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怎样 才足够客观

            最近有一期《看见》，我看得有些难受。柴姑娘走进大山，采访一个叫卢安克的德国人，他在中国最贫穷的土地上支教了十年。
      多多少少有些“正能量”的选题，没有苦大仇深的利益倾诉，也没有趾高气昂的反派角色，明明是个普通的故事。
      柴姑娘找来了卢安克班上一个最调皮捣蛋的孩子，他在卢安克编排的一个让孩子们自娱自乐的片子里饰演主角。柴静问他，“为什么像演荣成呢？”
      “不知道，忘了。”
      “你记不记得你演的时候，说什么台词了。”
      “我想一下。”
      “会不会觉得他太软弱了。”
      孩子摇头，揉眼睛：“不知道。”然后开始哭泣，“我肚子不舒服。”
      柴静一脸惊诧。
      新闻是需要冷静，需要客观，需要公开公正公平。但机械、略带冰冷的提问，给一个农村孩子带来的紧张和压力，直至哭泣，在我看来是没有必要的、失败的提问。
      挺多次，我看柴静的节目，都被她的冷静和平淡惊到，微微有些无法理解。尽管我非常清楚，记者的主职是记录事实，而不是表达观点；是挖掘真相，而不是主观臆断。但究竟怎样，才足够客观？主客之间的界限，谁来界定？客观与冷漠之间的距离，又有谁来把握这之间的分寸。
      当记者，真的有些累，有些困难，一个不小心就会失了分寸，走得过远或是裹足不前。
      我总觉得，不单单要说真话，还要说人话。
 
      有个条线最近要党员转正了，按照惯例，要开一个群众座谈会。大学里这会开了不少，每人唧唧歪歪，七嘴八舌，十个人凑三五页报告纸的话不成问题。我执着笔，歪着头望着老大爷，等着他说出点什么。他只是蹙着眉说“说什么呢，就，工作认真……”再没有下文。
      来的还都是一些村民组长，或是老党员，“工作认真”是人人都会提到的一句台词，但再让他们蹦出些词儿来，就很困难了。我知道这样下去，这页纸是怎么也填不满了。只好不停地用上海话掺杂着一两个单词的金山话给他们启发：“平时对老百姓怎么样呀？平时上门来找她办事情她态度好不好呀？有没有跟谁吵过架呀？”才有几个老人开了话匣子，说出三两句话，让我能交差。
      “平时待人接物怎么样，工作作风是否够硬，工作态度是否端正。”要是这么说？
      哈哈哈。想想就可乐。
 
      我们要挖掘真相，我们要看到事实，我们就应该要用被采访者所最能接受的方式去提问，这是我的观点。
      同一个意思，在不同的情境下，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收到的效果肯定也是不同的。
      别用质问的口气，别用冷漠的心态，别用对方接受不了的态度和方式，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一下，如果我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