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适的资料

1.《旧唐书》本传
　　高适者，渤海蓚人也。父从文，位终韶州长史。适少濩落，不事生业，家贫，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天宝中，海内事干进者注意文词。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诵。宋州刺史张九皋深奇之，荐举有道科。时右相李林甫擅权，薄于文雅，唯以举子待之。解褐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游河右。河西节度哥舒翰见而异之。表为左骁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从翰入朝，盛称之于上前。
　　禄山之乱，征翰讨贼，拜适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仍佐翰守潼关。及翰兵败，适自骆谷西驰，奔赴行在，及河池郡，谒见玄宗，因陈潼关败亡之势曰？"仆射哥舒翰忠义感激，臣颇知之，然疾病沉顿，智力将竭。监军李大宜与将士约为香火，使倡妇弹箜篌琵琶以相娱乐，樗蒱饮酒，不恤军务。蕃浑及秦、陇武士，盛夏五六月于赤日之中，食仓米饭且犹不足，欲其勇战，安可得乎？故有望敌散亡，临阵翻动，万全之地，一朝而失。南阳之军，鲁炅、何履光、赵国珍各皆持节，监军等数人更相用事，宁有是，战而能必胜哉？臣与杨国忠争，终不见纳。陛下因此履巴山、剑阁之险，西幸蜀中，避其虿毒，未足为耻也。"玄宗嘉之，寻迁侍御史。至成都，八月，制曰:"侍御史高适，立节贞峻，植躬高朗，感激怀经济之略，纷纶赡文雅之才。长策远图，可云大体；谠言义色，实谓忠臣。宜回纠逖之任，俾超讽谕之职，可谏议大夫，赐绯鱼袋。"适负气敢言，权幸惮之。
　　二年，永王璘起兵于江东，欲据扬州。初，上皇以诸王分镇，适切谏不可。及是永王叛，肃宗闻其论谏有素，召而谋之。适因陈江东利害，永王必败。上奇其对，以适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诏与江东节度来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乱，会于安州。师将渡而永王败，乃招季广琛于历阳。兵罢，李辅国恶适敢言，短于上前，乃左授太子少詹事。
　　未几，蜀中乱，出为蜀州刺史，迁彭州。剑南自玄宗还京后，于梓、益二州各置一节度，百姓劳敝，适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论之曰："剑南虽名东西两川，其实一道。自邛关、黎、雅，界于南蛮也；茂州而西，经羌中至平戎数城，界于吐蕃也。临边小郡，各举军戎，并取给于剑南。其运粮戍，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犹不举。今梓、遂、果、阆等八州分为东川节度，岁月之计，西川不可得而参也。而嘉、陵比为夷獠所陷，今虽小定，疮痍未平。又一年已来，耕织都废，而衣食之业，皆贸易于成都，则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今可税赋者，成都、彭、蜀、汉州。又以四州残敝，当他十州之重役，其于终久，不亦至艰？又言利者穿凿万端，皆取之百姓；应差科者，自朝至暮，案牍千重。官吏相承，惧于罪谴，或责之于邻保，或威之以杖罚。督促不已，逋逃益滋，欲无流亡，理不可得。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矣。且田士疆界，盖亦有涯；赋税差科，乃无涯矣。为蜀人之计，不亦难哉！
 
2.《新唐书》本传
　　高适，字达夫，沧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间，宋州刺史张九皋奇之，举有道科中第，调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为左骁卫兵曹参军，掌书记。
　　禄山乱，召翰讨贼，即拜适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佐翰守潼关。翰败，帝问群臣策安出，适请竭禁藏募死士抗贼，未为晚，不省。天子西幸，适走间道及帝于河池，因言："翰忠义有素，而病夺其明，乃至荒踣。监军诸将不恤军务，以倡优蒲簺相娱乐，浑、陇武士饭粝米日不厌，而责死战，其败固宜。又鲁炅、何履光、赵国珍屯南阳，而一二中人监军更用事，是能取胜哉？臣数为杨国忠言之，不肯听。故陛下有今日行，未足深耻。"帝颔之。
　　俄迁侍御史，擢谏议大夫，负气敢言，权近侧目。帝以诸王分镇，适盛言不可，俄而永王叛。肃宗雅闻之，召与计事，因判言王且败，不足忧。帝奇之，除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诏与江东韦陟、淮西来瑱率师会安陆，方济师而王败。李辅国恶其才，数短毁之，下除太子少詹事。
　　未几蜀乱，出为蜀、彭二州刺史。始，上皇东还，分剑南为两节度，百姓弊于调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适上疏曰："剑南虽名东、西川，其实一道。自邛关、黎、雅以抵南蛮；由茂而西，经羌中、平戎等城，界吐蕃。濒边诸城，皆仰给剑南。异时以全蜀之饶，而山南佐之，犹不能举，今裂梓、遂等八州专为一节度，岁月之计，西川不得参也。嘉、陵比困夷獠，日虽小定，而痍痏未平，耕纺亡业，衣食贸易皆资成都，是不可得役亦明矣。可税赋者，独成都、彭、蜀、汉四州而已，以四州耗残，当十州之役，其弊可见。而言利者，枘凿万端，穷朝抵夕，千案百牍，皆取之民，官吏惧谴，责及邻保，威以罚抶，而逋逃益滋。又关中比饥，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系，地入有讫，而科敛无涯，为蜀计者，不亦难哉！又平戎以西数城，皆穷山之颠，蹊隧险绝，运粮束马之路，坐甲无人之乡。为戎狄言，不足利戎狄；为国家言，不足广土宇。柰何以弹丸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哉？若谓已戍之城不可废，已屯之兵不可收，愿罢东川，以一剑南并力从事。不尔，非陛下洗荡关东清逆乱之意也。蜀人又扰，则贻朝廷忧。"帝不纳。
　　梓屯将段子璋反，适从崔光远讨斩之。而光远兵不戢，遂大略，天子怒，罢光远，以适代为西川节度使。广德元年，吐蕃取陇右，适率兵出南鄙，欲牵制其力，既无功，遂亡松、维二州及云山城。召还，为刑部侍郎、左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永泰元年卒，赠礼部尚书，谥曰忠。
　　适尚节义，语王霸衮衮不厌。遭时多难，以功名自许，而言浮其术，不为搢绅所推。然政宽简，所涖，人便之。年五十始为诗，即工，以气质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其诒书贺兰进明，使救梁、宋以亲诸军，与许叔冀书，令释憾；未度淮，移檄将校，绝永王，俾各自白，君子以为义而知变。
　　　　　　　　　　　　　　　　　　　　　　　 　（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
 
2.高适生平简谱
    主要年谱
　　彭兰《高适系年考证》（《文史》第三辑）
　　刘开扬《高适年谱》（《高适诗集编年笺注》附，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
　　王达津《诗人高适生平系诗》（《文学遗产增刊》第八辑，又收入王达津《唐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孙钦善《高适年谱》（《高适集校注》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周勋初《高适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高适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生平简谱（据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高适年谱》）
　　武则天长安四年（704）
　　高适生。字达夫，行三十五。是年李白四岁，王维四岁。
　　玄宗先天元年（712）
　　高适九岁。杜甫生。
　　玄宗开元十一年（723）
　　高适二十岁。于是年前后到长安，后客游梁宋，遂定居宋城（今河南商丘），躬耕取给。自此时起至开元十九年，一直居宋中。
　　开元十九年（731）
　　高适二十八岁。是年起至开元二十二年，北游燕赵，先后欲投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幕府。作有《信安王幕府》、《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别》、《真定即事奉赠韦使君二十八韵》、《赠别王十七管记》及《塞上》、《蓟门五首》等诗。
　　开元二十三年（735）
　　高适三十二岁。应徵赴长安，落第。
　
　　开元二十四年（736）
　　高适三十岁。营别业客居淇上。有《淇上别业》、《酬陆少府》、《自淇涉黄途中作》等诗。
　　开元二十六年（738）
　　高适三十五岁。返宋中。作《燕歌行》。
　　自此时至天宝七载（748），一直居于宋中。其间曾游魏郡、楚地等，又曾旅居东平等地。
　　天宝三载起，与李白、杜甫交游甚密
　　玄宗天宝八载（749）
　　高适四十六岁。为睢阳太守张九皋所荐举，应有道科，中第，授封丘尉。
　　天宝九载（750）
　　高适四十七岁。是年秋，北使青夷军（属范阳节度使）送兵。至下一年春事毕，南归。有《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送兵到蓟北》、《自蓟北归》等诗。
　　天宝十一载（752）
　　高适四十九岁。辞封丘尉，客游长安。秋冬之际，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任掌书记。
　　天宝十四载（755）
　　高适五十二岁。十二月，拜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关。
　　天宝十五载（756）
　　高适五十三岁。六月，安禄山叛军攻陷潼关。高适随玄宗至成都；八月，擢谏议大夫。十一月，永王璘谋反。十二月，以高适为淮南节度使，讨伐永王璘。
　　肃宗至德二载（757）
　　高适五十四岁。讨平永王后，又受命参与讨安史叛军，曾救睢阳之围。
　　至德三载（758）
　　高适五十五岁。因敢于直言，贬官太子詹事。
　　乾元二年（759）
　　高适五十六岁。五月，出任彭州刺史。
　　上元元年（760）
　　高适五十七岁。改任蜀州刺史，直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初。
　　代宗广德元年（763）
　　高适六十岁。二月，迁任剑南节度使。十二月，松、维、保三州等地为吐蕃所陷，高适不能救。
　　广德二年（764）
　　高适六十一岁。春，高适为严武所代，迁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进封渤海县侯。
　　永泰元年（765）
　　高适六十二岁。正月，高适卒。赠礼部尚书。
3.高适生平其他资料
元 辛文房《唐才子传·高适》
　　适，字达夫，一字仲武，沧州人。少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便远。后举有道，授封丘尉。未几，哥舒翰表掌书记。后擢谏议大夫。负气敢言，权近侧目。李辅国忌其才。蜀乱，出为蜀、彭二州刺史，迁西川节度使。还，为左散骑常侍。永泰初卒。适尚气节，语王霸，衮衮不厌。遭时多难，以功名自许。年五十，始学为诗，即工，以气质自高，多胸臆间语。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播吟玩。尝过汴州，与李白、杜甫会，酒酣登吹台，慷慨悲歌，临风怀古，人莫测也。中间唱和颇多。今有诗文等二十卷，及所选至德迄大历述作者二十六人诗，为《中兴间气集》二卷，并传。（按：此传中所言"一字仲武"及"为《中兴间气集》"，有误。编选《中兴间气集》的高仲武，另有其人。）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
　　字达夫，行三十五。史称其为渤海蓚（金河北景县）人，乃著郡望，其籍贯殊难断言。父崇文，韶州长史。适曾随父旅居岭南，后客居梁宋。"少濩落，不拘小节，……隐迹博徒，才名自远"（殷璠《河岳英灵集》），开元七年前后，西游长安，求仕无成，乃东归梁宋，北上蓟门，对东北边陲军情，颇多切身体会。开元二十年，信安王李褘总戎讨奚、契丹，适上诗于其幕下，求援引无结果。未几，南返宋州。二十三年，诣长安，应制科试，无成。与王之涣、王昌龄、张旭等游。开元末，有相州，居淇上。天宝三载，春，来往于睢阳、陈留之间；夏，与李白、杜甫会于梁宋，登琴台，怀古赋诗。兹后，至涟上、东平。六载春后，始归睢阳，生活颇窘迫。八载，睢阳太守张九皋荐举有道科，及第，授封丘县尉。十二载，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辟为左骁卫兵曹、掌书记。安史乱起，以监察御史佐守潼关。玄宗幸蜀，间道奔行在，以侍御史擢谏议大夫。至德元载十二月，拜淮南节度兼采访使，与来瑱、韦陟等协力平李璘之叛。李辅国恶其才，数毁之，乾元元年左除太子詹事，留司东都。二年，相州兵败，奔襄、邓。五月，拜彭州刺史。三年九月，转蜀州刺史。广德元年，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冬，攻吐蕃兵败，乃于次年奉召回京，任刑部侍郎，转左散骑常侍，世称高常侍。永泰元年正月卒，谥曰忠。高适为唐代边塞诗派代表作家，与岑参齐名，世称"高岑"。早年漫游燕赵，即有《塞上》、《塞下》、《蓟门五首》等作；作于开元二十六年之《燕歌行》最为脍炙人口。旧史谓其"五十始为诗"，殆非事实。高适诗反映生活面较宽，乐府、古风尤为擅长，颇为杜甫所推许。殷璠评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河岳英灵集》）。严羽名其诗"高达夫体"（《沧浪诗话》），说明其自有独特风格。《新唐书》本传谓其"以气质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所作诗当时就有入乐者。薛用弱《集异记》记与王之涣、王昌龄旗亭赌唱之事，虽未可尽信，然当时伶人已大唱其诗者，当非诳语。《旧唐书》本传、《新唐书·艺文志》载高诗适二0卷。《直斋书录题解》著录《高常侍集》为一0卷；《郡斋读书志》录其集一0卷外，复多《集外集》二卷、《别诗》一卷。现存《高常侍集》多为一0卷本。《全唐诗》卷二一一至二一四录高适诗，编为四卷。《全唐诗补编·补全唐诗》收录敦煌写本残卷中高诗佚诗七首又四句，《续补遗》补诗一首，《续拾》卷一0补其诗四首。今人刘开扬有《高诗适编年笺注》。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一一、《新唐书》卷一四三本传、《唐诗纪事》卷二三、《唐才子传校笺》卷二。近人有《高适年谱》多种，以周勋初所著最为通行。（吴企明）
 
4.高适生平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学界对高适生平的研究曾出现过两个高潮。一是六十年代初。1961年，王达津发表了《诗人高适生平系诗》，使高适生平研究有所深入。此后，又产生了两篇研究高适生平的专论，彭兰的《高适系年考证》和孙钦善的《高适年谱》，使得二十世纪高适生平研究出现了第一个高潮。二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1979年，周勋初发表了《高适生平若干问题的探讨──兼评文学研究所〈唐诗选〉》，陈铁民发表了《高适何时入河西幕》。
　　此后数年间，周勋初出版了《高适年谱》一书，徐无闻发表了《高适诗文系年稿》，谭优学出版了《唐诗人行年考·高适行年考》，彭兰发表了《关于高适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探讨》，佘正松发表了《辨高适自蓟北归宋中及再到蓟北的年代》等。这些成果使得高适生平研究出现了第二个高潮。此后，虽然也产生了左云霖著《高适传论》和佘正松著《高适研究》等专著，但左著于高适生平无有发明，多采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和周勋初《高适年谱》等已有之成果，佘著于高适生平亦无太大突破。故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高适生平研究又趋低落。
　　综合二十世纪产生的诸多有关高适生平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出，它们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讨论的：
　　高适藉里 诸家对高适渤海人的说法无甚分歧，但对其县属的看法，则大不一致：
　　1、彭兰《高适系年考证》认为，高适是唐德州蓨（今河北省景县）人。
　　2、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则认为，高适是沧州渤海（今河北省沧县）人。
　　3、孙钦善《高适年谱》认为旧题郡望，谓渤海蓨（今河北省景县南）人，里藉当为洛阳。傅璇琮《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认为此说是对的，并为之补充论证。
　　4、傅希克《高适藉里求是》则认为，高适藉里应是唐沧州饶安（今河北省盐山县夜珠高村人）。
　　高适生年 关于高适的生年，史无明文，历代研究者，亦未有定论。本世纪学界有十数种说法，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
　　1、"公元700年（武后久视元年）？"说。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和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主此说。证据不详。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和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均从之。
　　2、"公元702年（武后长安二年）"说。闻一多《唐诗大系》将高适生年定为约公元702年。囿于体例，未提出证据。高文《试论高适》认为高适生年不应早于公元702年，并谓生于公元702年是较为合乎事实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中国文学史》和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均从之。徐无闻《高适诗文系年稿》亦同意此说，并为之作了补证。
　　3、"公元696年（武后万岁通天元年）"说。王达津《诗人高适生平系诗》在否定公元700年、公元702年两说的基础上，持此说。
　　4、"公元706年（中宗神龙二年）"说。彭兰《高适系年考证》在明确反对公元700年、公元702年两说的基础上，论证此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辞海·文学分册》均从之。
　　5、"公元700年--公元702年之间"说。傅璇琮《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在对王达津《诗人高适生平系诗》、彭兰《高适系年考证》、孙钦善《高适年谱》以及刘开扬《试论高适的诗》等文关于高适生年说法一一考辨的基础上，认为高适的生年虽然不易确定，但比较起来，以生于公元700年--702年的可能性较大。
　　6、"公元704年（武后长安四年）"说。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卷首《高适年谱》在订正其旧说的同时，主此说。陈铁民在其与乔象钟共同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中，也推测高适当生于公元703年至704年之间。
　　7、"公元701年（武后长安元年）"说。孙钦善《高适年谱》主此说。
　　8、"公元700年（武后久视元年）"说。周勋初《高适年谱》主此说。佘正松《高适研究》在否定其他说法的前提下，为周说作了补证。
　　高适赴蓟北的时间 关于高适第一次赴东北边塞的最初时间，学界亦有异说：
　　1、彭兰《高适系年考证》认为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秋，北上蓟门；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卷首《高适年谱》、谭优学《高适行年考》均同意此说。
　　2、孙钦善《高适年谱》认为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高适三十二岁时，北游燕赵，至信安王幕府，欲入幕从戎，未遂愿。
　　高适 "自蓟北归"问题 高适于开元中曾北上蓟北，开始其第一次边塞生活，但是高适何年何月自蓟北南归呢？各家说法不一：
    1、彭兰《高适系年考证》定为开元二十年冬，然未加以论证；
    2、孙钦善《高适年谱》则认为高适开元二十一年、二年"仍滞留燕赵"间；
    3、周勋初《高适年谱》定为开元二十二年；
    4、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定高适"开元二十年冬自蓟北南还"；
    5、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高适行年考》定高适开元二十年秋南还；
　　6、佘正松《辨高适自蓟北归宋中及再到蓟北的年代》一文在对以上诸说进行辨正的基础上，通过对高适《自蓟北归》一诗纪事的重新考索，认为高适在开元二十一年冬"自蓟北归"，最晚在开元二十二年春即抵宋中。后来陈铁民与乔象钟共同主编《唐代文学史》上册叙高适生平时，即取佘正松此说。
　　高适客居淇上的时间 对高适客居淇上的具体时间，诸家的考证并不相同：
　　1、王达津《诗人高适年谱系诗》认为，高适在开元十三年后的数年间，曾北游燕赵及魏郡，家又曾住淇水之上。
　　2、彭兰《高适系年考证》谓高适于天宝五载夏秋之际离开汶阳去淇。天宝六载夏，离淇上。
　　3、周勋初《高适年谱》将高适客居淇上的时间定在开元二十五年。
　　4、孙钦善《高适年谱诸疑考辨》一文则认为，高适客居淇上离北游燕赵甚近，当紧接应征赴长安落第之后，具体说约在开元二十四年秋至二十五年秋。
　　5、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高适行年考》说，高适于开元二十或二十一年自蓟南还，曾小住淇上，究于何时，都有可能；又谓高适于天宝六载前后，亦曾留寓淇上。
　　高适举有道科及授封丘尉的时间 关于高适举有道科及被授封丘县尉的时间，学界亦有分歧：
　　1、王达津《诗人高适生平系诗》认为，高适于开元二十三年被征到长安，旋赴封丘尉任。
　　2、彭兰《高适系年考证》则将举有道科系于开元二十三年，与上引王说同。但认为此年高适落第，仍还宋州；说高适于天宝六载夏、秋之际，又被诏诣长安，旋解褐汴州封丘尉。
　　3、孙钦善《高适年谱》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高适于天宝八载举有道科登第，即授封丘尉。傅璇琮《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周勋初《高适生平若干问题的探讨》都认为此说较为稳妥，并为之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辨。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高适行年考》也认为定高适以天宝八载解褐为封丘尉"似无可移矣"。刘开扬《高适年谱》亦主此说。
　　高适送兵蓟北的时间 关于高适送兵到蓟北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辖区的青夷军的具体时间，学界也是众说纷纭：
　　1、王达津《诗人高适生平系诗》定于开元二十四年冬。
　　2、彭兰《高适系年考证》定为天宝七载冬。
　　3、孙钦善《高适年谱》、周勋初《高适年谱》、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高适年谱》均定为天宝九载冬。
　　4、徐无闻《高适诗文系年稿》认为高适于天宝八年冬，去青夷军送兵，但没有提出根据。
　　5、佘正松《辨高适自蓟北归宋中及再到蓟北的年代》在否定上述诸说的前提下，认为高适此次送兵再到蓟北，应确定在天宝十载冬由封丘县出发，十一载春由蓟北南返封丘，并详加论证。
　　高适入河西幕的时间 对于高适辞去封丘尉，赴西塞，入哥舒翰河西幕的时间，学界看法亦不一致：
    1、王达津《诗人高适生平系诗》认为，高适入河西幕在天宝十三载。
    2、彭兰《高适系年考证》谓，总览高适全集，考证前后行踪，辞封丘尉，客游河右，当在天宝九载。
    3、陈铁民《高适何时入河西幕》对上引两说及孙钦善《高适年谱》均予以辩驳，认为高适于天宝十二年入河西幕。
    4、徐无闻《高适诗文系年稿》认为高适在天宝九年辞封丘尉入河西幕。
    5、刘乾《就高适问题同徐无闻同志商榷》则对徐无闻说提出商榷，同意陈铁民说。
　　6、傅璇琮在其《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中根据现有材料认为，天宝十二年初夏，高适应哥舒翰之辟，为其幕中掌书记，随至河西，直至天宝十四载秋冬返朝，任左拾遗、监察御史，又佐哥舒翰守潼关，抵御安禄山军队。
　　7、孙钦善在其《高适年谱诸疑考辨》以及《高适集校注·高适年谱》中对其原《高适年谱》的旧说（认为高适天宝十载秋即已在哥舒翰幕）加以更正，谓高适赴西塞当在天宝十一年秋。
    另外，周勋初《高适年谱》和傅璇琮《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对高适父、祖相继作了较详细的考证；佘正松《高适研究》提出高适早年曾南游荆襄的问题，认为高适此次南游系与梁洽同行，时间在开元七年后，开元十八年前，即高适二十岁至三十岁之间这十年中。
  
1.高适作品著录情况
　　《新唐书·艺文志》：《高适集》二十卷。
　　《志斋书录题解》：《高常侍集》十卷。
　　《郡斋读书志》：《高适集》十卷,集外文一卷，别诗一卷。
　　《宋史·艺文志》：《高适诗集》十二卷。
　　《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明版集部》："《高常侍集》……书十卷，凡赋二首，诗二百四十六首，表九首，赞二首，记一首，序一首，祭文一首。卷数与《唐志》合，无序跋。"
2. 今存高适作品
　　诗见《全唐诗》卷二一一至二一四，以及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
　　文见《全唐文》卷三五七
　　今人刘开扬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
　　孙钦善有《高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3. 高适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
　　二十世纪高适作品的整理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八十年代初，相继出版了刘开扬的《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和孙钦善的《高适集校注》。其中刘著据明活字版排印，而以《唐诗选》残卷、《高适诗集》残卷、《文苑英华》、《全唐诗》尤其是以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及其《补全唐诗》等，补其逸佚，增其题注，校其误字，录其异文；且为集中可以编年者作了编年，诗文后有题解，附前人之重要诗文评论资料，书前有高适年谱，颇称资料完备，使用便当。孙著根据《高适诗集》版本源流系统及正误、完足诸情况，确定了校注的底本及具有代表性的校本，尤其用了敦煌写本残卷"伯"3862《高适诗集》、敦煌写本残卷"伯"2552《诗选》以及罗振玉辑印《鸣沙室佚书》敦煌写本残卷《诗选》（署为《唐人选唐诗》）等新出土材料进行校勘。书后还对高适诗赋作了较为细致、缜密的辨伪工作。另外编年、注释工作也颇见功力。
　　二十世纪专门研究《高适诗集》版本的成果则有赵万里的《高常侍诗唐写本》、万曼的《唐集叙录·高常侍集》、孙钦善的《〈高适集〉版本考》、孙钦善的《〈高适集〉校敦煌残卷记》、张锡厚的《敦煌本高适集研究》等。
　　　　 （摘自"国学网"《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4.历代评论
唐 殷璠《河岳英灵集》评语：
　　评事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然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至如《燕歌行》等篇，甚有奇句。且余所最深爱者："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唐人选唐诗》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版）
宋 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三：
　　适字达夫，沧州人，客梁宋间。举有道科，哥舒翰表为西河从事，佐翰守潼关。天子西幸，适间道及帝河池，迁侍御史。后代崔光远为西川节度使。广德中召还，为右散骑常侍。永泰初卒。适以功名自许，而浮言其术。年五十，始为诗，即工，以气质自高，每一篇出，好事者辄传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新版）
宋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
　　高岑之诗悲壮，读之诗人感慨。
　　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
明 陆时雍《诗镜总论》：
　　七言古，盛于开元以后，高适当属名手。调响气佚，颇得纵横，勾角廉折，立见涯涘。
　　高达夫调响而急。（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
明 胡应麟《诗藪》内编卷三：
　　建安以后，五言日盛。晋宋齐间，七言歌行寥寥无几。独《白纻歌》、《行路难》时见文士集中，皆短章也。梁人颇尚此体，《燕歌行》、《捣衣曲》诸作，实为初唐鼻祖。陈江总持、卢思道等，篇什浸盛，然音响时乖，节奏未协，正类当时五言律体。垂拱四子，一变而精华浏亮，抑扬起伏，悉协宫商，开合转换，咸中肯綮。七言长体，极于此矣。
　　《燕歌》初起魏文，实祖柏梁体；《白纻词》因之，皆平韵也。至梁元帝"燕赵佳人本自多，辽东少妇学春歌。黄龙戍北花如锦，玄菟城头月似蛾"，音调始协。萧子显、王子渊制作浸繁，但通章尚用平韵转声，七字成句，故读之犹未大畅。至王、杨诸子歌行，韵则平仄互换，句则三五错综，而又加以开合，传以神情，宏以风藻，七言之体，至是大备。要惟长篇钜什，叙述为宜，用之短歌，纡缓寡态。于是高、岑、王、李出，而格又一变矣。
　　齐梁陈隋五言古，唐律诗之未成者；七言古，唐歌行之未成者。王、卢出，而歌行咸中矩度矣；沈、宋出，而近体悉协宫商矣。至高、岑而后有气，王、孟而后有韵，李、杜而后入化。
　　盛唐高适之浑，岑参之丽，王维之雅，李颀之俊，皆铁中之铮铮者。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版）
清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五：
　　七言古中时带整句，局势方不散漫，若李、杜风雨分飞，鱼龙百变，又不可以一论。（中华书局1975年）
清 叶燮《原诗·外篇》
　　盛唐大家，称高、岑、王、孟。高、岑相似，而高为稍优；孟则大不如王矣。高七古为胜，时见沉雄，时见冲澹，不一色。其沉雄直不减杜甫；岑七古间有杰句，苦无全篇，且起结意调，往往相同，不见手笔。高、岑七律相似，遂为后人应酬活套作俑，如高七律一首中，叠用巫峡啼猿、衡阳归雁、青枫江、白帝城；岑一首中，叠用云随马、雨洗兵、花迎盖、柳拂旌，四语一意。高、岑五律如此尤多，后人行笈中，携《广舆记》一部，遂可吟咏遍九州，是高、岑启之也。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
　　王、李、高、岑别有天机，自成一家，如如来下又有文殊、普贤、维摩也。又如太史公外别有庄、屈、贾生、长卿也。
5.文学史论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
　　唐宋以来，高适和岑参是经常被人们并称的两位诗人。例如杜甫说："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严羽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沧浪诗话》）辛文房说："参……诗调尤高，……与高适风骨颇同，读之令人慷慨怀感。"（《唐才子传》）胡应麟说："高岑悲壮为宗，王孟闲淡自得。"（《诗薮》）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诗风相近，都以"风骨"著称，他们都曾厕身戎幕，擅长以古诗尤其是七古的形式来写边塞题材，而且诗中充溢着感激不平之气。不过，这两位诗人同中又有异，在诗坛上各自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高适（704-765）字达夫，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
　　高适一生的经历比较丰富。他早年生活困顿，二十岁时西游长安，开元十九至二十年间曾北上蓟门。以后约有十年滞留宋州，过了多年"混迹渔樵"的落拓浪游生活。四十六岁时应试举有道科中第，然仅得汴州封丘尉之职。三年后弃官，赴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充掌书记。安史之乱发生后，高适自骆谷西驰见玄宗，陈潼关败亡之势，又从玄宗至蜀郡，拜谏议大夫。至德元年（756），受肃宗命征讨永王璘，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此后数任地方大员。
　　代宗即位后，先后入朝为吏部侍郎、刑部侍郎，进封渤海县侯。《旧唐书》说他"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他最坎廪不遇的是在第一次出塞前后的时期，那时他漫游蓟北一带，想投笔从军，但未能如愿，不得不在梁宋一带栖游，但这却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高潮时期。晚年做了大官后，虽也间有佳作，较之以前却不免有所逊色了。有《高常侍集》。
　　高适的性格狂放不羁，年轻时结交游侠，过着"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别韦参军》）的放浪生活；浪游梁宋时，也是"酒肆或淹留，渔潭屡栖泊"（《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行止不定。杜甫称他"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殷璠称他"性拓落，不拘小节"（《河岳英灵集》）。他又是具有纵横壮志和实际政治才干的人物，生平第一次任官（封丘县尉）即因与宏阔志向不合弃印而去。安史乱中他主动诣阙献计，又先后得到玄宗和肃宗的赏识，受命于危难之际。可见他志大才雄，并非好作空言之辈。
　　诗人的性格和经历反映在创作上，使他的诗歌具有沉雄深厚的特色。他对自己的抱负和才具充满自信："公侯皆我辈，动用在谋略。圣心思贤才，朅来刈葵藿。"（《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对历史上的英雄勋绩也不胜向往;"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下曲》）因其如此，现实中的不遇使诗人格外愤激不平。在《效古赠崔二》诗中，他讥刺那些"邈然在云霄"的贵宦唯知游宴享乐，而有才之士只能沉沦草泽，揭示了布衣与权贵的对立。他渴望得到明主的见赏和重用，常借古代人事抒发自己的情怀。如《宋中十首》其一云：
　　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
　　诗中借西汉梁孝王延揽人才的史迹，寄托了知音难觅的悲哀，情调和陈子昂的《蓟丘怀古》诸作颇相仿佛。但是，坦荡不羁的性格使诗人即使在失意时也不失英雄气度，如《留别郑三韦九兼洛下诸公》：
　　蹇步蹉跎竟不成，年过四十尚躬耕。长歌达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后名。
　　诗人壮怀激烈的性格，正是形成他雄健诗风的重要因素。
　　高适抱负远大，以"谋略"自许，又长期沉沦于社会中下层，使得他热心关切许多现实问题，并表现在诗中。譬如，他笔下的农村，已不复是孟浩然、王维诗里充满牧歌情调的桃花源，而是负载着不幸和痛苦的世界。像《东平路中遇大水》，写出"虫蛇拥独树，麋鹿奔行舟。稼穑随波澜，西成不可求"的悲惨情状。诗人还进一步指出：人祸--尤其是沉重的赋税，更加深了民众的不幸："惆怅悯田农，徘徊伤里闾。曾是力井税，曷为无斗储？"（《苦雨寄房四昆季》）这种带有为民请命意味的诗篇，在同时代诗人中并不多见。在边塞诗中，高适也敏锐地提出不少问题和主张。如《塞上》指出："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反对应付一时的权宜之计，主张作好充分的准备从根本上解决边患问题；《蓟门五首》其五就戍卒待遇之低，对统治集团的寡恩提出了抗议。而《蓟中作》则从塞外部族降而复叛的现象，进而对边将只顾拥兵自重，无意安边的事实表示了深切的忧虑。这类诗有较多的议论，作为诗而言未必佳，但从中可以看到诗人的胸襟。
　　高适的诗以古体见长，尤以七古为胜。他的古诗显然受到张说的影响。如张说有五古《五君咏》吟咏当代功业人物，高适则有五古《三君咏》，两诗的形式和主旨完全相同。张说的《邺都引》是七古名篇，高适也以七古写了《古大梁行》，显系步武前者之作。但高适的七言歌行更具创造性，历来被认为是诗中典范，如胡应麟称为"音节鲜明，情致委折，浓纤修短，得衷合度"（《诗薮》），宋育仁誉为"七言不祧之祖"（《三唐诗品》）。他的七言歌行不仅上承四杰以来歌行的体制，而且还吸取了汉魏古诗简老遒壮的特色，气势浑雄而飞跃自如，在驰骋纵横中以"筋骨"取胜，例如《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风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这首诗突破了以前同题诗作铺陈、渲染征人思妇缠绵相思之情的格局，而大大开拓了歌辞的内容。举凡出征的军容、军情的紧急、塞漠的荒寒、战争的酷烈、军中的苦乐不均、战士的勇武、别离的悲怆、和平的祈愿等等，俱熔为一炉。诗中骈散相间的句式和平仄互换的用韵，以及援声律入古体的写法，和卢、骆以来的歌行并无二致，但局势的动荡排阖却非前人可比。诗人的笔触并不固定在某种单纯的情思上，而是在复杂的内心波澜间跌宕回旋，在激越的抒情中又不时变换着场景，形成规格整炼而又一气斡旋，淘洗藻饰而又意象鲜明的特色。又如《封丘县》：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悲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日迟回。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全诗直抒胸臆，滔滔说来，节奏鲜明而毫不局促。形式上四句一转韵，每节前两句散行，后两句以偶句出之，而对偶处总是最斩截最激昂的内心独白。尤其"拜迎"、"鞭挞"两句，既表现了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傲岸性格，也表现了他不忍诛求百姓的内心冲突，显得真切感人。歌行至此已成为一种淋漓酣畅，一泻千里的富有个性的抒情诗体了。
　　高适的诗歌善于取势，即使是一些寻常的题材，一经诗人处理也具有了饱满的张力，显得劲气逼人。如七律《九月九日酬颜少府》：
　　檐前白日应可惜，篱下黄花为谁有？行子迎霜未授衣，主人得钱始沽酒。苏秦憔悴人多厌，蔡泽栖迟世看丑。纵使登高只断肠，不如独坐空搔首。
　　诗发唱惊挺，出人意表。白日徒悬，菊花枉开，诗人用反挑的口吻先吐愤激不平之气以笼罩全篇，最后又用"纵使""不如"的顿挫笔法翻跌出世自弃我的牢骚。这种师心以运思，使气以遣词的艺术表现，使高适的诗尽扫啴缓，呈"气骨遒上"、"磊落奇俊"（《艺苑卮言》）的面目。
　　高适的一些绝句也写得境界阔大、风骨凛然。如《塞上听吹笛》："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把空廓苍茫的塞外雪夜化为无比绚丽的画面。《别董大二首》其二："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荒凉的塞漠正因有了英雄的襟怀才变得壮美动人。后两句比起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更具有一种豪杰气概。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以边塞为题材的诗在唐代极为流行，盛唐时蔚为壮观。作为盛唐边塞诗的杰出代表，高适的诗歌在反映现实的深度方面超过同时的许多诗人，应时而生的追求不朽功名的高昂意气，与冷峻直面现实的悲慨相结合，使他的诗有一种慷慨悲壮的美。
　　高适（700-765），字达夫，郡望渤海蓚（今河北景县），早年生活困顿，随父旅居岭南。开元中他曾入长安求仕，并于开元十八年（730）至开元二十一年（733）间，北上蓟门，漫游燕赵，希望能从军立功边塞，但却毫无结果。后寓居宋中近十年，贫困落拓。天宝八载（749），他因有人举荐，试举有道科中举，授封丘尉。三年后弃官入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掌书记。安史乱起后，他从玄宗至蜀，拜谏议大夫。自此官运亨通，做过淮南节度使和蜀、彭二州刺史。代宗即位后，他入朝为刑部侍郎、转左散骑常侍，进封渤海县侯。
　　在动辄自比王侯的盛唐诗人中，高适是唯一做到高官而封侯者。《旧唐书》本传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但他仕途畅达的最后十年作诗并不多，大部分作品是安史之乱以前写的。在高适早年的诗作里，颇多不遇的悲慨，其《宋中别周梁李三子》说："曾是不得意，适来兼别离。如何一尊酒，翻作满堂悲。"在《宋中十首》其一中，他对历史上梁孝王广揽人才之事的不再有感慨不已，吟唱道:"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高适诗中，颇多这种寓壮气于苍凉之中的慷慨悲歌，如《古大梁行》："暮天摇落伤怀抱，倚剑悲歌对秋草。"又《送蔡山人》： "斗酒相留醉复醒，悲歌数年泪如雨。"悲歌声里，跳动着一颗不甘寂寞、急于用世的雄心。
　　高适是个非常自负、功名心极强的诗人，性情狂放不羁，好交结游侠。想通过立功边塞而封侯的理想和热情，促使他不畏艰险，两次北上蓟门，所谓"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想像汉代大将卫青、霍去病那样在边塞立功封侯。尽管这种愿望当时落了空，但对边塞生活的实地体验和冷静观察，使他能在第一次北上归来后，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创作出了极负盛名的边塞诗力作《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这首诗表达的思想感情是极为复杂的，既有对男儿自当横行天下的英雄气概的表彰，也有对战争给征人家庭带来痛苦的深切同情；一方面是对战士浴血奋战而忘我的崇高精神的颂扬，另一方面则是对将领帐前歌舞作乐的不满。作者对当时边塞用兵而将非其人的情形是有看法的，亦不讳言征战的艰苦，但不失奋发激昂的高亢基调；苦难与崇高的对照，更增添了出塞征战的慷慨悲壮。故此诗虽多用偶对，却不以文采华丽见长，而是纵横顿宕，以沉雄质气和浑厚骨力取胜。
　　高适的边塞诗，多数写于蓟北之行和入河西幕府期间，是据诗人亲临边塞的实际生活体验写成的。除七言歌行外，在表现形式上多采用长篇吟怀式的五言古诗，将作者个人的边塞见闻、观察思考和功名志向揉为一体，苍凉悲慨中带有理智的冷静，但基调是慷慨昂扬的。特别是他被哥舒翰聘用，入河西幕府后，精神很振奋，其《送李侍御赴安西》诗云："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虏障燕支北，秦城太白东。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壮志满怀，雄心勃发，写得极粗犷豪放。在《塞下曲》中，他描绘了从戎征战时"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的壮观场面后，直言道：
　　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
　　这种热烈向往边功的慷慨豪情，往往使他的诗显得壮大雄浑、骨气端翔。不过，战争的艰苦往往超出想象，也是诗人能冷静感受到的，故慷慨激昂中亦时见悲凉，如《武威作二首》其一："匈奴终不灭，塞下徒草草。唯见鸿雁飞，令人伤怀抱！"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里称赞高适，说他"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高适作诗以质实的古体见长，律诗好的不多，但他写的一些与从军边塞相关的绝句，亦有气质沉雄、境界壮阔的特点。如《别董大》?quot;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再如《塞上听笛》："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这样的诗，若没有亲临边塞的生活体验，也是不容易写出来的。
 
6.高适创作研究综述
　　（一）高适的性格和思想研究
　　二十世纪上半叶人们对高适的政治思想及其诗歌中的思想内容很少研究，只有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对高适的性格大加赞赏："他虽没有王维、孟浩然的澹远，李白的清丽奔放，却自有一种壮激致密的风度，为王、孟他们所没有的."又云："他的诗也到处都显露出以功名自许的气概。他不谈苦空，不使酒骂座，不故为隐遁自放之言，不说什么上天下地，不落边际的话。他是一位'人世间'的诗人，……为的是一位慷慨自喜的人，又是一位屡次独当一方的大员，所以他的作风，于舒畅中又透着壮烈之致，于积极中更露着企勉之意。"
　　五十年代以后出现论文、文学史著作、唐诗研究之类的著作则较侧重于高适思想及其诗中所反映的思想内容：
　　刘开扬在其《论高适的诗》中首先称高适是"一个政治诗人和边塞诗人"，然后又从三个方面阐述了高适诗歌所反映的思想内容：第一，其在"浪游"时期所写的伤不遇诗，反映了盛唐时期人才仍是大批地得不到任用，特别是出身寒微的士人很难找到从政的出路，从而揭露了那些特权阶级的把持政柄，阻滞了当时社会和政治的发展。第二，也是他的诗的最可贵的方面，是他能注意到人民的疾苦，提出改善人民生活的主张，通过对良吏的称道，和对历史上的暴君贼臣的指责来表达他的关怀人民的思想。第三，他对于保卫边疆的战争，热烈地歌颂战功，但他对于战争给人民直接带来的痛苦也很早就心领神会，对战士寄寓了高度的同情；对于统治阶级的内战，是立于反对的立场的。
　　高文《试论高适》认为，高适慷慨有大志，尚节义，务功名，以王霸之略，经世之才自许，以社稷安危为己任。这是他的主要性格和基本思想。
　　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论及高适的思想和性格，他们认为，他不肯"拜迎长官"，不能忍受小官吏的那种羁束和卑辱的生活，是受了嵇康、陶潜的影响。不愿意"鞭挞黎庶"，不作统治阶级直接压迫剥削人民的爪牙，则是他从切身体验中产生的宝贵的思想。另外，他们也指出了高适豪侠浪漫的性格以及在诗歌中的表现。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高适思想性格和其诗中所反映的思想内容的认识又更加深刻了。如傅璇琮在其《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在肯定高适早期诗歌关心人民疾苦的同时，也指出，"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高适思想中是存在着矛盾的，在所谓追求功名、事业的努力中，有着强烈的挤入封建统治集团上层的欲望，……因此在天宝后期政治极其腐败的情况下，他可以向当时执政的官僚集团表示合作，并写了一些歌颂他们的诗篇。"相比较而言，前此的一些研究者，往往只注意他的《封丘县》诗中"鞭挞黎庶令人悲"的一方面，而忽视了高适对天宝后期重大政治事件的态度。
　　萧涤非、佘正松编著的《高适》中首先指出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其次肯定其"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心和同情"，最后和郑振铎一样，也强调他"对理想和抱负的不懈追求"，认为"他基本不受当时盛行的佛道思想的影响"，"失望、挫折、压抑、冷落，并没有动摇高适为时贤自己的主张和抱负而积极追求的决心"，"在他送别，同时也是自己真实感情抒发的许多作品中，都洋溢着一股雄健昂扬、热情奔放的乐观情绪。"
　　此外，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两本有关高适研究的专著，也对高适的思想作了较多的剖析。左云霖《高适传论》在论述了高适边塞诗的思想内容和其诗中的人民性之后，还花费较多笔墨，谈其入仕目的。他认为，"高适不但功名欲强烈，对富贵的向往也是强烈的。"取得富贵，是他除了实现政治理想和经世济民的愿望之外所谓另一目的。"由于长期困苦生活的折磨和世人鄙薄贫贱对他的刺激，使他对富贵向往由来已久。这种思想，固然是庸俗的，但又是难免的，既不足多非，也无须为之辩护。"而且，"正因为他汲汲于个人名利，所以他才不惜屈己干人，自堕名节。"同时，该书还突出了高适"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认为这"特别表现在谏阻玄宗以诸王分镇天下和断言李璘必败上"，而同时代的著名诗人李白、王维、杜甫"对政治形势的观察、剖析、应付的能力，与高适相比，却相差甚远，他们在安史之乱中的遭遇和经历就是明证。"当然，该书最后指出了高适思想中的一些弱点，如他对李唐与周围少数民族战争和他对劳动人民的态度上，以及他身上牢固的"王权思想"、"封建正统思想"等等。
　　佘正松的《高适研究》一书在涉及高适思想时侧重于对其政治思想的透视，该书认为，高适政治思想的核心或纲领，就是他作于开元年间的《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诗中明确宣布的："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即永远为拯救人民的苦难而尽力，就是因此得罪被处以煮烹的酷刑也在所不辞。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一系列纠正时弊的具体措施：第一，他反对过度的剥削，主张统治阶级对人民要进行"安抚"，及时解决他们的痛苦；第二，要求整顿吏治，选贤任能，打击豪强权贵；第三，要求"将军"对广大士卒要体贴爱护；第四，反对侵略别人，但主张抵御外来的侵略，使人民过上和平生活。它既说明高适为挽救时弊而提出的政治措施不是大而无当的泛泛之论，同时，也集中表现了高适"政治家"的气质和他爱国忧民的"王霸大略"。
　　（二）高适诗歌研究
　　二十世纪上半叶，虽然没有专文论述高适诗歌的艺术成就，但是一些文学史、诗歌史以及唐诗研究著作中也有所涉及。
　　如胡适《白话文学史》比较注重其在乐府诗方面的成就，他说，"高适的诗似最得力于鲍照"，"高适是个有经验，有魄力的诗人，故能运用这种解放的诗体来抬高当日的乐府歌词"。他认为高适的乐府诗是"从乐府出来的新体诗：五言也可，七言也可，五七杂言也可，大体都是朝着解放自由的路上走，而文字近于白话或竟全用白话。"并对时人称之为"古诗"、"五古"、"七古"大为不满。
　　再如，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第二册）认为高适的诗风是岑参的一派，而且高适"体气狭小"，"终于不及岑参的高歌激昂"。在分析高适的诗作时，他又认为，"高适的长篇很少警惕，往往不如其绝句的浑厚可爱"，并谓"这是他与岑参不同的地方"。
　　和郑宾于一样，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也认为高适是属于岑参一派的，而且其诗歌成就明显不及岑参，谓"他一切都迫近岑参"，"他们都不以五言诗和律诗见长，高适在这一方面的确是不高明，但是岑参在这方面却还有相当的成就"，并通过将高、岑的律诗进行对比，得出结论："岑的方面较高多，才气也较高大。"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更是认为："岑胜高远甚。"
　　五十年代以后，学术界对高适诗歌艺术成就的评价明显比三四十年代要高得多，而这又和高适诗歌中多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符合当时文艺界所提倡的现实主义精神有关。
　　如刘开扬在其《试论高适的诗》一文开头就明确指出："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作为一个政治诗人和边塞诗人，高适无疑是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影响的。"在论及其诗歌艺术时，也强调高适的诗歌有气骨，而这"却不是岑参的诗所能赶过的"，并对钟惺、胡应麟等抑高扬岑的观点表示异议。
　　高文在其《试论高适》一文中也认为，"由于高适的长期潦倒失意，受过贫困的折磨，又参加过劳动，这就使他在思想感情上能够接近人民，看到人民的疾苦，写了许多反映人民疾苦的诗歌，标志着我国诗歌发展的新方向，这是高适的重要贡献。"又说，"他的诗歌形式是多样化，艺术特色是魄力雄毅，气骨琅然，直抒胸臆，多慷慨悲壮之音。在创作方法上基本上是现实主义。"
　　当时出版的文学史，更是对高适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予以肯定。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总的来说，他的诗歌是现实主义多于浪漫主义。风格雄厚浑朴，笔势豪健。"并引殷璠、杜甫等人赞语，说明高适诗歌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虽然将高适归入"岑高诗派"，认为高适诗歌的"气象比不上岑参的奔放，然格调高远，富于苍凉的情韵" ，肯定了高适"在描写边塞的风光、战争的场面下，同时又表露出征夫的疾苦，少妇的情怀，故能于高壮的诗风里，呈现出慷慨之音"。
　　八十年代以后，学术界多就高适诗歌本身进行艺术分析和评价，即使将高适与岑参进行比较，也很少区分高低、进行轩轾了。
　　如萧涤非、佘正松《高适》在阐述高适诗歌的艺术特色时，就抓住高适诗歌慷慨激昂、豪放悲壮的风格特点，分析其表现手法，认为高适最突出的特点是"直抒胸臆"；其次在写景或刻划人物形象时，常常从大处落笔，以浓墨重彩式的粗犷笔调，概括而洗炼地勾画出广阔雄浑的景物或形象，给人以一种气魄宏大、胸襟宽广的不平凡感受；最善于运用对比的艺术手法，来表现和深化作品的主题思想；很注重诗歌的思想内容和篇章结构的完整，不大追求奇字奇句，语言显得质朴。
　　孙钦善《高适集校注·前言》认为，高适以写抒情诗为主，他的抒情诗艺术特色鲜明，成就较高，并认为"直抒胸臆"和"夹叙夹议而又包含着强烈的感情" 是高适诗的两个特点。在分析其写景之作时，也认为高适写景诗也独具特色，"即善于在具体描绘中表现主观感受，多有我之境、写意之画。"文章最后还指出了高诗的不足之处："就是有时为了应酬，敷衍成篇，堆砌典故，食古不化，有些篇章读来颇感滞碍。"
　　左云霖的《高适传论》在肯定高适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所具有的艺术特点之后，认为前人所说的"悲壮"不足以概括高适诗的全貌，他以为，把高适诗风概括为"沉实雄健"更确些："总的说来，高适的诗歌，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如实地反映生活，深刻地揭示生活，用平淡而生动的语言，直书所见所闻所感。从而使他的诗显得内容充实、思想深刻、语言浑朴、气势充沛、感情真率、流利畅达，给人以粗犷厚重而又酣畅遒劲之感。"
　　佘正松的《高适研究》先是用三章的篇幅对高适各个时期的诗歌进行艺术分析和评价，接着又列三章分别论析高适诗歌雄放风格、概观高适诗歌雄放风格的异变、分析高适诗歌的语言特色，然后又各以专章探讨高适与岑参诗风之异同、高适诗歌的渊源、高适的地位和影响。该书对高适诗歌的研究研究不但较为全面、细致，而且不乏新见。如他用"雄壮豪放"来概括高适诗歌的艺术风格，认为，"读高适的诗，那如骏马注坡，鹰击长空的雄放之气，无不动人心魄。这些诗，不但展示出蓬勃向上、璀璨壮美的'盛唐气象'，同时也凸现出诗人性格豪爽、抱负远大和刚毅勇敢的精神面貌。"又如，他能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高适前后不同时期、表现不同题材时的风格"异变"，并分析了产生这些异变的原因。再如，他认为，高适诗歌"刚健凝练" 的语言特点，有三种表现：第一，善于以刚健有力的语言，在诗歌一开始就造成一种雄浑壮阔的气势，给读者一种"声情高壮"的强烈感受。第二，善于运用一些响亮警拔的词语，在诗句中组成一个或几个响亮的音节，形成高亢有力的节奏，从而增强了诗歌的力度和气势。第三，善于以精炼凝重的语言，在结尾处"宕出远神"，使诗歌显得余味无穷，具有"篇终结混茫"的浑厚气势。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该书设专章对高适的文赋创作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这是前人很少注意的。
　　八十年代以后，除了有人继续撰专文探讨高适的边塞诗（多无新意），也出现了一些另辟蹊径、视角新颖之作。如胡建平《论高适的山水田园诗》、陶文鹏《高适诗论述评》、高海夫《高适的审美情趣》等。其中陶文把分散在高适诗文中间谈诗的言论整理、归纳出一个比较系统的诗歌理论，如高适认为应该以"虚静"的心态来观物，论述了感悟发兴、"兴"与"悟"、"意"、"言"、"才"的关系，强调以性灵陶冶万象，创造出具有清新自然、飞动美的艺术形象，又强调要发扬"风骚"与"建安"的诗歌精神，使诗歌具有"风骨"。总之，他的诗论继承和发扬了陈子昂的诗论，对盛唐诗歌美学建设和盛唐时代审美理想的形成做出了贡献。高文则认为，在社会美和自然美之间，高适更喜爱、习惯于把前者作为自己的反映对象，他的诗作大都是直接以社会生活为描写对象，以表达其审美体验和评价的。在美的不同形态特征中，高适的趣味偏于壮美，是一种带有激越雄劲色彩的壮美。高适对语言美的追求，页显示了他特有的情趣，那就是朴实畅朗、劲健雄毅与对称整炼的结合。
　　另外，葛晓音在其《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中对高适的山水田园诗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作者认为，高适山水诗仅见少量酬唱之作，体势与其边塞诗相似，均以感怀为主，间或穿插山水描写的片断。高适这类诗铺叙虽然繁密，但善于从虚处烘托，意象较为空灵，能脱出初唐古体诗刻画体物板实堆垛的窠臼，加上气韵沉雄，境界壮阔，仍有自己的价值。与山水诗相比，高适的田园诗更多，也更有特色。这些诗大多作于他隐居淇上、宋中时期。困顿失意、浪迹渔樵的生活使他的心头笼罩着一层难以驱散的阴霾，因此他笔下的田园，总是一片阴云密布、萧瑟苍茫的景象，与王孟诗派笔下清朗闲静的田园风光，形成鲜明的对照。高适的田园诗与王孟诗派还有一个显著的差别，这就是他注意到了田家生活和表象下所深藏的寒馁、辛劳，以及遭受租税剥削的痛苦。这类田园诗已脱离了陶王诗派重在回归自然的基本旨趣，为中唐以后流行起来的反映田家苦的诗歌开了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