——这两者间进行选择。他选择了,我们这么来说,保护他的视力,而他当时正在翻译一本关于失明的书。那是一种毁灭性的处境。
      巴黎评论:那《里斯本围城史》这个念头又是怎么来的呢?
      萨拉马戈:这是一个自1972年起就伴随着我的念头:一个包围的念头,围着一座城市,但谁被围在里面还不明晰。而之后它变成了真正的围城,我第一次想到了发生在1384年卡斯提尔人包围了里斯本的那段历史。我在这个想法里加入了另一个围城,一次发生在20世纪的围城。而最后,围城变成了由那两段历史所交织而形成的东西——我想象出了一次持续了很久的围城,有着被围者的时代也有着包围者的时代。一次荒诞的围城。这也就是说,城市被包围着,而人们围着它,但是这里面没有任何指向。
      到最后所有这一切都聚拢起来形成了一本书,一本——或者说我希望它是一本——思考关于历史真相这个概念的书。历史是真相吗?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有没有告诉我们关于它的一切?历史,说到底,是一种虚构——不是因为它是由人们所发明出来的事实所组建起来的,就算这些事实是真实的;而是因为在这些事实的组织里有着太多虚构的成分。历史是由那些因为给出了故事的协调性和脉络而被筛选出来的事实所组建起来的。为了划出这脉络,很多事物必须要被忽视。总有某些事实没有进入历史,如果它们进入了历史那一切都会变得不同。历史不能够表现为一种明确的教训。没有人可以说,因为我这么说了所以一切就是这样的。
      《里斯本围城史》并不是一个写作历史小说的小练习。它是关于历史是一个真相还是一个臆想——可能性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个谎言,尽管它常常欺骗——的思考。遭遇一种否定的官方历史是必要的,而这也往往迫使我们去寻找另一种肯定。我们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生命,用小说的生命,用意识形态的生命去做这些事。比如说,一场革命就是一种否定;而它将会转化成一种肯定,或迟或早;接下来它会以另一种否定被展现出来。我有时候觉得"不"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重要的词。即使"不"暗示着一种错误,它所带来的利也大于它所带来的弊。否定对于世界来说就像是今天一样重要,就是这样。
      而在这本书里,这野心就要小的多了——它是一个很小的否定,但它仍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通过在那句声明了十字军——在官方的历史说辞里——确实帮助了葡萄牙国王在1147年夺回了里斯本的句子里插进一个不是, 雷蒙多不仅被引向了去书写另一段历史,他也被引向了一条改变自己生活的道路。他对那句话的否定也正是他对自己所生活的人生的否定。那次否定将他的生活带到了另一个层次上;它将他从他的日常生活——他每天的灰暗生活和他的忧郁——中移了出来。他进入了另一种生活水平,也进入了和玛利亚.萨拉的关系之中。
      巴黎评论:纵观《里斯本围城史》,无论是雷蒙多还是玛利亚.萨拉都是以一种陌生人——在自己城市中的局外人——的形式被展现了出来。他们甚至称呼彼此为摩尔人。
      萨拉马戈:对,就是那样,就是那样。归根结底,我相信那就是我们所有人生活的样子。
      巴黎评论:你说的我们所有人指的是葡萄牙人吗?
      萨拉马戈:是的,不过也不仅仅局限于葡萄牙人。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生活在城市中——我说的城市指的是一种人们共同生活的形式——然而同时,我们应该是那个城市的局外人,摩尔人——摩尔人指的是他是城市物理组成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和这城市不相容的部分。那是因为他是个局外人,他能造成改变。摩尔人,其他人,异邦人,奇怪的人,我们应该这么说,那些即使身处城内但是是局外人的人,那些能够改变城市的人——我们希望那是从积极的一面来讲。
      巴黎评论:在最后那部分你说出了自己对于葡萄牙的担忧。你对葡萄牙的现状有什么看法?还有你怎样看待它试图加入欧盟的计划?
      萨拉马戈:让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在一次访谈中,若昂.德.迪尤斯.皮涅罗,一个葡萄牙驻欧盟的理事,被一个葡萄牙记者问到, “你不觉得葡萄牙现在正处在一个即将失去大部分国家主权的危险之中吗?”他的回答是, “你所说的国家主权指的是什么?在19世纪葡萄牙政府没有正式就任,因为驻扎在塔霍河上的英军舰队司令是不会承认它们的。”说到这里,他笑了起来。一个国家应不应该有一个认为这个历史事件是可笑的,进而觉得葡萄牙不应该纠结在主权问题里——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过主权——的驻欧盟理事呢?
      如果欧盟发展下去,我国的政治家们——当然也包括他国的政治家们——的责任将会变少。在那里他们会变成根本上他们已经是了的样子——纯粹的代理人,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谬误之一便是关于民主的言论。民主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发挥作用。现在在发挥着作用的是国际金融的力量。参与着这些活动的人们在控制着这个世界。政客们只是政治力量和金融力量——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形式的非法同居——的代理人,而它们否定着真正的民主。
      人们或许会问我, “你对此有何建议?”我无话可说。我只是一个小说家,我只写我所看到的世界。改变它不是我的工作。我不可能自己一个人来改变它,而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去改变它。我只让自己说我相信世界会变得怎样。
      现在,问题是如果我必须要提出些建议,我应该说些什么。我会提出一个我有时叫它往回发展的建议,这看起来是一个悖论,因为一样事物只可能往一个前进的方向发展。往回发展意味着,这非常简单,我们所达到的阶级——不是富人,只是中上游的人们——允许我们活得舒服些。往回发展也就是说, “让我们在这里停一停并转向那数十亿被落在后边的人们。”当然,这一切都是乌托邦式的。我住在兰萨罗特,一座有着5万居民的岛屿,那些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依旧发生在世界各地。我并不想成为一个世界的救世主,但我怀着一种非常简单的信仰,相信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而这其实也很简单。
      这个信仰让我说出我并不喜欢我现在所居住在的这个世界。我想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请让我重复一下我的乌托邦思想——将会是一种善行。如果我们中间的两个人醒来了,并说道“今天,我不会伤害任何人”,而第二天重复着这句话并确实地照此行事了,世界将会在短期内有一个改变。当然,这也只是胡言乱语而已——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这一切引着我去质问理性在这个世界里是如何被运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下了《失明症漫记》。它将我引向了一种将文学自身和这些问题联系在一切的文学形式。
      巴黎评论:你说过《失明症漫记》是你写过的最困难的一部小说。这是不是因为,尽管在白盲症的蔓延下人们对他的同类做了明显的残忍的举动,并让你对这些行为感到不安,但你本质上依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萨拉马戈:我是个悲观主义者,但还不至于让我一枪崩了自己的脑袋。你提到的残忍举动是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各处所发生着的残忍,并不仅仅是在小说里。而处在这个特殊时刻的我们却被卷入了一种史诗性的白盲症之中。《失明症》是一个关于人类理性的失明的隐喻。这种失明使得我们——没有任何心理矛盾地——将一艘太空船送到火星去让它勘测那个星球的土地形成而与此同时允许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在这个星球上挨饿。我们要不是盲了,那就是疯了。
      巴黎评论:《石筏》也探讨了社会问题。
      萨拉马戈:嗯,严格来说它们并不一样,只不过人们倾向于这样来看。人们倾向于把它看做是伊比利亚半岛从欧洲大陆上分离了开来。当然,这确实是故事的一部分,实际上那就是故事的开始:伊比利亚半岛从欧洲脱裂了下来,一路航行到了大西洋里。但我的着眼点并不是欧洲的分裂,因为那毫无意义。我想说的并且一直在说的就是我相信是事实的东西: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根源并不仅仅是欧洲的。我在对读者这么说, “听,我们一直是欧洲人,我们是欧洲人,而我们也将是欧洲人——没有其他的生存的方式。但我们有其他的义务,一个关于历史性的、文化性的和语言性的义务。因此,不要把我们从世界剩余的部分上分离出去,不要把自己从南美州上分离出去,不要把自己从非洲上分离出去。”这并不意味着某种新殖民主义欲望的反射,但伊比利亚半岛,就像在《石筏》中那样,漂到了南美洲和非洲之间,那恰恰给出了一个原因。那是因为我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谈论南方、南方、南方,南方一直是一个用于开发的场所,就算这南方坐落在北面。
      巴黎评论:在你的《兰萨罗特日记》里你写到了你上次去纽约的旅行并说道在那个城市里,南方位于北曼哈顿。
      萨拉马戈:对,那里的南方坐落在北方。
      巴黎评论:我不得不告诉你我非常喜欢你在《日记》里关于切尔西酒店的描写!
      萨拉马戈:哦,那太可怕了。我的出版商把我安排在那里,但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到底是谁的主意。他们觉得我说过我想住在那儿——但我从来没那么说过。我从外界听说了这家酒店,而我也觉得那十分有吸引力,但我从没说过, “请把我安排在切尔西酒店吧。”我猜他们把我安排在那里是因为那里历史悠久,不过如果能让我从一家不舒适的但历史悠久的酒店和另一家很舒适但历史不长的酒店中选一家的话......我一直在对自己说,但这是什么,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地方。
      巴黎评论:你在欧洲和拉美有着很广泛的读者群,但在美国你的观众还是很少。
      萨拉马戈:太严肃的东西并不真的和美国人的性格。这虽然很古怪,但我在美国收到的反响还不错。
      巴黎评论:批评家的意见对你来说重要吗?
      萨拉马戈: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好好地完成了我的工作,根据我的标准好工作是——这本书按照我所想的方式写了下来。当它离开我的手的时候,它就像是我生命里其他的一切东西那样了。一个母亲给予一个孩子生命并希望他能够得到最好的一切,但是这生命属于这个孩子,而不是这个母亲。这个孩子会有自己的人生,或有其他人会来帮它构建自己的人生,而母亲梦想里理所当然的一些东西甚至不会进入它的生活。我幻想我的书在我的读者那里得到如何宏伟的对待是毫无用处的,因为那些读者会按自己的方式来接受我的书。
      我不会说我的书值得很多人来读,因为这就相当于是说一本书的价值是由读它的人的数量来决定的。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对的。
      巴黎评论:在你的美国之旅中,你也到福尔河去过了,那里是马萨诸塞州的一块有很多葡萄牙人居住的地方。
      萨拉马戈:对,我和很多移民有过接触,他们因各种各样的理由而对我的作品很感兴趣。让人惊喜的是,我总是有一伙很好的读者,尽管近些日子我已经对谈论文学越来越不感兴趣了。我猜那将会变成一个矛盾,因为我写作;而作为一个写书的人我不谈论这些那我该谈论些什么呢?我确实写作,但我在作为一个作家之前是一个活人,我也有和其他任何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的担忧。
      最近在葡萄牙的巴拉加开了个关于我的文学研讨会,但我们也谈论了很多其他的东西——葡萄牙的现状以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告诉人们人类的历史看起来非常复杂,但它实际上非常简单。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暴力的世界上。暴力对我们这个物种的存活来说是必要的——我们要宰杀动物,或者需要其他人为我们宰杀,因为我们需要食用它们。我们摘水果;我们甚至采花来装饰我们的屋子。这些都是用来破坏其他活物的暴力行为。动物也用相同的方式行事:蜘蛛吃苍蝇,而苍蝇吃一切它能够吃到的东西。然而,这其中有着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动物并不残忍。当蜘蛛把苍蝇缠在网上的时候,它只是在把明天的午餐放在冰箱里。人类发明了残忍。动物之间不存在互相拷问,但我们之间存在。我们是这个星球上最残酷的生物。
      这些观察的结果将我引向了下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合理:如果我们是残忍的,那我们又怎么能继续说我们是理性的生物呢?因为我们说话?因为我们思考?因为我们能够创造?即使我们能够做上述所有的事情,但那也不足以使我们停下那些正在从事的消极和残忍的行为。这是个我觉得我们必须探讨的伦理学问题,而正因如此我才对谈论文学越来越不感兴趣。
      有时候我一个人在想,我希望我们永远不能离开这个星球,因为就算我们能够蔓延到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那时候我们的行为也不见得和现在会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占据整个宇宙——我并不觉得我们做得到——我们的陋习会使其感染的。我们是一种极其幸运的只在这个星球上聚集的病毒。我最近对这一切感到十分欣慰,因为我读到了一篇关于爆炸了的超新星的文章。爆炸发出的光芒在3、4年前抵达了这儿——而它花了16万6千年的时间来到地球。我想,这很好,没有危险了,毕竟我们永远到不了那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