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化的标准（复杂性——简单化）

以美国体制为例，在不同的时期，总统、参议院、众议院、最高法院和各州政府分别起过不同的作用，每当产生新问题时，这次可能是由某一机构率先起来解决，下次则可能由另一机构率先起来解决。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第四共和国的做法与此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们集权于国民议会和国家行政机关。一旦——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国民议会四分五裂无力行使权威，而国家行政机关又缺乏权威时，整个体制就无法应付环境的挑战和变化，而在新的政策问题面前一筹莫展。50年代，当国民议会无法处理法兰西帝国解体问题时，没有一个能独当一面的最高行政机构可以站出来收拾局面。结果，一种超越宪法的势力——军队介入了政治，从而，一个新的机构——戴高乐的总统职位，便应运而生，因为它能够解决这一难题。柏克曾就早期的某次法国危机评论道：“一个无应变手段的国家也就没有保存自己的手段。”
着眼于研究稳定问题的经典政治理论家们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形式简单的政府最易衰败，而“混合的”政府形式则稳定得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最实用的国家政体是融民主体制和寡头体制为一的政体。亚里士多德争辩道：“一个绝对地、彻头彻尾地基于寡头政治的平等观念或者民主政治的平等观念之上的宪政体制，必属蹩脚的体制。事实雄辩地证明，此类宪法皆朝不保夕。”“一部包含多种因素的宪法要高明得多。”这样的宪法更能防止煽动叛乱和革命。波里比斯和西塞罗将此观点阐述的更加明确。任何一种“好的”简单政府形式，都有可能沦为其相对形式的变种——君主制沦为极权制，贵族制沦为寡头制，民主制沦为暴民制。只有将所有好形式中的因素结合在一个混合的政府里，才能避免动荡和衰落。稳定来自复杂性。两千年后的柏克发出同样的共鸣：“如果不说它更坏，简单的政府从根本上说起码也是不健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