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或者1991年你在干啥

隔壁，或者1991年你在干啥
                          鲁引弓
1990年秋，我大学毕业，因为前一年的运动，我被分到了珠三角D镇。在D镇，我最初的工作是宣传计划生育，所以那年秋天我常在田埂上飞跑，追逐村里的一些男女。
我对着他们喊，生男生女一个样。
每天黄昏，我一身汗水回到镇上的招待所。我趴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电视剧《渴望》。那一年温婉女性刘慧芳，成了全中国男人的渴望。每当电视上哭啼没完的时候，我就下楼去小街上逛悠。有一条小狗跟着我。我不知它从哪里来。有一个小姑娘坐在街边擦皮鞋。有一天我坐在她对面的时候，她告诉我她来自温州，17岁，1987年就出来做了，准备明年回老家，因为她们姐妹仨在外面做了这几年攒了点钱，家里想开个开关作坊，以后就不用出来了。我逗她，说不定等你家厂办好了，哪天我去打工。那小姑娘吃吃地笑着说，哪会呢，我家怎么可能发财啊。
在异乡昏黄的路灯下，我从街的这头走到那头，1990年秋天D镇的夜晚还能看到满天星光。远处田野里有打桩的声音传来，在南方的夜晚，一幢幢厂房在争相破土，用不了多久，香港的老板和北方的打工妹都将接踵而至，这是三角洲众多乡镇奔往的旅程。
 
有些晚上我会去招待所隔壁的娱乐厅，打台球或看录像。录像放到半夜，老板老浦把门一关，接着放“咸片”，那些从香港、日本过来的毛片，在潮气冲天的狭小空间里掀起的风暴，把人彻底震了，我身陷在破旧的沙发里，喉咙发干，黑暗中我清晰地听到了一屋子人心跳的声音，“喷喷喷”，这一辈子我就是在那些个夜晚，这么清楚地听到了集体心跳的声音。那么多人在黑暗中“怦怦”地心跳，很壮观，也很荒诞。
有天我出了录像厅，那个老浦追出来，一迭声地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错了。
我奇怪地回头，看着他站在路灯下尴尬地认错。我突然就明白了，他以为我是镇里派来卧底的。
这让我尴尬。所以，接下来的晚上，我只好意思在那儿玩台球。
     
有一天，我在那儿看到一个女人在独自练球。她穿着黑色的衣裙，高挑，好看，有一点冷冷的风骚。当她拿着球杆俯下身去瞄球的时候，黑色的长发就落在桌上。啪——，她把球击打出去，声势利落。那天，我在经过她的那张台子的时候，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自己和自己玩，到底偏向谁啊？
她看都没看我。但我听到了她的声音，“我谁也不偏向。”她醇厚而略沙哑的普通话证实了我的猜错，她不是这镇上的人。
后来连着几天，我都在那里看到她一个人在玩。接下来，我吃惊地发现她也住进了那家招待所，在我的隔壁包下了一间房。
我在楼下服务台打电话的时候，顺便问服务员赵姨，那女人哪来的？
赵姨说，厂长，是旅游鞋厂的厂长。
我说，难怪像个女强人。
赵姨撇嘴说，又不是她的厂，是台湾佬开的。她原先住厂里的，这几天搬到这儿来了。
接下来，我常在走廊上看到她。有时即使走廊上没她的人影，我也知道她就在屋里，因为有香水路过的痕迹。
她爱穿黑色、红色的衣裙。每当她在前面走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好身材总是扭啊扭啊。有一天，我看见她偷偷地在走廊那头的露台上抽烟。她抽烟的样子，像老电影里的女特务。
我与她迎面而遇时，总是朝她点头，但多半时间，她视我若空气。
她的到来，让招待所枯燥的生活里飘进了点不同的气息，我说不清那是什么味道。但很快，我发现她和我在抢楼下服务台的电话机。
那几个月我分配在祖国各地的同学们都正在度过各自的适应期，所以他们总是打电话过来聊天。有一天傍晚我下楼到服务台等一个老同学的电话，我看见她正抱着电话机在没完没了地说话。我等了好久，也没见她要挂了的意思。那天她起码打了４０分钟，她对电话那头的女友说的好像尽是感情方面的事。 我吃惊地看着，发觉她的眉目有林青霞的影子。她终于把电话挂断时，还顺便白了我一眼，她的眼圈夸张地红着。我那天本来就等得挺烦，所以就对她说，许多事是电话里说不清的，人家也在等着打电话呢。她说，你偷听！有什么好偷听的！
她牛叉的样子，让我想惹她生气。我说，女人的破事有什么好听的。
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那天争执的具体细节了，我只记得我指着她说：你这个人一定很自恋。
她像被点中了穴位。她收住了往楼梯上去的脚步。
她回过头来，嘴边掠过一丝讥笑，她说，有没搞错啊，小男孩，我自恋吗？我还以为我自残呢。
我说，你讲了４０分钟的话，用得最多的字是“我、我、我、我”，可见你就是自恋……
她居高临下地瞟了我一眼，“噗嗤”笑了一声。她摔了摔披肩的长发，仪态万方地上了楼。
厂长应红雨和我就是这样认识的。
    后来应红雨对我说，其实那天晚上她没睡好，因为那是她第一次听到“自恋”这个词在口语中的使用，而且她实在不明白，自己走到这一步心里难受是因为不会疼自己，还是太疼自己了？
事实上那一夜我也没睡着。我和她吵了几句后，感觉灭了点她的神气活现，就有些兴奋。
电视里海湾战争在开打。空气中有辣椒炒肉的味道。我不停地打喷嚏。我知道隔壁那个女人又在用电炉煮东西了。喷嚏中，我看着电视里巴格达上空那烟花般划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我想着隔壁的那个女人在热辣油烟里忙碌的模样。
辣气四溢。我猜她是四川人。其实，自从上次我骂她“自恋”以后，我们已算相识了。有时见她衣装漂亮逶迤而来，我会用广东话叫一声 “哇，几靓啊”。她仰起脸，给一个赞许的笑意和看透了人的眼锋。更多的时候她对我爱理不理。当然，有时晚上她会过来我这边讨开水，因为她懒得下楼打水。
她和我隔墙而居，但我知道她在隔壁的动静，这木板墙的隔拦效果不是太好，所以，不是锅里的气息穿墙而过，就是声音飘过来。有时她在哼歌，有时她在叹气，有时她在放歌带——“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漂流……”，“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
有一天，我甚至听见她在隔壁自己对自己说话，她大声说，“听着，人需要能沐浴阳光的感情”。我不知道她是在朗诵，还是在和想象中的谁辩论。我想，妈的，难道她也是个诗人？
结果，第二天我在楼下看见她拎着只“大哥大”。原来她买“大哥大”了，难怪啊，我还以为她这阵子喜欢上自言自语了。
我挺高兴，这下她再也不会和我抢服务台的电话机了。
于是我冲着她说，哟，应厂长，大哥大嘛。
她笑着把它递给我看。我问多少钱。她说，2万。哇噢，我叫了声。她居然脸红了，说，工作需要嘛。
我把这砖头一样的东西转过来翻过去地看了一会，说，牛，大哥大，以后咱就管你叫大姐大吧。
她给了我一个媚眼，说，哟，什么大姐大，你得叫我应姐。
我说，我还以为所有的女人都喜欢别人称她妹呢。
为什么？
这样才感觉被哄着呀。
她斜睨着我说，去，小毛孩，我可没那么好哄。
然后她推门出了招待所。小镇街头的风吹起她火红风衣的下摆，从这里望过去，风姿绰约。她突然回头，伸手向玻璃门内的我作了个手枪点击的动作。 她知道自己好看。
应红雨说她比我大。但她不告诉我她比我大几岁。她也没告诉我她是哪儿人。她说，去猜吧，没错，辣椒烟呛着你啦。但她不肯说她到底来自四川、湖南、贵州，还是江西。她更没告诉我她原来干啥，从哪个学校毕业。
所以你就更不知道她结过婚吗，有男友吗，有人靠吗？
有一天，我在房间里看海湾战争的电视新闻。她突然进来，对我说，你不能轻声点吗？
我回头说，不好意思，吵到你了。我兴奋地指着那些如流星而过的导弹，对她说，快看，打仗的镜头多好玩啊，要知道，这可不是电影。
她一撇嘴，说，管那些闲事干嘛。
我没理她。而她却奇怪地看着我叹了一口气，说，我就奇怪了，你呆在这儿干吗？你呆在这个小破镇干吗？
我说，你不也呆在这儿吗？我说，像你这样的美女应该去大城市，大城市。
她笑。她说，是我在问你呢。
我告诉她，我嘛，就先在这地方呆一阵吧，因为呆在哪儿可能都一样，我原以为我能改变，但这是不可能的，打个响指，做个新人，换个活法，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在这儿呆一阵先吧。
她拼命笑啊。我想有什么好笑的。
她说，“我还真改变了，我折腾了，我的档案如今都不知搞到哪儿去了。”
她看出了我的好奇，立马住嘴。她让我别问那么多，她可不想管别人的事，她只想管自己的事，“你没受过苦，管自己吧”，她居高临下对我说，她竟然伸手 “啪嗒”关了我的电视机。她说，管自己吧，人家的事甭管，管了也没用，所以我不管了。”
她关了我的电视，说，她要睡觉了，那么远在天边的事别管了。她扭着出去了。
她玄乎着呢。服务台的赵姨说我们得装傻。赵姨认为我太纯啦，她说，看不懂了吧，别说是你啦，连我这女的也越来越看不懂现在的有些女人了。
    有一天傍晚，一辆小汽车停在了招待所的院子里，我看见应红雨和一个健壮、平头的矮个中年男人从车里出来，走上楼来。
    我听到他们在隔壁说话，一会儿低语一会儿叫嚷。后来他们好像开始亲密了，因为她在说“轻点轻点隔壁有人哪”，但我还是听到了接吻的声音。我把耳朵贴在木板墙上。那边的男人突然叫了一声，“你咬痛我了”……听着听着，我就不太明白他们是在温存还是在打架还是在论理，噼里啪拉的，应红雨好像把什么东西砸在地上了，我还听到了隐约的抽啜。我还以为像她这样的女人是永远不会哭的。在我分神的这会儿，隔壁的声音渐渐平静下去。我不知他们在嘀咕什么。我站了许久，夜色已挂在窗上。他们终于又开始亲嘴了。那男的“嗯嗯嗯”地，像在哄她。我听到她似笑似喘的呜咽。我终于听到了他们的喘息。我狠狠地想着她走在路上那扭着的风骚屁股，我想着他们此刻正在床上的扭动。那男人突然又叫了一声，他说，你咬我。我恨你。我听到她压抑着的嗓音。后来他们又安静了下去。留下我在漆黑的这一边，被欲念席卷，随后，带着满脑子的混乱兴奋睡去。
    第二天早晨我匆匆洗完衣裤，去露台晾晒。那湿淋淋的内衣裤晾在晨光里，像一个可笑的秘密。我迅速转身，准备赶去上班。没想到看见她正站在露台的那一头偷偷抽烟。我有些慌乱，但她若无其事地向我点了下头，她说，很勤快嘛。
她仰脸一笑，那惯有的锐利眼锋像鞭子抽了我一下，仿佛洞悉了我昨晚偷听的全部可耻。这让我莫名犯倔，想刺她一下，于是我说，那是你的男朋友？她脸红了。我压低嗓门说，你怎么找了这么一个男朋友。
她像被针刺了一下，像要跳起来。她说，你管得着吗？
我没理她，我快速地走开。我已经够了。我觉得我狠刺了她。她乱了神的样子让我即兴奋又心软。我现在知道了她的软肋。
我遏制不住地想着那些声音，心里有莫名的情绪和欲望。那天下午，我在“镇工商办”找到了那家旅游鞋厂的登记材料，材料上老板的照片，果然就是那个男人，56岁，姓苏，台籍，已婚。
我想，我果然刺中了她。
那个老苏，那些天的夜晚都会出现在她的房间。于是我隔壁总是翻江倒海。我听见她在闹，在哭，在喘气，在论理。我想象着那丰腴的身体因为她的伤心陷在低调中，在好事之后，快乐之后，每一寸身体也许都是谈判的战场。我不知他们怎么了。我想她活该。我知道她不开心，这样的故事三角洲遍地都是。我想他们活该。我听见他压着嗓子说，别闹，你总是闹，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心烦。她说，这儿是你的厕所间。他说，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
我听到了他人的秘密和悲哀。我坐在床上发愣。我想象着一墙之隔的他们。黑暗中，她在说“你给我买辆车”，她说“你带我走吧”。那男像在她身上奋力冲击，像报复她的固执和不好对待，但嘴里吱吱唔唔。她好像总爱咬他，咬得他忍不住叫喊。有一天，我听见他好像在给她钱。因为她说，这是我的工钱，还是她妈的陪你睡的钱，你真的他妈的精明。他说，你要盘算得这么清楚，只有自寻烦恼去吧。后来就是打成一片的声音。她呻吟的时候我恨她想她。她哭泣的时候又让我难受。那些夜晚让我晕眩。
第二天，我在楼梯上遇到她，我看到了她眼角的乌青。她意识到了我的视线，她说，不小心在厂里跌了一跤。
我突然觉得她很可怜。我指着她的新裙子想逗她开心，“几靓啊”。她说，你怎么只会说这个词？你以后哄女朋友这样可不行。
她扭啊扭啊地在前面走，那么难受了还风情成这样。我想，妈的，她天生可能就喜欢当个玩物。
服务台的赵姨悄悄问我，那个男的是不是通宵未归？
我想这她最知道。
赵姨自言自语，我该不该去查结婚证？
我想这她最知道。那时所有的招待所、宾馆都有这规矩。
赵姨嘀咕，我该怎么对她讲呢？我是要面子的，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去查她。
我说，那你就装作不知道吧，省得多事。
有一天，我听到应姐在隔壁大叫，然后来敲我的门。她说，我的房间里有老鼠。
你怕老鼠？
我最怕老鼠，多恶心啊。
于是，我跟着她走进了她的房间。
你的男朋友呢？
他回台湾去了。
他是你的男朋友吗？
她没理我。我弯下腰，把扫晕往床下捅。我拖出了一双男拖鞋。后来那只老鼠尖叫着窜了出来，她吓得花容失色，我把它赶出了门外，然后慌忙把门合上，回头对惊魂未定的她说，注意关门，别再让它进来了。
她拉住我的衣服让我别走，她指着床下说，你再帮我看看，还有没有？
我说，我还以为你胆子很大呢。她说，我最怕的就是老鼠。我看了一眼那地上的男拖鞋，心里突然变得不依不饶了，我问：他是你的老公吗？
她挑衅地回了我一眼，说，你傻不傻啊，你问这么多干嘛，我告诉你吧，是的。
我说，不是。
她说，那你说是啥！你整天盯着我你傻不傻啊，我烦死了，你傻不傻啊，你总是在注意我，你不无聊吗。她突然拍着门，对我大吼大叫起来。她说，那你说是啥！你说啊你说啊。我说，他不是你的老板吗？
这让她脸涨得通红，她又大力地拍了门一下，她说，对，我老板，付钱给我的老板，你不就想知道这吧，真恶心。她突然被呛了一下，连续地咳起来，她伏在门背上，她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整天盯着我……她泪如雨下，把我吓坏了。我想夺门而逃，但她趴在门上。我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她扭头，泪水在她脸上纵横，她说，你怎么这么坏，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瞧着她变成了这模样，我一迭声地说“对不起”。她说，你走吧，你太坏了。我落荒而逃。
连着几天我都害怕在走廊上遇到她。我留意着隔壁的动静，听不出太多异样。我的电视机依然喧嚣，海湾那边弹如流星，空袭还在进行。
好在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隔壁的应红雨又回到了常态，晚上她照样过来讨开水，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是啊，本来就是各不相干的人，惹别人难过干嘛。于是在心里我觉得欠了她。转眼就到了春节。我嫌回家转车麻烦，也怕家人对我没眉目的生活问长问短，所以没有回家。
我在空空荡荡的招待所里进出。我闻到了走廊上红烧肉的香味。我打了一个喷嚏。我看见她把门打开探出头来看了一下。我说，好香。她笑道，呆会儿一块吃吧。我说，你怎么没回家？她说，厂里也不能没有人啊。
我走进了她的房间。我说，你烧了点啥？她把电炉上的锅盖掀开，用筷子夹了块肉，说不知煮烂了没有。她把它举到我的嘴边，你尝尝。我烫得呲牙咧嘴，说，好辣。她笑。我说，我房间里还有一瓶酒和发的一些年货，我去拿来吧。
那天我们忙了一个下午。做饭，包饺子，做着做着就有些过年的感觉了。她说，好啦，好啦，吃吧。我们面对面坐着。我说，好吃，但好辣。她说，你喝点酒。我说我不太会，你行吗？她拿起杯子喝了一大口。你酒量真好。还行吧。接着我们不知该聊些啥了。她瞅着我说，酒也不会喝，大男孩，你得叫我应姐。我说，一个下午我已经叫了多少声了，你没听见吗，罚酒。她捂了下脸说，好热，我喝酒上脸的。我瞧着她潮红的脸色，夸她“几靓”啊。她说，你夸女孩子怎么只会用这个词，你知道吗，广东话里的“几靓”只是说她长得还可以，并不是非常高的评价。
我立马改正。其实自从她上回嘲笑过我之后，我已收罗了一堆，于是我对她大声说： “好靓”、 “好正”、“好索”……够用了吧。
她放声大笑。她捂着自己酒红的脸问我，那你觉得我靓唔靓？
我说，鬼（口甘）靓，靓爆镜，好灿眼……
她笑伏在桌上，直说我嘴好甜，直说这个年三十好好笑。后来她犀利地盯了我一眼，说，你整天盯着我，我不知道是因为我靓呢还是你恨我。
我觉得脸上很热，慌乱转移话题。我说，天哪，我咬了个辣椒，辣死了。她格格笑着起身去倒水。她说，辣死你，我算是报了仇，谁叫你经常愣头愣脑、口无遮拦的，你若是这样子，恐怕将来是找不到女朋友的。
她这话刺了我一下，我笑道，我不找女朋友了，反正找到最后都是心烦。她说，切，那是因为她们比你强吧。
那天我喝多了，有点头晕，但是我不想回自己的房间，所以迟迟没起身，她没有赶我的意思，也可能是怕除夕的寂寞。我把脸贴在桌面上，她后来也把脸贴在了桌面上，我们的眼角边，好像都有一双相似的眼睛在看着对方。她说，咱再聊点什么。我说，就聊聊我们现在的苦吧。
她叫起来，切，你觉得我很苦吗？我说，苦不苦的你知道。她说，切，难道你不苦吗，我有钱，最近还有了辆小轿车，以后在深圳还会有房子，你有吗，我怎么苦了。你有吗？
我说，我没有。
她说，姐有，你说我怎么就苦了？
她用挑衅的眼锋瞅着我。她说，我知道别人怎么看我。接着她笑起来，说，其实像你这样在单位上一辈子的班，最后也就一个房子一个煤气罐，最多10年后还有辆车，这些我现在就有了，这些也是我自己努力的，我也付出了，你说我怎么就苦了，你怎么就不苦了？
我说，那你也得考虑以后啊？
以后，以后又怎么样？她挪过来，凑近我的耳畔，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我是把现在当作这辈子最苦的阶段，这样的苦都吃得了，以后还有什么苦吃不了的。”
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是说把“现在”当作过程，那什么都想得通了。
她好像很得意，因为她有自己的一套。当一个人有自己的一套并且还甜甜地笑着的时候，甚至会让别人开始羡慕她。有那么一刻，我就差点被她说趴下。我知道说不服她，因为我跟不上她。这让我恨她。真他妈的堕落。她伸手过来，拧了一把我的脸，吓了我一跳。她说，他还要给我在深圳买间房。她酒红的脸笑啊笑啊。
她是那么得意，看得出她是多么厚颜无耻，虽然我知道她至少有一半的轻飘是在骗我，因为我偷听了她和老苏的夜晚。所以10分钟以后，当她脸上掉泪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吃惊——那是“大哥大”铃声响了，她起身去接听，她对着那“砖头”说，呵，新年好啊。想我了？真的想我了？那你为啥不陪我过年。你躲在卫生间里吧？快出去吧，你老婆要疑神疑鬼了。我怎么就闹了，我没闹啊，我一个人过除夕呀。你真的想我吗？你真的想我吗？别假惺惺了。你真的想我了？……我抬头，瞥见她脸上有泪水正划下来。我装作没看见。后来她把“大哥大”揿掉，她坐下来重新把脸贴在冰凉的桌面上。她对我笑啊笑的。我也对她笑。“真烦人”，她还是对我说了出来，“他们在深圳。”
她说，他那老婆从台湾过来过年了，多半是想探他的底吧。
我闭上眼睛。今晚我酒真喝多了，很头晕。她眨着眼睛盯着墙上童安格的图片，她说，我看不懂他，我都这么聪明了，还是看不懂他。我睁开眼，醉眼朦胧中看着她的眼泪在流下来，落在桌上。我原本不想说话，但我控制不住嘴巴，我说，不是你看不懂他，而是你想装作看不懂他吧。她说，什么意思？你真的很坏。我就很得意。我取笑她刚才还说想得开呢。我说，如果真想得开，哪还会难过，指不定舒服成什么样了。
她嘴角有奇怪的苦涩，她说谁叫今天是年三十。她说她忍着不想“将来”，不去盘算，但还是会难过，也可能多少世代以后的女孩真能放下，但过年的时候估计她们也还得想。
桌上残羹剩肴。走廊上鸦雀无声。我们像被遗弃的孩子围困于苦恼。愈堕落愈快乐，只是这活儿要办彻底也不是容易的事。我起身去给她拿餐巾纸。手忙脚乱中我把白色的纸一张张堆在她的脸上，像个笨蛋一样想埋葬她的泪水。她在纸堆里说，你很像我弟，我有一个弟弟，我总觉得你整天在盯着我，是不是我有点过敏了？
她说，看到你我总是想到我弟，他很好的，你肯定比他坏一点。窗户外，接二连三的鞭炮响起来。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家过年吗，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去骗他们。她说，想着他们我就难过。
我吱吱唔唔，别说这些了，今天是年三十，明年好运吧。
她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荡妇？我说，当然你不是刘慧芳。她嘟哝现在也可能只有我们的妈妈们才做刘慧芳。我往她脸上吹了一口气。她软弱的样子让我怀疑女人是不是都像一张纸，分分钟前还神气活现着，一旦被戳破，就立马瘫下连一丝信心也没了。窗外鞭炮声声。在九十年代转型期的大年夜，我面前趴着一个转型期女孩的脸。我摸了摸她的脸颊。我心想，你一会看得远一会看得近，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的，让我快错乱了，我跟不上了。
她把一只手伸过来搂住我的脖子。你别笑我，别笑姐姐。我晕乎乎地去亲了下她红彤彤的脸。我说我从来不笑话女孩子，虽然我有时恨她们。我捧住她的脸，她的脸上此刻有与友惠、春霞相仿的软弱和硬心肠。她推开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她突然把我拉近，亲我的嘴。我一下子把头埋进她的胸间。我大口地喘气，说，今天我喝得多了，可不怪我。她说，难道还怪我吗，这不就是你想了很久的名堂吗？
我们是怎么转到了床上我不太清楚，我只记得拼命地找她内衣的纽扣。她身上好凉快，她把我抱得很紧。我想好好看看她，她却一把关了床头的台灯。床外的鞭炮声仿佛是在打一场仗。那巨大的声响让我奇怪地想起巴格达的轰炸，地面进攻打响了吗？想想那边的世界我们还算走运。我在她身体摸索像一个灾民。后来她帮了我一把。让我进入了我日思夜想的境地。我想着老苏想着春霞想着友惠想着我苦闷的青春竟然以这样的方式打开了窗。我睁着眼想看清黑暗中她的脸。她的迷惘一目了然。她说你力气真大。她抱着我的脖子说，小男孩你以前有过吗……
第二天一早，我被她推下了床，她脸色慌乱，说，不好意思，我喝多了，真的不好意思，你还是小毛孩。我看着她扯着毛毯想遮掩身体。我伸手扑过去，她只闪避了一下，也搂住了我……在清晨来临的日光中，我们像被昨夜遗弃的小孩，只有拥抱不知倦意的情欲，才能克制彼此的寂寞和茫然。
那年春节，我和她沉浸在床第之间，整个四楼空荡荡，我怀疑站在过道里都能嗅到情欲的味道。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她什么，也不知道她为啥与我厮混，我们难分难舍，有时候，我们一前一后溜出门去，坐上她的新车，在那些乡镇之间的公路上飞跑；有时我们在半夜跑到招待所四楼的露台上，看远处开发区的灯光，以及头上的星光。她说她相信这里的星星也快看不见了，但她还是喜欢这里，这里不像她死气沉沉的家乡，这里酷似一棵树的枝头，很多叶芽正在萌发，乱哄哄的，但生气勃勃。她说先富起来的人就是从像这样的地方富起来的。她说，我们不能回去。
她说“我们我们”的时候，不知她有没想过我们以后的收场。我没问她，但我看着她美丽骄傲精明愚笨可怜的脸，就忍不住想这事。性这东西真怪，它让初尝滋味的少年有被认领的感觉，我对她产生了巨大的依恋，以及嫉妒。她问我为什么像有心事。我吱唔其词。我想，也可能这样的厮混于她而言，是小菜一碟，彼此HAPPY一下，总比一个人呆着要好。至于以后怎么收场，谁知道以后啊。在这里，很少有人能真正看到以后。而人一旦不想以后，没准就能舒服得像换了个人似的。所以我让自己别想太多。但我还是会嫉妒。我不可救药地在进入情感。我想我怎么了？
有一天夜里，我被她摇醒，发现她盯着我的脸在问我，你为什么喜欢和我泡在一起？
        我迷迷糊糊，说，深更半夜的，问你自己呢，你不也是喜欢和我泡吗？
        她嘟哝：我也不知道，我明明知道今后你会伤了我，我为什么还会和你混在一起？
      “伤了你？”我说，怎么会呢？我搂住她，睡意全无，我反唇相讥，你一边和我睡，一边自若无比地接听那个老苏的电话，这才伤了我。
她抚着我的脸，想让我住嘴。我说，每次你让我想起那个老苏的时候，你不知道我有多恶心。
她用吻堵住了我的嘴，她说你别说那么多，我只问了你一句，你为什么要说那么多？
她在黑暗中拉着我的手在她身上走，仿佛在安抚我的焦躁。如果不想别的，依然可以亢奋。她说，你太纯没吃过苦。她说，我刺伤了你吗，屁屁虫，我不是有意的，我哪有资本刺伤你啊，你干嘛要那么在意我，女人是不用在意的，你真笨，你可以不在意我的。她把我的手引向她的神秘之地，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越来越喜欢你了你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和我在一起？
减少受伤的办法是闭嘴做爱，肢体语言的交流往往比语言本身更亲昵，我狠狠地撞击她，看着她快乐起来。这黑暗的房间里像浮着老苏的脸，他嘲笑着我们。于是喘息间，我问她：应姐，他到底给你多少钱？
       她没响。
他到底给你多少钱？
别傻。
他给你多少钱？
你烦不烦。
他给你多少钱？我哪天赚了钱，一定也给你！我对着黑暗大声叫起来，我哪天赚了钱，一定比他给得多！你告诉我他给你多少钱？
她捂住我的嘴。走廊上静悄悄的。
我挣开她的手，说，我是你的情夫吗？我故意恶心地笑起来，我还没老婆先有情妇了。
她说，你疯了，你不高兴，我知道你心里越来越不高兴了，我求你了，我们在一起应该高高兴兴，笨弟弟。
黑暗中，她拍着我的背，像劝我想开。黑暗中，别说话，像两个困扰着的孩子，找不到出口，拼命爱吧。
从那天起，我总是忍不住问她，他给了你多少钱？
对此，她变得火冒三丈起来。她说，你老这么问，是不是指望我的钱。我说，我才不指望，我恨你的钱。
 那你为什么还不滚回你的隔壁去？
我拉开门就要出去。她一把拉住我的衣服，她说，“你玩了我，就想甩了我，没这么容易”，他看见她的眼睛在怒火燃烧，她说：“除非，你拿1万块钱给我。”她倚着门背，无限悲哀，仿佛不知该如何给我们的事收尾。这让我难过。她抱住我的肩膀，她终于说，对不起，真的，不知为什么看着你的样子我真是越来越难过。
她认为我没吃过苦，所以不知道肚子饿的时候、没人靠的时候，人会变得很急，会恨不得跳过一些阶段。
我说，那也不能没尊严啊。
她问我，那你与我混就有尊严了？
看我语塞，她呢喃而语，也只有你这个笨弟弟才喜欢我这样的姐姐。
春节快要过去了。有一天夜里，我们听到有人敲房门的声音，“应红雨”、“应红雨，是我”。
老苏。
我和她惊坐起来，面面相觑。我们以最快的速度下床，环顾四周，不知所措。我一眼看到了窗户。我把我的衣裤绕上脖子，我打开窗，跃上去，她拉住我，脸色紧张，干嘛？嘘。我踩住了窗户下的那条水泥搁板，那水泥搁板与各个房间的窗台相联，平时用来放花盆。我轻轻地往我的窗口移过去。我看见她吃惊的脸色。她嘴里在大声说，“来了，来了，我都睡着了。”我跃上了自己的窗台，回到我的房间。
我听见她在隔壁开门的声音，我听见他们在隔壁说话。宛若戏剧重演，老苏开始吻她。她说讨厌。你是不是把我打入冷宫了。床动的声音，那个老苏说了句下流话，她说轻点轻点，你能不能轻点声。我发现自己又贴在墙上，这无能的姿态让我对自己、对隔壁怒火中烧。我像疯了似地拍打着木墙板，我大声说，还想不想让人睡了？！隔壁的，请文明点，吵死了！
那边沉入难堪的安宁。我想像着应姐可能在被窝里笑也可能在生气。那天夜里我恨他恨她恨自己。结果第二天我到楼下打水的时候，对服务台的赵姨说，妈的，我隔壁那一对，还让不让人睡了，你该去管一管。
赵姨满眼兴奋。她说，我知道了，群众意见，这是群众的意见。
那天白天，老苏带着应姐不知去了哪。晚上的时候，应姐过来讨开水，她进了我的房间，随手掩了一下门，她没头没脑地亲了一下我的脸。我知道我的脸色不太好看。她嘟哝了句，“过两天我陪你”。她就出去了。那天晚上到深夜，那个老苏还在她那儿。后来我听到赵姨出现在走廊上的声音，她说，我得看看你们的证。接着我听到了赵姨和老苏在争执。我听到老苏说，结婚证我们没带在身边啊，我不是坏人，我在这里有投资，对这里有贡献啊。他结结巴巴。我想笑。我听见赵姨说，我们这边是不作许这样的。
我没听到应姐的声音。我感觉走廊上有许多人出来看热闹了。赵姨不依不饶地说，我们这里从来不是这样教的，我们从小就不是这样教的。后来，我听见老苏进了房间，好像要拉应红雨去厂里，应红雨说，我不去我不去，你让我这么灰溜溜跟着你走出去，我脸还往哪儿搁，你要我死啊。她哭起来，声音断续，像咬着棉被。我听到那老苏“呯”地一声把门摔了，自己走了。
我听到她在隔壁哭。我走到窗边，向外面看了看，没人。我越过窗台，沿着那圈水泥搁板移过去，我拉开她的窗子，手一撑，就越了进去。她吓了一跳，看见是我，就把脸继续趴在被子上，那上面有泪水痕迹。我坐过去拍她的背。她起身抱住我继续呜咽，说自己倒了霉。我告诉她别哭了是我叫赵姨来赶走那个老苏的因为我讨厌他们在一起。她“啪”地给了我一个巴掌。可能用了她全部的愤怒。我脸上辣乎乎的，可能肿起来了。那天晚上，她抱着我一会儿咬牙切齿一会儿痛哭流涕。她说我羞辱了她还自以为是帮了她，她说，妈的，我受不了了。在关了灯的房间里，我们像敌人一样抱着寻求藉慰，然而无济于事，所以开始做爱，这样才能镇静下来。人不去想以后有多好啊，而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她突然又发作了，她说，你们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你们臭男的，真的把我当招待所了。她腾地坐起来，说，我们走吧，从这里走，走吧，我跟你走吧。我说，好的。我立即坐起来，我说，我们去G城吧，我有个老乡在一家制药厂上班，他们那儿最近有个岗位，你跟我走吧。她用手环住我，贴着我的脸，她说，那你保证，一定要对我这个姐姐好，别哪天玩腻了丢掉我。
她说走就要走。我和她在各自的房间整理东西。半夜，外面很安静。我的东西本来就不多，一个旅行包。她有两个皮箱子。随后我们靠在她的床上等着天亮。我说，开你的车去吗？她说，不行。为什么？因为那是他的财产，你把我带走，那是私奔，但把它开走，那算偷盗。我点头。到清晨四点的时候，我拎着她的一只箱子先出了招待所。我站在那座水泥桥下等她出来。我看见她提着箱子歪歪扭扭地过来了，身后是满天的星光。我们在清早的路灯下往公路那边走，那里有个汽车停靠点。我走一阵，就回头看她，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风衣，拖着一只箱子挺吃力。晨风有些寒冷。我想她从今后要和我在一起了。她让我走慢点，她说，你慢点，我穿了双高跟鞋。我站住等她。她好像很吃力。她走了一会就坐在她的箱子上。她说好像扭了一下脚。我过去帮她。我们费了好大力把两只箱子弄到了公路边。我们站在渐渐亮起来的公路上。没有一辆车经过。风吹过，我看着她。从今以后要和她在一起了。我说，你属什么？她愣了一下，问我，你说什么？我说我问你属相。她把蓬乱的头发用皮筋扎起来，她笑了一下，说，你问了多少次了，告诉你吧，我属马。她看着公路那头，说，你冷吗？我很冷。
我把外套脱下，披在她肩上。在等待中时间是那么漫长。她说，怎么还没车来呀？她说，我们去了G城住哪儿啊？
她不停地说怎么还没车呀。我说别急，时间还早呢。后来我听见她说，我不想去了。她说，真的，我不想去了，天好冷啊，我想回去了。她仰脸看着我，像在哀求。她说觉得这事是不可能的。她说，我怕麻烦了，再说我们今天住哪儿啊？
我看着她的样子，傻了半天。我知道她是真的不想走了。
我跟着她往回走。那两只箱子变得更重了。我看着她,这匹悲哀的马在前面走的样子，我知道她在哭。她的风衣下摆在风中飘呀飘啊，我知道我们就像它一样飘摇。
回来以后，我们的每一天好像都在告别。我们再也没吵架了。那是最幸福的日子，也是最难受的日子，有一天，我从镇办下班回来。在街角，有个女孩对我叫了一声“喂”。呵，是那个补鞋妹。她说，你好久没来擦鞋了。
我看了一眼我脚上的旅游鞋，很新潮的鞋。是应姐从厂里拿出来给我的。我刚想说这鞋不用擦，没想到她涨红了脸，低声说，“你别和那个女的在一起了，街上的人都在说怪话了，那是个坏女人。”随后，她低头干活。
我这才意识到周围已有异样的眼光。我想，他们是从哪儿看出破绽的。
那天晚上，应姐很晚才回到她的房间。她过来倒开水。她说今天厂里事很多，她很累。
应姐离去的那天，我没有预感，一如她最初来到那家台球室，很突然。
我记得那个夜晚，我下班后回到招待所，照例去听隔壁她的动静。她没在。那天直到晚上10点，她的房间里都没有声音。我想可能是厂里有事，也可能是那个老苏来了。我铺开被子准备睡觉，我突然看见被子里埋着一只大信封，信封里有一张白纸，一个BP机，和一把钥匙。
那白纸上没写任何字。那BP机崭新。那钥匙是我这房间的钥匙。我给她配过一把。
我想，难道她走了？我开门出去，拍她的门，没人。我回到房间，越过窗台，踩着水泥板移过去。我看见，房间里她的东西已空了。
我在窗台上坐了很久。夜色中我发现自己在哭。我不知道那张白纸她原本想留什么话给我。我转着那只BP机。它背后贴了一个号码。那是1991年无比风行的贵东西。我想，你会CALL我吗？
她没CALL。我后来去那家旅游鞋厂打探过。他们说应厂长去了深圳。我顶着夏夜的闷热往招待所走，报务台赵姨没像往常一样招呼我，她在看电视，电视上苏联那边喧嚣一片，“8•19”的风云没吸引我。我管不了别人的事了。我在D镇孤单无比。我想离开这个地方。
那只BP机，我带在身边多年。我一直想象，有一天在它鸣叫之后，我回电过去，那头是那个略哑而醇厚的声音：笨弟弟，你在哪，还好吗？
但从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