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本质差别
人们喜欢把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混为一谈，更把经济学理论和现代管理理论（即商学理论）混为一谈。这种混淆危害甚大：它误导政府、企业、学生、民众，更误导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自己！尤其是经济学家自以为经济学就是现代管理学，热衷于教企业家如何用经济理论管理企业；把经济理论当作企业管理理论教给商学院学生；用经济学理论在大众媒体上大谈“现代管理”！
严格地说，现代管理学（这里指广义的工商和行政管理学或曰商学）与经济学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和学科。经济学就象社会学一样，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而商学就象法学一样，属于职业学科的范畴。商学与经济学的差别就象法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差别一样大，它所研究的对象、目的、方法、范畴与经济学有本质不同。就象经济学家不懂法学、不懂官司、不能在法学家和律师那里指手划脚一样，经济学家也不懂商学、不懂企业管理、不能在管理学家和企业家那里指手划脚！他们更不能用经济学的理论标准去对他们完全不熟悉的商学理论评头品足！虽然在商学院也要上少量应用经济学的课程，就象它要上少量应用心理学，应用社会学的课程一样，但这些应用课程是从属的、非主流的，并且与理论经济学有完全不同的要求和教法。如果我们不能厘清经济学与商学之间的本质差别，我们就会教人用管理国家的方法去管理企业，就会把商学院办成非驴非马的准经济学院！
现代商学理论涉及到许多学科的知识，经济学只是它所涉及的重要学科之一。并且，经济学只有经过商学化改造后，才可以教给商学院的学生。管理经济学与经济学就有本质性的差别。例如在经济学中，研究价格是为了提供政府用来提升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的政策工具；而在管理经济学中，研究价格则是为了给企业提供定价依据，来提升企业的垄断程度、打击竞争对手、赢取利润。又例如，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与商学中的企业管理理论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纯经济理论，与企业管理扯不上多少关系。严格地说，商学是关于如何提升企业自身战略垄断力即核心竞争力的学问，它研究的是解决问题的策略和艺术，为企业提供打击竞争对手赢得顾客的手段；经济学是关于政府如何克制企业垄断、提升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的学问，它研究的是解释问题的因果逻辑，为政府提供制定政策改善社会福利的依据。经济学与商学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象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猫和老鼠博弈的关系！
商学和经济学还有一系列本质差别：经济学往往假设所有人一个样，都是自利理性的经济人，而商学则必须强调人的差异性、个性、甚至非理性；商学更注重研究特殊、具体和个案，经济学则注重研究一般、抽象和整体；商学追求垄断，经济学追求竞争；商学重解决问题，经济学重解释问题；商学研究企业的效率与效益，经济学研究社会的效率与效益；商学重策略和艺术，经济学重理论和逻辑；商学为企业出谋划策，经济学为政府出谋划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让我们进一步详细深入讨论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差别以及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错位的问题。
经济学是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去研究资源的最优配置，而资源的最优配置可以通过完全竞争下市场价格机制去达至。所以经济学家提倡自由竞争而反对垄断。相反，商学是从企业的利益出发，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诸如财务、营销、生产、人事、研发等)去研究如何提升企业的垄断以使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因为没有垄断就没有超额利润。
经济学是研究怎样的经济制度、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最能把企业的行为规范到达至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对全社会福利最大。而商学是研究企业在给定的经济制度、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的约束以及其他条件的约束下，怎样的企业策略和企业行为才能使企业的利润最大。可见，经济学和商学在研究目的上是相互对立的，手段上是非常不同的。不少企业家把经济学当成商学，把经济学家当成管理学家，把经济学家请到企业去用管理国家经济的方法诊治企业，而结果是，不少经济学家的良方适得其反，常常使他们大失所望。
其实，企业更需要的是商学而不是经济学。这种现象可以说是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在市场定位上发生了错位。
经济学研究市场制度下价格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研究市场的协调性，研究市场的缺陷和失败，以及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垄断破坏社会总福利，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如何打破垄断，保持充分竞争。所以我们说，经济学主要是为政府服务的。
我们常说制度不合理，这是经济学家要解决的问题，而一个企业家问的是在这样一个给定的条件，不管它好坏，我能够做些什么。企业的环境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技术的、自然的等等。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要研究为什么计划经济效率不高，为什么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如果要从计划转向市场制度，怎么办，怎么改，这是经济学家要回答的问题。而作为管理学家，他问的是在计划经济环境下我用什么办法可以做得最好，在市场制度下我用什么办法能够做得最好。在从计划转向市场的变化过程中，我又怎样才能做得最好。对企业而言并不问怎样把宏观的环境改变，而问在给定的宏观环境下面，我有什么办法使我的企业赚到更多的钱，取得更好的效益。
所以严格地说，经济学所研究的那些变量，对于商学而言，都是外生变量，是当做常量去看。比如外面的气温，我们可能抱怨，希望外面的气温降下来，这是经济学家要研究的。而对企业而言，就应当认为气温是给定的，并看在这种条件下能够做什么，比如去开发空调等。
值得一提的是，制度经济学往往把制度当自变量，把生产力当因变量。我们过去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恰恰是相反的，认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力。
经济学家是不是对企业完全没有用呢？当然不是。
经济学家在什么情况下对企业有作用的呢？经济学研究如何克制垄断，但经济学家若站在企业的立场上而成为管理经济学家，就必须把定价方法反过来用，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垄断，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利润最高。经济学家是要把企业的需求曲线拉平，管理经济学家则要把企业的需求曲线变陡
我们知道，在经济学里，完全竞争对经济是最好的，而企业恰恰相反，它研究增加垄断的手段，可以说企业管理所研究的一切都是围绕一个中心，那就是如何增加垄断。没有垄断就没有利润。企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赢利。
同样是经济学的武器，比如定价，从企业管理角度研究，它的目的就变了，它要想尽一切办法用定价的办法增加垄断、增加利润，怎么利用定价的手段把消费者剩余挖到自己的手里来。比如一瓶矿泉水，你愿意出十块钱，但实际上它只要卖三块钱，你就得了七块钱的消费者剩余，作为企业，它要想方设法把那七块钱挖到自己的手里。而经济学则要想方设法把更多的消费者剩余留在消费者手中。定价的手段或者价格理论，对经济学而言是为了如何克制垄断，而管理经济学却用这个手段来提升企业垄断，增加利润，打击竞争对手。经济学更注重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商学则要回答怎么办。
经济学家跑到企业里去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用，因为一个企业要运作，一定要了解周围的环境，经济学家可以告诉企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做事情，但是他们并不能够回答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到底应该怎么办。而一个管理学家去了，他就会说在刚才那个经济学家说的那种环境下，怎么去做才能使你的利润最大化，才能打败你的竞争对手。这就是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管理学家的根本区别。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对企业不同的功能。经济学家告诉企业面临什么样的环境，而管理学家则告诉他在这样的环境下怎样的策略能使企业赢得顾客与市场。当然管理学家要告诉企业的不仅仅是这些，比如为公司制定计划，以取得最好的回报；确定谁是竞争对手，谁是目标顾客；怎样跟竞争对手进行竞争；怎样在这个市场上赢得目标顾客。像这些都是企业管理要回答的问题。一般来说，企业要咨询的更多的是管理学家。
经济学家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去分析整个经济的运作机制，找出它里面的毛病，提出对付它的政策，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而商学干什么呢？在给定的政府对企业的行为规范和约束条件下，怎样提升企业的垄断，增加企业的利润，怎样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合法钻空子。这是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之间的一个很大差别。
中国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为何错位？
经济学家的错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为什么错位呢？不能完全怪经济学家。
第一个错位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导致的错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管理学家没有多大作用。因为每一个企业都是政府命令的执行者，一切都是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的。每一个企业都必须去为社会的利益考虑，它不过是整体利益和安排中的一个棋子，在计划经济下企业的行为和政府的行为是一致的，是站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所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是不需要管理学家的。
但是一旦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转化为自由市场条件下的企业，企业所追求的利益和目标，跟政府所追求的目标就变成两个不同的、有时甚至对立的方向了。企业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政府追求全社会的利益最大化，那么两者之间就会有矛盾。这时，经济学家还是站在政府的角度，为全社会的利益去考虑，而企业需要自己利益的代表，为自己想办法，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政府的一切都是对它的约束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原来的经济学家不是企业利益的代表，因为他是政府的代表，那么企业找谁呢？在这个时候，企业就大量地需要管理学家。然而，由于他只知道有经济学家存在，过去企业对管理学家是根本不需要的，没有用，而现在他不知道找谁，就仍会找这些经济学家。
第二个错位是经济学家本身的错位。每一个具体的经济学家并不完全是从政府的角度看问题，他有自己的利益要考虑，到企业有利可图。既然企业请我，为什么不去呢？但是经济学家的错位在于，他自己也没有认清企业的位置已经完全变了，变成了在政府约束条件下怎样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学家原来只是替政府想怎样规范企业行为的办法，而现在企业要问他在政府约束条件下怎么才能利益最大化！有些经济学家就告诉企业应该满足政府要求，他跟企业提出的那些东西对企业是有害的。企业如果听了他们的话，那就是出卖自己。因为企业如果按政府的利益去做、按照全社会的利益去做的话，比如克制自己的垄断能力，这样它还有什么利润可图呢？
第三种错位是政府误导的错位。这实际上也是我们道德观念的错位。因为我们过去一直教育企业、教育每一个人要为全社会的利益着想，一切要为人民服务。政府过去对国有企业的那些要求，自然而然地被承袭过来去要求私有企业。认为企业在政府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不道德的。他们要求私有企业的行为和国有企业的行为一样。这种要求很明显是一种错位。
政府应该做的是怎么想办法规范企业的行为，怎么改变企业运行的环境，使得企业的行为对社会更有益。政府只能去规范企业的行为，而不能去改变企业的目标，让企业去为政府的利益着想。每一个企业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的，政府只能在这个给定的条件下去规范它的行为。政府不能要求一个企业为了它的利益不去赢利而去破产，这是极端错误的。现在政府的思维错位就是要求企业是雷锋。
经济学家只能告诉政府怎么做，但是采纳还是不采纳，那是政府的事，因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是两回事。政治家考虑的是能不能够这样做，经济学家考虑的是应不应该这样做。政治家不是真正考虑全社会的利益，而是考虑某些集团的利益，这不一定是小集团的利益，可能是工人阶级，也可以是农民，也可以是知识分子，他会事先考虑哪些集团的利益对稳定有利。从政治家的角度来说，他不这样做是不行的。
经济学家是站在全社会的总体利益去考虑，但政治家追求的是一种社会稳定，或者是维持权力的长久。追求全社会的利益最大化并不意味着这样做就是最稳定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目标函数是不一样的。所以经济学家是说应该怎么做更好，政治家问的是能不能这样做，思考的是政府的利益最大化。企业家则在政治与经济约束下寻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学家有时是自作多情，他总以为政府一定要采纳他的意见。这是错误的。作为政府，它完全可以不采纳你的意见。严格地说经济学家是一个独立的学者，政府听不听，那是政府的事情。而管理学家除了商学理论修养之外，还需要有企业家的意识与管理者的思维。管理学家与经济学家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才！
严格地说，现代管理学（这里指广义的工商和行政管理学或曰商学）与经济学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和学科。经济学就象社会学一样，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而商学就象法学一样，属于职业学科的范畴。商学与经济学的差别就象法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差别一样大，它所研究的对象、目的、方法、范畴与经济学有本质不同。就象经济学家不懂法学、不懂官司、不能在法学家和律师那里指手划脚一样，经济学家也不懂商学、不懂企业管理、不能在管理学家和企业家那里指手划脚！他们更不能用经济学的理论标准去对他们完全不熟悉的商学理论评头品足！虽然在商学院也要上少量应用经济学的课程，就象它要上少量应用心理学，应用社会学的课程一样，但这些应用课程是从属的、非主流的，并且与理论经济学有完全不同的要求和教法。如果我们不能厘清经济学与商学之间的本质差别，我们就会教人用管理国家的方法去管理企业，就会把商学院办成非驴非马的准经济学院！
现代商学理论涉及到许多学科的知识，经济学只是它所涉及的重要学科之一。并且，经济学只有经过商学化改造后，才可以教给商学院的学生。管理经济学与经济学就有本质性的差别。例如在经济学中，研究价格是为了提供政府用来提升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的政策工具；而在管理经济学中，研究价格则是为了给企业提供定价依据，来提升企业的垄断程度、打击竞争对手、赢取利润。又例如，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与商学中的企业管理理论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纯经济理论，与企业管理扯不上多少关系。严格地说，商学是关于如何提升企业自身战略垄断力即核心竞争力的学问，它研究的是解决问题的策略和艺术，为企业提供打击竞争对手赢得顾客的手段；经济学是关于政府如何克制企业垄断、提升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的学问，它研究的是解释问题的因果逻辑，为政府提供制定政策改善社会福利的依据。经济学与商学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象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猫和老鼠博弈的关系！
商学和经济学还有一系列本质差别：经济学往往假设所有人一个样，都是自利理性的经济人，而商学则必须强调人的差异性、个性、甚至非理性；商学更注重研究特殊、具体和个案，经济学则注重研究一般、抽象和整体；商学追求垄断，经济学追求竞争；商学重解决问题，经济学重解释问题；商学研究企业的效率与效益，经济学研究社会的效率与效益；商学重策略和艺术，经济学重理论和逻辑；商学为企业出谋划策，经济学为政府出谋划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让我们进一步详细深入讨论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差别以及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错位的问题。
经济学是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去研究资源的最优配置，而资源的最优配置可以通过完全竞争下市场价格机制去达至。所以经济学家提倡自由竞争而反对垄断。相反，商学是从企业的利益出发，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诸如财务、营销、生产、人事、研发等)去研究如何提升企业的垄断以使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因为没有垄断就没有超额利润。
经济学是研究怎样的经济制度、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最能把企业的行为规范到达至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对全社会福利最大。而商学是研究企业在给定的经济制度、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的约束以及其他条件的约束下，怎样的企业策略和企业行为才能使企业的利润最大。可见，经济学和商学在研究目的上是相互对立的，手段上是非常不同的。不少企业家把经济学当成商学，把经济学家当成管理学家，把经济学家请到企业去用管理国家经济的方法诊治企业，而结果是，不少经济学家的良方适得其反，常常使他们大失所望。
其实，企业更需要的是商学而不是经济学。这种现象可以说是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在市场定位上发生了错位。
经济学研究市场制度下价格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研究市场的协调性，研究市场的缺陷和失败，以及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垄断破坏社会总福利，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如何打破垄断，保持充分竞争。所以我们说，经济学主要是为政府服务的。
我们常说制度不合理，这是经济学家要解决的问题，而一个企业家问的是在这样一个给定的条件，不管它好坏，我能够做些什么。企业的环境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技术的、自然的等等。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要研究为什么计划经济效率不高，为什么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如果要从计划转向市场制度，怎么办，怎么改，这是经济学家要回答的问题。而作为管理学家，他问的是在计划经济环境下我用什么办法可以做得最好，在市场制度下我用什么办法能够做得最好。在从计划转向市场的变化过程中，我又怎样才能做得最好。对企业而言并不问怎样把宏观的环境改变，而问在给定的宏观环境下面，我有什么办法使我的企业赚到更多的钱，取得更好的效益。
所以严格地说，经济学所研究的那些变量，对于商学而言，都是外生变量，是当做常量去看。比如外面的气温，我们可能抱怨，希望外面的气温降下来，这是经济学家要研究的。而对企业而言，就应当认为气温是给定的，并看在这种条件下能够做什么，比如去开发空调等。
值得一提的是，制度经济学往往把制度当自变量，把生产力当因变量。我们过去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恰恰是相反的，认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力。
经济学家是不是对企业完全没有用呢？当然不是。
经济学家在什么情况下对企业有作用的呢？经济学研究如何克制垄断，但经济学家若站在企业的立场上而成为管理经济学家，就必须把定价方法反过来用，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垄断，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利润最高。经济学家是要把企业的需求曲线拉平，管理经济学家则要把企业的需求曲线变陡
我们知道，在经济学里，完全竞争对经济是最好的，而企业恰恰相反，它研究增加垄断的手段，可以说企业管理所研究的一切都是围绕一个中心，那就是如何增加垄断。没有垄断就没有利润。企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赢利。
同样是经济学的武器，比如定价，从企业管理角度研究，它的目的就变了，它要想尽一切办法用定价的办法增加垄断、增加利润，怎么利用定价的手段把消费者剩余挖到自己的手里来。比如一瓶矿泉水，你愿意出十块钱，但实际上它只要卖三块钱，你就得了七块钱的消费者剩余，作为企业，它要想方设法把那七块钱挖到自己的手里。而经济学则要想方设法把更多的消费者剩余留在消费者手中。定价的手段或者价格理论，对经济学而言是为了如何克制垄断，而管理经济学却用这个手段来提升企业垄断，增加利润，打击竞争对手。经济学更注重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商学则要回答怎么办。
经济学家跑到企业里去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用，因为一个企业要运作，一定要了解周围的环境，经济学家可以告诉企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做事情，但是他们并不能够回答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到底应该怎么办。而一个管理学家去了，他就会说在刚才那个经济学家说的那种环境下，怎么去做才能使你的利润最大化，才能打败你的竞争对手。这就是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管理学家的根本区别。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对企业不同的功能。经济学家告诉企业面临什么样的环境，而管理学家则告诉他在这样的环境下怎样的策略能使企业赢得顾客与市场。当然管理学家要告诉企业的不仅仅是这些，比如为公司制定计划，以取得最好的回报；确定谁是竞争对手，谁是目标顾客；怎样跟竞争对手进行竞争；怎样在这个市场上赢得目标顾客。像这些都是企业管理要回答的问题。一般来说，企业要咨询的更多的是管理学家。
经济学家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去分析整个经济的运作机制，找出它里面的毛病，提出对付它的政策，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而商学干什么呢？在给定的政府对企业的行为规范和约束条件下，怎样提升企业的垄断，增加企业的利润，怎样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合法钻空子。这是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之间的一个很大差别。
中国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为何错位？
经济学家的错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为什么错位呢？不能完全怪经济学家。
第一个错位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导致的错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管理学家没有多大作用。因为每一个企业都是政府命令的执行者，一切都是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的。每一个企业都必须去为社会的利益考虑，它不过是整体利益和安排中的一个棋子，在计划经济下企业的行为和政府的行为是一致的，是站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所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是不需要管理学家的。
但是一旦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转化为自由市场条件下的企业，企业所追求的利益和目标，跟政府所追求的目标就变成两个不同的、有时甚至对立的方向了。企业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政府追求全社会的利益最大化，那么两者之间就会有矛盾。这时，经济学家还是站在政府的角度，为全社会的利益去考虑，而企业需要自己利益的代表，为自己想办法，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政府的一切都是对它的约束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原来的经济学家不是企业利益的代表，因为他是政府的代表，那么企业找谁呢？在这个时候，企业就大量地需要管理学家。然而，由于他只知道有经济学家存在，过去企业对管理学家是根本不需要的，没有用，而现在他不知道找谁，就仍会找这些经济学家。
第二个错位是经济学家本身的错位。每一个具体的经济学家并不完全是从政府的角度看问题，他有自己的利益要考虑，到企业有利可图。既然企业请我，为什么不去呢？但是经济学家的错位在于，他自己也没有认清企业的位置已经完全变了，变成了在政府约束条件下怎样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学家原来只是替政府想怎样规范企业行为的办法，而现在企业要问他在政府约束条件下怎么才能利益最大化！有些经济学家就告诉企业应该满足政府要求，他跟企业提出的那些东西对企业是有害的。企业如果听了他们的话，那就是出卖自己。因为企业如果按政府的利益去做、按照全社会的利益去做的话，比如克制自己的垄断能力，这样它还有什么利润可图呢？
第三种错位是政府误导的错位。这实际上也是我们道德观念的错位。因为我们过去一直教育企业、教育每一个人要为全社会的利益着想，一切要为人民服务。政府过去对国有企业的那些要求，自然而然地被承袭过来去要求私有企业。认为企业在政府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不道德的。他们要求私有企业的行为和国有企业的行为一样。这种要求很明显是一种错位。
政府应该做的是怎么想办法规范企业的行为，怎么改变企业运行的环境，使得企业的行为对社会更有益。政府只能去规范企业的行为，而不能去改变企业的目标，让企业去为政府的利益着想。每一个企业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的，政府只能在这个给定的条件下去规范它的行为。政府不能要求一个企业为了它的利益不去赢利而去破产，这是极端错误的。现在政府的思维错位就是要求企业是雷锋。
经济学家只能告诉政府怎么做，但是采纳还是不采纳，那是政府的事，因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是两回事。政治家考虑的是能不能够这样做，经济学家考虑的是应不应该这样做。政治家不是真正考虑全社会的利益，而是考虑某些集团的利益，这不一定是小集团的利益，可能是工人阶级，也可以是农民，也可以是知识分子，他会事先考虑哪些集团的利益对稳定有利。从政治家的角度来说，他不这样做是不行的。
经济学家是站在全社会的总体利益去考虑，但政治家追求的是一种社会稳定，或者是维持权力的长久。追求全社会的利益最大化并不意味着这样做就是最稳定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目标函数是不一样的。所以经济学家是说应该怎么做更好，政治家问的是能不能这样做，思考的是政府的利益最大化。企业家则在政治与经济约束下寻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学家有时是自作多情，他总以为政府一定要采纳他的意见。这是错误的。作为政府，它完全可以不采纳你的意见。严格地说经济学家是一个独立的学者，政府听不听，那是政府的事情。而管理学家除了商学理论修养之外，还需要有企业家的意识与管理者的思维。管理学家与经济学家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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