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伯格的女儿

《伯格的女儿》中的主人公并不是莱昂内尔·伯格，而是他的女儿罗莎；但是，该小说的主要情节却是围绕着他和他女儿的生活而展开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也是小说的主要人物。莱昂内尔来自于一个殷实的南非白人家庭——一个拥有良好声誉的医生之家，但是，他的家庭也因为他曾经身为一名南非共产党领袖以及他所从事的反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活动而声名狼籍。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卡西还建立了一个欢迎非洲黑人加入的、主张种族平等的大家庭，在这个家庭中，每个家庭成员都需要有社会责任感。为此，莱昂内尔和他的妻子卡西经常会面临被逮捕的危险。事实上，莱昂内尔就是在被判入狱后的第3年而死于狱中的；卡西也因为有损健康的牢狱生活而死于综合硬化症。该小说的各个事件展开的社会政治背景，是1960年3月的南非沙佩维尔大屠杀——它发生在罗莎少年时代；以及1976年6月的索维托学校暴乱——发生在罗莎的青年时代。
尽管莱昂内尔在小说中占有很重的份量，但该小说的主人公还是罗莎，也就是说，小说是从罗莎的视角来叙述故事情节的。罗莎的早期生活故事是由莱昂内尔以及其妻子卡西的人生哲学和活动构成的，真正是关于罗莎的故事是从她14岁的时候开始的。那时侯，罗莎在监狱外面等着将被子和热水瓶递给她妈妈——她妈妈于前天晚上被警察抓走并被拘留了。但就在这个传递动作中，她会将自己父亲的有关消息秘密地放在热水瓶的瓶盖中告诉她母亲——实际上这些消息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机要秘密。几年后，在她17岁的时候，她假装成一个政治犯——她父亲的一个著名的助手的未婚妻的身份，获准到监狱中看望这位政治犯。在每个月的探视中，罗莎以情书的名义向这位政治犯传递信息，并通过政治犯的口头语气和体态语言将他的消息传递出去。
罗莎对早年间生活的回忆，反映了她父母的活动和她的家庭生活状况。就在沙佩维尔大屠杀的那天夜晚，非洲国民大会党（ANC）领导人、泛非会议组织成员、律师以及其他一些人都聚集在她家中，彻夜讨论政治形势的改变。与这种紧张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莎记得还有一次，是在成功的抗议或游行活动之后——有一个领导人从监狱中被释放了出来，或者是因为莱昂内尔被认定无罪，一些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人士——有黑人也有白人聚集在她家中，举行庆祝活动。在罗莎的记忆中，她还清晰的记得一个和她年龄差不多大的黑人男孩博厄西，博厄西的父亲是非洲国民大会党的组织者，由于其父亲经常忙于国民大会党的事物，所以博厄西被寄养在罗莎的家中。罗莎现在还经常能够回忆起自己与这位博厄西一起学习游泳时的情景——他们会争着将“在冰冷的游泳池中锦湿的头发放在莱昂内尔·伯格的温暖的胸膛上”。但是在罗莎的父母被双双被逮捕入狱以后，她和博厄西就被迫分开了，以后，她再也没有看见他，直到多年后在伦敦的一次聚会上她才遇到了他——那是一次让罗莎痛苦而难忘的聚会。
在罗莎的少年和青年生活记忆中，她的家庭也给她留下了一些让她感到很委屈和产生怨恨情绪的时候——例如，站在监狱的外面，等待她母亲以及她父亲的长达217天的牢狱生活，而且是在当众的情况下这样做。同时，她也怨恨她父母让她扮演一个政治犯的未婚妻（实际上她对这个政治犯本人印象并不坏）。在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以后，这种怨恨情绪又因为父母期望她继续完成他们的事业和社会使命而达到了极致。她想：
即便是动物也有摆脱苦难的本能和逃避危险的意识。或许，承受苦难的人不能自理自己的生活……他们的财产得不到公平的尊重、他们也无法保护自己无辜的孩子的权力、无法爱他们的伴侣以及互相关照。一个承受苦难的人是不会对其他人所拥有的健康和正常生活条件视而不见的。
这里所说的承受苦难的人指的是那些支持黑人平等的人。但是小说并没有直接通过对枪击事件、抗议活动、监禁以及对黑人有压迫性的法律和宵禁规定的出台等的描写来反映这种苦难；相反，小说将主要关注点放在了一两个人或者是夫妻双方的牢狱生活（最后一次牢狱生活让莱昂内尔送了命）以及其他人的聚会活动上，作者试图通过这些细节性描写来表达这种苦难。卡西·伯格以及其他人被禁止从事某些职业和参加某些活动（不允许他们在全国甚至是自己的屋子里自由从事某些活动）以及与某些人接触。罗莎的活动也受到了监视：官方监视她的住所、她的爱人、她的活动以及她的交往——她必须能够为每一次拜访活动以及来访者做出详细的解释以防官方的询问。
读者还能从小说中得知，官方还意识到了罗莎1年后拜访了比勒陀利亚以及她在那里都拜访了谁、拜访日期和拜访频率。罗莎的目的是要获得一份护照以逃离南非（因为她被禁止通过正规渠道获得出国护照），正如她所说的，“我想去看看欧洲。”1年后，罗莎获得了出国护照（当然出国地点是她不会真正去的地方，护照上计划要拜访的人也是她不会去拜访的人），于是她动身离开了南非，但即便是在走上飞机的那一刻，她几乎开始动摇自己去欧洲的念头了，然而，她最终没有动摇，只是“对她的监视也伴随其行”。
小说的第2部分描写的是罗莎在法国的生活，她首先匆匆地游历了巴黎，然后就来到了法国南部，与父亲莱昂内尔的第一任妻子卡特亚——一个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人见面了。卡特亚（真名是考利特）曾是一个热情洋溢的芭蕾舞演员，她已经因为“懒散”和“私生活”问题而被禁演了。罗莎被法国的美丽风光所倾倒，被它的灯红酒绿的骄奢生活所吸引，“即便是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这里的风光和声音以及氛围本身也足以让她倾心的了”。罗莎放任自流地过了一段时间属于自己的生活，没有社会使命，也没有监视。不久，她就又了自己的恋人——就在她刚来伦敦的时候，这个人就在伦敦安排了一次与她的约会。
在伦敦逗留的这段时间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顺利，由于罗莎的恋人生病了，所以罗莎不得不在伦敦多呆一段时间，于是她将预算外的闲暇时间用来在伦敦大街上闲逛、与那里的人们交谈并上了一个法语课程班。她开始考虑会见一些本来不打算要会见的人或者是避免要会见的人，而且她真的这样去做了——她开始与在欧洲的非洲人会面，这其中也包括南非革命党人。当她对自己的行为已经有所觉察的时候，她已经被引见到一次关于革命英雄的演讲活动之中了——那次演讲特别提到了她的父亲莱昂内尔·伯格。
博厄西也在那里，他似乎是那里的一个保安。然而，就在那天深夜，他拨通了罗莎的电话，在电话中他并没有重叙儿时的友谊，而是对罗莎以及罗莎父亲持一种敌视的心态，因为，他痛恨人们将莱昂内尔视为英雄——因为在他看来，莱昂内尔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是南非革命的英雄和受害者，但是，就因为莱昂内尔是白人，所以才会当作英雄；而他的父亲因为是一个黑人就遭到了人们的忽视。对于博厄西的这番话，罗莎感到十分地愤怒和伤心，她的思绪和情感久久不能平静。
罗莎回到了南非并在约翰内斯堡医院做了一名理疗师。1976年索维托学校暴乱事件发生后，由于警察向投掷石头的学生开枪散射导致了很多学生伤亡，当时她就是在医院当班的医生。这是一场学生反对教育隔离制度的示威活动，1976年7月以后，很多学生都没有再回到该校上学。
1977年10月，许多人被拘留、逮捕或关监禁了；还有许多组织也被关闭了，黑人报纸也被停办了。在被关监禁的人中大多数都是黑人，而罗莎·伯格就是其中的少数几个白人之一，她被没有理由的拘留了。但是，她被指控是一名“帮助南非共产党或者南非国民大会党的间谍。而且，还涉嫌帮助和声援学生暴乱活动。”在对她的指控中还包括指认了她在伦敦有一次参加了左派的“集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