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人市并宋事杂论

       《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条载：“人市。在羊角市，至今楼子尚存。此是至元间。后有司禁约，姑存此以为鉴戒。”
       “此是至元间”一节，后文散佚，推测缺失文字，应指至元间驻守大都一带的南征灭宋元军，还军后将“蛮子田地里出征时得来的驱口”，即掳回的南宋军民在此公然贩卖，形成一处贩卖人口的市场。
        “后有司禁约。”可能是指至元三十年（1293）元廷颁布的禁令，“世祖皇帝可怜见，交官司收赎完聚来至元三十年间江南百姓被歹人每强略的。”《元典章·刑部·禁诱略》中对世祖圣旨有详细记载：
       “圣旨节该：江南平定之后悉为吾民。今十有八年，尚闻营利之徒，以人为货，公然贩鬻。因而强掠良人，及指以乞养过房夹带货卖，奸伪非一，朕甚苦之。
       今后南北往来贩人客旅，并行禁止。仰经过官司关津去处盘问。是实，犯人断八十七下，强略者以强盗例科断，人归本家。和诱者，各断一百七下。
       若后捕叛贼军官、军人虏到人口，本管出征军官与所在官府随即一同从实分拣，但系良人，就付完聚。委系贼属，从本管万户、千户出给印信执照。中间却有夹带良民，罪及军官。
       其有欲将驱口转行货卖之家，须赴所在官司给到公据，方许货卖。违者，买主、卖主、牙保人俱各断罪。钦此。”
     《析津志辑佚》中有关“人市”的记载，时常被一些元史著作引用，以为元朝奴隶制加重的明证，其实这只是特殊战争时期的个例，元政府对公然的人口贩卖还是严令禁止的。《元典章》中就有许多禁止人口贩卖的案例存在。上文中的“禁诱略”一目中，很多禁约即是对贩卖人口以及买卖奴婢的法律规定，一些条款更是专门针对南宋时期江南人口贩卖恶习展开的严厉打击。
      如其中有“禁乞养过房贩卖良民”条，就将江南民间存在的假借领养之名贩卖人口的行为予以禁止。当时“南方士民为无孕嗣，多养他子以为义男，目即螟蛉。”一些不法人士就以此为名，“于贫穷之家诱说男女指乞养过房。”“得到钱物中间分要入己，却将人口转贩他处营落利息。”元廷对此严刑打击，以图扭转民风。
                
                
       “禁主户典卖佃户老小”，更是对南宋江南地主典卖佃客的行为加以禁约。南宋时期，南方佃农身份日益低下形同农奴，甚至随同自己租种的土地被地主随意买卖，田主“辄敢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不立年分，与买卖驱口无异。”“若地客（佃户）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为婢使，或为妻妾。”“又有佃客男女婚姻，主户（地主）常行拦当，需求钞贯布帛，礼数方许成亲，其贫寒之人力有不及，以致男女怨旷失时，淫奔伤俗（相约私奔败坏民风）。”元廷为此专门下文，将地主典卖佃户的行为视作“亡宋弊政，”“岂有主户将佃户看同奴隶役使典卖，一切差役皆出佃户之家，至如男女婚嫁不由父母，惟听主户可否，腹里（元代对中书省直辖地区的通称，指京津冀晋大部地区及鲁豫蒙部分地区）并无如此体例，盖是牧民之官不为禁约，以致如此。牒宣慰司具呈行省，照详禁约施行。”
        又有“典雇妻妾”条，南宋时，“吴越之风，典妻雇子成俗久矣，”而宋廷“未尝禁止，况遇饥馑之年，骨肉安能相保，实与中原礼教不同。”元廷为此明令地方官员，“所有被灾缺食嫁卖妻室男女，官为收赎。”并严令以后“嫁卖妻妾、男女买卖之家，俱系违法。”一概禁约。（据元孔齐《至正直记·浙西风俗》载：“浙西风俗之薄者，莫甚于以女质于人，年满归，又质而之他，或至再三然后嫁。其俗之弊，以为不若是，则众诮之曰：“无人要者。”看来元廷的禁令效果不佳）。
         其实元代的一些所谓的“民族压迫”制度，并非单纯的如后世臆测，是因自身的“异族政权”身份，特意制定出来以加强对汉人的防范。这些制度的制定者，往往都是内地汉族官员，目的是为了扭转某地的民风而制，之后才作为判例汇编入典章，上升为国家法律，以为参照，并不都具有普遍适用性。
        如禁止民间迎神赛会的法令，曾被诟病为是禁止汉族人民集会起义的压迫法律。但考诸史料，先有南台（设于今南京的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上文，有组织庙会的“社头通同庙祝，买嘱官吏，印押公据，纠集游堕（流民堕民，街头混混一类），扛抬木偶，沿街敛掠搅扰买卖，直使户户出钱而后已（强取庙会钱填己私壑）。所得嬴余，朝酒暮肉，每次祈赛，每日不宁，街衢喧哄，男女混杂（封建社会男女大防）。去岁端午，纪机察等率众划船，淹死六七人（死伤人众影响治安）。”至如国家级的泰山祀典，也有祈福还愿者，“废弃生理，聚敛钱物、金银、器皿、鞍马、衣服、疋段，不以远近四方辐凑，百万余人连日纷闹。近为刘信酬愿，将伊三岁痴男抛投醮纸火池，以至伤残骨肉，灭绝天理（迷信过分者，将三岁亲子火焚敬神）。”“工商妓艺，远近咸集。投醮舍身，无所不至。愚惑之人，既众奸恶之徒，岂无不惟亵渎神灵？”因此元廷才对此类活动立法禁止，并非单纯的从镇压汉民聚众起义的缘由出发。此外当时在南方任职的官员，多北方汉族官僚，因为宋金对峙的长年隔阂，普遍对南方人存在一种蔑视的心态，目为“蛮子”、“腊鸡”，对一些民间集会也视为“游手末食之民，不事生业，聚集人众，祈赛神社，赌博钱物。”而聚会时“多有泼皮厮打底、跳神师婆并夜聚晓散底，”故“行文字禁断。”如此本是规范民风的硬性举措，而今却被目为民族压迫的暴政，谬已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