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陵——铜车马
1980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帝陵封土西侧20米、距现地表7．8米深的地下发掘出了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两乘铜车马一前一后放置在一个木椁内，因木椁腐朽，上部的填土塌陷，铜车马出土时均已被压碎，但由于未被盗扰，原位没有大的变动，车马的构件基本齐全。这是我国考古史上发现最早、体形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青铜车马，对研究我国秦代冶炼与青铜制造技术、车辆结构等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铜车马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之一，象征着秦始皇銮驾的一部分。铜车马的形制是模仿实实在在真车的形状。以前考古发现的车都是木质的，出土时已腐朽，铜车马的出土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古代御用车驾的真实面貌。铜车马是按秦始皇御用车队中属车二分之一的比例缩小制成的，车盖以及车舆内外彩绘着精美的纹样；两乘铜车马上的金银饰品重达14公斤，显示了铜车马高贵的等级。
这组铜车马按出土时的前后顺序编为一号车和二号车。这两乘车均为单辕、双轮、四马系驾。中间两匹马称为服马，主要用来驾辕；旁边两匹马协助服马拉车，称为骖马。为了使四匹马各处其位，齐力拉车，铜车马上还装有防止骖马内靠及外逸的专用部件——胁驱和缰绳，胁驱的作用就是防止骖马内靠；为了防止骖马外逸，在骖马的颈上还套有一根缰绳，缰绳的另一端系在衡、轭的交接处，防止骖马过分远离。通过这些装置，骖马与服马始终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既不会太远，也不会太近，可以始终并驾齐驱。
一号车车前驾四匹铜马，车舆平面呈横长方形，前边两角呈弧形，舆宽74厘米，进深48．5厘米。车輢(车箱两旁人可以倚靠的木板)较低，四面敞露，车舆内竖立着一个高杠铜伞，伞下有一立姿御官俑，车上配有铜弩、铜盾、铜箭镞等兵器。《后汉书·舆服志》刘昭注引徐广日：“立乘日高车，坐乘日安车。”可见一号车应该是秦始皇乘舆中的立车，又名高车。一号车虽然有伞但四周敞露，又配有兵器，实质上应该是兵车。蔡邕在《独断》中记述秦始皇法驾卤簿的车马仪仗时曾说：“又有戎立车以征伐”，说明了立车在皇帝车队中用以开道、警卫和征伐的作用。
铜车马出土时破碎严重。为了更细致地清理和在清理过程中反复地观察研究，为修复工作提供详细的科学资料，同时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考古人员决定将两乘铜车马在不改变出土现状的情况下，进行移入室内的整体迁移。但是，像铜车马这样既重且大的整体文物迁移项目，在田野考古操作中没有先例，也就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为了保证文物安全，专家们经过多次模拟试验，在取得必要的试验数据后，将铜车马分为四块进行水平切割，分块包装，吊装运输，将铜车马整体迁移到室内。
铜车马，虽然未受过人为的扰乱，基本上是倒塌前的原始位置，但破碎严重，两乘车的残片多达3000余片，而且绝大部分部件已经变形，彩绘也均有损坏。由于文献中也找不出一个与铜车马能完全对应的车制描述，加上全国各地的博物馆、考古发掘工地从未出土过可供参考的相关资料，所以修复工作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困难。
为了保证修复质量，由考古、文物保护以及自然科学方面专家组成的清理修复小组，在全面分析了铜车马的结构和各部件的成分、形态及相互关系后，制定出综合利用粘结、焊接、机械连接及适当使用加强件补强的总体修复方案。在修复材料的使用和修复工艺技术方面，又经过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模拟试验，筛选出合理的粘接、焊接材料以及适合的科学工艺技术。1983年明，二号铜车马修复完成，1988年4月，一号铜车马修复完成。
铜车马的成功修复，为以后大型青铜器和其他金属类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铜车马的修复将传统修复技术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在修复工艺设计和修复技术方面均有所创新：对破损特别严重且负载重的部件，在管状空腔中插放了加强件，使加强件处于隐蔽部位，此种工艺的设计施工，在文物修复方法中为国内首创；根据对比实验研究成果，对铜车马彩绘还进行了加固保护，这在青铜文物的修复中亦属首例。铜车马的修复水平在大型青铜文物修复领域里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1997年“秦陵一号铜车马修复技术”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就是对铜车马修复技术的肯定。
铜车马通体彩绘，所用的颜色以蓝、绿、白三色最多。八匹马通体白色，只有鼻孔、口腔等处施以粉红色。御官俑的面部和手上有两层彩绘，内层为粉红色，外层为白色，更加突出了人物肌肤的质感，头发为蓝黑色，长襦为天蓝色。车身上的彩绘，以白色打底绘以彩色纹样，色调素雅、清新。彩绘的纹样有变相的夔龙夔凤纹、流云纹以及各种菱花纹和多种多样的几何纹。高车以菱形、方格形等几何纹样为主，间以各种云纹、旋涡纹，主要分布在车栏内侧、车轼表面和车伞下面。安车以夔龙夔凤纹为主，流云纹和几何纹成了边饰纹样，更突出了安车的帝王气势，显示了两乘车不同的功用。夔龙夔凤纹主要分布在车盖内侧、后舆四周上层区域、后舆车门内侧等主要位置，流云纹和几何纹主要分布在车盖内侧的边角、承托车盖的骨架上、车前舆内外侧栏板、车后舆外侧上层、后舆车门内侧边角等区域。
铜车马上大部分纹样是用彩色直接描绘，再用墨线或白线勾画边轮的。也有一些纹样先勾画样稿，然后填色，最后用墨线勾画轮廓。一、二号车车舆下层的图案采用堆绘法绘制，线条突起，有很强烈的立体感。这种艺术手法前所未见，亦属首次使用。
彩绘不仅使铜车马更显华丽，同时也掩饰了铜车马在铸造时难以避免的沙眼、修补痕迹等缺陷，而且也延缓了青铜的氧化过程。在青铜器上彩绘这一艺术表现手法是秦代的创举，它突破了殷周时代在青铜器上铸纹和春秋战国时期金银错纹饰的局限，使青铜器上的纹样更加绚丽多彩。
制作铜车马的主要材质是锡青铜，一般来说锡的含量为6～13％，铅的含量在1％左右。铜车马根据铸件使用的不同性能采用了不同的合金比例：承力较大的构件如马腿、车撑等，要求机械硬度高，其含锡量就比较高；要求有一定韧性的构件如缰绳、辔绳等，其含锡量就比较低。各部件的机械强度要求不同，含锡量的多少也有所不同。
铜车马的众多构件大多是铸造成型，在铸造方法上，根据构件的大小、薄厚以及不同的形状，采用不同的铸造方法：大而薄的构件如拱形的车篷盖，采用了铸锻结合的工艺，先将车盖浇铸成形，再经过加热锻打，这是秦代的一大创举；一些大型厚壁或长杆型铸件，都采用空心铸造，既减轻重量，节省大量金属，又可以避免铸件疏松、受热产生裂纹等缺陷，改善材质性能。另外，将一些复杂构件分解成一些简单的构件分别铸造，再把这些简单的构件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构件，也是铜车马铸造工艺中的一个创新。
铜车马的连接工艺更是多种多样，常用的有活页连接、子母扣连接、子母扣加销钉连接和纽环连接等。活页连接主要用在二号车上的门扇与门框、窗扇与窗框的连接上，活页的结构与现代用的合页几乎完全相同。除了铜车马外，在秦都咸阳遗址也曾出土过多件，说明秦代的青铜器加工工艺已经较为普遍地用于现实生活。
子母扣加销钉连接方法在铜车马的鞍具上被广泛应用，如靷绳、辔绳、缰绳等，都是用一节节铜质或金银质的构件，采用子母扣加销钉的连接方式组成链条的。这种连接方法是把两个小构件的一端分别加工成凹凸状，再把一个小构件的凸状一端插入另外一个小构件的凹状一端，使两个小构件完全契合，再在契合处加上一个销钉使之完全连接在一起，但又有一定的活动空间。
纽环连接是用一个圆环将两个物体连接在一起，如上铜镝六个带刺铜球之间的连接就使用了这种连接方法。这种连接方法，结构简单，制作方便，各部件之间活动自如。
《考工记》说：“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说明制作木质车马的复杂程度，而用青铜制作的铜车马在制作难度上较木车有过之而无不及。铜车马的制作综合采用了铸造、嵌铸、包铸、焊接，以及各种各样的机械连接、机械加工等工艺技术，反映了我国两千多年前金属制造工艺的辉煌成就。
秦王朝的车舆制度，揽六国旧制，兼其车服，‘‘上选以供御、其次以赐百官”，《后汉书·舆服志》有“汉兴，文学既缺，时亦草创，承秦之制，后稍改定，参稽《六经》，近于雅正”的记载。汉代天子出巡，车驾有大驾、法驾、小驾等三种规格，就是汉承秦制的表现。
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对周以前的车舆制度进行改革，形成了一套卤簿制度，《封氏见闻记》有“舆驾行幸，羽驾导从谓之卤簿，自秦汉以来始有其名”的记载。蔡邕《独断》也有“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的说法。可见古代帝王銮驾出行时的仪仗排列，就叫卤簿。秦代卤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金根车的设置。金根车是秦始皇的创举，是以金为饰的根车，是驾六规制。《后汉书·舆服志》有记载：“天子所御驾六，余皆驾四。”铜车马仅四马系驾，应该是秦始皇帝王銮驾的属车(又名副车、贰车)。另一方面是属车的设置。车行仪仗的等级不同，设置的属车数量也不同。蔡邕《独断》中有记载：“古者诸侯贰车九乘，秦灭九国，兼其车服，大驾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半之。”关于副车中的五时车，《独断》中也有较为清楚的记载：“法驾，上所乘日金根车，驾六马；有五时安车，五时立车各一，皆驾四马，是谓五时副车。”《后汉书·舆服志》中也说：“五时车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马亦如之。白马者，朱其鬃尾为朱鬃云。所御驾六，余皆驾四，后从为副车。”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五时副车应该均驾四马，每一辆安车、一辆立车组成一组副车，同时在车马的颜色上要各如方色，即东青、西白、南赤、北黑、中央黄。铜车马出土于秦陵封土西侧，在彩绘上以白色为主，这与五方色中的西方色是相合的。这也进一步证明铜车马是秦始皇车驾卤簿中的属车。
铜车马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形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铜铸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它不仅展示了秦代合理的系驾方式、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美轮美奂的彩绘艺术，而且对研究中国古代车马制度、雕刻艺术和冶炼技术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铜车马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之一，象征着秦始皇銮驾的一部分。铜车马的形制是模仿实实在在真车的形状。以前考古发现的车都是木质的，出土时已腐朽，铜车马的出土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古代御用车驾的真实面貌。铜车马是按秦始皇御用车队中属车二分之一的比例缩小制成的，车盖以及车舆内外彩绘着精美的纹样；两乘铜车马上的金银饰品重达14公斤，显示了铜车马高贵的等级。
这组铜车马按出土时的前后顺序编为一号车和二号车。这两乘车均为单辕、双轮、四马系驾。中间两匹马称为服马，主要用来驾辕；旁边两匹马协助服马拉车，称为骖马。为了使四匹马各处其位，齐力拉车，铜车马上还装有防止骖马内靠及外逸的专用部件——胁驱和缰绳，胁驱的作用就是防止骖马内靠；为了防止骖马外逸，在骖马的颈上还套有一根缰绳，缰绳的另一端系在衡、轭的交接处，防止骖马过分远离。通过这些装置，骖马与服马始终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既不会太远，也不会太近，可以始终并驾齐驱。
一号车车前驾四匹铜马，车舆平面呈横长方形，前边两角呈弧形，舆宽74厘米，进深48．5厘米。车輢(车箱两旁人可以倚靠的木板)较低，四面敞露，车舆内竖立着一个高杠铜伞，伞下有一立姿御官俑，车上配有铜弩、铜盾、铜箭镞等兵器。《后汉书·舆服志》刘昭注引徐广日：“立乘日高车，坐乘日安车。”可见一号车应该是秦始皇乘舆中的立车，又名高车。一号车虽然有伞但四周敞露，又配有兵器，实质上应该是兵车。蔡邕在《独断》中记述秦始皇法驾卤簿的车马仪仗时曾说：“又有戎立车以征伐”，说明了立车在皇帝车队中用以开道、警卫和征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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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车-立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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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金银伞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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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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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号车-安车 |
铜车马出土时破碎严重。为了更细致地清理和在清理过程中反复地观察研究，为修复工作提供详细的科学资料，同时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考古人员决定将两乘铜车马在不改变出土现状的情况下，进行移入室内的整体迁移。但是，像铜车马这样既重且大的整体文物迁移项目，在田野考古操作中没有先例，也就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为了保证文物安全，专家们经过多次模拟试验，在取得必要的试验数据后，将铜车马分为四块进行水平切割，分块包装，吊装运输，将铜车马整体迁移到室内。
铜车马，虽然未受过人为的扰乱，基本上是倒塌前的原始位置，但破碎严重，两乘车的残片多达3000余片，而且绝大部分部件已经变形，彩绘也均有损坏。由于文献中也找不出一个与铜车马能完全对应的车制描述，加上全国各地的博物馆、考古发掘工地从未出土过可供参考的相关资料，所以修复工作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困难。
为了保证修复质量，由考古、文物保护以及自然科学方面专家组成的清理修复小组，在全面分析了铜车马的结构和各部件的成分、形态及相互关系后，制定出综合利用粘结、焊接、机械连接及适当使用加强件补强的总体修复方案。在修复材料的使用和修复工艺技术方面，又经过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模拟试验，筛选出合理的粘接、焊接材料以及适合的科学工艺技术。1983年明，二号铜车马修复完成，1988年4月，一号铜车马修复完成。
铜车马的成功修复，为以后大型青铜器和其他金属类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铜车马的修复将传统修复技术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在修复工艺设计和修复技术方面均有所创新：对破损特别严重且负载重的部件，在管状空腔中插放了加强件，使加强件处于隐蔽部位，此种工艺的设计施工，在文物修复方法中为国内首创；根据对比实验研究成果，对铜车马彩绘还进行了加固保护，这在青铜文物的修复中亦属首例。铜车马的修复水平在大型青铜文物修复领域里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1997年“秦陵一号铜车马修复技术”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就是对铜车马修复技术的肯定。
铜车马通体彩绘，所用的颜色以蓝、绿、白三色最多。八匹马通体白色，只有鼻孔、口腔等处施以粉红色。御官俑的面部和手上有两层彩绘，内层为粉红色，外层为白色，更加突出了人物肌肤的质感，头发为蓝黑色，长襦为天蓝色。车身上的彩绘，以白色打底绘以彩色纹样，色调素雅、清新。彩绘的纹样有变相的夔龙夔凤纹、流云纹以及各种菱花纹和多种多样的几何纹。高车以菱形、方格形等几何纹样为主，间以各种云纹、旋涡纹，主要分布在车栏内侧、车轼表面和车伞下面。安车以夔龙夔凤纹为主，流云纹和几何纹成了边饰纹样，更突出了安车的帝王气势，显示了两乘车不同的功用。夔龙夔凤纹主要分布在车盖内侧、后舆四周上层区域、后舆车门内侧等主要位置，流云纹和几何纹主要分布在车盖内侧的边角、承托车盖的骨架上、车前舆内外侧栏板、车后舆外侧上层、后舆车门内侧边角等区域。
铜车马上大部分纹样是用彩色直接描绘，再用墨线或白线勾画边轮的。也有一些纹样先勾画样稿，然后填色，最后用墨线勾画轮廓。一、二号车车舆下层的图案采用堆绘法绘制，线条突起，有很强烈的立体感。这种艺术手法前所未见，亦属首次使用。
彩绘不仅使铜车马更显华丽，同时也掩饰了铜车马在铸造时难以避免的沙眼、修补痕迹等缺陷，而且也延缓了青铜的氧化过程。在青铜器上彩绘这一艺术表现手法是秦代的创举，它突破了殷周时代在青铜器上铸纹和春秋战国时期金银错纹饰的局限，使青铜器上的纹样更加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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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铜车马的主要材质是锡青铜，一般来说锡的含量为6～13％，铅的含量在1％左右。铜车马根据铸件使用的不同性能采用了不同的合金比例：承力较大的构件如马腿、车撑等，要求机械硬度高，其含锡量就比较高；要求有一定韧性的构件如缰绳、辔绳等，其含锡量就比较低。各部件的机械强度要求不同，含锡量的多少也有所不同。
铜车马的众多构件大多是铸造成型，在铸造方法上，根据构件的大小、薄厚以及不同的形状，采用不同的铸造方法：大而薄的构件如拱形的车篷盖，采用了铸锻结合的工艺，先将车盖浇铸成形，再经过加热锻打，这是秦代的一大创举；一些大型厚壁或长杆型铸件，都采用空心铸造，既减轻重量，节省大量金属，又可以避免铸件疏松、受热产生裂纹等缺陷，改善材质性能。另外，将一些复杂构件分解成一些简单的构件分别铸造，再把这些简单的构件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构件，也是铜车马铸造工艺中的一个创新。
铜车马的连接工艺更是多种多样，常用的有活页连接、子母扣连接、子母扣加销钉连接和纽环连接等。活页连接主要用在二号车上的门扇与门框、窗扇与窗框的连接上，活页的结构与现代用的合页几乎完全相同。除了铜车马外，在秦都咸阳遗址也曾出土过多件，说明秦代的青铜器加工工艺已经较为普遍地用于现实生活。
子母扣加销钉连接方法在铜车马的鞍具上被广泛应用，如靷绳、辔绳、缰绳等，都是用一节节铜质或金银质的构件，采用子母扣加销钉的连接方式组成链条的。这种连接方法是把两个小构件的一端分别加工成凹凸状，再把一个小构件的凸状一端插入另外一个小构件的凹状一端，使两个小构件完全契合，再在契合处加上一个销钉使之完全连接在一起，但又有一定的活动空间。
纽环连接是用一个圆环将两个物体连接在一起，如上铜镝六个带刺铜球之间的连接就使用了这种连接方法。这种连接方法，结构简单，制作方便，各部件之间活动自如。
《考工记》说：“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说明制作木质车马的复杂程度，而用青铜制作的铜车马在制作难度上较木车有过之而无不及。铜车马的制作综合采用了铸造、嵌铸、包铸、焊接，以及各种各样的机械连接、机械加工等工艺技术，反映了我国两千多年前金属制造工艺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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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嚼子 |
秦王朝的车舆制度，揽六国旧制，兼其车服，‘‘上选以供御、其次以赐百官”，《后汉书·舆服志》有“汉兴，文学既缺，时亦草创，承秦之制，后稍改定，参稽《六经》，近于雅正”的记载。汉代天子出巡，车驾有大驾、法驾、小驾等三种规格，就是汉承秦制的表现。
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对周以前的车舆制度进行改革，形成了一套卤簿制度，《封氏见闻记》有“舆驾行幸，羽驾导从谓之卤簿，自秦汉以来始有其名”的记载。蔡邕《独断》也有“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的说法。可见古代帝王銮驾出行时的仪仗排列，就叫卤簿。秦代卤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金根车的设置。金根车是秦始皇的创举，是以金为饰的根车，是驾六规制。《后汉书·舆服志》有记载：“天子所御驾六，余皆驾四。”铜车马仅四马系驾，应该是秦始皇帝王銮驾的属车(又名副车、贰车)。另一方面是属车的设置。车行仪仗的等级不同，设置的属车数量也不同。蔡邕《独断》中有记载：“古者诸侯贰车九乘，秦灭九国，兼其车服，大驾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半之。”关于副车中的五时车，《独断》中也有较为清楚的记载：“法驾，上所乘日金根车，驾六马；有五时安车，五时立车各一，皆驾四马，是谓五时副车。”《后汉书·舆服志》中也说：“五时车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马亦如之。白马者，朱其鬃尾为朱鬃云。所御驾六，余皆驾四，后从为副车。”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五时副车应该均驾四马，每一辆安车、一辆立车组成一组副车，同时在车马的颜色上要各如方色，即东青、西白、南赤、北黑、中央黄。铜车马出土于秦陵封土西侧，在彩绘上以白色为主，这与五方色中的西方色是相合的。这也进一步证明铜车马是秦始皇车驾卤簿中的属车。
铜车马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形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铜铸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它不仅展示了秦代合理的系驾方式、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美轮美奂的彩绘艺术，而且对研究中国古代车马制度、雕刻艺术和冶炼技术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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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姿御官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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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姿御官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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