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的立校
/ @峰哥何峰 /
平衡学术与对社会的服务
"当农夫的萝卜没长好，他们派一个教授去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为什么会歉收。“
以上是英国哲学数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美国访问时候，见到美国大学的里发生的情况。罗素对于大学教授置身于这么现实的工作非常吃惊和不以为然。如果纳税人对大学教授的期待是如此，他们“怎么会请我来讲述数学原理呢？”
我最近读了篇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 Bailyn 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1】。当时哈佛正在寻找其第26任校长。 Bailyn 应景写了这篇文章，追述了哈佛大学的一些历史，并以此提醒师生们（ 我想也包括新校长）哈佛大学的精神。
Bailyn 指出，哈佛大学和老牌的欧洲名校如牛津剑桥不同。牛剑这些学校，以时下的语言来说，是一群衣食无忧的富二代管二代师生，聚在一起，不闻窗外事，专注研究学术（呵呵，看看人家这富二代的追求！）而哈佛大学则不然。哈佛是普通的人们，觉得他们需要一所大学，从而建立。
所以哈佛大学，用Bailyn 的话来说“自建立起就从来不是一座象牙塔”。它是一所对这个建立它的社会有责任的学府。用中文的表达来说，哈佛是一所非常"入世“的学府。从这个角度来说，Bailyn 觉得哈佛历届的校长中，以 Leverett (1708 - 1724 年任哈佛校长)。 是在Leverett 的带领下，哈佛大学脱离了牛剑的传统模式，特别是其董事会，不像牛剑那样由大学学者教授担任（牛剑至今仍然如此），而是由学术圈外的人担任。哈佛大学的此举，最终影响了整个美国的高等教育。
新世界的哈佛大学和旧帝国的牛剑之文化差异，当英国人罗素访问哈佛的时候就显现出来。罗素1914年从剑桥到哈佛的哲学系任教。他觉得美国的学生还是不错的，但是对哈佛的同僚们就没什么好话可说。他特别说到：
“[哈佛教授们] 看起来非常机灵，铜臭，准时。好的学者不应该这样。“
另一位英国人 Isaiah Berlin 在1949年从牛津来到哈佛，也做出类似的评价。Berlin 看到的是一群对社会的苦难非常敏感，并且不安的想要以自己的才智解决社会问题的学者。这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务实的国家看来，非但无可指责，反而应该是被推崇为正确的三观。但是Berlin ，以他欧洲学术传统的视角，却认为这样实用主义会压抑心智的开启。
当然哈佛作为一所伟大的学府，除了服务社会的责任，也兼带学术的追求。如 Bailyn 所说，哈佛的核心是对这两者的平衡。在哈佛数百年的历史上，这两边的权重此起彼伏。比如，在校长 Eliot 任期内（1869-1909），哈佛倾向于学术的追求。而在过去几十年，哈佛大学的各个牛叉的 职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 (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教育学院，政府学院等) 又把天平指向了服务社会的一端。
Bailyn 作为一个历史系教授，文章也是带着使命感。每一个能够延续的组织，大学或者公司或者党派，势必都应该有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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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ilyn, B. "Fixing the Turnips." Harvard Magazine (1991).
http://people.seas.harvard.edu/~lewis/Bailyn.pdf
平衡学术与对社会的服务
"当农夫的萝卜没长好，他们派一个教授去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为什么会歉收。“
以上是英国哲学数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美国访问时候，见到美国大学的里发生的情况。罗素对于大学教授置身于这么现实的工作非常吃惊和不以为然。如果纳税人对大学教授的期待是如此，他们“怎么会请我来讲述数学原理呢？”
我最近读了篇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 Bailyn 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1】。当时哈佛正在寻找其第26任校长。 Bailyn 应景写了这篇文章，追述了哈佛大学的一些历史，并以此提醒师生们（ 我想也包括新校长）哈佛大学的精神。
Bailyn 指出，哈佛大学和老牌的欧洲名校如牛津剑桥不同。牛剑这些学校，以时下的语言来说，是一群衣食无忧的富二代管二代师生，聚在一起，不闻窗外事，专注研究学术（呵呵，看看人家这富二代的追求！）而哈佛大学则不然。哈佛是普通的人们，觉得他们需要一所大学，从而建立。
所以哈佛大学，用Bailyn 的话来说“自建立起就从来不是一座象牙塔”。它是一所对这个建立它的社会有责任的学府。用中文的表达来说，哈佛是一所非常"入世“的学府。从这个角度来说，Bailyn 觉得哈佛历届的校长中，以 Leverett (1708 - 1724 年任哈佛校长)。 是在Leverett 的带领下，哈佛大学脱离了牛剑的传统模式，特别是其董事会，不像牛剑那样由大学学者教授担任（牛剑至今仍然如此），而是由学术圈外的人担任。哈佛大学的此举，最终影响了整个美国的高等教育。
新世界的哈佛大学和旧帝国的牛剑之文化差异，当英国人罗素访问哈佛的时候就显现出来。罗素1914年从剑桥到哈佛的哲学系任教。他觉得美国的学生还是不错的，但是对哈佛的同僚们就没什么好话可说。他特别说到：
“[哈佛教授们] 看起来非常机灵，铜臭，准时。好的学者不应该这样。“
另一位英国人 Isaiah Berlin 在1949年从牛津来到哈佛，也做出类似的评价。Berlin 看到的是一群对社会的苦难非常敏感，并且不安的想要以自己的才智解决社会问题的学者。这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务实的国家看来，非但无可指责，反而应该是被推崇为正确的三观。但是Berlin ，以他欧洲学术传统的视角，却认为这样实用主义会压抑心智的开启。
当然哈佛作为一所伟大的学府，除了服务社会的责任，也兼带学术的追求。如 Bailyn 所说，哈佛的核心是对这两者的平衡。在哈佛数百年的历史上，这两边的权重此起彼伏。比如，在校长 Eliot 任期内（1869-1909），哈佛倾向于学术的追求。而在过去几十年，哈佛大学的各个牛叉的 职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 (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教育学院，政府学院等) 又把天平指向了服务社会的一端。
Bailyn 作为一个历史系教授，文章也是带着使命感。每一个能够延续的组织，大学或者公司或者党派，势必都应该有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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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ilyn, B. "Fixing the Turnips." Harvard Magazine (1991).
http://people.seas.harvard.edu/~lewis/Bailyn.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