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20世纪中国形而上学重建的整体审视
20世纪中国形而上学重建的整体审视
韩立坤2012-12-4 14:18:09 来源：2012年12月0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核心提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的重建思潮以新创建的本体论来统摄、容纳与安置现代社会要素。反思、借鉴西方经验主义、分析哲学、科学主义等反形而上学思潮的批判，汲取西方、印度、中国形而上学史中的一切优秀资源，创建适合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新形而上学体系或新本体论。
原文链接：http://www.cssn.cn/news/607109.htm
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的重建思潮以新创建的本体论来统摄、容纳与安置现代社会要素。反思、借鉴西方经验主义、分析哲学、科学主义等反形而上学思潮的批判，汲取西方、印度、中国形而上学史中的一切优秀资源，创建适合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新形而上学体系或新本体论。同时，对于现代社会有机体的构成要素，如科学、民主、艺术、宗教等进行合理的考察和论证，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重建形而上学系统。
关注生存意义与信仰
近现代中国的形而上学家们面对传统社会的崩塌、价值的失序和信仰的多元化，积极探索并尝试提供给社会转型中的人们一种新的价值观或生存信仰。尽管对于现代化生存的理解不同，但他们创建的各种体系，均表现为对民族精神、民族信仰的坚守。
在形而上学的视域中，宇宙现象的万有必将共同依据某个特定的范畴，这个范畴即是本体，用中国哲学的话就是万殊总有一理。而此理对于宇宙万有，除了提供存在的根据，还提供万有存在的意义价值甚至是发展方向和目标。这种形而下世界—形而上世界的“双回向”关系，保证了本体与经验世界的必然关联。由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现代哲学家将本体世界与个人精神幸福也视为有效的关联。具体来说，现代形而上学体系中的各种本体，呈现为真善美合一的完满性，在赋予人存在的合法性同时，又是人生意义的承载者与方向引领者。人类生存，只要复归、体悟最高本体，就可以实现人生在世的最高价值，就可以获得最高的精神境界。因此，现代形而上学的重建与其说是重建宇宙本体，不如说是重建人生价值。哲学家们确立宇宙万物的价值本体，勾画了人生存在的从低到高的价值阶梯，并肯定人能够逐渐按照价值层级的超越，达到完满的精神境界和终极关怀。冯友兰的生命四境界说、方东美的生命六境界说和唐君毅的生命九境界说，金岳霖的三种人生观，都是直接为人们设定了新的生存样法和精神境界。
提出形而上学范畴的形态化区分
在西方形而上学史中，沃尔夫曾区分了普遍的形而上学和特殊的形而上学。中国哲学家在研究形而上学这个范畴时，也自觉采用了“普遍”与“特殊”的划分模式：所谓的“普遍的形而上学”是指不同的文化系统和民族中所表现的对于宇宙本源、存在本质、人生价值等超越具体经验层面的概念系统与描述理论；而“特殊的形而上学”也就是这种形式在不同的民族语言、民族信仰、民族情感中所表现出来的地域化、民族化的特殊范型。
运用比较哲学的方法，突出“中国的”哲学之特征，是近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共同方式。哲学家们着力阐明形而上学范畴在中国哲学中的特殊表现和独特精神，主要目的是保持中国形而上学在现代转型社会中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这种形而上学形态论也是现代形而上学重建思潮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条件。为此，现代中国哲学家在研究古今中外的形而上学时，就对“形而上学”范畴中的不同形态进行了区分：梁漱溟比较东西文化，认为中国形而上学与西洋印度的“全非同物”，是采用直觉方法的独特系统；冯友兰和金岳霖创建的逻辑形上学则属于新的理论形式；张东荪认为形而上学系统与民族社会的常识系统是分不开的，不同的文化常识系统产生的形而上学范型也不相同；牟宗三认为中西哲学由于民族气质、地理环境与社会形态的不同，从开端即有别，并发展出不同的哲学形态，并区分了“道德底形上学”与“道德的形上学”；唐君毅也提出了“超现象主义之形上学”、“‘有’之形上学”、“‘无’之形上学”、“理型论之形上学”、“有神论之形上学”区分等。
在形而上学图景中安置科学
“科玄论战”引出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现代哲学史中宏大的本体论重建工作也与此有关。事实上，贯穿现代“形而上学”范畴的一条主线，就是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
这种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生成论的角度，哲学家们首先确立本体。这个本体即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或本质、社会类型和历史的发展根据、人类道德与理想的普遍根源，也是文化与科学产生的客观依据。具体落实在各种本体论中，表现为“心”、“生命”、“理”、“道”、“式”等本体概念，而科学，无论是科学知识还是科学理性，均是从本体那里获得合法性和存在依据，这样，在本原派生的结构图式上，本体是科学得以产生发展的逻辑基础。第二，在价值论上，哲学家试图确立完整的哲学视域中的宇宙图景。按照这种方式，不同类的存在物被以“价值”或“意义”的标准重新排序和评价，形成本体—文化—科学—物质的层级结构，层级的高低不同，本身对人生存在和生命精神的意义和价值也不同。在这个生命境界可超越、可选择的结构中，本体是真善美的最终体现，是宇宙万有的大本大源和终极发展目标；而科学不过是生命境界不断攀升的一层低级阶梯，是远低于“本体”的低级价值。
无法回避或取消科学，又要审慎地处理“立体化”的人生价值中科学的地位，不仅是现代新儒家的任务，也是金岳霖、张东荪等人关注的重点。科学与形而上学、科学与价值的问题，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问题。现代形而上学重建中对科学的定位与判定，以及以完整的理论系统融摄与安置科学的做法，今天仍是我们进行此研究的重要参考。
（作者单位：沈阳大学政法学院）
韩立坤2012-12-4 14:18:09 来源：2012年12月0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核心提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的重建思潮以新创建的本体论来统摄、容纳与安置现代社会要素。反思、借鉴西方经验主义、分析哲学、科学主义等反形而上学思潮的批判，汲取西方、印度、中国形而上学史中的一切优秀资源，创建适合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新形而上学体系或新本体论。
原文链接：http://www.cssn.cn/news/607109.htm
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的重建思潮以新创建的本体论来统摄、容纳与安置现代社会要素。反思、借鉴西方经验主义、分析哲学、科学主义等反形而上学思潮的批判，汲取西方、印度、中国形而上学史中的一切优秀资源，创建适合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新形而上学体系或新本体论。同时，对于现代社会有机体的构成要素，如科学、民主、艺术、宗教等进行合理的考察和论证，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重建形而上学系统。
关注生存意义与信仰
近现代中国的形而上学家们面对传统社会的崩塌、价值的失序和信仰的多元化，积极探索并尝试提供给社会转型中的人们一种新的价值观或生存信仰。尽管对于现代化生存的理解不同，但他们创建的各种体系，均表现为对民族精神、民族信仰的坚守。
在形而上学的视域中，宇宙现象的万有必将共同依据某个特定的范畴，这个范畴即是本体，用中国哲学的话就是万殊总有一理。而此理对于宇宙万有，除了提供存在的根据，还提供万有存在的意义价值甚至是发展方向和目标。这种形而下世界—形而上世界的“双回向”关系，保证了本体与经验世界的必然关联。由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现代哲学家将本体世界与个人精神幸福也视为有效的关联。具体来说，现代形而上学体系中的各种本体，呈现为真善美合一的完满性，在赋予人存在的合法性同时，又是人生意义的承载者与方向引领者。人类生存，只要复归、体悟最高本体，就可以实现人生在世的最高价值，就可以获得最高的精神境界。因此，现代形而上学的重建与其说是重建宇宙本体，不如说是重建人生价值。哲学家们确立宇宙万物的价值本体，勾画了人生存在的从低到高的价值阶梯，并肯定人能够逐渐按照价值层级的超越，达到完满的精神境界和终极关怀。冯友兰的生命四境界说、方东美的生命六境界说和唐君毅的生命九境界说，金岳霖的三种人生观，都是直接为人们设定了新的生存样法和精神境界。
提出形而上学范畴的形态化区分
在西方形而上学史中，沃尔夫曾区分了普遍的形而上学和特殊的形而上学。中国哲学家在研究形而上学这个范畴时，也自觉采用了“普遍”与“特殊”的划分模式：所谓的“普遍的形而上学”是指不同的文化系统和民族中所表现的对于宇宙本源、存在本质、人生价值等超越具体经验层面的概念系统与描述理论；而“特殊的形而上学”也就是这种形式在不同的民族语言、民族信仰、民族情感中所表现出来的地域化、民族化的特殊范型。
运用比较哲学的方法，突出“中国的”哲学之特征，是近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共同方式。哲学家们着力阐明形而上学范畴在中国哲学中的特殊表现和独特精神，主要目的是保持中国形而上学在现代转型社会中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这种形而上学形态论也是现代形而上学重建思潮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条件。为此，现代中国哲学家在研究古今中外的形而上学时，就对“形而上学”范畴中的不同形态进行了区分：梁漱溟比较东西文化，认为中国形而上学与西洋印度的“全非同物”，是采用直觉方法的独特系统；冯友兰和金岳霖创建的逻辑形上学则属于新的理论形式；张东荪认为形而上学系统与民族社会的常识系统是分不开的，不同的文化常识系统产生的形而上学范型也不相同；牟宗三认为中西哲学由于民族气质、地理环境与社会形态的不同，从开端即有别，并发展出不同的哲学形态，并区分了“道德底形上学”与“道德的形上学”；唐君毅也提出了“超现象主义之形上学”、“‘有’之形上学”、“‘无’之形上学”、“理型论之形上学”、“有神论之形上学”区分等。
在形而上学图景中安置科学
“科玄论战”引出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现代哲学史中宏大的本体论重建工作也与此有关。事实上，贯穿现代“形而上学”范畴的一条主线，就是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
这种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生成论的角度，哲学家们首先确立本体。这个本体即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或本质、社会类型和历史的发展根据、人类道德与理想的普遍根源，也是文化与科学产生的客观依据。具体落实在各种本体论中，表现为“心”、“生命”、“理”、“道”、“式”等本体概念，而科学，无论是科学知识还是科学理性，均是从本体那里获得合法性和存在依据，这样，在本原派生的结构图式上，本体是科学得以产生发展的逻辑基础。第二，在价值论上，哲学家试图确立完整的哲学视域中的宇宙图景。按照这种方式，不同类的存在物被以“价值”或“意义”的标准重新排序和评价，形成本体—文化—科学—物质的层级结构，层级的高低不同，本身对人生存在和生命精神的意义和价值也不同。在这个生命境界可超越、可选择的结构中，本体是真善美的最终体现，是宇宙万有的大本大源和终极发展目标；而科学不过是生命境界不断攀升的一层低级阶梯，是远低于“本体”的低级价值。
无法回避或取消科学，又要审慎地处理“立体化”的人生价值中科学的地位，不仅是现代新儒家的任务，也是金岳霖、张东荪等人关注的重点。科学与形而上学、科学与价值的问题，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问题。现代形而上学重建中对科学的定位与判定，以及以完整的理论系统融摄与安置科学的做法，今天仍是我们进行此研究的重要参考。
（作者单位：沈阳大学政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