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

中国人好古大约从孔子始，上古的三代之治既是儒家思想的根基也是其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探索孔儒的思想脉络，孔子先是通过编史构建了一个人间天堂——政治清明生活富足的三代之治，然后提出了具体的方法论“仁礼”，仁与礼互为表里，仁为指导思想，礼为具体办法，孔子宣称只要严格遵守儒家思想，抱一颗仁心实行礼治就一定能达到三代之治的水准。
所以，儒家思想的死穴在于“三代之治”是否真实，如果能够证实三代之治只是虚妄，儒家思想就是沙上筑塔，轻轻一堆就会轰然倒塌。孔子深谙这一点，使出了一记狠招——虚构历史，笔削历史！
三代之治几乎可以肯定是孔子的臆造，毫无历史根据。当代史学家顾颉刚就特疑此点，指出“周人心中最古的人是禹，到了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这是疑古派的主要结论，文物考古尚未证实尧舜的确实存在。三代如此美好为什么却只有孔子将共记载呢？
孔子以《鲁史》编《春秋》，为达到将历史纳入儒家伦理、推广儒家思想的目的，专门摘取那些符合其思想的历史事件，而对不符合其思想的历史片段却或删或改，首开中国秽史之先河，从此中国无信史。
儒家美其名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微言大义”、“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但这种做法说穿了就是意识形态先行，罔顾事实。儒家学徒继承了始祖的两手绝法，为保持三代的神话和历史解释权而肆意修改历史。
但我们还是有办法揭穿三代之治神话的假像。
《竹书纪年》是一种竹简书，发现于西晋太康三年即公元281年，由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的战国古墓出土。古代学者经整理研究，认为它是战国时魏国史书，所记史事下限为魏襄王二十年即公元299年。虽然不可完全可确为信史，但他确实地粉碎了儒家的历史谎言与虚构情结。关于“尧禅舜继”的记载，《竹书纪年》的记载是：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囚尧，复偃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原来所谓禅让继位只是一个政治神话，真实的历史中权位交替弃满了残酷的政治博弈和血腥的战争冲突，三代之治的肥皂泡破灭了。
中国古代史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原始社会约从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人开始，到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前夕为止，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中国人才学会种植和畜牧，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才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过父系氏族社会，这时他们的主要工具还是石器，要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青铜工具才成为主流，当时已经是奴隶时代。春秋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奴隶和奴隶主逐渐转变成新的地主和农民，以适应生产力的提高，秦统六国，中国正式进入中央集权时代，直到清帝退位，中国封建时代正式宣告终结。
原始社会的人们依部落居住，茹毛饮血，石器工具限制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松散的氏族一方面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另一方面又导致血腥冲突不断，当时人类的平均寿命不足20岁。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的天堂，也是奴隶的地狱，占人口大部分的奴隶们没有人身自由，被强迫从事劳动和战争，甚至其生命权都归主人所有，奴隶主对奴隶们生杀予夺残酷剥削。直到封建社会，普通人们才拥有了基本的自由和生存权，但在没有独立司法和立法机构的时代，普通人能得到的也就是如此，农业生产有限的生产能力也限制了人们追求更好生活的愿望。
总得来说，古代并不美好，贵族们可以享受较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娱乐，但绝大部分人们都为温饱而苦苦挣扎，一次天灾一场瘟疫就可能夺取无数人的生命，与低级的生产力相匹配的是低级的生产关系，统治阶级拥有特权，肆意压迫剥削被统治阶级，一个暴君一项暴政造成的伤害并不比天灾和瘟疫逊色。人类文明的真正发展还要归功于工商并举的资本主义制度，大工业生产的极大丰富廉价商品使人类摆脱了饥寒，工商阶级催生了民主制度，人类第一次集体摆脱了为温饱而苦苦挣扎的悲惨生活，有能力追求个体价值和个人潜力的实现。
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生产力逐渐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渐次提高，统治者的控制能力依次加强。尧舜禹三代正处于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前夜，那时的大部分中国人以部落为单位散居在山洞和窝栅里，使用着石制的工具，以兽皮为衣服，没有公认的文字，没有细密的法律……这样一群原始人怎么可能政治清明、生活富足、控制严密？即使在其之后4000年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都对政府、生活、工作有着无数的抱怨。
由以上我可以断定，“三代之治”是一个学者兼政客为推销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编造的弥天大谎，统治者与这个骗子的学徒们合谋以达到各自的目的，统治者可以理所当然地削剥百姓以天下养一家，儒家学徒们可以拥有政治特权、打压其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