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纪录片简单计划
当代纪录片及未来
摘录￥整理：品月
上世纪五〇年代，纪录片一直受技术条件的限制。那时的摄影机和录音设备都显得笨重，弗拉哈迪晚期的作品《路易斯安娜州的故事》就显出这一劣势。所以，很多作品有如詹宁斯的《战火已起》里出现了自觉的安排和拍摄。可是，技术很快得以更新，捕捉真实不再那么困难。首先是，磁式录音机的发明；再者是录音机和摄影机同步录音时接线的问题。（由罗伯特•祖鲁公司解决）。后来人不断的完善更新，1963年出现了无杂音摄影机，手持成为可能。
接踵而至的是“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它们都关注摄影机和被拍摄者的关系，前者强调：用观察的方法，不去打扰被拍摄者，把摄影机隐藏起来。后者强调：用参与的方法，积极地刺激被拍摄者，促进他们去思考。
上世纪六〇年代，纪录片开始由电影大屏幕走向电视小荧幕，这是时代所趋，另一方面电视网更加受控于商业、政治团体。
上世纪八〇年代以来，纪录片越来越显示出它完全可以是戏剧式的。纪录片所要传达的真实是无与伦比的，它能很好地表达民意。这并不意味着它有太多商业价值。大多数的纪录片电影人并不想从广告中牟利，他们必须找到明智的赞助者，又得使纪录片更具意义。所以，纪录片逐渐变得非常个人化，多了几分幽默感少了许多浮于表面的尊严和教条。久而久之，纪录片受到了更多的支持，也为大众喜闻乐见。
上世纪九〇年代，纪录片更是百花齐放。比如马克•吉切尔的作品《60年代的伯克》（1990），这是一种回忆精神。以及肯•伯恩斯伟大的《美国内战》（1991），这部作品是由当代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整编出来的。博奈贝克以编年的方式记录了克林顿当选总统的过程，这部作品叫《战争室》（1993）。结合当下，有人正在制作关于法国总统萨科齐当选总统的纪录片，这也是颇有讽刺意义的。
进入二十一世纪，有两部传记电影非常值得注目，它们采用了非传统极富想象力的手法，简而言之就是使已故去的东西重生。克里斯•杜拉彻的《乔治•奥威尔：画面中的人生》（2003）中没有奥威尔留下的动人音像，他大胆地启用演员克里斯•朗哈姆来扮演，他看上去像极了奥威尔本人。它非常接近奥威尔的想法和语言表达，甚至制造了假的家庭录像，这部影片从未被认为是假的，这是一种有想象力的真实。
马克•拉伯特的《吉恩的日记》比较有趣，可是并不算成功。马克同样地找演员来演，并且是在吉恩的村庄里找了一个非常像她的女孩。他想象吉恩没有自杀，并评论她所扮演过的所有角色。可是吉恩本人并没有很多文字、话语留下，于是马克捏造了她的日记。结果显而易见，对于一个娱乐明星的思考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影片基本上是马克的思路而不是吉恩本人的。
美国911事件，促使很多引人注目的纪录片诞生。CBS制作了《9/11》，片中有一些拙劣的评论和毫无必要的采访，可是仍有3900万慌乱的观众在收看。《世贸中心的前24个小时》播出了世贸中心受袭击的图像，是许多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小时内拍摄的，纪录片没有评论也没有说明。当然还有迈克尔•摩尔的《华氏911》，一部记录伊拉克战争前后美国形势的纪录片。它从某个侧面提供了一种解读方式，这是一种沉重的思考，对于恐怖主义、对于政府政策、对于战争的思考，一种讥讽。
另外有两部法国影片暂时不能被划入任何门类，带有很强烈的实验色彩。一部是克莱尔•西蒙的《娱乐》，一部观察式的摄影机对准操场，记录小孩看似在玩耍，实际上昭示了在他们同伴眼中对于生死的坚韧。这是一种梦魇式的监察，让你能瞬间回到童年那段恶劣的记忆中。另一部是文森特•迪鲁特的《黑暗的教训》（2000），影片运用了古典音乐和许多浮世绘画中的戏剧化细节，刻画了两段注定灰暗的爱情故事。它所要表达的是当失去爱情时，比死还冷酷的醒悟。这是一种混乱的美丽。
二十一世纪开始的前十年，一切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之中。有线电视、卫星电视、DVD、DV、电脑网络、真人秀这些新名词都对纪录片带来更多积极意义。我们可以通过更多的途径、媒介观看更多更丰富的影片，DVD、网络使得纪录片传播更加快捷便利。DV、非线性剪辑后期制作使得纪录片的制作成本大为减低，使普通大众都能参与到纪录片的拍摄中来，只要我们关注身边发生的人和事，把握时代的脉搏，就可以用摄影机记录下来，而且百分之百的没有谎言。
真人秀节目的意义在于使虚构手法和纪录片方法聚合为一点，在荧幕上呈现更多的自发性需求。数字化的复制品的最大优点在于，纪实片段能保存的更为长久。电脑网络，更是一个复合体，对于纪录片来说这里汇聚了记录文本、记录对象、记录者、评论者等，他们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和丰富，势必会催生出更多的积极因素。
对于纪录片的未来，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学参与、见证、评价、学习，面对着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课题；面对着日新月异的电影技术和电影语言，数字化、真实性是两个课题。什么是未来的电影？什么事未来的纪录片？笔者只想说四个字：无可估量。但是，用纪录片的方式理解时代是永恒不变的。
摘录￥整理：品月
上世纪五〇年代，纪录片一直受技术条件的限制。那时的摄影机和录音设备都显得笨重，弗拉哈迪晚期的作品《路易斯安娜州的故事》就显出这一劣势。所以，很多作品有如詹宁斯的《战火已起》里出现了自觉的安排和拍摄。可是，技术很快得以更新，捕捉真实不再那么困难。首先是，磁式录音机的发明；再者是录音机和摄影机同步录音时接线的问题。（由罗伯特•祖鲁公司解决）。后来人不断的完善更新，1963年出现了无杂音摄影机，手持成为可能。
接踵而至的是“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它们都关注摄影机和被拍摄者的关系，前者强调：用观察的方法，不去打扰被拍摄者，把摄影机隐藏起来。后者强调：用参与的方法，积极地刺激被拍摄者，促进他们去思考。
上世纪六〇年代，纪录片开始由电影大屏幕走向电视小荧幕，这是时代所趋，另一方面电视网更加受控于商业、政治团体。
上世纪八〇年代以来，纪录片越来越显示出它完全可以是戏剧式的。纪录片所要传达的真实是无与伦比的，它能很好地表达民意。这并不意味着它有太多商业价值。大多数的纪录片电影人并不想从广告中牟利，他们必须找到明智的赞助者，又得使纪录片更具意义。所以，纪录片逐渐变得非常个人化，多了几分幽默感少了许多浮于表面的尊严和教条。久而久之，纪录片受到了更多的支持，也为大众喜闻乐见。
上世纪九〇年代，纪录片更是百花齐放。比如马克•吉切尔的作品《60年代的伯克》（1990），这是一种回忆精神。以及肯•伯恩斯伟大的《美国内战》（1991），这部作品是由当代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整编出来的。博奈贝克以编年的方式记录了克林顿当选总统的过程，这部作品叫《战争室》（1993）。结合当下，有人正在制作关于法国总统萨科齐当选总统的纪录片，这也是颇有讽刺意义的。
进入二十一世纪，有两部传记电影非常值得注目，它们采用了非传统极富想象力的手法，简而言之就是使已故去的东西重生。克里斯•杜拉彻的《乔治•奥威尔：画面中的人生》（2003）中没有奥威尔留下的动人音像，他大胆地启用演员克里斯•朗哈姆来扮演，他看上去像极了奥威尔本人。它非常接近奥威尔的想法和语言表达，甚至制造了假的家庭录像，这部影片从未被认为是假的，这是一种有想象力的真实。
马克•拉伯特的《吉恩的日记》比较有趣，可是并不算成功。马克同样地找演员来演，并且是在吉恩的村庄里找了一个非常像她的女孩。他想象吉恩没有自杀，并评论她所扮演过的所有角色。可是吉恩本人并没有很多文字、话语留下，于是马克捏造了她的日记。结果显而易见，对于一个娱乐明星的思考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影片基本上是马克的思路而不是吉恩本人的。
美国911事件，促使很多引人注目的纪录片诞生。CBS制作了《9/11》，片中有一些拙劣的评论和毫无必要的采访，可是仍有3900万慌乱的观众在收看。《世贸中心的前24个小时》播出了世贸中心受袭击的图像，是许多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小时内拍摄的，纪录片没有评论也没有说明。当然还有迈克尔•摩尔的《华氏911》，一部记录伊拉克战争前后美国形势的纪录片。它从某个侧面提供了一种解读方式，这是一种沉重的思考，对于恐怖主义、对于政府政策、对于战争的思考，一种讥讽。
另外有两部法国影片暂时不能被划入任何门类，带有很强烈的实验色彩。一部是克莱尔•西蒙的《娱乐》，一部观察式的摄影机对准操场，记录小孩看似在玩耍，实际上昭示了在他们同伴眼中对于生死的坚韧。这是一种梦魇式的监察，让你能瞬间回到童年那段恶劣的记忆中。另一部是文森特•迪鲁特的《黑暗的教训》（2000），影片运用了古典音乐和许多浮世绘画中的戏剧化细节，刻画了两段注定灰暗的爱情故事。它所要表达的是当失去爱情时，比死还冷酷的醒悟。这是一种混乱的美丽。
二十一世纪开始的前十年，一切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之中。有线电视、卫星电视、DVD、DV、电脑网络、真人秀这些新名词都对纪录片带来更多积极意义。我们可以通过更多的途径、媒介观看更多更丰富的影片，DVD、网络使得纪录片传播更加快捷便利。DV、非线性剪辑后期制作使得纪录片的制作成本大为减低，使普通大众都能参与到纪录片的拍摄中来，只要我们关注身边发生的人和事，把握时代的脉搏，就可以用摄影机记录下来，而且百分之百的没有谎言。
真人秀节目的意义在于使虚构手法和纪录片方法聚合为一点，在荧幕上呈现更多的自发性需求。数字化的复制品的最大优点在于，纪实片段能保存的更为长久。电脑网络，更是一个复合体，对于纪录片来说这里汇聚了记录文本、记录对象、记录者、评论者等，他们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和丰富，势必会催生出更多的积极因素。
对于纪录片的未来，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学参与、见证、评价、学习，面对着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课题；面对着日新月异的电影技术和电影语言，数字化、真实性是两个课题。什么是未来的电影？什么事未来的纪录片？笔者只想说四个字：无可估量。但是，用纪录片的方式理解时代是永恒不变的。
还没人转发这篇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