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堂讲了50年的经济学普及课，你绝对不能错过！
我的上一篇连载贴：我的“经济学笔记”（想恶补经济常识的人进来）很受社区网友欢迎，但如果你只想看一篇帖子，就了解经济学所有基本常识，那么你来对地方了！就是这一篇～ 破橱窗 让我们效仿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从一面被砸破的橱窗的简单例子说起。 话说一个顽童抡起砖头，砸破了面包店的橱窗。当店主怒气冲冲追出来时，小捣蛋早已逃之夭夭，只剩下一群看闹热的围观者。大家盯着橱窗的破洞以及四下散落的玻璃碎片，若有所思。不一会儿，跟通常的情形一样，有些人开始互相议论，宽慰店主和众人的心：玻璃破了很是可惜，可是这也有好的一面。这不，对面的玻璃店又有生意了。他们越琢磨越来劲：一面新的橱窗需要多少钱？要250美元。这笔钱可不算少。不过，这没什么好埋怨的，事情本来就这样，要是玻璃永远都不破，那装玻璃的人吃啥。玻璃店多了250美元，会去别的商家那里消费，那些个商家的口袋里多了几个钱，又会向更多的商家买东西。经这么一说，小小一片破橱窗，竟能够连环不断提供资金给很多商家，使很多人获得就业机会。要是照这个逻辑推下去，结论便是：扔砖头的那个小捣蛋，不但不是社区的祸害，反而是造福社区的善人。 且慢！让我们来分析其中的谬误。至少围观者所作的第一个结论没错，这件小小的破坏行为，的确会给某家玻璃店带来生意。玻璃店主对这起捣蛋事件除了略表同情之外，更多的应该是高兴。但是，面包店主损失掉的250美元，原本是打算拿去做一套西装的。如今，这钱被迫挪去补破窗，出门就穿不成新西装（或者少了同等价钱的其他日用品或奢侈品）。他原来有一面橱窗再加250美元，现在只剩下一面橱窗。或者说，在准备去做西装的那个下午，他本来可以心满意足同时拥有橱窗和西装，结果却只能面对有了橱窗就没了西装的糟糕现实。如果我们把他当作社区的一员，那么这个社区就损失了一套原本会有的新西装，于是变得比以前更穷了。 简单来说，玻璃店主的这桩生意，不过是从做西装的缝纫店主那里转移来的。整个过程并没有新增“就业机会”。那些围观的人只想到了交易双方——面包店主和玻璃店主——的情况，却忘掉了可能涉及的第三方——缝纫店主——的窘迫。围观者完全忘了他，恰恰是因为现在玻璃碎了，他也就失掉了亮相的机会。人们过两天就会看到崭新的橱窗，但绝不会看到多出那套被牺牲掉的西装。人们总是只看到眼前所见的东西。
讲完粗浅的“破窗谬论”，有人会说，任何人只要动脑筋想一想，一定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事实上，穿着各种伪装的破窗谬论，在经济学历史上却最为顽固不化，而且此种谬论在过去任何时候都没有现在这么盛行。如今，每天都有许多人在一本正经地重复着同样的错误。这些人包括工业巨头、商会和工会领袖、社论主笔、报纸专栏作家、电台与电视台的评论员、技巧高深的统计专家、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们正在用各自的方式宣扬破坏行为所带来的好处。
有些人不屑于谈小小的破坏行为带来的蝇头小利，却醉心于巨大的破坏行为能让人们受益无穷。他们吹嘘战争对经济是如何如何的有利，非和平时期能比，并向我们展示通过战争才能实现的“生产奇迹”。他们认为，战争时期庞大的需求“累积”或“堵塞”，会给战后的世界带来繁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兴致勃勃地清点那些在欧洲被战火夷为平地、必须重建的房子和城市。在美国，他们清点出战争期间无力兴建的房子、短缺的尼龙袜、破旧的汽车和轮胎、过时的收音机和电冰箱。这些人汇总出来的数额之大，令人震惊。
这种“需求堵塞”谬论只不过是我们所熟悉的老朋友——破窗谬论——换上一件臃肿的马甲之后的形象而已。不过这一次，有更多相关的谬误绞缠在一起，需要我们逐一驳斥。首先，它把需要(need)和需求(demand)混为一谈。战火摧毁的东西越多，人民生活越贫困，战后需要的东西也就越多，这点毋庸置疑。但是，需要并不等于需求。有效的经济需求，光有需要还不算，还必须要有相当的购买力才行。当今印度对产品的实际需要远高于美国，但是它的购买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创造商机的能力却远低于美国。
不过，就算绕过了上一个谬误，接下来还有可能陷入另一种谬误。发表破窗谬论的人通常只从金钱的角度去思考“购买力”。其实，只要让印钞机开足马力，不愁没有钞票。要是以金钱来衡量“产品”价值的话，那么以钞票为产品的印钞业，无疑是当今世上规模最大的产业。但是用这种方式去解决购买力问题，所印制的钞票数量越多，单位货币的价值就越贬值，货币贬值的程度可以用物价上涨的幅度来衡量。可是，人们只习惯于用金钱来衡量自己的财富和收入，所以只要手头多了几张钞票，便以为自己过得更好，尽管拿这些钱能买到的东西比从前少，自己实际拥有的东西可能不如从前。人们所认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经济“收益”，其实大多是战时通货膨胀造成的幻象。哪怕在和平年代，同等规模的通货膨胀也能带来这样的结果，并且的确产生过这些结果。后面我们还会回过头来谈这种货币幻觉。
“需求堵塞”谬论只讲出了一半的真相，这点跟破窗谬论一样。被砸破的橱窗的确会给玻璃店带来生意，战争造成的破坏也的确给某些产品的制造商带来了大量的商机。房子和城市的毁于战火，为建筑业赢得了更多业务，而战争期间没办法生产的汽车、收音机和电冰箱，确实为那些特定的产品带来累积性的战后需求。
这一半的真相在大部分人看来，就像是总需求增加了。部分原因是由于单位货币的购买力降低，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需求从其他地方转向了这些特定的产品。欧洲人盖出了空前数量的新房子，因为他们必须先解决安居问题。可是，在他们大兴土木的同时，可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人力和生产能力就会随之减少。人们买了房子之后，可用于购买其他产品的支付能力也会随之缩水。人总是顾得了一头，就顾不了另一头(当然，饥寒交迫的紧张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人们更多的生产活力)。
这一得一失当然要拜战争所赐。战争改变了人们在战后的努力方向;战争打破了各行各业原有的平衡;战争重塑了工业的结构。
二战后的欧洲各国都出现了高速甚至奇迹般的“经济增长”，那些惨遭战火蹂躏的国家是如此，那些未受劫掠的国家也是如此。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的德国等国，其经济增长速度比破坏不那么严重的法国等国要快。部分原因是因为西德实行了较为稳健的经济政策，部分原因是想尽快过上正常生活的念头使人们工作更加努力。但它并不表示财物毁损对失去财物的人有利。没有人会因为需要激发出斗志而刻意烧毁自家的房屋。
战争结束后，迎来和平的人们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内激发出旺盛的精力。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在《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的第三章开门见山这么写道：
不幸的事件、政府的失误，可能将一个国家置于悲惨的境地，但与之相比，科技的持续进步、人们改善自身生活的恒久努力，却能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国家的繁荣。我们经常发现，肆意挥霍、苛捐杂税、荒谬的商业管制、贪渎腐化的司法体系、伤亡惨重的战争、叛乱、迫害、烈火、洪水，它们都在摧毁财富，但人民通过努力创造财富的速度却更快。
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财物毁于战争或和平年代。对个人来说是伤害、是灾难的东西，对由个人组成的国家来说也一定是伤害和灾难。
经济推理中最常见的许多谬论，源于人们倾向于将“国家”当成抽象的集合名词去思考，而忘记或忽视了组成它、并赋予它意义的个人。这种倾向在今天尤为明显。如果一开始就从惨遭横祸的个人角度去思考，那就不会有人认为战争造成的破坏对经济有利。
那些认为战争造成的破坏能增加总体“需求”的人，还遗漏了一个基本事实：需求和供给就像硬币的两面，其实是从不同角度观察到的同一样东西。供给会创造需求，因为归根结底供给就是需求。人们把自己生产的东西供应给他人，其实是为了换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农民为城市供应小麦，是因为他们需要汽车或其他产品。所有这些，是现代分工和交换经济的本质。
这个基本事实对于大部分人(包括一些被誉为杰出的经济学家的人)来说是不清楚的。他们被工资支付等复杂的机制，以及几乎所有的现代交易都以金钱为媒介间接进行的形式所蒙蔽。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一批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未能详尽阐明货币造成的复杂后果，至少透过“金钱的面纱”看到了现实的根本。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比当今那些批评他们的人更胜一筹。那些批评者非但没能从中得到启示，反而被金钱的表象搞糊涂了。单纯的通货膨胀——也就是发行更多的货币，造成工资和物价上扬——看起来也许像创造了更多的需求。但从实际物品的产量和交易量来看，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显然，生产力被摧毁多少，实际购买力就会被摧毁多少。尽管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以金钱表示的产品价格或“国民收入”会上升，我们却不应该被此表象迷惑，甚至自欺欺人。
有人争辩说，德国人和日本人比美国人拥有“战后优势”，因为他们的老旧工厂在战时被完全摧毁，得以更换最现代化的厂房和设备，生产效率得以提高，成本得以降低，非美国那些老旧、过时的厂房与设备可比。如果真是这样，那美国人完全可以立即拆除老旧设施，从而一举消除日本和德国的领先优势。实际上，只要能满足利润最大化，所有国家的所有制造商，都可以每年弃旧换新。
道理很简单，厂房、设备都有最适当的折旧率，也就是最佳的更新年限。只有在制造商的厂房、设备因为老化过时，净值接近于残值，正要找人来拆除，并且已经订购了新的设备之际，炸弹刚好在这一刻落下，帮忙拆毁了现有设施，才真的对当事人有利。
当然，如果厂房、设备以前的折旧和过时程度没有适当反映在会计帐簿上，实际损失就不会有账面损失那么更严重。新厂房、新设备的出现，也的确会加快老旧设施的淘汰速度。也就是说使用新装备能创造更大的利润，继续使用旧装备比较而言就是损失。如果那些拥有老厂房、老设备的制造商想继续使用过时装备，已经超过了利润最大化的正常期间(假定他们有预算来添置新厂房和新设备)，那么厂房、设备此时被摧毁，将带来比较优势，或者讲得确切一点，可以减低他们的比较损失。
我们从中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厂房毁于战火绝没有什么好处，除非在那些厂房因为折旧和过时，价值接近于破铜烂铁，正处在弃旧迎新的当口。
弃旧并不意味着就能迎新。上述讨论还忽略了一个核心的事实。即，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必须拥有资金提留，或者通过储蓄取得资本积累，才能实现厂房和设备的更新换代。然而，战争却会摧毁累积下来的资本。
当今世上，没有哪种信仰能比民众对政府支出抱有的信仰更持久、更具影响力。各国民众都在仰仗政府支出这剂灵丹妙药，坚信它能包治所有的经济弊病。民间产业不景气吗?我们就靠政府支出去拉动产业经济。出现失业问题了吗?这显然也是“私人购买力不足”造成的。开出的药方明摆着还是政府支出。总之，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政府花掉足够多的钱去补齐“不足”。
无数的文献基于这一谬论，与其他荒唐的说法相互支撑，并使之成为盘根错节的谬论网的一部分。我们还无法在本章解析整个谬论网，不过，我们能在这里剖析孕育其他许多无稽之谈的谬论之母，也就是该谬论网的主干。谬论网的分支留在后面的章节去解析。
除了大自然有限的免费恩赐之外，我们取得任何东西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世界上所谓的经济学家有的是，这些人个个都有享用“免费午餐”的种种办法。他们说，政府根本不用收税都能有花不完的钱;政府可以无限累积债务，根本不用偿还，因为“钱是我们欠自己的”。后面我们还会再来剖析这类奇谈怪论，但这里必须无情地指出，过去做的这种美梦总是以国家财政破产或者通货膨胀飙升而告终。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所有的支出最后都必须靠纳税人来埋单;通货膨胀本身只是税收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且是极其有害的形式。
对于政府推行长期借款和通货膨胀政策这类谬论网，让我们稍后再讨论。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基本观点，那就是：“政府即将或者最终要支出的每一块钱，都必须通过征税来补偿”。一旦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看问题，所谓政府支出造就的“丰功伟绩”，就不再那么风光了。
一定数额的公共开支对执行基本的政府职能是必要的。一定数量的公共设施建设，如街道、桥梁、隧道、军营、海军基地、议会大厦、警察局和消防队，是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所必需的。社会对这些公共建设本身有需要，需要就是其存在的理由。我要讨论的不是这方面的实际建设，而是将公共建设当做一种手段，用以“提供就业”，或者创造出民间无法创造的新财富这类公共工程。
假设要建一座桥，如果它能满足民众的实际需要，缓解难以克服的交通或运输问题，民众不会闹意见。换句话说，如果对纳税人觉得把钱投在这里，比不收税而让他们自己消费更有价值，那么兴建这样的桥梁就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是为了“提高就业机会”而建桥，那就成另外一回事了。当提供就业机会成了目的之后，有无兴建桥梁的实际需要就会成为次要问题。这时，政府必须无中生有，发明各种“公共建设计划”。他们不再只考虑哪里必须建桥，而是开始自问自答：桥可以建在哪里。政府能够找到诸多借口来自圆其说，说为什么需要再建一座桥，把浦东和浦西连接起来。并且，工程很快就会上马，那些对建桥的必要性提出质疑的人，则会被认为是碍手碍脚和不识时务。
关于建桥，一般有两个论调。其一主要发生在造桥之前，另一个主要流传于完工之后。第一个论调指出，造桥能够提供就业机会，比如说，一年可以提供500个工作机会。这其中的暗示是，不建这座桥，就不会有这些工作机会。
这仅是眼前的结果而已。如果我们学会进一步去看背后的结果，也就是说，不只是关注那些政府工程的直接受益者，还要同时考虑那些间接受到影响的人，我们的认识就会迥然不同。没错，造桥工人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然而造桥的钱却必须从税收中支出，造桥每花一块钱，就得向纳税人征一块钱的税。要是建造这座桥得花1 000万美元，纳税人就得贡献出1 000万美元。他们本来可以用这笔钱去购买他们各自急需的东西。
不难发现，造桥工程不过是使就业机会发生了转移而已。造桥工程每制造一个用于公共建设上的工作机会，就必定会破坏掉一个用于私人领域的工作机会。我们看得见桥梁工地上建设者们夜以继日，于是，政府支出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论调变得活灵活现，令大多数人深信不疑。但有些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为了建桥它们就无法产生。这些看不到的东西，是从纳税人的口袋拿走1 000万美元之后而破坏掉的工作机会，一方面造桥工人在增加，另一方面汽车工人、电视机工人、制衣工人、农民在越少。
桥终于建好了，不妨假定那是一座漂亮的大桥。第二个论调会说，这都得归功于政府支出的神奇魔法。要是当初那些反对者得遂所愿，还会有这座跨江大桥吗?若少了这座桥，这个城市当然不如现在发达。
主张政府支出的人靠这样的障眼法，轻而易举地说服了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人。这两类人的眼睛里都只有那座桥。如果他们能学会既看直接的结果又看间接的影响的话，那些原本可能产生而没有产生的东西便会呈现在他们的想象之中。他们将看到没能盖起来的房子、没能生产出来的汽车和洗衣机、没能做出来的礼服和外套、没能种出来和卖出去的粮食。要看到这些没有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得靠某种想象力，可惜这正是许多人所缺乏的。我们也许意识到过这些不存在的东西，但当我们每天上下班路过的桥梁时，我们的意识里便只有了桥梁。政府支出的幻象，无非是通过牺牲其他的机会，把特定的财富创造出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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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推理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各种形式的公共建设。例如，动用公共资金兴建供低收入家庭居住的廉租房。这么做，只不过是用征税的方式让收入较高的家庭把钱拿出来(也可能有一小部分是其他低收入较低家庭的钱)，强迫他们补贴那些政府选定的低收入家庭，让后者以相同或更低的租金，住上比原来更好的房屋。
我不打算在这里探讨兴建廉租房的种种利弊，只想指出，赞成兴建廉租房的最常见的两个论调都存在谬误。其一是它能“创造就业”，其二是它所能创造的财富是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这两个论调都站不住脚，因为它们忽视了赋税造成的损失。用于兴建廉租房的税赋所毁掉的其他行业的工作机会，跟它在住房建设行业创造的工作机会一样多。这也导致有些私人住房无法盖起来，有些洗衣机和电冰箱无法生产出来，使其他不计其数的商品和服务供给减少。
这种得失不可能有别的答案，虽然有人说兴建廉租房不需要一次拨一大笔钱，靠每年的租金补贴就能盖好。但这种技术上的处理并未改变问题的本质，那只是把纳税人的负担分摊到许多年，而不是集中在一年。
兴建廉租房能带来不少心理满足。建设时能看到繁忙的工地，完工后能看到崭新的建筑，开盘后能看到乔迁新居的人喜气洋洋地带领亲朋好友参观房间。相反，因赋税而损失的工作是看不见的，那些无法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无法提供的服务也是看不见的。每次看到那些房子，看到那些住在里面的幸福快乐的人，我们都需要重新集中精力，才能想象出那些没有被创造出来的财富。主张兴建廉租房的人指着矗立在眼前的楼房反驳说，你说的那些只是想象出来的、不存在的事物，是纯理论的东西。他们的言行令人惊讶吗?就像萧伯纳的剧作《圣女贞德》中的那个家伙，当被告知毕达哥拉斯的理论说地球是圆的、而且绕着太阳转时，他驳斥道： “十足的白痴!他不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吗?”
对于像田纳西河流域治理工程这样的宏伟工程，我们仍需进行同样的推理。这项工程十分浩大，其视觉冲击力更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你看，这是一座巨大的拦水坝，这是一座令人震撼的弧形钢筋混凝土建筑。它“比私人资本能够建造的任何东西都伟大”，它是摄影师的圣殿，是社会主义者的天堂，也是最常被引述的公共建设、公共所有权、公共设施运营奇迹的象征。这里有巨大的水轮发电机组和电站厂房。单靠这项工程就带动了更多的新工厂和新产业，整个地区的经济水平也得以提高。拥护者对此推崇备至，说这里创造了没有负面效应的经济净收益。
对于田纳西河流域治理工程或者类似的公共建设的功绩，我们不必在这里讨论。然而，我们必须看一看这本账的负债部分，这需要加倍努力去运用想象力，因此似乎很少人能够做到。如果政府把从个人和企业那里征收来的钱集中花在某个地方，使当地变得相对富裕，那有什么好令人惊叹的?凭什么应该视之为奇迹?请不要忘了，其他地方会因此变得相对贫穷。所谓“私人资本建造不出来”的伟大建设，实际上正是用私人资本建造的，即利用从民间征来的税来筹集建造工程的资本(如果是发行国债借钱的话，最后也要靠征税去偿还)。我们必须再次借助想象力，才看得到那些不存在的民间发电厂、民宅、打字机和电视机。这些事物得不到建设或生产，是因为全国各地人民身上的钱都被拿去建设了特别上镜的诺里斯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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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意选了几个形象工程做例子，这些公共支出计划都是主张政府支出的人推崇备至的，也是公众最认可的。这类不讲求效用的投资计划不胜枚举。政府推行这类计划的主要目的无一例外都是“提供工作机会”和“让人们有工作可做”。至于计划本身的效用如何，反而成了次要问题。况且，工程越是铺张浪费，耗用的人力成本越高，就越能达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这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僚构思的公共建设计划，每花一块钱所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净增幅，都极有可能不如纳税人自行花掉这笔钱更值。
税负抑制生产
政府支出必定需要首先从某甲那里拿走征收来一笔钱，然后才有资源给某乙，整个过程势必会挫伤某甲的生产积极性。因此，政府支出所创造的财富也就不可能完全补偿其征税所破坏的财富。人们常常这样比喻政府支出：把国家的钱从右边的口袋掏出来，再放进左边的口袋。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例如，主张扩大政府支出的人告诉我们，如果国民所得一年是1.5万亿美元，联邦税收是3 600亿美元，那么就只有24%的国民所得从私人用途转到公共用途。这种说法就好像把整个国家当成资源汇聚在一处的大公司，资源转移只是账面上的调整而已。他们或许十分清楚这件事给某甲带来的伤害，却避而不谈。他们只谈这个过程给某乙带来的利益，以及由此给他带来的其他美好前景，说什么如果没有把钱转移给他，这些美好前景就不会发生。某乙作为政府支出的政绩被频频曝光，而为政府支出所牺牲掉的某甲则注定被遗忘。
所得税负的重担往往会落在部分人身上。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所承受的所得税比例不尽相同。为了弥补公共开支，政府还必须开征其他名目繁多的赋税，从而进一步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没有人情愿自己的钱被政府拿走，税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纳税人的行为和动机。如果一家公司发生亏损，每赔一块钱，就得足足损失一块钱;要是没有适当的税务会计法规，允许拿数年来的亏损去冲抵数年来的利润的话，当这家公司赚钱的时候，每赚一块钱，却只能留下税后的部分(例如52美分)。于是，公司的经营政策就会受到影响，它将丧失扩张业务的冲动，或者只扩张那些风险最低的业务。觉察到这种状况的人甚至会打消开创新事业的念头。现有的雇主将不再增加员工，甚至会设法减员;其他人则根本不打算成为雇主。长期下来，与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准相比，新设备和新工艺的应用放慢，消费者买不到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实际工资不升反降。
把个人所得税率调升至50%、60%或70%，会更严重地挫伤生产积极性。人们将开始扪心自问：辛辛苦苦一年下来，为什么有6个月、8个月甚至9个月全是在为政府做贡献，只剩下6个月、4个月甚至3个月的所得供自己和家人使用?赔钱的时候，自己必须承担全部损失，赚钱的时候却只能留下一小部分利润，他们会认为，拿自己的钱去冒这种风险未免愚不可及。他们也没有多余的钱拿去冒险，因为资本还没有累积就已经被征收走了。主张扩大政府支出的人，宣称他们的用意是要解决失业问题，然而到头来，税负反而制造出了失业问题。因为可以用来创造私人部门的新就业机会的资本，一开始就无法形成、无法存在，能够投入的资本又缺乏创业的激励。
税负占国民所得的比率越高，民间生产和就业受到的威胁就越大。当然，为了执行基本的政府职能，一定数量的税收必不可少，围绕这个目的的合理税收对生产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能保护生产，能为生产者提供便利。相反，过分沉重的税负则会抑制生产。等到总税负大到超过能够忍受的限度时，才回过头来考虑重新设计税制，损失程度已经非常惨重了。
有时，政府拿钱出来“扶持”企业，这其实和政府征敛民财一样可怕。扶持的形式通常表现为政府直接贷款，以及政府担保的民间贷款等。
政府信贷往往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这使问题的讨论变得更加复杂。为了简化起见，本章先假设我们讨论的政府信用扩张不具有通货膨胀的特性。对于通货膨胀造成的各种影响，我们留待后面的章节再去分析。那时我们将了解到，通货膨胀虽然会使问题的分析过程复杂化，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政府信贷政策的实施结果。
国会中最常见的政府信贷提案是增加对农民的贷款。大多数国会议员对农民取得的贷款永远都嫌少，在他们眼中，私营抵押贷款公司、保险公司或乡村银行提供的贷款从来谈不上“充足”。不管人们已经替农民找到了多少贷款，国会总是能不断挖掘出现有的贷款机构还没有填补的新缺口。农民获得的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已经够多了，而议员们又发现，“中期”贷款还不够多。他们要么指责利率太高，要么抱怨私人贷款只贷给了家道殷实的农民。国会通过立法给农民安排的新的贷款机构和新的贷款类别因此越来越多。
不难发现，有两类短视行为导致人们还在指望这些政策。一类是只从借钱的农民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另一类则是只关心交易的前半部分。
国会提高信用额度的提案不过是加重债务负担的提案的代称。因为在诚信的借款人看来，所有的贷款最终都是要偿还的，所有的信用都是债务。要是我们习惯使用第二个名称，而不用第一个名称，那些提案就不会再那么受欢迎。
我们不必在这里讨论私营机构提供给农民的常规贷款，其中包括抵押贷款，让农民用于购买汽车、电冰箱、电视机、拖拉机和其他农用机械的分期付款贷款，以及供农民在收获和销售谷物前用于资金周转的银行贷款。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只是政府机构提供给农民的直接贷款，以及由政府担保的贷款。
这些政府贷款往往有两类用途。一类用以帮助农民把谷物囤积下来，暂不上市销售。这是一类特别有害的贷款，让我们留待后面讨论政府实施商品管制问题时再做具体分析。另一类贷款是为农民立业提供资金——让他们买得起农场、骡子或拖拉机。
乍一看，这类政府贷款似乎很有必要。有人会站出来说，这里有个贫困家庭，缺乏谋生手段。让他们靠领取救济金生活是一种冷酷和浪费的解决办法。如果政府帮扶他们买座农场，使他们靠劳动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他们就能反过来为国家的GDP尽一分力，并用自己的产出来偿还贷款。或者有的人会说，那里有位农民，买不起拖拉机，还在使用原始落后的方式耕种土地。政府借钱给他买部拖拉机吧，帮助他提高生产力，他能够靠增产所赚来的钱还本付息。这样一来，既能让他靠劳动致富，又能增加产出，使整个社会更加富有。况且，这类贷款是“自偿性”的贷款，根本不需要政府和纳税人来负担成本。
实际上，这正是私营信贷机构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倘若某人想买农场，手头的积蓄只够农场售价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储蓄银行或邻居们会以抵押贷款的方式借钱给他凑够买价。倘若某人想买拖拉机，农机公司或融资公司可以允许他首付三分之一的货款，其余的尾款分期偿还即可。
但是，私人提供贷款与政府提供贷款这二者有根本的不同。每个私营放贷者都是在用自己的资金承担风险。银行家虽然是利用别人委托给他的钱去冒险，但一旦有损失，也必须拿自己的钱去赔付，否则只有破产出局。当人们拿自己的钱去冒险时，通常会严格审查借款人是否有足够的资产做抵押，审查其经营能力和诚信如何。
倘若政府依照同样严格的标准去办理贷款业务，那政府根本没有必要涉足这一行，去做私营机构已经在做的事。不过，政府一向是以不同的标准行事。政府之所以涉足贷款业，就是要向那些从私营机构借不到钱的人提供资金。换句话说，私营放贷者不肯拿自己的钱去冒的风险，政府却愿意拿纳税人的钱去冒险。这种措施的支持者也承认政府放贷的坏帐率高于民间放贷，但他们坚持认为，那些有借有还的人所增加的产出，加上大部分有借无还的人所增加的产出，在抵消坏账损失后仍有剩余。
这样的辩护正是基于我们在前面指出的第一类短视行为。只有当我们将关注点锁定在政府资金的借款人，而忽视那些被政府的计划剥夺的人的时候，那些狡辩才貌似成立。政府真正借出的不是钱，而是实体资本，钱不过是交易的媒介(前面已经提醒过，我们稍候再谈信用扩张引发的通货膨胀效果)。政府真正借出去的是农场或拖拉机本身。农场的数目有限，拖拉机的产量也有限(只要不是牺牲其他产品去生产过剩的拖拉机)，那么政府把农场或拖拉机借给某乙，就没办法再借给某甲。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到底是某甲，还是某乙，应该得到农场?
接下来我们就要比较某甲和某乙的优势所在，以及他们各自对生产有哪些贡献，或者有能力做什么贡献。如果政府不干预，某甲会得到农场。当地的银行家和邻居都了解他，知道他的过去。毕竟这些有钱人也在为自己手上的资金找出路。他们知道某甲是诚实守信的人，言出必行，值得在他身上冒险。也许因为某甲实干、节俭、有远见，攒下的钱已经足够支付农场四分之一的价款。其余四分之三的价款由人们贷款给他，某甲就得到农场。
但凡认为用钱就能解决问题的人，都有个奇怪的想法，以为信用是银行赋予某个人的。事实恰恰相反，信用是人已经拥有的东西。一个人有信用，或许是因为他拥有资产的现金价值大于他想取得的贷款。或许是因为良好的个人品行让他获得了信用。而是一个人本身具备信用，银行才愿意借钱给他。银行家绝不会随随便便地借钱给别人，他需要得到偿还的保证。银行只是把借款人的资产或信用从流动性较低的形式转换成流动性较高的形式而已。有时银行也难免失误，这样一来，不但银行家自己受损失，整个社会也会受损失，因为借款人没能创造出应有的价值，资源被浪费了。
可以看出，具备信用的某甲是银行愿意借钱的对象。但抱着施舍心态的政府更关怀某乙的处境。缺乏信用的某乙没办法从私营放贷者那里取得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他没有储蓄，一无是处，靠领救济金生活。提倡扩大政府信用的人争辩说，为什么不借给他足够的钱，帮助他买农场、买骡子、买拖拉机，帮助他立业，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生产者呢?
这样的争辩正是基于我们在前面指出的第二类短视行为，把钱借给某乙们的结果，是更多的资源会被他们浪费掉。上述争辩就个别的案例来说或许行得通，但整体而言，按政府的标准选定的信贷对象，风险显然高于按私营放贷标准选定的信贷对象，因为某乙们的坏账率更高，而生产率更低。可是，获得政府贷款的人将买到农场和拖拉机，本来可望获得私人贷款的人就反而得不到。政府信贷导致利率上升，农场的价格上涨，甚至导致邻近地区也没有剩余的农场可买，某甲的处境会更加艰难。结果是，某乙有了农场，某甲却被剥夺了拥有农场的机会。这样一来，政府信贷所造成的净效果是减少而不是增加了当地所能创造财富，因为可用的实体资本(由实际的农场、拖拉机等构成)没有交给效率更高的、值得信赖的人，而是落到了低效率的借款人手里。
谈完农业，再来谈谈其他的商业形式，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政府信贷的谬论。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提出这样的议案：政府应该承担起“私营产业承担不起”的大风险。这意味着应该准许政府官僚拿纳税人的钱去冒险，做那些没有人会用自己的钱去冒险的投资。
这种政策会带来很多弊端，例如徇私舞弊，借钱给亲朋好友，或者收受贿赂等。人们谴责腐败，更反对投资不当，那会让纳税人的钱有去无回。这种情况还会增加对社会主义无益的要求，他们会问，既然政府需要承担风险，那为什么不应该同时享有利润?让纳税人承担风险而让私人资本获利，这样做有什么道理?后面会谈到，政府对农民提供的“无追索权”贷款，正是出自这种无益的要求。
让我们暂且略过上述诸多各种弊端，只谈政府贷款的一种后果：浪费资本和削弱生产。政府信贷会把可用的资本丢进糟糕的计划中，充其量也是丢进好坏难断的计划中。政府信贷更可能把资本交给能力比较差、或者比较不可靠的人。可是在任何时候，实体资本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有别于靠印钞机印出来的货币资本)，交到某乙手中的东西，就不可能再交给某甲。
人们希望把自己资本用于投资增值，但投资一定要谨慎。对于私营放贷者而言，他们当然希望最后能连本带利收回投资。因此，大部分放贷者把钱投下去之前，都会预先仔细审查投资计划，仔细衡量获利的预期和亏损的几率。他们有时也会犯错误，但犯错的可能性小于政府放贷者。理由如下：首先，借出去的钱是他们自己的，或是别人自愿托付给他们的。而政府借出去的钱却是从纳税人那里强制征收来的，不需要顾及纳税人的个人意愿。私营放贷者希望自己获利，他们期望借款人能生产市场上有需求的东西。而政府投钱则围绕着诸如“创造就业”之类的模糊目的，并且，越是投向低效率项目——也就是相对于产出所雇用的人数越多——此类投资提案反而越有可能被采纳。
其次，私营放贷者是经过严酷的市场筛选胜出的。经营不善就会赔钱，再也拿不出钱借给别人。他们只有经营得很成功，才可能有更多的钱借出去。因此，私营放贷者(除去通过继承遗产获得资金的一小部分人)经过了优胜劣汰的考验。反观承办政府贷款的从业人员，不少只通过公务员考试，只知道如何用假设的方式回答假设性的问题。他们不仅善于找来最动听的理由把钱贷出去，也善于在贷款出问题时，找来最合适的借口以推脱责任。不过最终结果却不会因此改变：私人贷款比政府贷款更能充分运用现有的资源和资本，政府贷款与私人贷款相比会浪费更多的资本和资源。总之，与私人贷款比较来看，政府贷款会削弱生产，而不是增进生产。
总的说来，主张政府对民间的个人或项目放贷的提案，往往都只看到某乙而忘记了某甲。它只关注从中获得资本的人，而忽略了那些应该得到而没有得到资本的人。它只看得到有政府贷款注入的项目，而遗忘了无法获得资本的其他项目。它只关心某个群体的眼前利益，而不管其他群体的损失，以及整个社会的净损失。
我们同样强烈反对为私人企业或个人提供政府担保的贷款和政府担保的抵押贷款，尽管这些活动比政府直接贷款和提供抵押贷款更具隐蔽性。主张政府担保抵押贷款的人，同样忘记了实际借出的终究是有限的实体资本，如果扶助了看得到的某乙，必然会牺牲看不到的某甲。政府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尤其是免首付款或首付款很少的住房抵押贷款)不可避免会发生更多的坏账。政府强迫全体纳税人去补偿这些损失。鼓励人们去“购买”自己其实负担不起的房子，最终造成住房供给相对过剩。过度刺激楼市，会使得每个人(包括以政府担保抵押贷款购买房子的人)负担的房价升高，甚至可能误导建筑业过度扩张，最终结果将是各方损失惨重。从长期来看，政府信贷并没有提高国家整体的生产，却鼓励了不当的投资。
诅咒机器
在所有的经济错觉中，“机器必然导致失业”这种错误最为阴魂不散。这种错觉曾经被无数人驳倒过，但总能死灰复燃，并且和以往一样张狂。每当出现长时期失业潮的时候，机器总是被指责为造成失业的罪魁祸首。这一谬论仍然是许多工会组织开展实际运动的理论基础。而公众则普遍容忍这些做法，要么认为工会做得对，要么是稀里糊涂，搞不清工会错在哪里。
所有那些机器导致人们失业的想法，若讲一点点逻辑上的一致性，必然都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不但我们今天的每一项技术进步都会带来失业，就连原始人尝试摆脱苦力劳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造成自己的失业了。
让我们追溯到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亚当?斯密这本巨著的第一章叫做“论分工”，在这一章的第二页上，作者给我们举了个扣针制造业的例子。一个劳工，如果不知道如何使用制造扣针的机器，“也许一天也做不出1枚扣针，要做20枚，当然是绝不可能的了”。但是通过分工协作，并且用了机器之后，平摊下来，一人一天能做4 800枚扣针。这样看来，在亚当?斯密时代的扣针制造厂，每出现一个操作机器的劳工，就得有240到4 800名做扣针的劳工丢掉饭碗。如果机器只会让人失业的话，那么扣针制造业导致的失业率就高达99.98%，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吗?
当时的确还有更糟的，毕竟工业革命那时正处于萌芽期，手工被机器所替代的情形显得尤为惨烈。让我们来看看那场革命中的一些事件。以针织袜业为例，新织袜机刚投入使用时就遭到了手工工人的破坏(单单一次暴动，被毁掉的机器就超过1 000台)，厂房被烧毁，发明人受到威胁而被迫逃命。直到军队出动，领导暴乱的分子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处以绞刑之后，秩序才得以恢复。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闹事者饿着肚子，想到毫无希望的明天时，他们抵制机器的行动是合乎理性的。威廉?费尔金(William Felkin)在《机器针织和花边织制商历史》(History of the Machine-Wrought Hosiery Manufactures;1867年)中告诉我们(尽管他的表述略显牵强)，在采用机器后的40年里，英格兰的50 000名做针织长袜的手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绝大多数最终也没能从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中解脱出来。然而，闹事者们坚信机器会永远取代人力的想法却是错的，因为到了19世纪末，针织袜业所雇用的劳工人数，比世纪初的时候反而增长了至少100倍。
阿克赖特(Arkwright)在1760年发明了棉纺机。据估计，当时在英格兰有5 200名使用纺车的纺纱工，以及2 700名织布工——总共有7 900人从事棉纺织品的生产。阿克赖特的发明在推广应用时遭到了抵制，理由是它将威胁到棉纺工人的生计，最后，当局只好动用武力来平息抵制浪潮。然而到了1787年，也就是阿克赖特的发明问世后的第27个年头，议会的一项调查表明，实际从事棉纺织业的人数，从7 900人增加到32万人，增加了44倍。
要是读者们有机会去翻一翻1889年版戴维?韦尔斯(David A. Wells)所著的《近来的经济变革》(Recent Economic Changes)，便会发现其中一些章节，只要把日期和数字改一改，就跟今天那些恐惧科技的人所写文字如出一辙。让我们来看看其中几段：
从1870年到1880年这十年间，英国的航运业十分兴盛，仅进出口清关吨数就增至2 200万吨……但与1870年相比，1880年雇用的人数只剩下约3 000人(准确数字是2 990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各个码头和船坞都安装了蒸汽吊装机和谷物提升机、采用蒸汽动力等等……
1873年，贝塞麦转炉(Bessemer)生产的钢材在英格兰能卖到每吨80美元，这个价格并不是因保护性关税所形成的高价。而到了1886年，还是在英格兰，每吨的售价不到20美元，产销仍有利可图。同期，贝塞麦转炉的年产能翻了两番，而所用的人工比从前更少了。
根据柏林统计局估计，1887年在全世界投入使用的蒸汽机的动力总和，大约相当于2亿匹马的力量，相当于约10亿人的劳动力;至少是全球劳动人口的总和的三倍……
我们可以想象，最后得出的这些数据应该会让韦尔斯陷入沉思，想不通为什么到1889年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有工作可做。但他只是悲观地作了这样的结论：“照此下去，工业生产过剩……可能是未来经济的一大顽症。”
在经济大萧条期间的1932年，把失业问题归罪到机器头上的把戏再次上演。短短几个月内，一个叫作“技术统治联盟”的团体提出的理论席卷全美。我不打算在这里详述该团体罗列的怪诞数字，也不打算通过事实的真相来反驳他们。读者们只需要知道他们所倡导的“技术统治运动”是老调重弹，鼓吹机器会永远取代人力就够了。而这些人竟然以为这个论调是他们首创的真知灼见。“技术统治运动”再次印证了作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那句格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重蹈覆辙”。
“技术统治联盟”最终在人们的嘲笑声中销声匿迹;但是在他们之前早已存在的信条却阴魂不散，并且以“制造工作机会准则”、“限产超雇准则”等名义反映在不计其数的工会行动中。公众之所以容忍甚至赞同这些准则和实务，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弄清楚最基本的问题。
1941年3月，科温?爱德华(Corwin Edwards)代表美国司法部在美国临时经济委员会(TNEC)作证时，围绕这类实务列举了大量实例。例如，纽约市的电气工会被指控拒绝安装纽约州以外的企业生产的电气设备，除非那些设备在安装现场拆解后重新组装才行。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管工工会要求，在施工现场，预制管道一端的螺纹必须锯掉，重新切削螺纹，才准安装。各地油漆工会的分会则纷纷限制使用油漆喷枪，只准用效率低下的油漆刷，主要是为了“制造工作机会”。美国卡车司机工会的一个分会，要求进入纽约市区的每一辆卡车，除了原来开车的司机，还必须多雇用一名当地的司机。许多城市的电气工会要求，建筑工地如果要使用临时照明或临时用电，必须雇用一名全职的维修电工，但不准安排这个电工参与电气施工工作。爱德华先生说，根据这个规定，建筑工地“往往雇用一名终日无所事事的人，整天翻报纸、玩纸牌，全部的工作只是在上下班时拨一下电源开关”。
在其他许多领域，也都存在这种凭空“制造工作机会”的做法。在铁路行业，工会坚持在那些不需要司炉的火车机车上雇用司炉。剧场工会坚持雇用布景装拆工人，哪怕戏剧中不必用到布景也不能例外。音乐家联合会要求在可以放唱片的场合雇用所谓的替身音乐人，或甚至整团的替身管弦乐队。
到了1961年，没有丝毫迹象显示这种谬论已经销声匿迹。不但工会领袖，连政府官员也郑重地宣称，“自动化”是失业的主要原因。他们谈到自动化，好像那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其实那只是持续的科技进步和省力设备不断改进后的新名称而已。
2
即便在今天，反对省力机械的论调仍出现在权威的经济论著中。在1970年就出了一本这样的书，其作者受到了高度评价，并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书中反对经济欠发达国家采用省力机械，理由是机器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按此逻辑得到的的结论就是：要想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就必须让所有劳工尽可能地从事缺乏效率和收益的工作。这就意味着，19世纪初捣毁织袜机、蒸汽动力织布机和剪切机的英国勒德分子(Luddite)所干的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们可以用一大堆数字来说明，过去那些恐惧科技进步的人错得有多离谱，但这样做无济于事，除非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为什么错。如果我们不能以演绎的方式，对事实有一个起码的认识，那些统计数字和历史数字对经济学就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在采用机器和其他的省力装置之后，必然产生那样的结果。要是我们不这样做，恐惧科技进步的人就会狡辩说：“过去的状况还能忍受，但是今天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我们根本无法承受开发更多的省力机器。”当有人指出他们的前辈所作的预言被证明是荒谬的时候，他们正是以此来辩解的。1945年9月19日，在某报业集团的专栏中，美国第32任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写道：“发展到今天，省力装置只有在不使人失业的情况下，对我们才是有利的。”
如果采用省力机器确实会造成失业率不断上升、加剧不幸的话，我们将合乎逻辑地得出颠覆性的结论，不仅会颠覆技术领域的观念，而且会颠覆整个人类文明的观念。我们不仅应该把任何的新技术进步都视为一场灾难，而且更该觉得过去所有的技术进步也都同样恐怖。每一天，我们每个人在处理个人事务时，总希望省心省力，把该做的事情尽快做完。每个人都想少花力气多办事。大大小小的雇主，总在设法通过节约劳动力来提高经济效益。头脑灵活的工人，都会想办法以最少的付出去完成上面指派的工作。雄心勃勃的人，总在坚持不懈地跟时间赛跑。如果严守逻辑上的一致性，那么恐惧科技进步的人必须摒弃所有这些进步和智巧，因为技术进步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比方说从芝加哥运货到纽约，要是我们能够大量雇用人力，我们何必还要用火车，让人扛起货物背过去得了。
类似这样的错误理论，在逻辑上从来都站不住脚，但仍有很多人执迷不悟，可见这些谬论危害之大。因此，我们需要设法弄明白：随着技术进步和省力机械的采用，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对于各个实例在细节上的可能性，要视特定行业或特定时期的特定状况而定，而我们采用的范例，将囊括各种主要的可能性。
假设有位制衣商了解到，有种机器可以用以往一半的人力生产男式和女式大衣。于是，他购置了这种机器，并且裁掉了一半的员工。
初看起来，这是就业机会的明显损失。然而，机器本身需要劳工去生产，由此带来原本不存在的工作机会，从而部分冲抵损失的工作机会。应该看到，只有当这种机器可以用过去一半的人力生产出更好的大衣，或是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同样好的大衣时，制衣商才会购置机器。假设是后一种情况。就劳动力成本而言，制衣商购置机器时期望能长期节省的劳动量，应该低于生产机器所投入的劳动量，否则就没有经济效益可言，制衣商也不会购置那种机器。
这么算来，就业机会仍然出现净损失。但我们至少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采用省力机械带来的主要效应，很有可能使整体就业出现增加。因为制衣商使用机器，通常只是期望机器能长期帮他省钱，也许几年后机器就能“挣回本钱”。
等到机器挣够了本钱，开始产生经济效益时，制衣商就可以获得比从前更多的利润(假设他不打算低价销售，大衣的售价和竞争对手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劳工的就业机会遭受了损失，而只有那位制衣商，也就是资本家才能从中获利。但正因为资本家有了超额利润，相应的社会利益才得以体现。这位制衣商只有三种途径用掉超额利润，并且有可能在三个方面都分配一些资金：(1)用超额利润扩大生产，购置更多的机器，生产更多的大衣;(2)将超额利润投资到其他行业;(3)将超额利润用于个人消费。无论把利润用于哪个方面，他都会增加就业机会。
换句话说，这位制衣商由于节省开支而获得了以前没有的利润。他从制衣工人直接工资那里节省下来的每一块钱，现在必须以间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新机器的生产工人，或者支付给他所投资的其他行业的工人，或者支付给为他盖新房、造新车的工人，或者通过为太太添置珠宝皮草，支付给相关行业的工人。不管支付给什么人(除非他是一毛不拔的守财奴)，他所间接提供的工作机会，将和他削减的直接工作机会一样多。
此外，事情不会也不可能就此打住。如果这位事业心强的制衣商在业界拥有相当大的成本优势，他会开始扩张营运规模，威胁竞争者，逼迫他们着手添置机器。于是，机器生产工人将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随着竞争加剧和产品增多，也会开始压低大衣的价格。那些新添置机器的制衣商无法享有以前那么高的利润。率先使用新机器的制衣商获利率也开始下滑。仍未使用机器的制衣商可能根本无法获利。换句话说，整个业界创造的节约开始向大衣的购买者转移，也就是回馈给消费者。
大衣越便宜，买得起的人就越多。这意味着，尽管生产同样数量的大衣需要更少的人，但现在的大衣总产量却比以往大了许多。如果人们对大衣的需求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具有“弹性”(elastic)，也就是说，价格下跌能刺激消费，消费者总体花在购买大衣上的总金额会比以前多，那么整个制衣业所雇用的劳工人数，甚至可能多于采用机器之前。从历史来看，制袜业和其他纺织品业所发生的情形正是如此。
但是，新的就业机会的产生并不完全依赖于特定产品所具有的需求弹性。假设大衣的价格从150美元降为100美元，且总销量跟以前相比持平。其结果就是，消费者和以前一样都有一件新大衣，而不一样的是，每位消费者节省下了50美元。他可以把这50美元花到其他地方，从而增加了其他行业的就业机会。
总之，整体而言，机器、技术进步、自动化、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并不会使人失去工作。
人类的发明和发现并不限于“劳力节约型”机器。有的发明创造的目的在于改良产品性能，如精密仪器、尼龙、合成树脂、胶合板、各种塑料。至于电话和飞机这样的发明创造，它们所执行的作业是直接人力无法执行的。更多的发明创造则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产品和服务，如X射线机、收音机、电视机、空调、电脑。可是上述这些例子，也正是当代恐惧科技进步的人尤其抵制的机器类型。
反过来，那些认为机器总体而言不会让人失业的论调也有可能说过头。例如，有时人们主张，机器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说法可能符合事实。在某些产业中，机器绝对能创造远多于从前的工作机会。18世纪的纺织业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代的新兴产业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910年，在美国有14万人受雇于新兴的汽车制造业。到1920年，由于产品改进和成本降低，有25万人受雇于这个行业。到1930年，随着产品继续改良，成本继续降低，整个业界的从业人员达到了38万人。197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94.1万。同样在1973年，有51.4万人受雇飞机及其机零部件制造业，39.3万人从事电子元件制造。由于发明的改进和成本的降低，在一个接一个的新兴产业中，的确都出现了上述情况。
说机器使得就业人数出现了激增，在绝对数字的意义上也是对的。当今的全球人口是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形成规模前的4倍，因此也可以说，是机器使人口得以增加。如果没有近现代机器，这个世界根本无法养活那么多人。即，我们之中四分之三的人能有工作可做，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存在，都要拜机器所赐。
然而，这是一个误解。认为机器的功用主要在于创造工作机会是不对的。机器带来的实际功效是促进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增加经济福利。从没有什么绝招让人人都有工作可做，即使(或尤其是)在最原始的经济中也是如此。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非常充分的就业，起早摸黑、全年无休、累死累活的就业状态——是工业发展最落后的国家的特色。对于已经达到这种充分就业的地方，新机器、新发明和新发现并没有办法增加就业，必须要等到人口有所增长才有办法。新机器的确有可能使失业增加(但这里谈的是自愿性失业，不是非自愿性失业)，毕竟，人们如今可以不必工作那么长的时间，孩童和老人也不用再工作。
我们需要重申，机器所带来的是促进生产和提高生活水平。这个结果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机器使消费者购买的产品变得更加便宜(在前面大衣例子中已有说明)，或者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从而使工人的工资能够提高。换句话说，机器能够提高货币工资，或者能够降低物价，让同样的薪水能买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有时候两种情况会同时发生。至于到底发生哪种情况，主要根据当时国家的货币政策而定。但在任何情况下，机器、发明和发现都会提高实际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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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有必要再提醒一下读者。古典经济学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能观察到次要的结果，即他们关注特定经济政策或经济动向对整个社会的长期影响。但是它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们过分注重长期和全局，有时反倒无视短期和局部的效应。他们往往忽略经济发展对特殊群体的即期影响，甚至根本不放在心上。例如在工业革命初期，绝大多数英格兰手工织袜工人所遭遇的不幸，正是由于新的织袜机的发明和应用。
不过，这些事实及其现代版本，又使得某些学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也就是只关注特定群体所遭受的即期影响。由于某种新机器投入使用，张三失去了工作，那些学者于是呼吁：“跟踪张三，不要疏忽”。他们接下来所做的，是只看张三，而忘了李四刚得到制造新机器的新工作、王五刚得到操作新机器的工作，以及消费者现在只需要用过去一半的价钱就能买到大衣。正因为他们只想到张三，他们为此所鼓吹的便成了倒行逆施的荒谬政策。
的确，我们也至少应该给予张三一些关注。他因新机器而失去了工作。他可以去找另一份工作，甚至比过去的工作还好。但实际的情形也可能是，他这辈子花了大半生所学习和掌握的某项特殊技能，变成了市场不再需要的技能。他对自身与旧技能的投资都白费了，正如他的老雇主在旧机器或旧工艺流程上面的投资，突然之间也变得落伍过时，血本无归一样。张三本来是技术工人，拿的是技术工人的工资。因为他的技能不再有人需要，他又沦为非技术工人，只能领到普通工人的工资。我们并不愿意，也绝对不应该忘掉张三。我们会了解到，几乎所有的工业和经济进步都会带来个人悲剧，张三只是众多不幸者之一。
我们到底应该对张三怎么办——不管他、让他自己去适应变化;发放遣散补偿金或失业补助给他，任由他依靠领取救济金度日;或者由政府出钱培训，帮助他再就业——这些话题已经超出了本章要讨论的范围。本课的主旨是，我们应该设法观察经济政策或经济动向的所有的主要后果——既观察其对特殊群体产生的即期影响，又观察其对所有群体产生的长期影响。
我们在这个主题上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是因为就新机器、新发明和新发现对于就业、生产和福利的影响，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至关重要。要是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在经济学上就很难做多少正确的事情了。
每逢战争结束，军人复员的时候，人们总是担忧没有足够多的工作岗位来安置这些复员军人，担心这些人会失业。确实，数百万军人突然被遣散，私营工商业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重新吸纳他们——但是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吸纳的速度其实很快，而不是很慢。这个事实令人惊讶但毋庸置疑。人们对失业问题忧心忡忡，是因为他们只考虑到了这个进程的一个侧面。
人们看到退伍军人涌入劳动市场时，不禁要问，哪来那么多“购买力”雇用这些人?如果我们假设政府在战时可以在维持公共预算收支平衡的情况下来供养军队，答案则很简单。政府在战后不用再维持庞大的军队，会减少军费开支。纳税人以前被征去供应军队的钱，现在可以留着自己用，也就会有更多的钱去购买更多的东西。换句话说，民间需求将增加。这就能为复员军人提供就业机会。
如果政府在战时采用赤字财政，也就是靠政府公债和其他的赤字财政形式来供养军队，情况会有所不同。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再讨论赤字财政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问题。这里只需要知道赤字财政和我们讨论的要点无关即可。要是我们认为维持这个水平的财政赤字好，那么只需要减税，减税幅度和以前花在养活战时军队的钱一样多，我们就能办到这一点。
但是，军人复员转业之后的经济，与遣散之前的经济不会相同。以前靠平民养活的军人，而今是自食其力的平民。战争结束了，国防建设也用不了那么多军人，继续把他们留在军中就是徒劳无益的事情，因为纳税人出钱供养他们是得不到相应回报的。现在，纳税人能把这一部分的钱支付给复员转业人员，换取等值的产品或服务。国民生产总值，以及每个人的财富，都会增加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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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政府裁减冗员的情况。由于人浮于事，这些公务员为社会提供的服务配不上他们所获得的薪酬。可是每当有人想要裁减多余的公务员，总会遭到极力反对，说裁员会“造成通货紧缩”。裁员?!你是要裁掉这些公务员的“购买力”吗?你想要损害依赖那些购买力的房东和商家吗?你这么做，纯粹是在削减“国民所得”，引发或加剧经济衰退。
发出这种谬论，又是因为只看到裁员对遭到裁减的公务员的影响，以及对做这些公务员的生意的商家的影响。发出这种谬论的人又忘了，在裁员之后，原先被征去养活这些冗员的钱就可以留给纳税人自己支配，又忘了，纳税人的所得及购买力的增幅，至少跟被裁掉的冗员的所得及购买力的减幅相当。即使过去做公务员生意的商家有损失，别处的商家还会赢得同样多的生意。政治之都或许不会像以前那般繁华，容不下更多商家，而其他城镇却能吸引更多商家入驻。
而且事情还不止如此。裁掉冗员之后的国家比留用冗员时，不会更糟，只会更好。因为这部分人必须自谋职业或自己创业。纳税人购买力增加，将为被裁公务员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这跟军人复员的情形一样。并且，这些人只有为雇主或顾客提供等值服务，才能在社会立足。他们不再是社会的寄生虫，而成为直接为社会贡献生产力的个人。
我必须重申，许多公务员提供的服务是社会真正需要的，我所说的裁员并不是指裁这些人，例如，必要的警察、消防队员、环卫工人、卫生局官员、法官、议员和行政人员。这些人从事的服务能为社会创造效益，他们跟私人企业的员工一样不可或缺。由于他们所从事的服务，私人企业才得以在法制、秩序、自由、和平的环境中运作。但留用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有其效用，而不是因为他们靠支配纳税人的钱所拥有的“购买力”。
这种“购买力”论调经不起推敲。这套说辞对骗子和窃贼同样适用。窃贼窃取你的钱之后，他的购买力也会提高。他把盗窃来的钱花在酒吧、餐厅、夜总会、成衣店，甚至拿去买车。窃贼的花销所提供的每一个工作机会，都是建立在你的损失以及你可以提供的工作机会的损失之上。同理，公务员的支出每提供一个工作机会，纳税人那边就要少提供一个工作机会。钱被盗窃，对于你而言是一种白白损失，钱被征去养活那些冗员，对于你同样是白白损失。要是那些冗员无所作为，还算我们走运。可惜如今的冗员之中不乏干劲十足的“改革者”，胡乱作为，忙着抑制和干扰生产。
如果留用一批公务员只是为了保住其购买力，而找不出更有力的理由，那就表明应该把他们从政府机关裁减出去。
关税“保护”了哪些人?
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大多很糟糕，一提起这个话题总是令每个认真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垂头丧气。同学们可能会问：经济学家们用了数百年的时间，致力于经济理论的改良和进步，而今各国政府对国际关系的普遍认识和实际政策，却还赶不上亚当?斯密的学说，这是为什么呢?如今的关税和贸易政策，远比17世纪、18世纪时的政策糟糕。如今开征关税和树立贸易壁垒的真正理由比那个时代更糟，就连掩人耳目的托辞也不如那个时代。
自《国富论》发表两个多世纪以来，自由贸易的主张曾经无数次被人提起，但不如《国富论》讲得那么简捷有力。亚当?斯密的立论大致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在任何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而且必然在于，向售价最便宜的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他接着说道，“这个命题不证自明，费心思去证明它，倒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班进出口商和制造商自私自利的诡辩混淆了人们的常识，也不会有人去质疑它。”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由贸易可以被视为专业分工的一种方式：
每一位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一句格言是，如果购买一件东西的花费少于自己在家里制造的成本，就永远不要自家动手做。裁缝不会自家做鞋子穿，而从鞋匠那里购买。鞋匠不会自家缝衣服穿，而是到裁缝那里购买。农夫既不会自家缝衣服穿，也不会自家做鞋子穿，而是宁可花钱从手艺人那里购买。他们都发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应当专门从事比邻居更有优势的行当，并用赚来的钱去购买他们想要的其他任何物品。在每一个家庭的管理中是精明的举措，用于一个大国的管理中，很少会是错的。
但到底是什么使人们认为，在每一个家庭的管理中是精明的举措，用于一个大国的管理中，就可能是错的呢?这又是一张不容易梳理清楚的谬论网。不过，其中的中心谬论则是本书要剖析的。这里中心谬误是，仅仅考虑了关税对特殊群体产生的立即影响，而忽略了考察关税对整个社会的长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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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家羊毛衫制造商，跑到国会向相关的委员会慷慨陈词，又到国务院向有关政府官员据理力争，说对英国羊毛衫减免进口关税，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他的羊毛衫售价每件30美元，但是同样品质的英国羊毛衫的售价是25美元。因此，征收这5美元关税是他所必需的，否则无法持续经营。他声称此举并非只顾自己，而是替他那一千名男女员工着想，替服务于这些员工的更多人着想。任由这些人丢掉饭碗，失业率会上升，购买力会下降，负面影响会像涟漪一样往外扩散。要是这个制造商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减免关税定会使他倒闭出局，国会肯定认为他的反对意见无可辩驳。
国会的谬见在于只看这家制造商和他的员工，或者只顾及美国羊毛衫业。这种谬见源自只注意看得见的立即结果，而忽视看不见的结果，因为后一类结果出现的机会被剥夺了。
向国会进行游说的人为求得关税保护，不断用与事实不尽相符证据进行申辩。我们假设，那家羊毛衫制造商以上所述的就是事实。我们假设，对该制造商而言，有必要对每件羊毛衫征收5美元的关税，他才可以继续经营，才可以继续为现有员工提供工作机会。
我们刻意选择撤消关税这种最棘手的例子来做说明。说棘手是因为，现有的关税保护着一个行业的既得利益，撤消关税不可避免地会伤害到一些人的利益。若选择开征新关税，保护即将诞生的新行业的例子还不那么棘手，毕竟既得利益尚未形成。
我们来看关税取消后的情形。那位制造商会只好让工厂倒闭，一千名员工被遣散。靠这群人发财的商家，生意不如从前。这是看得到的立即结果。但还有一些结果，虽然无法直接看到，但确实会立即产生这些结果。以前30美元一件的羊毛衫现在只卖25美元，消费者花更少的钱，就能买到同等品质的羊毛衫(或者花30美元，能买到品质更好的羊毛衫)。如果他们选择前者，不仅有羊毛衫穿，省下的5美元还可以拿去买别的东西。消费者掏25美元买进口货，是在促进英国羊毛衫业的就业，这也是那个美国制造商为我们所断言的。而消费者省下的5美元，则会促进美国其他产业的就业。
由此带来的结果还不止这些。美国人把钱掏给英国人之后，英国人还会拿这些美元去购买美国产品。事实上，英国人手上的美元最终只有拿去购买美国产品(这里暂且忽略汇率波动、贷款、信用等复杂因素)。由于关税减免，英国人卖得以出售更多的产品给我们，现在他们才有能力从美国买更多的产品，美元最终只能用来买美国产品，因为不花掉也不会有其他用处。因此，允许进口更多英国产品，必将带动美国的产品出口增加。虽然美国的羊毛衫业就业不如从前，但其他更有效率的行业，如洗衣机或飞机制造业，却得以雇用更多的员工。美国总的就业率并未下降。这样一来，美国和英国的整体生产就会增加。两国的劳动力资源都流向了各自的优势产业，而不必继续窝在缺乏效率或者成果差产业。两国的消费者都得到了实惠。他们可以买到最便宜的产品。进口羊毛衫能让美国的消费者受惠，进口洗衣机和飞机能让英国的消费者受惠。
国会大厦的门廊里挤满了X产业的代表。X产业萎靡不振，已经到了非拯救不可的生死关头，现在只有靠关税、靠提高价格，靠补贴，X产业才可能有救。要是国会坐视不管，X产业一垮，产业工人就只有流落街头。他们的房东、当地的杂货店、肉铺、服饰店、戏院，就会失去生意，经济萧条会因此蔓延到其他行业。但如果国会马上采取挽救措施的话，X产业会向其他行业购买设备;会带来更多就业机会;产业工人会向当地的肉铺、面包店、霓虹灯制造商买更多的东西，推动经济繁荣。
这套游说之辞显然只是前一章谬论的普遍形式。在前一章，X产业是指农业。不过，X产业多不胜举，其中最著名的两个例子是煤矿业和银矿业。国会“拯救白银”计划曾造成巨大的危害。主张实施计划的一个借口是要帮助“东方”，实际上却造成导致中国发生通货紧缩，迫使中国脱离银本位制。美国财政部不得不以离谱的高价大量收购不必需的白银，任其积压在金库里。“银参议员们”完全可以用直接补贴矿业业主或矿工的方式来达到其政治目的，其危害和成本也不至于如此惨重。但是美国国会和这个国家，绝不会批准这种近乎抢劫的直接补贴。银参议员们会包装上“白银在国家货币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等意识形态上的东西，以此来掩人耳目。
为了拯救煤矿业，国会通过了古费法(Guffey Act)，鼓励并强制煤矿业主联合起来，只能以高于政府规定的最低价格出售煤炭。尽管国会立法定价，但政府很快就发现，它总共制定了35万种不同的煤价!因为有数千座规模不等的煤矿场，而且有铁路、公路、海运、江运等不同运输方式，以及成千上万个不同的目的地。强制维持煤碳价高于自由市场价位的一个后果，是消费者加速寻找煤炭的替代物，如石油、天然气、水力发电，来获取动力和取暖。如今，政府又倒过来限制石油消费而鼓励煤炭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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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目的，不是探寻过去为拯救特定产业曾经造成的所有结果，而是探讨拯救一个产业，必然带来的主要结果。
有人可能认为，政府保护某某产业，或许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或许某个产业因为不公平的税负或工资率，而难以为继;或许公用事业公司因为费率偏低，无法赚取合理的利润。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要视特定的情况而定。我们暂不讨论这些，本章只谈拯救X产业的一种论调——如果放任其在自由竞争(也就是X产业的代言人所声讨的，自由放任、无法无天、残酷无情、狗咬狗、弱肉强食的竞争)中萎缩或消失，它会拖垮整个经济;而如果用人为的力量维持它的生存，它会让其他所有人获益。
本章要谈的，无非是将主张实施农产品平准价格或对X产业实施关税保护的论调加以扩大讨论。我们反对通过人为干预提高产品价格，当然不只针对农产品，还包括其他所有产品，正如我们反对关税保护，不是针对某个行业，而是泛指对所有行业。
拯救X产业的办法不胜枚举。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相关提案大抵还有两大类。其中一类强调，X产业已经“过度拥挤”，政府应该阻止其他公司或劳工再进入。另一类则呼吁，政府应该以直接补贴的方式对X产业给予扶持。
如果X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确实过度拥挤，那根本不需要任何强制立法，去排斥新资本或新劳工进入。新资本不会抢着挤进显然要垮掉的行业。投资人不会冒然踏进风险最大、回报率最低的行业。劳工如果能更好的选择，同样不会进入工资最低、工作最不稳定的行业。
如果新资本和新劳工是被强制排斥在X产业之外，例如垄断、同业联盟、工会的政策或者法律等强制手段剥夺了这些资源的自由选择。投资人只好将钱投向回报率还不如X产业的其他地方。劳工只好投身工资和就业前景还不如X产业的行业。这就意味着，资本和劳工的运作效率，都不如允许它们自由选择时的水准。其结果是产量减少，进而导致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生活水平下降，可能表现为人均所领的工资低于本来应有的水准，也可能表现为人均生活费用越来越高，或者两种表现都有(具体表现取决于当时的货币政策)。实施限制性政策的结果是，X产业内部的工资和资本回报率可能会更高;但是其他产业的工资和资本回报率，将被迫下降，低于本来应有的水准。只有牺牲A、B、C产业，X产业才能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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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库直接拿钱来补贴X产业，其后果也差不多。这只不过是将财富或收益转移到X产业。X产业中的人获得多少，纳税人就损失多少。一般认为，补贴这种方式让人能看得清楚财富转移的事实。相比之下，关税、最低价格限制、垄断限制进入行为的相关论调，往往让人看不清这个事实。
采用补贴方式，X产业之所得，正是纳税人之所失，这是显而易见的。损失之中包括其他产业的损失，因为用于支持X产业的税款，有一部分是它们缴纳的。同样，为了支持X产业，负担一部分税款的消费者，也就没有更多钱拿去买别的东西。为了让X产业能有起色，结果一定是其他产业的平均规模小于原来应有的水准。
但是，补贴的结果不仅仅是财富或收益的转移，也不仅仅意味其他产业的总体萎缩程度和X产业的扩张程度相当。补贴的结果还导致国家整体发生净损失，因为资本和劳工也会被迫从运用效率较高的产业流失，而流向运用效率较差的产业。如此一来，创造出来的财富减少了，人均生活水平低于应有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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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带来这些恶果是必然的，只要采取补贴就不可避免。X产业其实是竞争不过其他产业而落败的。我们可以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要给落败的产业做人工呼吸，供它们吊命?而那些认为经济扩张意味着所有产业必须同时扩张的说法大错特错。放手让旧产业落败，其实是为了为了让新产业能够快速成长。只有这样，必要的资本和劳工才能从旧产业释放出来，供新产业使用。要是我们人为地去维持马车业及其相关行业继续存在，我们只会减缓汽车业及其相关行业的成长步伐，我们只会减低财富创造，阻碍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当我们为了保护有一技之长的劳工，为了保护已经投下去的资本，去极力阻止某个产业消失时，我们正是在阻碍经济和科技的进步。放手让夕阳产业消失，允许朝阳产业成长，这是一个有活力的经济能够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尽管有的人无法接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保护落伍过时的产业，就跟保护落伍过时的生产方式一样愚蠢。产业和生产方式在很多场合其实是同义语。只要有更好的产品和更好的手段能满足新老需求，新的生产方式总会不断取代旧的生产方式。
在研究任何经济政策提案的效果时，不仅要考察提案带来的即期结果，也要探究长期结果;不仅要探讨其主要后果，也要探讨次要后果;不仅要看其对某些特殊群体的影响，还要看其对所有人的影响。也就是说，把注意力只集中在特别的某一点的做法不过是自欺欺人，例如先前讨论的那些只关注某个行业发生的事情，对所有的行业发生的变化却不加考虑的做法。但是，恰恰是由于人们长期养成的思维惯性和惰性，总是把特定行业或特定进程拿出来单独探讨，从而造就了经济学上的主要谬论。这些谬论，不只充斥在利益集团聘请的代言人的言论中，就连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也时常挂在嘴边。
归根到底，“生产致用而非利润至上”(production-for-use-and-not-for-profit)学派的理论是基于这种片面性错觉。他们据此抨击所谓邪恶的“价格体系”。该学派的信徒宣称，生产问题已经解决了。科学家、效率专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已经解决了生产问题，凡是你想要的东西，他们都能生产出来，要多少有多少。(那些认为印钱就能解决一切，认为均贫富就能解决问题的无稽之谈也是以此为出发点的。)他们接着表示，可惜这个世界并非由生产致用的工程师主宰，而是由利润至上的企业家主宰，是企业家指挥工程师，而不是工程师指挥企业家。只要有利可图，这些企业家就会让工程师把任何物品生产出来;一旦赚不到钱，唯利是图的企业家就会停止生产，他才不管众人的要求有没有得到满足，也不管整个世界对更多的产品的迫切需要。
这种论调中存在好些谬误，很难一下子梳理清楚。不过，我们已经了解到，其核心错误在于只看一个行业，或挨个孤立地考察几个行业，好像行业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其实，任何一个行业与其他所有行业都是有联系的，各行各业所作的决定，都在相互影响。
如果我们了解企业必须共同面对的基本问题，就会更明了这种联系与相互影响。为了把这一基本问题尽量简化，我们先谈鲁滨孙漂流到荒岛时所面对的问题。一开始他什么都想要。他被雨淋透、冷得发抖、饥渴交加。他需要饮用水、食物、避雨的地方、防野兽的武器、火、睡觉的窝。他不可能一下子满足所有需要，毕竟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或资源都很有限。他必须先立即解决自己最需要的。比方说，极度干渴最难耐，于是他在沙地上挖坑收集雨水，或者做个简陋的容器蓄水。等到有了少量的水，紧接着必须去找吃的，改善水源则是以后的事。他或许想去抓鱼，为此，他需要鱼钩鱼线或渔网，而且必须事先准备好这些工具。但是不管他在做什么事，做这个就做不了那个，他只能把不那么急迫的事挪到以后再说。他得时时考虑把时间和力气用在做哪些事情上。
在电影《海角一乐园》(Swiss Family Robinson)中，荒岛上的那家人比较容易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虽然有更多张嘴巴要吃饭，却也多了几个帮手。他们可以分工作业，例如父亲打猎，母亲准备饭菜，孩子们拾柴火。但即使在这个家庭里，也不能不顾事情的轻重缓急而让某位成员一直做同一件事。当孩子们已经拾了一堆柴火之后，其中一个孩子可能被派去担水，因为柴火拾多了也用不了。这户人家也得时时考虑要把力气用在哪里，而如果他们有幸拥有猎枪、渔具、船、斧头、锯子的话，更得要考虑劳力和资本用在什么地方。要是拾柴火的小孩抱怨说，哥哥要是不去抓鱼而去帮他拾柴火，他们会拾得更多，这种话一定会被家人戏谑为蠢话。从上面单独一人或单独一家人的故事，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某项工作做多了，一定会牺牲其他所有的工作。
这类浅析有时被讥讽为“鲁滨孙经济学”。可惜，讥讽者才最需要了解这种经济学。一些人无法理解简单故事背后的基本原则;一些人仿佛理解了，但在探讨错综复杂的现代经济社会时，却又把这些基本原则忘到了一边。
通货膨胀的幻景
我发现有必要时时提醒读者注意，特定的政策只有在“不存在通货膨胀”时，才会必然带来特定的结果。在公共工程和政府信贷的章节中，我说过将通货膨胀会引发的复杂状况挪到后面来讨论。其实，货币与货币政策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在每一种经济过程中都很难分开。即便是为了简化阐述，要将二者分开也是很困难的事，甚至根本分不开。例如，我们在探讨政府或工会的各种工资政策对就业、利润和生产的影响时，我们都只有把不同的货币政策产生的若干影响立即考虑进去才讲得通。
在考虑某些特定情况下通货膨胀产生的影响之前，我们应该先考虑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一般性影响。而在此之前，似乎更应该先问：为什么不断有人采取通货膨胀政策、为什么自古以来它倍受亲睐、为什么它那虚幻不实的论调，诱惑一个又一个国家走上经济灾难的不归路。
通货膨胀之所以吸引人，最明显、最古老、最顽固的错误，在于把“金钱”和“财富”混为一谈。亚当?斯密两个多世纪前写道：“财富由钱币或金银构成这一普遍存在的观念，是自然而然地因货币有两重作用而产生的，一是作为交易的媒介，二是作为价值的尺度……想要富有，必须取得金钱。按照通俗的说法，财富和金钱，无论从哪一点看来，都是同义语。”
真正的财富，当然存在于生产出来并供人们消费的东西：我们吃的食物、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铁路、公路和车辆;轮船、飞机和工厂;学校、教堂和剧场;钢琴、绘画和书籍。但是财富与金钱之间的含糊表达仍然普遍存在，让二者极其容易混淆，连那些曾意识到这种错误的人，在推理的过程中，还是把二者再度混淆。每个人都明白，如果自己更有钱，就能买到更多的东西;若手里的钱是先前的两倍，就能买到两倍的东西;有三倍的钱，就会比先前“富有”三倍。对于许多人来说，结论再清楚不过：只要政府发行更多的货币，并且分配给每一个人，我们都将变得更富有。
这种人是最天真最无知的通货膨胀支持者。还有另外一种不那么天真的人，他们知道，要是整件事有那么简单，那么政府只要印钞票，就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他们意识到这么干肯定会出问题;所以他们希望通过某种方式限制政府发行新增货币的数量，例如将其限制在刚好足够弥补所谓的“不足”或“缺口”。
他们认为，购买力长期不足，是因为产业并没有分配足够的钱给生产者，让他们无法以消费者的身份，买回自己生产的产品。一定有某个地方出现了神秘的“漏洞”。有一群人用数学方程来“证明”这件事。在方程式的一边，他们对某个项只计数一次，而在方程式的另一边，他们却莫名其妙地把同样的项重复计数好几次。于是这在他们称之为“付款款项A”和他们所说的“付款款项A+B”之间，制造出令人紧张的缺口。所以他们道貌岸然，四处为他们的发现进行游说，坚持政府应该发行货币或“信用”，以弥补失落的付款款项B。
这些“社会信用”宣传家看似荒谬可笑，但是比他们好不了多少的通货膨胀支持者大有人在，他们提出一些“科学”计划，能够发行刚好足够的额外货币或信用，弥补所谓的长期或定期发生的不足或缺口;而缺口的数值，是他们用另外的方程式计算出来的。
下文是《一课经济学》读后的一次实战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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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上海过得舒服非得年薪50万元不可》
Schindler: …There’s no way I could have known this before, but there was always something missing. In every business I tried, I can see now it wasn’t me that had failed. Something was missing. Even if I’d known what it was, there’s nothing I could have done about it, because you can’t create this thing. And it makes all the diference in the world between success and failure.
Emilie: Luck.
Schindler: War.
读一读Henry Hazlitt在60年前写的Economics in One Lesson，不难明白辛德勒这段话的真正含意。辛德勒作为战时政府契约承包商，是战时通货膨胀政策的既得利益者。战时政府会让印钞机开足马力，把钞票抱给契约承包商（A），以满足急需。这时，物价还没有普遍上涨，承包商们已经枕着大抱大抱的钱。要什么有什么，想谁就是谁。货币的主观价值在他们眼里算个鸟，为了争一兜风一碟醋，一掷千金算个鸟。这样一来，直接为承包商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商家(B)可以大肆抬高价格。也过一把阔绰的日子。以此类推，直接为B 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商家（C），也可以在物价普遍上涨之初淘到第一桶金。不过，排在后面的D、E、F，以及排在更加后面的X、Y、Z，在通货膨胀的前期、中期，甚至中后期都只有挨受煎熬的苦命。所以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过程，一种不公正的过程，它扭曲了一切。
战时通货膨胀政策只是一般通货膨胀政策的一个例子。当政府要通过圈地，经营地产来致富的时候，房地产开发商就成了政府契约承包商。15年来，各级政府都在经营城市，到处是建筑工地、是开发区、是崭新的楼房。印钞机开足马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又一次通货膨胀便因此而启动。两年前刚踏上故土，出租司机聊起只有接政府的活儿才能翻身。我觉得这小子比得上在华尔街给伯纳德·巴鲁克擦鞋的那个家伙。可惜我不是巴鲁克，也不是ABC，我只是卷铺盖回家的XYZ。
shine提及：“以前曾看到一群海龟在网上吹牛,别的俺没记住就记住一句话，要在上海过的舒服非得年薪50万元不可。”
且不说坐地收租的买办，咱们回头想一想那些帮政府搞各种infrastructure的承包商，比如他们可以把中国电信称为中国点心，合同金额动辄 n位数计。跟在后面搞IT Solution的整体上要次一点点，排在更后面搞digital contents的整体上就更艰难些。俗话说，赚有钱人的钱。印钞票的人才是有钱人。这种靠印钞票解决问题，这很像打网络游戏中的外挂，也就是 cheating。如果你是既得利益团的一员，你能更轻松捞到政府订单。如果你只有专业技能，你也许要掂量一下，是安安心心做自己的事情，还是去争做 ABC。cheating带来各种价格-成本-工资关系失调，让更多能人无法安心做自己的事情，产业结构被扭曲。比如，采掘业、制造业的钱也抱去搞房地产，势必带来hot commodities，商品期货大牛市也被人称为通货膨胀——商品供需严重失调反弹的苦果。
其实孙悟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海龟。他从东圣神州飘洋过海到西牛贺州，毕业于灵台方寸大学斜月三星学院。单从孙猴子的口头禅“造化、造化”看，这家伙也没有去深究造化背后是上界诸仙布的局，拿它当猴耍。灵台方寸斜月三星就是一“心”字，只要自己心里觉得舒服，自己不要乱了自己的方寸，年薪多点少点也许不是舒服与否决定因素。
?“平准”价格
正如关税史所提醒的那样，特殊利益，总能驱使受惠的人处心积虑，去说服众人为什么他们应该得到特殊待遇。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计划，那些计划开始显得荒唐可笑，有识之士都懒得去戳穿它。但是特殊利益会驱使受惠的人坚持推进他们的计划。该计划若能通过立法实施，会立即增加那些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雇来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和公共关系专家为其代言。他们那些论调在公共场合被人反复提起，再加上大量统计数字、表格、曲线图和饼形图的狂轰滥炸，民众很快就信以为真。等到有识之士意识到立法实施势在必行，一切为时已晚。有识之士没办法在短短几周之内吃透相关的主题，而他们的对手，也就是利益集团雇来的那些智囊，却已经在这个主题上倾注了数年心血。有识之士被对手指责不了解具体情况，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假设和推定层面，让人觉得强词夺理。
农产品“平准价格”的历史，正是照上述进程写就的。不知道平准价格第一次作为立法议案提出具体是哪一天，但是1933年新政实施时，它已经成为既定的原则，并作为法律颁布。而且，年复一年，平准价格的衍生论调也被陆续颁定为法律。
平准价格的说法大致如下。在所有产业中，农业最基本、最重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还说，只有农民富裕了，其他人的富裕才有着落。要是农民缺乏购买力，买不起工业产品，工业就会衰退。他们认为这是1929年经济崩溃的原因，起码是经济无力复苏的原因。当时农产品价格暴跌，而工业产品价格的跌幅却很小。结果，农民买不起工业产品，导致城市工人纷纷下岗。然后，城里人也买不起农产品，于是经济萧条四下蔓延，形成恶性循环。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很简单，把农产品价格拉回到与农民所买产品价格持平的水准。1909年到1914年间就出现了这种平准价格，当时的农民很富裕。那时的价格关系应该恢复，并且永久维持。
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隐含了许多谬误，在这里没有时间一一探讨，展开讨论也会离我们的主题太远。但是我们找不到充分的理由，认定某一年或某一特定时期出现过的价格关系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甚至认为这种价格关系比其他的时期更为“正常”。就算当时的价格关系相当“正常”，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们无视此后60年生产和需求状况发生的巨变，同时认为这种价格关系应该继续维持下去?利益集团选定1909年至1914年的价格关系作为平准价格的基础，并不是随意的，就相对价格而言，那其实是美国历史上对农业最有利的时期之一。
如果平准价格观念真的那么厚道或合乎逻辑，那就应该普遍适用于所有商品。如果1909年8月到1914年7月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关系应该永久保持，那为什么不将那段期间各种商品之间的价格关系也永久保持呢?
在本书1946年版中，我举例说明了平准价格观念产生的一些荒谬结果：
雪佛兰(Chevrolet)六缸大轿车1912年的售价是2?150美元;1942年改进型六缸雪佛兰大轿车售价是907美元，若参照当时农产品平准价格来调整，售价应该是3 270美元。1909年到1913年(含)，金属铝的平均价格是每磅22.5美分;1946年初是14美分，若按照平准价格，则应该是41美分。
1978年的今天再来算这笔账的话，肯定费力不讨好，我们除了必须考虑1946年到1978年间严重的通货膨胀(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两倍多)，还必须考虑前后两个时期汽车品质上的差异。这种困难，显然表明了平准价格的提议行不通。
在1946年版中，我继续指出，生产率提高也是农产品价格下降的部分原因。“从1955年到1959年的5年间，美国的棉花产量平均每英亩是428磅，从1939年到1943年，年均为260磅，而在1909年到1913年这个'基’期，年均收成只有188磅。”再跟现在的生产率水平比较一下，1968年到1972年5年内，平均每英亩棉花收成467磅，农业生产率继续提高，只是增幅有所下降。同样，1968年到1972年5年的平均每英亩产量，玉米为84蒲式耳*，小麦为31.3蒲式耳。而从1935年到1939年，玉米年均只有26.1蒲式耳，小麦只有13.2蒲式耳。
由于使用更好的化肥、品种改良、机械化程度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已经大幅下降。在1946年版中，我引用了这段话：
“在一些完全实现机械化和大批量一条龙生产经营的农场里，只需要几年前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劳工，就能实现相同的收成。”*
但是“平准”价格的鼓吹者对这一切却视而不见。
政府不肯将平准价格原则普遍应用于所有的产品，证明这类经济计划并非对公众有利，而只是补贴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还有另一个证据，当农产品价格上涨，高过了平准价格(这种情况也可能是政府政策造成的)，代表农民利益的国会议员，从来不曾要求把农产品价格拉回到平准价格，从来不曾要求农民退回等量的补贴。平准价格原则只是特殊利益只上不下的单行道。
讲完粗浅的“破窗谬论”，有人会说，任何人只要动脑筋想一想，一定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事实上，穿着各种伪装的破窗谬论，在经济学历史上却最为顽固不化，而且此种谬论在过去任何时候都没有现在这么盛行。如今，每天都有许多人在一本正经地重复着同样的错误。这些人包括工业巨头、商会和工会领袖、社论主笔、报纸专栏作家、电台与电视台的评论员、技巧高深的统计专家、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们正在用各自的方式宣扬破坏行为所带来的好处。
有些人不屑于谈小小的破坏行为带来的蝇头小利，却醉心于巨大的破坏行为能让人们受益无穷。他们吹嘘战争对经济是如何如何的有利，非和平时期能比，并向我们展示通过战争才能实现的“生产奇迹”。他们认为，战争时期庞大的需求“累积”或“堵塞”，会给战后的世界带来繁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兴致勃勃地清点那些在欧洲被战火夷为平地、必须重建的房子和城市。在美国，他们清点出战争期间无力兴建的房子、短缺的尼龙袜、破旧的汽车和轮胎、过时的收音机和电冰箱。这些人汇总出来的数额之大，令人震惊。
这种“需求堵塞”谬论只不过是我们所熟悉的老朋友——破窗谬论——换上一件臃肿的马甲之后的形象而已。不过这一次，有更多相关的谬误绞缠在一起，需要我们逐一驳斥。首先，它把需要(need)和需求(demand)混为一谈。战火摧毁的东西越多，人民生活越贫困，战后需要的东西也就越多，这点毋庸置疑。但是，需要并不等于需求。有效的经济需求，光有需要还不算，还必须要有相当的购买力才行。当今印度对产品的实际需要远高于美国，但是它的购买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创造商机的能力却远低于美国。
不过，就算绕过了上一个谬误，接下来还有可能陷入另一种谬误。发表破窗谬论的人通常只从金钱的角度去思考“购买力”。其实，只要让印钞机开足马力，不愁没有钞票。要是以金钱来衡量“产品”价值的话，那么以钞票为产品的印钞业，无疑是当今世上规模最大的产业。但是用这种方式去解决购买力问题，所印制的钞票数量越多，单位货币的价值就越贬值，货币贬值的程度可以用物价上涨的幅度来衡量。可是，人们只习惯于用金钱来衡量自己的财富和收入，所以只要手头多了几张钞票，便以为自己过得更好，尽管拿这些钱能买到的东西比从前少，自己实际拥有的东西可能不如从前。人们所认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经济“收益”，其实大多是战时通货膨胀造成的幻象。哪怕在和平年代，同等规模的通货膨胀也能带来这样的结果，并且的确产生过这些结果。后面我们还会回过头来谈这种货币幻觉。
“需求堵塞”谬论只讲出了一半的真相，这点跟破窗谬论一样。被砸破的橱窗的确会给玻璃店带来生意，战争造成的破坏也的确给某些产品的制造商带来了大量的商机。房子和城市的毁于战火，为建筑业赢得了更多业务，而战争期间没办法生产的汽车、收音机和电冰箱，确实为那些特定的产品带来累积性的战后需求。
这一半的真相在大部分人看来，就像是总需求增加了。部分原因是由于单位货币的购买力降低，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需求从其他地方转向了这些特定的产品。欧洲人盖出了空前数量的新房子，因为他们必须先解决安居问题。可是，在他们大兴土木的同时，可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人力和生产能力就会随之减少。人们买了房子之后，可用于购买其他产品的支付能力也会随之缩水。人总是顾得了一头，就顾不了另一头(当然，饥寒交迫的紧张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人们更多的生产活力)。
这一得一失当然要拜战争所赐。战争改变了人们在战后的努力方向;战争打破了各行各业原有的平衡;战争重塑了工业的结构。
二战后的欧洲各国都出现了高速甚至奇迹般的“经济增长”，那些惨遭战火蹂躏的国家是如此，那些未受劫掠的国家也是如此。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的德国等国，其经济增长速度比破坏不那么严重的法国等国要快。部分原因是因为西德实行了较为稳健的经济政策，部分原因是想尽快过上正常生活的念头使人们工作更加努力。但它并不表示财物毁损对失去财物的人有利。没有人会因为需要激发出斗志而刻意烧毁自家的房屋。
战争结束后，迎来和平的人们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内激发出旺盛的精力。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在《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的第三章开门见山这么写道：
不幸的事件、政府的失误，可能将一个国家置于悲惨的境地，但与之相比，科技的持续进步、人们改善自身生活的恒久努力，却能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国家的繁荣。我们经常发现，肆意挥霍、苛捐杂税、荒谬的商业管制、贪渎腐化的司法体系、伤亡惨重的战争、叛乱、迫害、烈火、洪水，它们都在摧毁财富，但人民通过努力创造财富的速度却更快。
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财物毁于战争或和平年代。对个人来说是伤害、是灾难的东西，对由个人组成的国家来说也一定是伤害和灾难。
经济推理中最常见的许多谬论，源于人们倾向于将“国家”当成抽象的集合名词去思考，而忘记或忽视了组成它、并赋予它意义的个人。这种倾向在今天尤为明显。如果一开始就从惨遭横祸的个人角度去思考，那就不会有人认为战争造成的破坏对经济有利。
那些认为战争造成的破坏能增加总体“需求”的人，还遗漏了一个基本事实：需求和供给就像硬币的两面，其实是从不同角度观察到的同一样东西。供给会创造需求，因为归根结底供给就是需求。人们把自己生产的东西供应给他人，其实是为了换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农民为城市供应小麦，是因为他们需要汽车或其他产品。所有这些，是现代分工和交换经济的本质。
这个基本事实对于大部分人(包括一些被誉为杰出的经济学家的人)来说是不清楚的。他们被工资支付等复杂的机制，以及几乎所有的现代交易都以金钱为媒介间接进行的形式所蒙蔽。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一批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未能详尽阐明货币造成的复杂后果，至少透过“金钱的面纱”看到了现实的根本。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比当今那些批评他们的人更胜一筹。那些批评者非但没能从中得到启示，反而被金钱的表象搞糊涂了。单纯的通货膨胀——也就是发行更多的货币，造成工资和物价上扬——看起来也许像创造了更多的需求。但从实际物品的产量和交易量来看，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显然，生产力被摧毁多少，实际购买力就会被摧毁多少。尽管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以金钱表示的产品价格或“国民收入”会上升，我们却不应该被此表象迷惑，甚至自欺欺人。
有人争辩说，德国人和日本人比美国人拥有“战后优势”，因为他们的老旧工厂在战时被完全摧毁，得以更换最现代化的厂房和设备，生产效率得以提高，成本得以降低，非美国那些老旧、过时的厂房与设备可比。如果真是这样，那美国人完全可以立即拆除老旧设施，从而一举消除日本和德国的领先优势。实际上，只要能满足利润最大化，所有国家的所有制造商，都可以每年弃旧换新。
道理很简单，厂房、设备都有最适当的折旧率，也就是最佳的更新年限。只有在制造商的厂房、设备因为老化过时，净值接近于残值，正要找人来拆除，并且已经订购了新的设备之际，炸弹刚好在这一刻落下，帮忙拆毁了现有设施，才真的对当事人有利。
当然，如果厂房、设备以前的折旧和过时程度没有适当反映在会计帐簿上，实际损失就不会有账面损失那么更严重。新厂房、新设备的出现，也的确会加快老旧设施的淘汰速度。也就是说使用新装备能创造更大的利润，继续使用旧装备比较而言就是损失。如果那些拥有老厂房、老设备的制造商想继续使用过时装备，已经超过了利润最大化的正常期间(假定他们有预算来添置新厂房和新设备)，那么厂房、设备此时被摧毁，将带来比较优势，或者讲得确切一点，可以减低他们的比较损失。
我们从中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厂房毁于战火绝没有什么好处，除非在那些厂房因为折旧和过时，价值接近于破铜烂铁，正处在弃旧迎新的当口。
弃旧并不意味着就能迎新。上述讨论还忽略了一个核心的事实。即，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必须拥有资金提留，或者通过储蓄取得资本积累，才能实现厂房和设备的更新换代。然而，战争却会摧毁累积下来的资本。
当今世上，没有哪种信仰能比民众对政府支出抱有的信仰更持久、更具影响力。各国民众都在仰仗政府支出这剂灵丹妙药，坚信它能包治所有的经济弊病。民间产业不景气吗?我们就靠政府支出去拉动产业经济。出现失业问题了吗?这显然也是“私人购买力不足”造成的。开出的药方明摆着还是政府支出。总之，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政府花掉足够多的钱去补齐“不足”。
无数的文献基于这一谬论，与其他荒唐的说法相互支撑，并使之成为盘根错节的谬论网的一部分。我们还无法在本章解析整个谬论网，不过，我们能在这里剖析孕育其他许多无稽之谈的谬论之母，也就是该谬论网的主干。谬论网的分支留在后面的章节去解析。
除了大自然有限的免费恩赐之外，我们取得任何东西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世界上所谓的经济学家有的是，这些人个个都有享用“免费午餐”的种种办法。他们说，政府根本不用收税都能有花不完的钱;政府可以无限累积债务，根本不用偿还，因为“钱是我们欠自己的”。后面我们还会再来剖析这类奇谈怪论，但这里必须无情地指出，过去做的这种美梦总是以国家财政破产或者通货膨胀飙升而告终。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所有的支出最后都必须靠纳税人来埋单;通货膨胀本身只是税收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且是极其有害的形式。
对于政府推行长期借款和通货膨胀政策这类谬论网，让我们稍后再讨论。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基本观点，那就是：“政府即将或者最终要支出的每一块钱，都必须通过征税来补偿”。一旦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看问题，所谓政府支出造就的“丰功伟绩”，就不再那么风光了。
一定数额的公共开支对执行基本的政府职能是必要的。一定数量的公共设施建设，如街道、桥梁、隧道、军营、海军基地、议会大厦、警察局和消防队，是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所必需的。社会对这些公共建设本身有需要，需要就是其存在的理由。我要讨论的不是这方面的实际建设，而是将公共建设当做一种手段，用以“提供就业”，或者创造出民间无法创造的新财富这类公共工程。
假设要建一座桥，如果它能满足民众的实际需要，缓解难以克服的交通或运输问题，民众不会闹意见。换句话说，如果对纳税人觉得把钱投在这里，比不收税而让他们自己消费更有价值，那么兴建这样的桥梁就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是为了“提高就业机会”而建桥，那就成另外一回事了。当提供就业机会成了目的之后，有无兴建桥梁的实际需要就会成为次要问题。这时，政府必须无中生有，发明各种“公共建设计划”。他们不再只考虑哪里必须建桥，而是开始自问自答：桥可以建在哪里。政府能够找到诸多借口来自圆其说，说为什么需要再建一座桥，把浦东和浦西连接起来。并且，工程很快就会上马，那些对建桥的必要性提出质疑的人，则会被认为是碍手碍脚和不识时务。
关于建桥，一般有两个论调。其一主要发生在造桥之前，另一个主要流传于完工之后。第一个论调指出，造桥能够提供就业机会，比如说，一年可以提供500个工作机会。这其中的暗示是，不建这座桥，就不会有这些工作机会。
这仅是眼前的结果而已。如果我们学会进一步去看背后的结果，也就是说，不只是关注那些政府工程的直接受益者，还要同时考虑那些间接受到影响的人，我们的认识就会迥然不同。没错，造桥工人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然而造桥的钱却必须从税收中支出，造桥每花一块钱，就得向纳税人征一块钱的税。要是建造这座桥得花1 000万美元，纳税人就得贡献出1 000万美元。他们本来可以用这笔钱去购买他们各自急需的东西。
不难发现，造桥工程不过是使就业机会发生了转移而已。造桥工程每制造一个用于公共建设上的工作机会，就必定会破坏掉一个用于私人领域的工作机会。我们看得见桥梁工地上建设者们夜以继日，于是，政府支出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论调变得活灵活现，令大多数人深信不疑。但有些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为了建桥它们就无法产生。这些看不到的东西，是从纳税人的口袋拿走1 000万美元之后而破坏掉的工作机会，一方面造桥工人在增加，另一方面汽车工人、电视机工人、制衣工人、农民在越少。
桥终于建好了，不妨假定那是一座漂亮的大桥。第二个论调会说，这都得归功于政府支出的神奇魔法。要是当初那些反对者得遂所愿，还会有这座跨江大桥吗?若少了这座桥，这个城市当然不如现在发达。
主张政府支出的人靠这样的障眼法，轻而易举地说服了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人。这两类人的眼睛里都只有那座桥。如果他们能学会既看直接的结果又看间接的影响的话，那些原本可能产生而没有产生的东西便会呈现在他们的想象之中。他们将看到没能盖起来的房子、没能生产出来的汽车和洗衣机、没能做出来的礼服和外套、没能种出来和卖出去的粮食。要看到这些没有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得靠某种想象力，可惜这正是许多人所缺乏的。我们也许意识到过这些不存在的东西，但当我们每天上下班路过的桥梁时，我们的意识里便只有了桥梁。政府支出的幻象，无非是通过牺牲其他的机会，把特定的财富创造出来而已。
2
这种推理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各种形式的公共建设。例如，动用公共资金兴建供低收入家庭居住的廉租房。这么做，只不过是用征税的方式让收入较高的家庭把钱拿出来(也可能有一小部分是其他低收入较低家庭的钱)，强迫他们补贴那些政府选定的低收入家庭，让后者以相同或更低的租金，住上比原来更好的房屋。
我不打算在这里探讨兴建廉租房的种种利弊，只想指出，赞成兴建廉租房的最常见的两个论调都存在谬误。其一是它能“创造就业”，其二是它所能创造的财富是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这两个论调都站不住脚，因为它们忽视了赋税造成的损失。用于兴建廉租房的税赋所毁掉的其他行业的工作机会，跟它在住房建设行业创造的工作机会一样多。这也导致有些私人住房无法盖起来，有些洗衣机和电冰箱无法生产出来，使其他不计其数的商品和服务供给减少。
这种得失不可能有别的答案，虽然有人说兴建廉租房不需要一次拨一大笔钱，靠每年的租金补贴就能盖好。但这种技术上的处理并未改变问题的本质，那只是把纳税人的负担分摊到许多年，而不是集中在一年。
兴建廉租房能带来不少心理满足。建设时能看到繁忙的工地，完工后能看到崭新的建筑，开盘后能看到乔迁新居的人喜气洋洋地带领亲朋好友参观房间。相反，因赋税而损失的工作是看不见的，那些无法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无法提供的服务也是看不见的。每次看到那些房子，看到那些住在里面的幸福快乐的人，我们都需要重新集中精力，才能想象出那些没有被创造出来的财富。主张兴建廉租房的人指着矗立在眼前的楼房反驳说，你说的那些只是想象出来的、不存在的事物，是纯理论的东西。他们的言行令人惊讶吗?就像萧伯纳的剧作《圣女贞德》中的那个家伙，当被告知毕达哥拉斯的理论说地球是圆的、而且绕着太阳转时，他驳斥道： “十足的白痴!他不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吗?”
对于像田纳西河流域治理工程这样的宏伟工程，我们仍需进行同样的推理。这项工程十分浩大，其视觉冲击力更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你看，这是一座巨大的拦水坝，这是一座令人震撼的弧形钢筋混凝土建筑。它“比私人资本能够建造的任何东西都伟大”，它是摄影师的圣殿，是社会主义者的天堂，也是最常被引述的公共建设、公共所有权、公共设施运营奇迹的象征。这里有巨大的水轮发电机组和电站厂房。单靠这项工程就带动了更多的新工厂和新产业，整个地区的经济水平也得以提高。拥护者对此推崇备至，说这里创造了没有负面效应的经济净收益。
对于田纳西河流域治理工程或者类似的公共建设的功绩，我们不必在这里讨论。然而，我们必须看一看这本账的负债部分，这需要加倍努力去运用想象力，因此似乎很少人能够做到。如果政府把从个人和企业那里征收来的钱集中花在某个地方，使当地变得相对富裕，那有什么好令人惊叹的?凭什么应该视之为奇迹?请不要忘了，其他地方会因此变得相对贫穷。所谓“私人资本建造不出来”的伟大建设，实际上正是用私人资本建造的，即利用从民间征来的税来筹集建造工程的资本(如果是发行国债借钱的话，最后也要靠征税去偿还)。我们必须再次借助想象力，才看得到那些不存在的民间发电厂、民宅、打字机和电视机。这些事物得不到建设或生产，是因为全国各地人民身上的钱都被拿去建设了特别上镜的诺里斯大坝。
3
我特意选了几个形象工程做例子，这些公共支出计划都是主张政府支出的人推崇备至的，也是公众最认可的。这类不讲求效用的投资计划不胜枚举。政府推行这类计划的主要目的无一例外都是“提供工作机会”和“让人们有工作可做”。至于计划本身的效用如何，反而成了次要问题。况且，工程越是铺张浪费，耗用的人力成本越高，就越能达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这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僚构思的公共建设计划，每花一块钱所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净增幅，都极有可能不如纳税人自行花掉这笔钱更值。
税负抑制生产
政府支出必定需要首先从某甲那里拿走征收来一笔钱，然后才有资源给某乙，整个过程势必会挫伤某甲的生产积极性。因此，政府支出所创造的财富也就不可能完全补偿其征税所破坏的财富。人们常常这样比喻政府支出：把国家的钱从右边的口袋掏出来，再放进左边的口袋。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例如，主张扩大政府支出的人告诉我们，如果国民所得一年是1.5万亿美元，联邦税收是3 600亿美元，那么就只有24%的国民所得从私人用途转到公共用途。这种说法就好像把整个国家当成资源汇聚在一处的大公司，资源转移只是账面上的调整而已。他们或许十分清楚这件事给某甲带来的伤害，却避而不谈。他们只谈这个过程给某乙带来的利益，以及由此给他带来的其他美好前景，说什么如果没有把钱转移给他，这些美好前景就不会发生。某乙作为政府支出的政绩被频频曝光，而为政府支出所牺牲掉的某甲则注定被遗忘。
所得税负的重担往往会落在部分人身上。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所承受的所得税比例不尽相同。为了弥补公共开支，政府还必须开征其他名目繁多的赋税，从而进一步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没有人情愿自己的钱被政府拿走，税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纳税人的行为和动机。如果一家公司发生亏损，每赔一块钱，就得足足损失一块钱;要是没有适当的税务会计法规，允许拿数年来的亏损去冲抵数年来的利润的话，当这家公司赚钱的时候，每赚一块钱，却只能留下税后的部分(例如52美分)。于是，公司的经营政策就会受到影响，它将丧失扩张业务的冲动，或者只扩张那些风险最低的业务。觉察到这种状况的人甚至会打消开创新事业的念头。现有的雇主将不再增加员工，甚至会设法减员;其他人则根本不打算成为雇主。长期下来，与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准相比，新设备和新工艺的应用放慢，消费者买不到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实际工资不升反降。
把个人所得税率调升至50%、60%或70%，会更严重地挫伤生产积极性。人们将开始扪心自问：辛辛苦苦一年下来，为什么有6个月、8个月甚至9个月全是在为政府做贡献，只剩下6个月、4个月甚至3个月的所得供自己和家人使用?赔钱的时候，自己必须承担全部损失，赚钱的时候却只能留下一小部分利润，他们会认为，拿自己的钱去冒这种风险未免愚不可及。他们也没有多余的钱拿去冒险，因为资本还没有累积就已经被征收走了。主张扩大政府支出的人，宣称他们的用意是要解决失业问题，然而到头来，税负反而制造出了失业问题。因为可以用来创造私人部门的新就业机会的资本，一开始就无法形成、无法存在，能够投入的资本又缺乏创业的激励。
税负占国民所得的比率越高，民间生产和就业受到的威胁就越大。当然，为了执行基本的政府职能，一定数量的税收必不可少，围绕这个目的的合理税收对生产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能保护生产，能为生产者提供便利。相反，过分沉重的税负则会抑制生产。等到总税负大到超过能够忍受的限度时，才回过头来考虑重新设计税制，损失程度已经非常惨重了。
有时，政府拿钱出来“扶持”企业，这其实和政府征敛民财一样可怕。扶持的形式通常表现为政府直接贷款，以及政府担保的民间贷款等。
政府信贷往往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这使问题的讨论变得更加复杂。为了简化起见，本章先假设我们讨论的政府信用扩张不具有通货膨胀的特性。对于通货膨胀造成的各种影响，我们留待后面的章节再去分析。那时我们将了解到，通货膨胀虽然会使问题的分析过程复杂化，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政府信贷政策的实施结果。
国会中最常见的政府信贷提案是增加对农民的贷款。大多数国会议员对农民取得的贷款永远都嫌少，在他们眼中，私营抵押贷款公司、保险公司或乡村银行提供的贷款从来谈不上“充足”。不管人们已经替农民找到了多少贷款，国会总是能不断挖掘出现有的贷款机构还没有填补的新缺口。农民获得的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已经够多了，而议员们又发现，“中期”贷款还不够多。他们要么指责利率太高，要么抱怨私人贷款只贷给了家道殷实的农民。国会通过立法给农民安排的新的贷款机构和新的贷款类别因此越来越多。
不难发现，有两类短视行为导致人们还在指望这些政策。一类是只从借钱的农民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另一类则是只关心交易的前半部分。
国会提高信用额度的提案不过是加重债务负担的提案的代称。因为在诚信的借款人看来，所有的贷款最终都是要偿还的，所有的信用都是债务。要是我们习惯使用第二个名称，而不用第一个名称，那些提案就不会再那么受欢迎。
我们不必在这里讨论私营机构提供给农民的常规贷款，其中包括抵押贷款，让农民用于购买汽车、电冰箱、电视机、拖拉机和其他农用机械的分期付款贷款，以及供农民在收获和销售谷物前用于资金周转的银行贷款。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只是政府机构提供给农民的直接贷款，以及由政府担保的贷款。
这些政府贷款往往有两类用途。一类用以帮助农民把谷物囤积下来，暂不上市销售。这是一类特别有害的贷款，让我们留待后面讨论政府实施商品管制问题时再做具体分析。另一类贷款是为农民立业提供资金——让他们买得起农场、骡子或拖拉机。
乍一看，这类政府贷款似乎很有必要。有人会站出来说，这里有个贫困家庭，缺乏谋生手段。让他们靠领取救济金生活是一种冷酷和浪费的解决办法。如果政府帮扶他们买座农场，使他们靠劳动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他们就能反过来为国家的GDP尽一分力，并用自己的产出来偿还贷款。或者有的人会说，那里有位农民，买不起拖拉机，还在使用原始落后的方式耕种土地。政府借钱给他买部拖拉机吧，帮助他提高生产力，他能够靠增产所赚来的钱还本付息。这样一来，既能让他靠劳动致富，又能增加产出，使整个社会更加富有。况且，这类贷款是“自偿性”的贷款，根本不需要政府和纳税人来负担成本。
实际上，这正是私营信贷机构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倘若某人想买农场，手头的积蓄只够农场售价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储蓄银行或邻居们会以抵押贷款的方式借钱给他凑够买价。倘若某人想买拖拉机，农机公司或融资公司可以允许他首付三分之一的货款，其余的尾款分期偿还即可。
但是，私人提供贷款与政府提供贷款这二者有根本的不同。每个私营放贷者都是在用自己的资金承担风险。银行家虽然是利用别人委托给他的钱去冒险，但一旦有损失，也必须拿自己的钱去赔付，否则只有破产出局。当人们拿自己的钱去冒险时，通常会严格审查借款人是否有足够的资产做抵押，审查其经营能力和诚信如何。
倘若政府依照同样严格的标准去办理贷款业务，那政府根本没有必要涉足这一行，去做私营机构已经在做的事。不过，政府一向是以不同的标准行事。政府之所以涉足贷款业，就是要向那些从私营机构借不到钱的人提供资金。换句话说，私营放贷者不肯拿自己的钱去冒的风险，政府却愿意拿纳税人的钱去冒险。这种措施的支持者也承认政府放贷的坏帐率高于民间放贷，但他们坚持认为，那些有借有还的人所增加的产出，加上大部分有借无还的人所增加的产出，在抵消坏账损失后仍有剩余。
这样的辩护正是基于我们在前面指出的第一类短视行为。只有当我们将关注点锁定在政府资金的借款人，而忽视那些被政府的计划剥夺的人的时候，那些狡辩才貌似成立。政府真正借出的不是钱，而是实体资本，钱不过是交易的媒介(前面已经提醒过，我们稍候再谈信用扩张引发的通货膨胀效果)。政府真正借出去的是农场或拖拉机本身。农场的数目有限，拖拉机的产量也有限(只要不是牺牲其他产品去生产过剩的拖拉机)，那么政府把农场或拖拉机借给某乙，就没办法再借给某甲。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到底是某甲，还是某乙，应该得到农场?
接下来我们就要比较某甲和某乙的优势所在，以及他们各自对生产有哪些贡献，或者有能力做什么贡献。如果政府不干预，某甲会得到农场。当地的银行家和邻居都了解他，知道他的过去。毕竟这些有钱人也在为自己手上的资金找出路。他们知道某甲是诚实守信的人，言出必行，值得在他身上冒险。也许因为某甲实干、节俭、有远见，攒下的钱已经足够支付农场四分之一的价款。其余四分之三的价款由人们贷款给他，某甲就得到农场。
但凡认为用钱就能解决问题的人，都有个奇怪的想法，以为信用是银行赋予某个人的。事实恰恰相反，信用是人已经拥有的东西。一个人有信用，或许是因为他拥有资产的现金价值大于他想取得的贷款。或许是因为良好的个人品行让他获得了信用。而是一个人本身具备信用，银行才愿意借钱给他。银行家绝不会随随便便地借钱给别人，他需要得到偿还的保证。银行只是把借款人的资产或信用从流动性较低的形式转换成流动性较高的形式而已。有时银行也难免失误，这样一来，不但银行家自己受损失，整个社会也会受损失，因为借款人没能创造出应有的价值，资源被浪费了。
可以看出，具备信用的某甲是银行愿意借钱的对象。但抱着施舍心态的政府更关怀某乙的处境。缺乏信用的某乙没办法从私营放贷者那里取得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他没有储蓄，一无是处，靠领救济金生活。提倡扩大政府信用的人争辩说，为什么不借给他足够的钱，帮助他买农场、买骡子、买拖拉机，帮助他立业，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生产者呢?
这样的争辩正是基于我们在前面指出的第二类短视行为，把钱借给某乙们的结果，是更多的资源会被他们浪费掉。上述争辩就个别的案例来说或许行得通，但整体而言，按政府的标准选定的信贷对象，风险显然高于按私营放贷标准选定的信贷对象，因为某乙们的坏账率更高，而生产率更低。可是，获得政府贷款的人将买到农场和拖拉机，本来可望获得私人贷款的人就反而得不到。政府信贷导致利率上升，农场的价格上涨，甚至导致邻近地区也没有剩余的农场可买，某甲的处境会更加艰难。结果是，某乙有了农场，某甲却被剥夺了拥有农场的机会。这样一来，政府信贷所造成的净效果是减少而不是增加了当地所能创造财富，因为可用的实体资本(由实际的农场、拖拉机等构成)没有交给效率更高的、值得信赖的人，而是落到了低效率的借款人手里。
谈完农业，再来谈谈其他的商业形式，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政府信贷的谬论。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提出这样的议案：政府应该承担起“私营产业承担不起”的大风险。这意味着应该准许政府官僚拿纳税人的钱去冒险，做那些没有人会用自己的钱去冒险的投资。
这种政策会带来很多弊端，例如徇私舞弊，借钱给亲朋好友，或者收受贿赂等。人们谴责腐败，更反对投资不当，那会让纳税人的钱有去无回。这种情况还会增加对社会主义无益的要求，他们会问，既然政府需要承担风险，那为什么不应该同时享有利润?让纳税人承担风险而让私人资本获利，这样做有什么道理?后面会谈到，政府对农民提供的“无追索权”贷款，正是出自这种无益的要求。
让我们暂且略过上述诸多各种弊端，只谈政府贷款的一种后果：浪费资本和削弱生产。政府信贷会把可用的资本丢进糟糕的计划中，充其量也是丢进好坏难断的计划中。政府信贷更可能把资本交给能力比较差、或者比较不可靠的人。可是在任何时候，实体资本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有别于靠印钞机印出来的货币资本)，交到某乙手中的东西，就不可能再交给某甲。
人们希望把自己资本用于投资增值，但投资一定要谨慎。对于私营放贷者而言，他们当然希望最后能连本带利收回投资。因此，大部分放贷者把钱投下去之前，都会预先仔细审查投资计划，仔细衡量获利的预期和亏损的几率。他们有时也会犯错误，但犯错的可能性小于政府放贷者。理由如下：首先，借出去的钱是他们自己的，或是别人自愿托付给他们的。而政府借出去的钱却是从纳税人那里强制征收来的，不需要顾及纳税人的个人意愿。私营放贷者希望自己获利，他们期望借款人能生产市场上有需求的东西。而政府投钱则围绕着诸如“创造就业”之类的模糊目的，并且，越是投向低效率项目——也就是相对于产出所雇用的人数越多——此类投资提案反而越有可能被采纳。
其次，私营放贷者是经过严酷的市场筛选胜出的。经营不善就会赔钱，再也拿不出钱借给别人。他们只有经营得很成功，才可能有更多的钱借出去。因此，私营放贷者(除去通过继承遗产获得资金的一小部分人)经过了优胜劣汰的考验。反观承办政府贷款的从业人员，不少只通过公务员考试，只知道如何用假设的方式回答假设性的问题。他们不仅善于找来最动听的理由把钱贷出去，也善于在贷款出问题时，找来最合适的借口以推脱责任。不过最终结果却不会因此改变：私人贷款比政府贷款更能充分运用现有的资源和资本，政府贷款与私人贷款相比会浪费更多的资本和资源。总之，与私人贷款比较来看，政府贷款会削弱生产，而不是增进生产。
总的说来，主张政府对民间的个人或项目放贷的提案，往往都只看到某乙而忘记了某甲。它只关注从中获得资本的人，而忽略了那些应该得到而没有得到资本的人。它只看得到有政府贷款注入的项目，而遗忘了无法获得资本的其他项目。它只关心某个群体的眼前利益，而不管其他群体的损失，以及整个社会的净损失。
我们同样强烈反对为私人企业或个人提供政府担保的贷款和政府担保的抵押贷款，尽管这些活动比政府直接贷款和提供抵押贷款更具隐蔽性。主张政府担保抵押贷款的人，同样忘记了实际借出的终究是有限的实体资本，如果扶助了看得到的某乙，必然会牺牲看不到的某甲。政府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尤其是免首付款或首付款很少的住房抵押贷款)不可避免会发生更多的坏账。政府强迫全体纳税人去补偿这些损失。鼓励人们去“购买”自己其实负担不起的房子，最终造成住房供给相对过剩。过度刺激楼市，会使得每个人(包括以政府担保抵押贷款购买房子的人)负担的房价升高，甚至可能误导建筑业过度扩张，最终结果将是各方损失惨重。从长期来看，政府信贷并没有提高国家整体的生产，却鼓励了不当的投资。
诅咒机器
在所有的经济错觉中，“机器必然导致失业”这种错误最为阴魂不散。这种错觉曾经被无数人驳倒过，但总能死灰复燃，并且和以往一样张狂。每当出现长时期失业潮的时候，机器总是被指责为造成失业的罪魁祸首。这一谬论仍然是许多工会组织开展实际运动的理论基础。而公众则普遍容忍这些做法，要么认为工会做得对，要么是稀里糊涂，搞不清工会错在哪里。
所有那些机器导致人们失业的想法，若讲一点点逻辑上的一致性，必然都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不但我们今天的每一项技术进步都会带来失业，就连原始人尝试摆脱苦力劳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造成自己的失业了。
让我们追溯到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亚当?斯密这本巨著的第一章叫做“论分工”，在这一章的第二页上，作者给我们举了个扣针制造业的例子。一个劳工，如果不知道如何使用制造扣针的机器，“也许一天也做不出1枚扣针，要做20枚，当然是绝不可能的了”。但是通过分工协作，并且用了机器之后，平摊下来，一人一天能做4 800枚扣针。这样看来，在亚当?斯密时代的扣针制造厂，每出现一个操作机器的劳工，就得有240到4 800名做扣针的劳工丢掉饭碗。如果机器只会让人失业的话，那么扣针制造业导致的失业率就高达99.98%，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吗?
当时的确还有更糟的，毕竟工业革命那时正处于萌芽期，手工被机器所替代的情形显得尤为惨烈。让我们来看看那场革命中的一些事件。以针织袜业为例，新织袜机刚投入使用时就遭到了手工工人的破坏(单单一次暴动，被毁掉的机器就超过1 000台)，厂房被烧毁，发明人受到威胁而被迫逃命。直到军队出动，领导暴乱的分子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处以绞刑之后，秩序才得以恢复。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闹事者饿着肚子，想到毫无希望的明天时，他们抵制机器的行动是合乎理性的。威廉?费尔金(William Felkin)在《机器针织和花边织制商历史》(History of the Machine-Wrought Hosiery Manufactures;1867年)中告诉我们(尽管他的表述略显牵强)，在采用机器后的40年里，英格兰的50 000名做针织长袜的手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绝大多数最终也没能从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中解脱出来。然而，闹事者们坚信机器会永远取代人力的想法却是错的，因为到了19世纪末，针织袜业所雇用的劳工人数，比世纪初的时候反而增长了至少100倍。
阿克赖特(Arkwright)在1760年发明了棉纺机。据估计，当时在英格兰有5 200名使用纺车的纺纱工，以及2 700名织布工——总共有7 900人从事棉纺织品的生产。阿克赖特的发明在推广应用时遭到了抵制，理由是它将威胁到棉纺工人的生计，最后，当局只好动用武力来平息抵制浪潮。然而到了1787年，也就是阿克赖特的发明问世后的第27个年头，议会的一项调查表明，实际从事棉纺织业的人数，从7 900人增加到32万人，增加了44倍。
要是读者们有机会去翻一翻1889年版戴维?韦尔斯(David A. Wells)所著的《近来的经济变革》(Recent Economic Changes)，便会发现其中一些章节，只要把日期和数字改一改，就跟今天那些恐惧科技的人所写文字如出一辙。让我们来看看其中几段：
从1870年到1880年这十年间，英国的航运业十分兴盛，仅进出口清关吨数就增至2 200万吨……但与1870年相比，1880年雇用的人数只剩下约3 000人(准确数字是2 990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各个码头和船坞都安装了蒸汽吊装机和谷物提升机、采用蒸汽动力等等……
1873年，贝塞麦转炉(Bessemer)生产的钢材在英格兰能卖到每吨80美元，这个价格并不是因保护性关税所形成的高价。而到了1886年，还是在英格兰，每吨的售价不到20美元，产销仍有利可图。同期，贝塞麦转炉的年产能翻了两番，而所用的人工比从前更少了。
根据柏林统计局估计，1887年在全世界投入使用的蒸汽机的动力总和，大约相当于2亿匹马的力量，相当于约10亿人的劳动力;至少是全球劳动人口的总和的三倍……
我们可以想象，最后得出的这些数据应该会让韦尔斯陷入沉思，想不通为什么到1889年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有工作可做。但他只是悲观地作了这样的结论：“照此下去，工业生产过剩……可能是未来经济的一大顽症。”
在经济大萧条期间的1932年，把失业问题归罪到机器头上的把戏再次上演。短短几个月内，一个叫作“技术统治联盟”的团体提出的理论席卷全美。我不打算在这里详述该团体罗列的怪诞数字，也不打算通过事实的真相来反驳他们。读者们只需要知道他们所倡导的“技术统治运动”是老调重弹，鼓吹机器会永远取代人力就够了。而这些人竟然以为这个论调是他们首创的真知灼见。“技术统治运动”再次印证了作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那句格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重蹈覆辙”。
“技术统治联盟”最终在人们的嘲笑声中销声匿迹;但是在他们之前早已存在的信条却阴魂不散，并且以“制造工作机会准则”、“限产超雇准则”等名义反映在不计其数的工会行动中。公众之所以容忍甚至赞同这些准则和实务，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弄清楚最基本的问题。
1941年3月，科温?爱德华(Corwin Edwards)代表美国司法部在美国临时经济委员会(TNEC)作证时，围绕这类实务列举了大量实例。例如，纽约市的电气工会被指控拒绝安装纽约州以外的企业生产的电气设备，除非那些设备在安装现场拆解后重新组装才行。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管工工会要求，在施工现场，预制管道一端的螺纹必须锯掉，重新切削螺纹，才准安装。各地油漆工会的分会则纷纷限制使用油漆喷枪，只准用效率低下的油漆刷，主要是为了“制造工作机会”。美国卡车司机工会的一个分会，要求进入纽约市区的每一辆卡车，除了原来开车的司机，还必须多雇用一名当地的司机。许多城市的电气工会要求，建筑工地如果要使用临时照明或临时用电，必须雇用一名全职的维修电工，但不准安排这个电工参与电气施工工作。爱德华先生说，根据这个规定，建筑工地“往往雇用一名终日无所事事的人，整天翻报纸、玩纸牌，全部的工作只是在上下班时拨一下电源开关”。
在其他许多领域，也都存在这种凭空“制造工作机会”的做法。在铁路行业，工会坚持在那些不需要司炉的火车机车上雇用司炉。剧场工会坚持雇用布景装拆工人，哪怕戏剧中不必用到布景也不能例外。音乐家联合会要求在可以放唱片的场合雇用所谓的替身音乐人，或甚至整团的替身管弦乐队。
到了1961年，没有丝毫迹象显示这种谬论已经销声匿迹。不但工会领袖，连政府官员也郑重地宣称，“自动化”是失业的主要原因。他们谈到自动化，好像那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其实那只是持续的科技进步和省力设备不断改进后的新名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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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今天，反对省力机械的论调仍出现在权威的经济论著中。在1970年就出了一本这样的书，其作者受到了高度评价，并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书中反对经济欠发达国家采用省力机械，理由是机器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按此逻辑得到的的结论就是：要想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就必须让所有劳工尽可能地从事缺乏效率和收益的工作。这就意味着，19世纪初捣毁织袜机、蒸汽动力织布机和剪切机的英国勒德分子(Luddite)所干的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们可以用一大堆数字来说明，过去那些恐惧科技进步的人错得有多离谱，但这样做无济于事，除非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为什么错。如果我们不能以演绎的方式，对事实有一个起码的认识，那些统计数字和历史数字对经济学就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在采用机器和其他的省力装置之后，必然产生那样的结果。要是我们不这样做，恐惧科技进步的人就会狡辩说：“过去的状况还能忍受，但是今天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我们根本无法承受开发更多的省力机器。”当有人指出他们的前辈所作的预言被证明是荒谬的时候，他们正是以此来辩解的。1945年9月19日，在某报业集团的专栏中，美国第32任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写道：“发展到今天，省力装置只有在不使人失业的情况下，对我们才是有利的。”
如果采用省力机器确实会造成失业率不断上升、加剧不幸的话，我们将合乎逻辑地得出颠覆性的结论，不仅会颠覆技术领域的观念，而且会颠覆整个人类文明的观念。我们不仅应该把任何的新技术进步都视为一场灾难，而且更该觉得过去所有的技术进步也都同样恐怖。每一天，我们每个人在处理个人事务时，总希望省心省力，把该做的事情尽快做完。每个人都想少花力气多办事。大大小小的雇主，总在设法通过节约劳动力来提高经济效益。头脑灵活的工人，都会想办法以最少的付出去完成上面指派的工作。雄心勃勃的人，总在坚持不懈地跟时间赛跑。如果严守逻辑上的一致性，那么恐惧科技进步的人必须摒弃所有这些进步和智巧，因为技术进步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比方说从芝加哥运货到纽约，要是我们能够大量雇用人力，我们何必还要用火车，让人扛起货物背过去得了。
类似这样的错误理论，在逻辑上从来都站不住脚，但仍有很多人执迷不悟，可见这些谬论危害之大。因此，我们需要设法弄明白：随着技术进步和省力机械的采用，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对于各个实例在细节上的可能性，要视特定行业或特定时期的特定状况而定，而我们采用的范例，将囊括各种主要的可能性。
假设有位制衣商了解到，有种机器可以用以往一半的人力生产男式和女式大衣。于是，他购置了这种机器，并且裁掉了一半的员工。
初看起来，这是就业机会的明显损失。然而，机器本身需要劳工去生产，由此带来原本不存在的工作机会，从而部分冲抵损失的工作机会。应该看到，只有当这种机器可以用过去一半的人力生产出更好的大衣，或是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同样好的大衣时，制衣商才会购置机器。假设是后一种情况。就劳动力成本而言，制衣商购置机器时期望能长期节省的劳动量，应该低于生产机器所投入的劳动量，否则就没有经济效益可言，制衣商也不会购置那种机器。
这么算来，就业机会仍然出现净损失。但我们至少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采用省力机械带来的主要效应，很有可能使整体就业出现增加。因为制衣商使用机器，通常只是期望机器能长期帮他省钱，也许几年后机器就能“挣回本钱”。
等到机器挣够了本钱，开始产生经济效益时，制衣商就可以获得比从前更多的利润(假设他不打算低价销售，大衣的售价和竞争对手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劳工的就业机会遭受了损失，而只有那位制衣商，也就是资本家才能从中获利。但正因为资本家有了超额利润，相应的社会利益才得以体现。这位制衣商只有三种途径用掉超额利润，并且有可能在三个方面都分配一些资金：(1)用超额利润扩大生产，购置更多的机器，生产更多的大衣;(2)将超额利润投资到其他行业;(3)将超额利润用于个人消费。无论把利润用于哪个方面，他都会增加就业机会。
换句话说，这位制衣商由于节省开支而获得了以前没有的利润。他从制衣工人直接工资那里节省下来的每一块钱，现在必须以间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新机器的生产工人，或者支付给他所投资的其他行业的工人，或者支付给为他盖新房、造新车的工人，或者通过为太太添置珠宝皮草，支付给相关行业的工人。不管支付给什么人(除非他是一毛不拔的守财奴)，他所间接提供的工作机会，将和他削减的直接工作机会一样多。
此外，事情不会也不可能就此打住。如果这位事业心强的制衣商在业界拥有相当大的成本优势，他会开始扩张营运规模，威胁竞争者，逼迫他们着手添置机器。于是，机器生产工人将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随着竞争加剧和产品增多，也会开始压低大衣的价格。那些新添置机器的制衣商无法享有以前那么高的利润。率先使用新机器的制衣商获利率也开始下滑。仍未使用机器的制衣商可能根本无法获利。换句话说，整个业界创造的节约开始向大衣的购买者转移，也就是回馈给消费者。
大衣越便宜，买得起的人就越多。这意味着，尽管生产同样数量的大衣需要更少的人，但现在的大衣总产量却比以往大了许多。如果人们对大衣的需求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具有“弹性”(elastic)，也就是说，价格下跌能刺激消费，消费者总体花在购买大衣上的总金额会比以前多，那么整个制衣业所雇用的劳工人数，甚至可能多于采用机器之前。从历史来看，制袜业和其他纺织品业所发生的情形正是如此。
但是，新的就业机会的产生并不完全依赖于特定产品所具有的需求弹性。假设大衣的价格从150美元降为100美元，且总销量跟以前相比持平。其结果就是，消费者和以前一样都有一件新大衣，而不一样的是，每位消费者节省下了50美元。他可以把这50美元花到其他地方，从而增加了其他行业的就业机会。
总之，整体而言，机器、技术进步、自动化、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并不会使人失去工作。
人类的发明和发现并不限于“劳力节约型”机器。有的发明创造的目的在于改良产品性能，如精密仪器、尼龙、合成树脂、胶合板、各种塑料。至于电话和飞机这样的发明创造，它们所执行的作业是直接人力无法执行的。更多的发明创造则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产品和服务，如X射线机、收音机、电视机、空调、电脑。可是上述这些例子，也正是当代恐惧科技进步的人尤其抵制的机器类型。
反过来，那些认为机器总体而言不会让人失业的论调也有可能说过头。例如，有时人们主张，机器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说法可能符合事实。在某些产业中，机器绝对能创造远多于从前的工作机会。18世纪的纺织业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代的新兴产业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910年，在美国有14万人受雇于新兴的汽车制造业。到1920年，由于产品改进和成本降低，有25万人受雇于这个行业。到1930年，随着产品继续改良，成本继续降低，整个业界的从业人员达到了38万人。197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94.1万。同样在1973年，有51.4万人受雇飞机及其机零部件制造业，39.3万人从事电子元件制造。由于发明的改进和成本的降低，在一个接一个的新兴产业中，的确都出现了上述情况。
说机器使得就业人数出现了激增，在绝对数字的意义上也是对的。当今的全球人口是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形成规模前的4倍，因此也可以说，是机器使人口得以增加。如果没有近现代机器，这个世界根本无法养活那么多人。即，我们之中四分之三的人能有工作可做，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存在，都要拜机器所赐。
然而，这是一个误解。认为机器的功用主要在于创造工作机会是不对的。机器带来的实际功效是促进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增加经济福利。从没有什么绝招让人人都有工作可做，即使(或尤其是)在最原始的经济中也是如此。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非常充分的就业，起早摸黑、全年无休、累死累活的就业状态——是工业发展最落后的国家的特色。对于已经达到这种充分就业的地方，新机器、新发明和新发现并没有办法增加就业，必须要等到人口有所增长才有办法。新机器的确有可能使失业增加(但这里谈的是自愿性失业，不是非自愿性失业)，毕竟，人们如今可以不必工作那么长的时间，孩童和老人也不用再工作。
我们需要重申，机器所带来的是促进生产和提高生活水平。这个结果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机器使消费者购买的产品变得更加便宜(在前面大衣例子中已有说明)，或者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从而使工人的工资能够提高。换句话说，机器能够提高货币工资，或者能够降低物价，让同样的薪水能买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有时候两种情况会同时发生。至于到底发生哪种情况，主要根据当时国家的货币政策而定。但在任何情况下，机器、发明和发现都会提高实际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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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有必要再提醒一下读者。古典经济学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能观察到次要的结果，即他们关注特定经济政策或经济动向对整个社会的长期影响。但是它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们过分注重长期和全局，有时反倒无视短期和局部的效应。他们往往忽略经济发展对特殊群体的即期影响，甚至根本不放在心上。例如在工业革命初期，绝大多数英格兰手工织袜工人所遭遇的不幸，正是由于新的织袜机的发明和应用。
不过，这些事实及其现代版本，又使得某些学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也就是只关注特定群体所遭受的即期影响。由于某种新机器投入使用，张三失去了工作，那些学者于是呼吁：“跟踪张三，不要疏忽”。他们接下来所做的，是只看张三，而忘了李四刚得到制造新机器的新工作、王五刚得到操作新机器的工作，以及消费者现在只需要用过去一半的价钱就能买到大衣。正因为他们只想到张三，他们为此所鼓吹的便成了倒行逆施的荒谬政策。
的确，我们也至少应该给予张三一些关注。他因新机器而失去了工作。他可以去找另一份工作，甚至比过去的工作还好。但实际的情形也可能是，他这辈子花了大半生所学习和掌握的某项特殊技能，变成了市场不再需要的技能。他对自身与旧技能的投资都白费了，正如他的老雇主在旧机器或旧工艺流程上面的投资，突然之间也变得落伍过时，血本无归一样。张三本来是技术工人，拿的是技术工人的工资。因为他的技能不再有人需要，他又沦为非技术工人，只能领到普通工人的工资。我们并不愿意，也绝对不应该忘掉张三。我们会了解到，几乎所有的工业和经济进步都会带来个人悲剧，张三只是众多不幸者之一。
我们到底应该对张三怎么办——不管他、让他自己去适应变化;发放遣散补偿金或失业补助给他，任由他依靠领取救济金度日;或者由政府出钱培训，帮助他再就业——这些话题已经超出了本章要讨论的范围。本课的主旨是，我们应该设法观察经济政策或经济动向的所有的主要后果——既观察其对特殊群体产生的即期影响，又观察其对所有群体产生的长期影响。
我们在这个主题上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是因为就新机器、新发明和新发现对于就业、生产和福利的影响，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至关重要。要是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在经济学上就很难做多少正确的事情了。
每逢战争结束，军人复员的时候，人们总是担忧没有足够多的工作岗位来安置这些复员军人，担心这些人会失业。确实，数百万军人突然被遣散，私营工商业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重新吸纳他们——但是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吸纳的速度其实很快，而不是很慢。这个事实令人惊讶但毋庸置疑。人们对失业问题忧心忡忡，是因为他们只考虑到了这个进程的一个侧面。
人们看到退伍军人涌入劳动市场时，不禁要问，哪来那么多“购买力”雇用这些人?如果我们假设政府在战时可以在维持公共预算收支平衡的情况下来供养军队，答案则很简单。政府在战后不用再维持庞大的军队，会减少军费开支。纳税人以前被征去供应军队的钱，现在可以留着自己用，也就会有更多的钱去购买更多的东西。换句话说，民间需求将增加。这就能为复员军人提供就业机会。
如果政府在战时采用赤字财政，也就是靠政府公债和其他的赤字财政形式来供养军队，情况会有所不同。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再讨论赤字财政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问题。这里只需要知道赤字财政和我们讨论的要点无关即可。要是我们认为维持这个水平的财政赤字好，那么只需要减税，减税幅度和以前花在养活战时军队的钱一样多，我们就能办到这一点。
但是，军人复员转业之后的经济，与遣散之前的经济不会相同。以前靠平民养活的军人，而今是自食其力的平民。战争结束了，国防建设也用不了那么多军人，继续把他们留在军中就是徒劳无益的事情，因为纳税人出钱供养他们是得不到相应回报的。现在，纳税人能把这一部分的钱支付给复员转业人员，换取等值的产品或服务。国民生产总值，以及每个人的财富，都会增加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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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政府裁减冗员的情况。由于人浮于事，这些公务员为社会提供的服务配不上他们所获得的薪酬。可是每当有人想要裁减多余的公务员，总会遭到极力反对，说裁员会“造成通货紧缩”。裁员?!你是要裁掉这些公务员的“购买力”吗?你想要损害依赖那些购买力的房东和商家吗?你这么做，纯粹是在削减“国民所得”，引发或加剧经济衰退。
发出这种谬论，又是因为只看到裁员对遭到裁减的公务员的影响，以及对做这些公务员的生意的商家的影响。发出这种谬论的人又忘了，在裁员之后，原先被征去养活这些冗员的钱就可以留给纳税人自己支配，又忘了，纳税人的所得及购买力的增幅，至少跟被裁掉的冗员的所得及购买力的减幅相当。即使过去做公务员生意的商家有损失，别处的商家还会赢得同样多的生意。政治之都或许不会像以前那般繁华，容不下更多商家，而其他城镇却能吸引更多商家入驻。
而且事情还不止如此。裁掉冗员之后的国家比留用冗员时，不会更糟，只会更好。因为这部分人必须自谋职业或自己创业。纳税人购买力增加，将为被裁公务员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这跟军人复员的情形一样。并且，这些人只有为雇主或顾客提供等值服务，才能在社会立足。他们不再是社会的寄生虫，而成为直接为社会贡献生产力的个人。
我必须重申，许多公务员提供的服务是社会真正需要的，我所说的裁员并不是指裁这些人，例如，必要的警察、消防队员、环卫工人、卫生局官员、法官、议员和行政人员。这些人从事的服务能为社会创造效益，他们跟私人企业的员工一样不可或缺。由于他们所从事的服务，私人企业才得以在法制、秩序、自由、和平的环境中运作。但留用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有其效用，而不是因为他们靠支配纳税人的钱所拥有的“购买力”。
这种“购买力”论调经不起推敲。这套说辞对骗子和窃贼同样适用。窃贼窃取你的钱之后，他的购买力也会提高。他把盗窃来的钱花在酒吧、餐厅、夜总会、成衣店，甚至拿去买车。窃贼的花销所提供的每一个工作机会，都是建立在你的损失以及你可以提供的工作机会的损失之上。同理，公务员的支出每提供一个工作机会，纳税人那边就要少提供一个工作机会。钱被盗窃，对于你而言是一种白白损失，钱被征去养活那些冗员，对于你同样是白白损失。要是那些冗员无所作为，还算我们走运。可惜如今的冗员之中不乏干劲十足的“改革者”，胡乱作为，忙着抑制和干扰生产。
如果留用一批公务员只是为了保住其购买力，而找不出更有力的理由，那就表明应该把他们从政府机关裁减出去。
关税“保护”了哪些人?
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大多很糟糕，一提起这个话题总是令每个认真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垂头丧气。同学们可能会问：经济学家们用了数百年的时间，致力于经济理论的改良和进步，而今各国政府对国际关系的普遍认识和实际政策，却还赶不上亚当?斯密的学说，这是为什么呢?如今的关税和贸易政策，远比17世纪、18世纪时的政策糟糕。如今开征关税和树立贸易壁垒的真正理由比那个时代更糟，就连掩人耳目的托辞也不如那个时代。
自《国富论》发表两个多世纪以来，自由贸易的主张曾经无数次被人提起，但不如《国富论》讲得那么简捷有力。亚当?斯密的立论大致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在任何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而且必然在于，向售价最便宜的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他接着说道，“这个命题不证自明，费心思去证明它，倒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班进出口商和制造商自私自利的诡辩混淆了人们的常识，也不会有人去质疑它。”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由贸易可以被视为专业分工的一种方式：
每一位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一句格言是，如果购买一件东西的花费少于自己在家里制造的成本，就永远不要自家动手做。裁缝不会自家做鞋子穿，而从鞋匠那里购买。鞋匠不会自家缝衣服穿，而是到裁缝那里购买。农夫既不会自家缝衣服穿，也不会自家做鞋子穿，而是宁可花钱从手艺人那里购买。他们都发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应当专门从事比邻居更有优势的行当，并用赚来的钱去购买他们想要的其他任何物品。在每一个家庭的管理中是精明的举措，用于一个大国的管理中，很少会是错的。
但到底是什么使人们认为，在每一个家庭的管理中是精明的举措，用于一个大国的管理中，就可能是错的呢?这又是一张不容易梳理清楚的谬论网。不过，其中的中心谬论则是本书要剖析的。这里中心谬误是，仅仅考虑了关税对特殊群体产生的立即影响，而忽略了考察关税对整个社会的长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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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家羊毛衫制造商，跑到国会向相关的委员会慷慨陈词，又到国务院向有关政府官员据理力争，说对英国羊毛衫减免进口关税，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他的羊毛衫售价每件30美元，但是同样品质的英国羊毛衫的售价是25美元。因此，征收这5美元关税是他所必需的，否则无法持续经营。他声称此举并非只顾自己，而是替他那一千名男女员工着想，替服务于这些员工的更多人着想。任由这些人丢掉饭碗，失业率会上升，购买力会下降，负面影响会像涟漪一样往外扩散。要是这个制造商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减免关税定会使他倒闭出局，国会肯定认为他的反对意见无可辩驳。
国会的谬见在于只看这家制造商和他的员工，或者只顾及美国羊毛衫业。这种谬见源自只注意看得见的立即结果，而忽视看不见的结果，因为后一类结果出现的机会被剥夺了。
向国会进行游说的人为求得关税保护，不断用与事实不尽相符证据进行申辩。我们假设，那家羊毛衫制造商以上所述的就是事实。我们假设，对该制造商而言，有必要对每件羊毛衫征收5美元的关税，他才可以继续经营，才可以继续为现有员工提供工作机会。
我们刻意选择撤消关税这种最棘手的例子来做说明。说棘手是因为，现有的关税保护着一个行业的既得利益，撤消关税不可避免地会伤害到一些人的利益。若选择开征新关税，保护即将诞生的新行业的例子还不那么棘手，毕竟既得利益尚未形成。
我们来看关税取消后的情形。那位制造商会只好让工厂倒闭，一千名员工被遣散。靠这群人发财的商家，生意不如从前。这是看得到的立即结果。但还有一些结果，虽然无法直接看到，但确实会立即产生这些结果。以前30美元一件的羊毛衫现在只卖25美元，消费者花更少的钱，就能买到同等品质的羊毛衫(或者花30美元，能买到品质更好的羊毛衫)。如果他们选择前者，不仅有羊毛衫穿，省下的5美元还可以拿去买别的东西。消费者掏25美元买进口货，是在促进英国羊毛衫业的就业，这也是那个美国制造商为我们所断言的。而消费者省下的5美元，则会促进美国其他产业的就业。
由此带来的结果还不止这些。美国人把钱掏给英国人之后，英国人还会拿这些美元去购买美国产品。事实上，英国人手上的美元最终只有拿去购买美国产品(这里暂且忽略汇率波动、贷款、信用等复杂因素)。由于关税减免，英国人卖得以出售更多的产品给我们，现在他们才有能力从美国买更多的产品，美元最终只能用来买美国产品，因为不花掉也不会有其他用处。因此，允许进口更多英国产品，必将带动美国的产品出口增加。虽然美国的羊毛衫业就业不如从前，但其他更有效率的行业，如洗衣机或飞机制造业，却得以雇用更多的员工。美国总的就业率并未下降。这样一来，美国和英国的整体生产就会增加。两国的劳动力资源都流向了各自的优势产业，而不必继续窝在缺乏效率或者成果差产业。两国的消费者都得到了实惠。他们可以买到最便宜的产品。进口羊毛衫能让美国的消费者受惠，进口洗衣机和飞机能让英国的消费者受惠。
国会大厦的门廊里挤满了X产业的代表。X产业萎靡不振，已经到了非拯救不可的生死关头，现在只有靠关税、靠提高价格，靠补贴，X产业才可能有救。要是国会坐视不管，X产业一垮，产业工人就只有流落街头。他们的房东、当地的杂货店、肉铺、服饰店、戏院，就会失去生意，经济萧条会因此蔓延到其他行业。但如果国会马上采取挽救措施的话，X产业会向其他行业购买设备;会带来更多就业机会;产业工人会向当地的肉铺、面包店、霓虹灯制造商买更多的东西，推动经济繁荣。
这套游说之辞显然只是前一章谬论的普遍形式。在前一章，X产业是指农业。不过，X产业多不胜举，其中最著名的两个例子是煤矿业和银矿业。国会“拯救白银”计划曾造成巨大的危害。主张实施计划的一个借口是要帮助“东方”，实际上却造成导致中国发生通货紧缩，迫使中国脱离银本位制。美国财政部不得不以离谱的高价大量收购不必需的白银，任其积压在金库里。“银参议员们”完全可以用直接补贴矿业业主或矿工的方式来达到其政治目的，其危害和成本也不至于如此惨重。但是美国国会和这个国家，绝不会批准这种近乎抢劫的直接补贴。银参议员们会包装上“白银在国家货币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等意识形态上的东西，以此来掩人耳目。
为了拯救煤矿业，国会通过了古费法(Guffey Act)，鼓励并强制煤矿业主联合起来，只能以高于政府规定的最低价格出售煤炭。尽管国会立法定价，但政府很快就发现，它总共制定了35万种不同的煤价!因为有数千座规模不等的煤矿场，而且有铁路、公路、海运、江运等不同运输方式，以及成千上万个不同的目的地。强制维持煤碳价高于自由市场价位的一个后果，是消费者加速寻找煤炭的替代物，如石油、天然气、水力发电，来获取动力和取暖。如今，政府又倒过来限制石油消费而鼓励煤炭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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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目的，不是探寻过去为拯救特定产业曾经造成的所有结果，而是探讨拯救一个产业，必然带来的主要结果。
有人可能认为，政府保护某某产业，或许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或许某个产业因为不公平的税负或工资率，而难以为继;或许公用事业公司因为费率偏低，无法赚取合理的利润。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要视特定的情况而定。我们暂不讨论这些，本章只谈拯救X产业的一种论调——如果放任其在自由竞争(也就是X产业的代言人所声讨的，自由放任、无法无天、残酷无情、狗咬狗、弱肉强食的竞争)中萎缩或消失，它会拖垮整个经济;而如果用人为的力量维持它的生存，它会让其他所有人获益。
本章要谈的，无非是将主张实施农产品平准价格或对X产业实施关税保护的论调加以扩大讨论。我们反对通过人为干预提高产品价格，当然不只针对农产品，还包括其他所有产品，正如我们反对关税保护，不是针对某个行业，而是泛指对所有行业。
拯救X产业的办法不胜枚举。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相关提案大抵还有两大类。其中一类强调，X产业已经“过度拥挤”，政府应该阻止其他公司或劳工再进入。另一类则呼吁，政府应该以直接补贴的方式对X产业给予扶持。
如果X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确实过度拥挤，那根本不需要任何强制立法，去排斥新资本或新劳工进入。新资本不会抢着挤进显然要垮掉的行业。投资人不会冒然踏进风险最大、回报率最低的行业。劳工如果能更好的选择，同样不会进入工资最低、工作最不稳定的行业。
如果新资本和新劳工是被强制排斥在X产业之外，例如垄断、同业联盟、工会的政策或者法律等强制手段剥夺了这些资源的自由选择。投资人只好将钱投向回报率还不如X产业的其他地方。劳工只好投身工资和就业前景还不如X产业的行业。这就意味着，资本和劳工的运作效率，都不如允许它们自由选择时的水准。其结果是产量减少，进而导致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生活水平下降，可能表现为人均所领的工资低于本来应有的水准，也可能表现为人均生活费用越来越高，或者两种表现都有(具体表现取决于当时的货币政策)。实施限制性政策的结果是，X产业内部的工资和资本回报率可能会更高;但是其他产业的工资和资本回报率，将被迫下降，低于本来应有的水准。只有牺牲A、B、C产业，X产业才能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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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库直接拿钱来补贴X产业，其后果也差不多。这只不过是将财富或收益转移到X产业。X产业中的人获得多少，纳税人就损失多少。一般认为，补贴这种方式让人能看得清楚财富转移的事实。相比之下，关税、最低价格限制、垄断限制进入行为的相关论调，往往让人看不清这个事实。
采用补贴方式，X产业之所得，正是纳税人之所失，这是显而易见的。损失之中包括其他产业的损失，因为用于支持X产业的税款，有一部分是它们缴纳的。同样，为了支持X产业，负担一部分税款的消费者，也就没有更多钱拿去买别的东西。为了让X产业能有起色，结果一定是其他产业的平均规模小于原来应有的水准。
但是，补贴的结果不仅仅是财富或收益的转移，也不仅仅意味其他产业的总体萎缩程度和X产业的扩张程度相当。补贴的结果还导致国家整体发生净损失，因为资本和劳工也会被迫从运用效率较高的产业流失，而流向运用效率较差的产业。如此一来，创造出来的财富减少了，人均生活水平低于应有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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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带来这些恶果是必然的，只要采取补贴就不可避免。X产业其实是竞争不过其他产业而落败的。我们可以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要给落败的产业做人工呼吸，供它们吊命?而那些认为经济扩张意味着所有产业必须同时扩张的说法大错特错。放手让旧产业落败，其实是为了为了让新产业能够快速成长。只有这样，必要的资本和劳工才能从旧产业释放出来，供新产业使用。要是我们人为地去维持马车业及其相关行业继续存在，我们只会减缓汽车业及其相关行业的成长步伐，我们只会减低财富创造，阻碍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当我们为了保护有一技之长的劳工，为了保护已经投下去的资本，去极力阻止某个产业消失时，我们正是在阻碍经济和科技的进步。放手让夕阳产业消失，允许朝阳产业成长，这是一个有活力的经济能够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尽管有的人无法接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保护落伍过时的产业，就跟保护落伍过时的生产方式一样愚蠢。产业和生产方式在很多场合其实是同义语。只要有更好的产品和更好的手段能满足新老需求，新的生产方式总会不断取代旧的生产方式。
在研究任何经济政策提案的效果时，不仅要考察提案带来的即期结果，也要探究长期结果;不仅要探讨其主要后果，也要探讨次要后果;不仅要看其对某些特殊群体的影响，还要看其对所有人的影响。也就是说，把注意力只集中在特别的某一点的做法不过是自欺欺人，例如先前讨论的那些只关注某个行业发生的事情，对所有的行业发生的变化却不加考虑的做法。但是，恰恰是由于人们长期养成的思维惯性和惰性，总是把特定行业或特定进程拿出来单独探讨，从而造就了经济学上的主要谬论。这些谬论，不只充斥在利益集团聘请的代言人的言论中，就连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也时常挂在嘴边。
归根到底，“生产致用而非利润至上”(production-for-use-and-not-for-profit)学派的理论是基于这种片面性错觉。他们据此抨击所谓邪恶的“价格体系”。该学派的信徒宣称，生产问题已经解决了。科学家、效率专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已经解决了生产问题，凡是你想要的东西，他们都能生产出来，要多少有多少。(那些认为印钱就能解决一切，认为均贫富就能解决问题的无稽之谈也是以此为出发点的。)他们接着表示，可惜这个世界并非由生产致用的工程师主宰，而是由利润至上的企业家主宰，是企业家指挥工程师，而不是工程师指挥企业家。只要有利可图，这些企业家就会让工程师把任何物品生产出来;一旦赚不到钱，唯利是图的企业家就会停止生产，他才不管众人的要求有没有得到满足，也不管整个世界对更多的产品的迫切需要。
这种论调中存在好些谬误，很难一下子梳理清楚。不过，我们已经了解到，其核心错误在于只看一个行业，或挨个孤立地考察几个行业，好像行业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其实，任何一个行业与其他所有行业都是有联系的，各行各业所作的决定，都在相互影响。
如果我们了解企业必须共同面对的基本问题，就会更明了这种联系与相互影响。为了把这一基本问题尽量简化，我们先谈鲁滨孙漂流到荒岛时所面对的问题。一开始他什么都想要。他被雨淋透、冷得发抖、饥渴交加。他需要饮用水、食物、避雨的地方、防野兽的武器、火、睡觉的窝。他不可能一下子满足所有需要，毕竟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或资源都很有限。他必须先立即解决自己最需要的。比方说，极度干渴最难耐，于是他在沙地上挖坑收集雨水，或者做个简陋的容器蓄水。等到有了少量的水，紧接着必须去找吃的，改善水源则是以后的事。他或许想去抓鱼，为此，他需要鱼钩鱼线或渔网，而且必须事先准备好这些工具。但是不管他在做什么事，做这个就做不了那个，他只能把不那么急迫的事挪到以后再说。他得时时考虑把时间和力气用在做哪些事情上。
在电影《海角一乐园》(Swiss Family Robinson)中，荒岛上的那家人比较容易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虽然有更多张嘴巴要吃饭，却也多了几个帮手。他们可以分工作业，例如父亲打猎，母亲准备饭菜，孩子们拾柴火。但即使在这个家庭里，也不能不顾事情的轻重缓急而让某位成员一直做同一件事。当孩子们已经拾了一堆柴火之后，其中一个孩子可能被派去担水，因为柴火拾多了也用不了。这户人家也得时时考虑要把力气用在哪里，而如果他们有幸拥有猎枪、渔具、船、斧头、锯子的话，更得要考虑劳力和资本用在什么地方。要是拾柴火的小孩抱怨说，哥哥要是不去抓鱼而去帮他拾柴火，他们会拾得更多，这种话一定会被家人戏谑为蠢话。从上面单独一人或单独一家人的故事，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某项工作做多了，一定会牺牲其他所有的工作。
这类浅析有时被讥讽为“鲁滨孙经济学”。可惜，讥讽者才最需要了解这种经济学。一些人无法理解简单故事背后的基本原则;一些人仿佛理解了，但在探讨错综复杂的现代经济社会时，却又把这些基本原则忘到了一边。
通货膨胀的幻景
我发现有必要时时提醒读者注意，特定的政策只有在“不存在通货膨胀”时，才会必然带来特定的结果。在公共工程和政府信贷的章节中，我说过将通货膨胀会引发的复杂状况挪到后面来讨论。其实，货币与货币政策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在每一种经济过程中都很难分开。即便是为了简化阐述，要将二者分开也是很困难的事，甚至根本分不开。例如，我们在探讨政府或工会的各种工资政策对就业、利润和生产的影响时，我们都只有把不同的货币政策产生的若干影响立即考虑进去才讲得通。
在考虑某些特定情况下通货膨胀产生的影响之前，我们应该先考虑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一般性影响。而在此之前，似乎更应该先问：为什么不断有人采取通货膨胀政策、为什么自古以来它倍受亲睐、为什么它那虚幻不实的论调，诱惑一个又一个国家走上经济灾难的不归路。
通货膨胀之所以吸引人，最明显、最古老、最顽固的错误，在于把“金钱”和“财富”混为一谈。亚当?斯密两个多世纪前写道：“财富由钱币或金银构成这一普遍存在的观念，是自然而然地因货币有两重作用而产生的，一是作为交易的媒介，二是作为价值的尺度……想要富有，必须取得金钱。按照通俗的说法，财富和金钱，无论从哪一点看来，都是同义语。”
真正的财富，当然存在于生产出来并供人们消费的东西：我们吃的食物、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铁路、公路和车辆;轮船、飞机和工厂;学校、教堂和剧场;钢琴、绘画和书籍。但是财富与金钱之间的含糊表达仍然普遍存在，让二者极其容易混淆，连那些曾意识到这种错误的人，在推理的过程中，还是把二者再度混淆。每个人都明白，如果自己更有钱，就能买到更多的东西;若手里的钱是先前的两倍，就能买到两倍的东西;有三倍的钱，就会比先前“富有”三倍。对于许多人来说，结论再清楚不过：只要政府发行更多的货币，并且分配给每一个人，我们都将变得更富有。
这种人是最天真最无知的通货膨胀支持者。还有另外一种不那么天真的人，他们知道，要是整件事有那么简单，那么政府只要印钞票，就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他们意识到这么干肯定会出问题;所以他们希望通过某种方式限制政府发行新增货币的数量，例如将其限制在刚好足够弥补所谓的“不足”或“缺口”。
他们认为，购买力长期不足，是因为产业并没有分配足够的钱给生产者，让他们无法以消费者的身份，买回自己生产的产品。一定有某个地方出现了神秘的“漏洞”。有一群人用数学方程来“证明”这件事。在方程式的一边，他们对某个项只计数一次，而在方程式的另一边，他们却莫名其妙地把同样的项重复计数好几次。于是这在他们称之为“付款款项A”和他们所说的“付款款项A+B”之间，制造出令人紧张的缺口。所以他们道貌岸然，四处为他们的发现进行游说，坚持政府应该发行货币或“信用”，以弥补失落的付款款项B。
这些“社会信用”宣传家看似荒谬可笑，但是比他们好不了多少的通货膨胀支持者大有人在，他们提出一些“科学”计划，能够发行刚好足够的额外货币或信用，弥补所谓的长期或定期发生的不足或缺口;而缺口的数值，是他们用另外的方程式计算出来的。
下文是《一课经济学》读后的一次实战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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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上海过得舒服非得年薪50万元不可》
Schindler: …There’s no way I could have known this before, but there was always something missing. In every business I tried, I can see now it wasn’t me that had failed. Something was missing. Even if I’d known what it was, there’s nothing I could have done about it, because you can’t create this thing. And it makes all the diference in the world between success and failure.
Emilie: Luck.
Schindler: War.
读一读Henry Hazlitt在60年前写的Economics in One Lesson，不难明白辛德勒这段话的真正含意。辛德勒作为战时政府契约承包商，是战时通货膨胀政策的既得利益者。战时政府会让印钞机开足马力，把钞票抱给契约承包商（A），以满足急需。这时，物价还没有普遍上涨，承包商们已经枕着大抱大抱的钱。要什么有什么，想谁就是谁。货币的主观价值在他们眼里算个鸟，为了争一兜风一碟醋，一掷千金算个鸟。这样一来，直接为承包商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商家(B)可以大肆抬高价格。也过一把阔绰的日子。以此类推，直接为B 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商家（C），也可以在物价普遍上涨之初淘到第一桶金。不过，排在后面的D、E、F，以及排在更加后面的X、Y、Z，在通货膨胀的前期、中期，甚至中后期都只有挨受煎熬的苦命。所以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过程，一种不公正的过程，它扭曲了一切。
战时通货膨胀政策只是一般通货膨胀政策的一个例子。当政府要通过圈地，经营地产来致富的时候，房地产开发商就成了政府契约承包商。15年来，各级政府都在经营城市，到处是建筑工地、是开发区、是崭新的楼房。印钞机开足马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又一次通货膨胀便因此而启动。两年前刚踏上故土，出租司机聊起只有接政府的活儿才能翻身。我觉得这小子比得上在华尔街给伯纳德·巴鲁克擦鞋的那个家伙。可惜我不是巴鲁克，也不是ABC，我只是卷铺盖回家的XYZ。
shine提及：“以前曾看到一群海龟在网上吹牛,别的俺没记住就记住一句话，要在上海过的舒服非得年薪50万元不可。”
且不说坐地收租的买办，咱们回头想一想那些帮政府搞各种infrastructure的承包商，比如他们可以把中国电信称为中国点心，合同金额动辄 n位数计。跟在后面搞IT Solution的整体上要次一点点，排在更后面搞digital contents的整体上就更艰难些。俗话说，赚有钱人的钱。印钞票的人才是有钱人。这种靠印钞票解决问题，这很像打网络游戏中的外挂，也就是 cheating。如果你是既得利益团的一员，你能更轻松捞到政府订单。如果你只有专业技能，你也许要掂量一下，是安安心心做自己的事情，还是去争做 ABC。cheating带来各种价格-成本-工资关系失调，让更多能人无法安心做自己的事情，产业结构被扭曲。比如，采掘业、制造业的钱也抱去搞房地产，势必带来hot commodities，商品期货大牛市也被人称为通货膨胀——商品供需严重失调反弹的苦果。
其实孙悟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海龟。他从东圣神州飘洋过海到西牛贺州，毕业于灵台方寸大学斜月三星学院。单从孙猴子的口头禅“造化、造化”看，这家伙也没有去深究造化背后是上界诸仙布的局，拿它当猴耍。灵台方寸斜月三星就是一“心”字，只要自己心里觉得舒服，自己不要乱了自己的方寸，年薪多点少点也许不是舒服与否决定因素。
?“平准”价格
正如关税史所提醒的那样，特殊利益，总能驱使受惠的人处心积虑，去说服众人为什么他们应该得到特殊待遇。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计划，那些计划开始显得荒唐可笑，有识之士都懒得去戳穿它。但是特殊利益会驱使受惠的人坚持推进他们的计划。该计划若能通过立法实施，会立即增加那些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雇来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和公共关系专家为其代言。他们那些论调在公共场合被人反复提起，再加上大量统计数字、表格、曲线图和饼形图的狂轰滥炸，民众很快就信以为真。等到有识之士意识到立法实施势在必行，一切为时已晚。有识之士没办法在短短几周之内吃透相关的主题，而他们的对手，也就是利益集团雇来的那些智囊，却已经在这个主题上倾注了数年心血。有识之士被对手指责不了解具体情况，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假设和推定层面，让人觉得强词夺理。
农产品“平准价格”的历史，正是照上述进程写就的。不知道平准价格第一次作为立法议案提出具体是哪一天，但是1933年新政实施时，它已经成为既定的原则，并作为法律颁布。而且，年复一年，平准价格的衍生论调也被陆续颁定为法律。
平准价格的说法大致如下。在所有产业中，农业最基本、最重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还说，只有农民富裕了，其他人的富裕才有着落。要是农民缺乏购买力，买不起工业产品，工业就会衰退。他们认为这是1929年经济崩溃的原因，起码是经济无力复苏的原因。当时农产品价格暴跌，而工业产品价格的跌幅却很小。结果，农民买不起工业产品，导致城市工人纷纷下岗。然后，城里人也买不起农产品，于是经济萧条四下蔓延，形成恶性循环。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很简单，把农产品价格拉回到与农民所买产品价格持平的水准。1909年到1914年间就出现了这种平准价格，当时的农民很富裕。那时的价格关系应该恢复，并且永久维持。
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隐含了许多谬误，在这里没有时间一一探讨，展开讨论也会离我们的主题太远。但是我们找不到充分的理由，认定某一年或某一特定时期出现过的价格关系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甚至认为这种价格关系比其他的时期更为“正常”。就算当时的价格关系相当“正常”，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们无视此后60年生产和需求状况发生的巨变，同时认为这种价格关系应该继续维持下去?利益集团选定1909年至1914年的价格关系作为平准价格的基础，并不是随意的，就相对价格而言，那其实是美国历史上对农业最有利的时期之一。
如果平准价格观念真的那么厚道或合乎逻辑，那就应该普遍适用于所有商品。如果1909年8月到1914年7月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关系应该永久保持，那为什么不将那段期间各种商品之间的价格关系也永久保持呢?
在本书1946年版中，我举例说明了平准价格观念产生的一些荒谬结果：
雪佛兰(Chevrolet)六缸大轿车1912年的售价是2?150美元;1942年改进型六缸雪佛兰大轿车售价是907美元，若参照当时农产品平准价格来调整，售价应该是3 270美元。1909年到1913年(含)，金属铝的平均价格是每磅22.5美分;1946年初是14美分，若按照平准价格，则应该是41美分。
1978年的今天再来算这笔账的话，肯定费力不讨好，我们除了必须考虑1946年到1978年间严重的通货膨胀(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两倍多)，还必须考虑前后两个时期汽车品质上的差异。这种困难，显然表明了平准价格的提议行不通。
在1946年版中，我继续指出，生产率提高也是农产品价格下降的部分原因。“从1955年到1959年的5年间，美国的棉花产量平均每英亩是428磅，从1939年到1943年，年均为260磅，而在1909年到1913年这个'基’期，年均收成只有188磅。”再跟现在的生产率水平比较一下，1968年到1972年5年内，平均每英亩棉花收成467磅，农业生产率继续提高，只是增幅有所下降。同样，1968年到1972年5年的平均每英亩产量，玉米为84蒲式耳*，小麦为31.3蒲式耳。而从1935年到1939年，玉米年均只有26.1蒲式耳，小麦只有13.2蒲式耳。
由于使用更好的化肥、品种改良、机械化程度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已经大幅下降。在1946年版中，我引用了这段话：
“在一些完全实现机械化和大批量一条龙生产经营的农场里，只需要几年前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劳工，就能实现相同的收成。”*
但是“平准”价格的鼓吹者对这一切却视而不见。
政府不肯将平准价格原则普遍应用于所有的产品，证明这类经济计划并非对公众有利，而只是补贴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还有另一个证据，当农产品价格上涨，高过了平准价格(这种情况也可能是政府政策造成的)，代表农民利益的国会议员，从来不曾要求把农产品价格拉回到平准价格，从来不曾要求农民退回等量的补贴。平准价格原则只是特殊利益只上不下的单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