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家的生死

       打电话回家的时候，母亲忽然告诉我，老D去世了。她再三感叹，我也半天无言。有时候，命运好像真的要特别跟人为难，苦命的人竟然会再三受其拨弄，辗转难以逃离。
      认识老D，是在ICU（重症监护室）的门外。2010年5月，父亲和妹妹从合肥回老家，在合肥火车站，父亲还在移动扶梯上的时候，突发脑溢血，上了二楼人已倒地不起，无法说话，只能闭目流泪。妹妹惊惶中不失镇定，在别人的帮助下叫了救护车，送他去了医院，然后通知了我。我买了最近的机票赶回家，却再也没有见到父亲醒转。父亲的出血部位是在脑干，据医院的人说，这种病人是没的救的，往往在病房住个几天，挨到远方的家人回来，见上一面就放弃治疗。大部分人放弃的原因之二是高昂的费用，ICU里的人，一天耗费个五六千乃至上万，都是寻常事。我们母女没有轻言放弃，四处奔波筹钱。那时候心头焦急万状，一方面想着父亲究竟能不能醒转，另一方面想着怎么去筹措下一笔医药费。医生和护士的态度都是很好的，但催起款项来毫不含糊。父亲第一次大病是在省立医院，那里的护士催费方法是把费用单放在病人床脚。家属看了，自会砸锅卖铁地去尽快筹费，否则第二天就要停药。这家市立医院又是别样的方法。他们在收治病人的时候都要留家属的手机，有事便通知家属。有一次半夜10点多，电话铃响了，我一看号码是医院的，手直发抖。待接了电话，才知道是催我们第二天要交费。5月下旬，出于照顾便利和费用的考虑，我们包救护车把濒危的父亲转回了老家的医院，就是在那个ICU病房外认识了老D一家。
       县城的ICU是非常奇怪的所在。一大片简易房，房顶是宝蓝色的简易瓦，接着旧的住院大楼盖在露天。医生要求病人家属24小时不离开门外，却又不提供住处，病人家属只能在病房外的水泥地上铺张破席子，席地坐卧。雨天一身水，晴天一身灰。我们刚去那里，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一个常年在那里打扫卫生的清洁工穿着白大褂冒充医生，命我们买两条毛巾被给病人用。我们觉得莫名其妙，想是县城的新规矩。又看她一身白大褂，仓皇中未辨真伪，稀里糊涂地掏了钱，40元一条，买了两条小小毛巾被。待几天过后明白她只是清洁工，也不敢发怒，反而还要小心陪笑脸，因为她是可以自由出入ICU的人。我们到不了父亲身边，她是可以随时随地到达的。毛巾被后来也没有给父亲用，被我们带回家了。
      我们恳求医生，问能否留下手机号码，自己回家休息，一旦有事，打个电话人就来了——县城非常小，从我家步行到医院，10分钟而已。哪怕我们付电话费呢？多付一些钱呢？医生坚决不允，还说不候在门外，出事找不到家属，责任自负。我们无奈，只能每天去病房门口徘徊守候。不过事实证明，ICU根本没有什么需要家属处理的急事，最急的事无非是你账上没钱了，医生拿着白色小条子慢慢走出来，命你速速去补款而已。
        ICU里死人乃是寻常事，常见到家属们在病房外集聚，或焦灼满面，或嚎啕痛哭。有的病家是县城中的殷实人家，家属虽然面色凄惶，但衣履体面，神色自矜。有的病人一看就是田舍郎，家属衣着寒窘，腿上还有泥泞。记得有一家送来的病人，是正值壮年的女人。原是脑出血，医生误诊了，给安排在普通的病房。病人也不知道，挣扎着去上厕所，一头栽倒在地，被送入ICU，再也没有醒来。那病家一群衣冠楚楚的家属挤在ICU门口，其中有个女孩拖着行李箱，靠在墙上面色凄惨。行李箱上航空公司的条形码还未来得及撕去。
      我们在ICU外踱来踱去，没事可做，很快就发现门外唯一可以避雨的地方——住院部的屋檐下，有人占了先机，安放了一张折叠床。床上乱七八糟地堆着被子和军大衣，一个老头斜靠在那里，虽然面目憔悴，但不像是加床的病人，想必是家属吧——这就是老D。老D是在守护自己的老伴D大娘——也是一个脑溢血昏迷的。我们姐妹立得久了，不免想找个地方歇息一下腿脚。老D很善良，看出了我们的意思，从床上坐起来，招呼我们姐妹坐下。我们先是不好意思，但耐不住劳累，终于也慢慢坐在床尾，和他们攀谈起来。县城就是小，谈了几句，竟然发现是母亲的旧识，告知母亲，她赶来探视，又是一阵唏嘘。
      母亲悄悄告诉我，这家特别不幸。老夫妻俩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在农村里也算是个能顶门立户的人家了。D大娘为人勤俭，是四乡八里都闻名的。“他家，会过！随什么时候贴秴饼子，拿锅铲子都铲不下来！”这是什么意思呢？皖北人家贴饼的时候，一口地灶大锅，锅底放水，面饼抟好之后贴在锅边，盖上盖子蒸。为了饼熟之后好铲，往往会在锅面抹薄薄的一层油。D大娘节俭到这一点油都不舍得抹，乃至于饼熟之后都贴到了锅上，铲不下来。
       老两口克勤克俭，卖豆腐，卖菜，家里过得颇为殷实。唯一的遗憾是，大儿子是傻子，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只好在家养着。好在第二个儿子是个争气的，学习成绩好，人也长得俊秀。老夫妻俩一门心思和指望都在小儿子身上。这儿子顺顺当当到了高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心性也高，想着自己将来不是北大也是清华的。只可惜农村中学，哪有什么好质量的师资，能把字音读准就不错了。所以，说是小儿子成绩不错，也不过是矮子里挑将军罢了。可是一个农村少年，怎会想到这么多？高考放榜，成绩并不如他所愿，虽然不至于落榜，但北清是无望的了。少年接受不了现实，痛哭几次，自杀身亡。
      唯一的指望没了。老D两口子是否呼天抢地，寻死觅活过，我不知道。但日子是很长的。人命像草一样贱，但也像草一样结实，经冬不凋。女儿出嫁了，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北，日子过得去，老两口还要养着傻子这个儿子呀！容不得懈怠一天。老D夫妇仍旧是卖豆腐，卖菜。日子一天天过去，悲伤会不会褪色？数年过去了，就在人们已经不大谈论这个悲剧的时候，D大娘脑溢血，被送到了县医院。老D菜也不卖了，天天蜷缩在病房外，守着。女儿们要老头回家休息，老头不答应。所以，他是24小时看守，两个女儿轮番来陪伴。
      “你看看，一个油星都不舍得用，现在一天好几千块钱！”母亲唏嘘。
       我们家没有男丁，母亲又在家料理家事，照顾90多岁的老外婆，我们姐妹俩实在无法满足医生“24小时守候”的命令，就深夜从ICU走回家休息，清早再去。有时候，医生深更半夜出来喊着催费，或是催家属送什么东西进病房，星夜露天守候在病房外的老D一家就帮我们传个消息。
      父亲在合肥医院的时候，ICU允许病人家属每天消毒后进病房看半小时，我们母女每人每天十分钟，拉着昏迷的父亲的手，和他说话，呼唤他，期盼他醒来——但父亲始终没有醒转，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我已飞回他的身边。我告诉他我准备要小孩了，让他千万等等自己的外孙或者外孙女。他闭着眼睛，满面浮肿，毫无回应。父亲被困在了自己的躯壳中，谁也不知道这种病人有没有感受和知觉，因为很少有人回来过。每天和他说完话，我都亲他一下才离开。但其实自我记事之后，父亲健康时我都没有亲过他。唯一一次他清醒时亲他，是两年前他肠癌手术之后。我们在手术室外等得心神俱碎，父亲才被推出来，我俯身看他，他脸色蜡黄，躺在推车上无法动弹，看我看他，突然说：“没办法‘啪唧’你了。”我心领神会，亲了他一下，他笑了，我也笑了。
      过了几天，父亲上了呼吸机，这不是个好兆头，因为很多人上了呼吸机就没有拿下来过。上呼吸机，刚开始是把你的嘴分开，从喉咙里插一根管子下去。后来医生说一直这样会伤害气管，建议从脖子上挖一个口子，直接从那里接管子下去。医生告诉我们，因为病人没有知觉，可以不用麻醉药，直接挖。“麻醉药是没有意义的！”我非常犹豫，但医生坚持说不要紧，就这么挖了。第二天去看，父亲喉结下面插了一根手指粗的塑料管。皮肤上贴着一块纱布，上面还有血痕。
      县城里没有进病房探视这种事，所以父亲进了病房，就和我们完全隔绝了。每天下午的时候，医生打开病房外面一个巷道的小门，家属们可以拥到那个肮脏不堪，垃圾满地的巷道里，爬上窗下摆着的摇摇欲坠，缺着不少木板的长椅，伸着头往病房里看上二十分钟。每天只有这会儿能见到亲人，家属们都拼命拍着窗户，大喊病人的名字。父亲正好躺在一个窗户的旁边，我们能够看到深埋在一堆管子中的他。我们姐妹每天都踩在椅子上，隔着厚厚的窗玻璃，喊着父亲的名字。D大娘是父亲的临床，所以她的两个女儿也和我们一起挤在椅子上，拍窗大喊。一时“俺爸”、“俺爷”、“俺娘”之声此起彼伏，还有人忍不住掩面而泣。时间长了，我们在一群家属中俨然成了老江湖，门一开，别人还在发愣，我们就左右分挤，猿臂轻舒，纵身飞上长椅，占据有利位置。ICU不允许病人进入，理由之一是要保持卫生，说里面是无菌环境。但有一天我在拍窗呼喊的时候，竟然看到窗户里边有一只苍蝇，在窗台上活动腿脚。
       ICU又要求家属给提供卫生纸和湿巾，说是病人大小便失禁，要用这些东西清理。为什么不能用别的方法，为什么不能从医保走，没有解释。总之，我们隔一两天都要送进去十卷长的卫生纸卷，好几袋湿巾。第二天又没了，医生护士就又催买。我真怀疑一个月粒米未进，只靠营养液维持生命的父亲，哪里有如此多的排泄物。但人在他们手中好比是肉票和人质，哪里有什么分辨的余地。于是又匆忙买来点头哈腰地送进去。县城里百货大楼的湿巾特别贵，一袋强生的婴儿湿巾要30元人民币，这样一两天下来，我们递进去的卫生用品都要近百元。当时，我们为了筹集医疗费可谓日日发愁，左支右绌。为了节省开支，我在淘宝上买了一箱婴儿湿巾，每袋合人民币10元，算下来也颇节省了一批钱。老D家也想要，湿巾来的时候，就是他女儿骑着电动三轮车帮我们运回来的。那一箱子湿巾，父亲没有用完就去世了，我们把剩下的湿巾给了她们，过了一段时间，她们给妈妈送来了两百元钱。
        老D家的两个女儿，对我们都极和善。她们一看就是庄户人家的妇人，面色黧黑，牙齿发黄。虽然已经为人母，但说起话来轻言细语，三分羞涩，温柔敦厚。我们守候在病房外，长日无聊，互相谈论些杂话，说着稼穑之事，我们听着都新鲜。说起6月的黄瓜不能吃，农药太多，前几天什么庄子里还毒翻了一片，我们都惶然。又谈起农村青年因为外出打工，导致风气败坏，十几岁当妈未婚先孕的事情，我们都叹气。老D见到我们，大多时候都是嘿然无言，唯抖抖索索咳嗽几下，招呼我们坐下。
       撑到了6月份，父亲脏器渐有衰竭的倾向，遍询医生得知无幸，方决定放弃治疗。究竟让父亲哪一天死，这是个很难的选择。虽然决定放弃治疗，但我还是做了最后的努力：带着父亲的医疗资料又回了一趟合肥。我去了抢救父亲的医院，去了安医附院，去了省立医院，还去了朋友的亲戚所在的一个小医院。所有的医生看着父亲的病历都摇头。最初抢救的ICU主任看到我，惊道：“这么久了，你们居然还没有放弃？”最后去的是省立医院。医生是个中年女士，看了片子，说是没救了。我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坐在医生的办公桌边哭啊哭，医生也没有说话，就默默地看着我哭。
       6月初天气已热了，但父亲去世之前的一夜，风雨大作，非常寒冷，我几乎睁眼等到了凌晨。四五点钟，我和母亲妹妹前往医院。当天寒冷异常，路上没有行人，我们衣着单薄，拎着暖瓶、水桶、毛巾和干净衣服，瑟瑟缩缩往医院走。一边走我一边发抖。到了ICU，三人换了衣服进去给昏迷中的父亲擦洗身子，母亲站在父亲床前不禁痛哭，我们也黯然涕下。因为父亲早就说过，不喜欢寿衣那种小丑一样的装扮。我特地给他买了一身西装，一件干净衬衣。擦洗完毕，换上干净的衬衣。母亲拉着父亲的手说，你不要怪小孩，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你总也不醒呀。昏迷了一个多月的父亲仿佛知道我们前来送别，突然猛地睁开了眼睛。睁得非常大，血红色的眼球——就睁了这么一下，又闭上了。
       擦洗完毕，已是清晨，天亮了。我们姐妹退出ICU，医生就拔掉了呼吸器。我坐在老D的床尾，等啊等，等父亲的灵魂从身边飞过。然而奇迹发生了，父亲原本早就不能自主呼吸了，可呼吸机一拔掉，他的呼吸又恢复了正常。医生告诉我之后，我兴奋不已，以为父亲有救了。我高高兴兴地去医院联系，希望把父亲移到普通病房，可外科医生得知情况，却以“别的病人害怕”为由婉拒了我。我回家后，在网上买了简易的呼吸机，吸痰器，还收藏了供植物人使用的床和床垫。妈妈也高兴地说，宁愿伺候一个植物人。
      第二天，父亲还是没用呼吸机，我们且惊且喜，三个人不由自主地绽开笑容。上午，病房外无事，我们回家休息了。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我接到了ICU主任的电话。主任温言细语地说：“XX啊，你来医院吧，你爸呼吸不好呢。”我和妹妹疯了一样往医院赶。到了病房，进去，我看见爸爸呼吸非常急促，喘不上气的感觉。主任这时候才跟我说实话，说他昨天之所以呼吸正常，是因为缺氧导致的肌体自我保护。现在，这股保护力量没了。现在要我们做最后的决定，是不是要抢救，是不是要上呼吸机。如果决定彻底放弃，就在一个文件上签字声明。我又一次犹豫了。
       医生拿着文件等在我面前。他跟我说起了自己的一个亲人逝去的故事，暗示我，有些东西是无法挽回的，有些坚持是没有意义的。我知道，虽然上呼吸机，父亲又可以撑几日，但几日过后，钱没了，人还是救不回。母亲怎么办呢？最终，我在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同意放弃治疗。父亲生了我，我却亲手给他送死。主任把我们带出了病房，他说病人临终时候的样子我们是承受不住的。我曾经想过，自己是一定要拉着父亲的手，等他断气的。但临阵我还是退缩了，我觉得自己实在不敢承受。我请求医生在父亲逝后，把他身上的伤口全部缝合起来。我们等在10米之外的医生休息室里，父亲在深度昏迷中平静离世。
       父亲去世后，医生走进来，让我看了时间，下午三点多。我们走进病房，父亲床周围的帘子拉了起来，医生已经离开了。我掀开帘子，父亲平静地躺着，嘴边有一些呕吐的污渍。身上的管子都拔掉了。我拿着湿巾一点点擦干净污渍。掀开父亲的衣服，他的身体还是温热而柔软的。我摸了摸他的肚子，还有点烫烫的，一点也不像去世的人。我们姐妹再一次用热水清洗了他的遗体，把他接回了家。乡人嘱咐我们，在人去世后，不可以把眼泪滴到他的身上，不然他会挂念，不肯走。可是妹妹在给父亲擦身子的时候，一滴滴的眼泪都落在他身上了。
      此后守灵两夜。因为我要赶回来的飞机，也只能守着这两夜了。父亲的冰棺放在进门的客厅，头顶上亮着大灯，冰棺下的地面上散乱铺些稻草，我和妹妹就蜷缩在稻草上睡觉，这是本地的规矩，孝子在守灵期间不能睡床，也不能坐板凳。母亲搬来被褥铺在稻草上，我睡得不安，溽热，灯光，还有蚊子。冰棺嗡嗡响，也令人无眠。冰棺的压缩机流出水，水流过稻草底下。我过一会儿掀开盖在棺上的布，看看父亲的脚。有时候掀开前面的布，看看他的脸。父亲的脸非常平静：让他痛苦的人生结束了。
      亲友来吊，我们守在棺侧，跪在稻草上给每个吊客叩头。三天过后，我抱着父亲的遗像上了路，逢到路的拐弯处和过桥的时候就喊一声，“爸，过桥了！”“爸，拐弯了！”父亲去世后好像失掉了灵性一般，需要我这样去提醒他，带着他走路。吾乡人对于死亡有种奇怪的看法，好像认为人死之后就灵性全失，泯灭如同牲畜。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这样回忆父亲的最后旅程：“父亲火化的那天，火化之后工作人员让我和家人进入了车间，为的是想找到他体内的肠癌术后吻合器，不想让他带着那东西走。我走过打开的车间门，眼前是一个大炉子，炉后面是平地，水泥地上干干净净的，散放着许多骨头渣子，有大有小，有的地方还带着火星。我刚开始头晕目眩，都没有明白那是什么，直到一步一步走近， 心里才晓得这是父亲。蹲下来摸了一摸，骨头还有温度。妹妹和我蹲在一起，我们俩看着骨头发呆。有的骨头很大，能看出是天灵盖，有的是腿骨。我摸一摸腿骨， 很结实。捡起天灵盖翻过来看了一下，背后有烧焦的痕迹。能看到骨头的细密纹路。妹妹低低叫了一声：“俺爸？”我们俩没有大哭，反而还不约而同笑了一声。是真的，那一刻我忽然放下了一些东西，我知道眼前就是最后的最后，就是结局了。一切烦恼、痛苦、不平、忧惧，都不存在了。只有这洁白干净的骨头。他还在。也没有想象得那么坏。而且我确信，许多年之后我们是可以永远在一起的，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在。”
 
      父亲火化次日，我们依照风俗，给他送烟火。也就是说，他从此后要和我们分家，在另一个世界另立炉灶了。我和妹妹在傍晚时分去了殡仪馆，在一处荒丘处给他烧了纸钱鞭炮。风俗说是，烧完转身就走，千万不要回头。我立在黄昏的风里大声说：“爸爸！从今后你就要单另过了！自己做饭的时候，不要节省，吃点好的！”
       父亲去世了，我们也不复在ICU外守候。但一直惦记着这家人，不知道那勤俭的D大娘有没有醒转过来，不知那守候老妻的老D有没有轻松起来？不知道那温柔敦厚的D家姐妹，有没有好起来？
        母亲也惦记着他们。昨天，终于见到了老D的乡人。问起D大娘，乡人说：“咳！下个月就两周年了！”母亲心下惨然，又问起老D。乡人摇头说：“明天就是圆坟！”圆坟，吾乡的人去世，三天之后家人去祭拜之意。母亲很吃惊，忙追问怎么回事。乡人说，D大娘被接回家，大半年左右就死了。她死后，老D带着傻儿子，两个过活。村人盖房子，他家也盖。那天要拆个墙还是怎么的，要爬上墙头施工。老戴的傻儿子不管用，老头子挣扎着爬上墙头。不想大锤突然断了，老D也从墙头跌了下来，当场就没了气。傻儿子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处跟人讲：“俺爷不能去干活喽！他那个锤子还是俺递给他的！”
     为了照顾傻哥哥，老D的女儿从婆家搬了回去，这大概就是结局了吧。“在农村，这一户人就算是绝了！”母亲语带凄惶。“人都说好人不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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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想到，最初我只是想写文章纪念一下在困境中给过我温暖的老D一家。这文章却越写越长，最后成了自己家事的回忆录。一天之内就有300人推荐，3000多人阅读。还有很多朋友哭了。被我闹哭的朋友们，真对不起！我想大家之所以这么肯定我，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好，只是因为人人都是儿女，人人都有渐渐老去的父母。不要哭！我们都要走的。趁活着的时候，好好活，活得开心。
       生命是非常短暂的。年轻时候特别喜欢乱来，熬夜啊，乱吃东西什么的。生了孩子才有体会，为了一点点营养成分含量的不同，我会捉着超市里大同小异的食品罐子比较半天。生怕少了几毫克，给孩子的营养就不够似的。于是又想到，不珍视身体的人，任意胡为的人，也都曾经是被父母视若珍宝地呵护过的。于是也增加了几分爱护自己的心。和大家共勉！
                                                                                                     2013.1.26
      睡了一觉起来，文章居然上了豆瓣主页，难道这是我人生中作品的最高峰么……想必父亲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他是中文系毕业的老大学生，66年大学毕业。当时一班同学本来有不错的去处，文革一来，全都下派农村。大部分同学后来都回城了，父亲没有，当了一辈子教师，一生郁郁不得志，晚景尤其不顺。他年轻时候喜欢写作，却从未有过什么文学作品面世。我小时候反叛，瞧不上父亲，事事要与他不同，连找男友都要按照他的反义词来找。现在却眼看自己一步一步在走父亲当年想走却未走通的路。
       父亲是退休教师，有城镇职工医保。但是，住院的时候自己要首先垫付全部的费用，出院后才能报销。因为一直无法出院，再加上此前两年他已经大病过一次，我们的经济压力就非常大。住院的时候，花钱的速度是一天5000，一个月10w＋。后来报销了一些。我无法对中国的医疗体制发表什么看法，但从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觉得作为子女，为一个老人准备个15——20w的医疗基金是必要的。
       多谢大家的关注，你们的每一条推荐理由和留言我都读过了，无法一一回复。如果我可以，我真想擦掉所有为这篇文章落下的眼泪，但是我不能。再次祝大家珍惜眼前人，珍惜自己，过个好的春节。
       鞠躬感谢！
                                                                                                      2013.1.26又及
      这么多为人子女的回帖，再讲两个小事吧。
      父亲发病之前，我差不多每周打两次电话，还会用飞信给他发短信。最后一次打电话是在4月底，那天偏巧父亲又喝多了，我很不高兴——父亲一生郁郁，中年后更是颓唐。他常年喝酒，一喝就大醉，又喜食油腻荤腥，这大概是他先后患肠癌和脑溢血的原因吧。他肠癌愈后不顾医生劝告，也还照喝，给家人带来许多烦恼。那天发现他又醉了，我一下子很气，匆忙敷衍了两句，许诺过几天再打给他，就挂了电话，父亲大着舌头说，“好！过几天再跟你说话！”过了几天，就是噩耗传来了。此后我常常后悔，如果知道那是此生最后一次跟父亲说话，我会不会还是用那种不耐烦的语气。但很多时候，你不知道哪一次和父母的谈话是最后一次，所以，我现在跟母亲说话比以前注意。后来就想到：假如我们18岁离家读书，22岁工作，而父母这时候50岁。如果此后不和他们住一起，每年只是回去看7天的话，就算父母长寿，80岁才去世，也不过和父母最多再能相聚210天……
       其实父亲发病，并非没有预兆。2月份左右，母亲告诉我，有一天父亲突然半个身子不能动弹，过了一会儿就好了。我当即想到这是中风前兆，力促父亲去医院检查。但父亲非常固执，坚决不去。父亲2年前肠癌，手术，放疗，化疗，过程非常折磨人，也折磨自己。病后，脾气比以前更加耿介固执，只要神智清醒，很难勉强他做事，更不要说再去医院。有一次，因为他不肯及时去医院，便秘不知怎么的竟然变成了肠梗阻，一泡大便花了2000，我批评他，他也无言。父亲的抵抗和不在意，家人没坚持……这种故事大概也很多吧。但如果父母可以接受建议又惜命的话，我们注意到一些小毛病，并及时送他们就医，一些悲剧是可以不用那么早发生的。
                                                                                                     201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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