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在东珍做的高考招生地域歧视讲座
下面记录的是张千帆老师在东珍做的一场“高考招生地域歧视”的讲座的情况。东珍是个NGO。参与的人里面不少是最近组织呼吁开放高考户籍限制的家长。
（1）张老师的演讲
中国现在的歧视五花八门，但是高考招生方面的歧视和其他歧视还不一样。其他歧视的特点是，影响比较小，波及群体能够发出的声音不够强大，政府往往就无动于衷，因为不会形成足够的压力。但另一方面，正因为那些歧视涉及的人群较小，想要做出调整，也并不困难。比如艾滋病，只要社会上有足够的资源，改革的阻力就不会很大。高考对于随迁子女的歧视，涉及人数非常多。这好处就是声音会比较强大，而不利的地方在于，如果要求社会做出调整，就会有很大的动作，会涉及社会上其他的利益群体。不仅仅是政府和官员这些比较上层的人会影响到，同时也会影响到社会的底层。现在京籍家长和非京籍家长之间的冲突很激烈。所以对这些搞运动的家长来说，除了向政府提建议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京籍和非京籍家长能够坐下来理性地沟通。网络讨论的缺点，是参与者都匿名，不直接面对面，往往就没有责任感，互相谩骂，双方很容易伤感情，对于解决问题帮助不大。还是要站在公平的立场上，理性地面对问题。今天主要想针对各类反对开放异地高考的言论做一些回应，从根源上来分析教育不公平的问题。
现在看了一些京籍家长的回应，发现很少有直接说“侵犯北京家长利益”，因为这样的理由在公共讨论里有点站不住脚。大多数都是说，如果放开异地高考政策，就会造成“高考移民”。从长远来看，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是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是现在大学招生体制造成的。北大招生的地域指标，明显偏向北京本地，北京考生被录取的机会远远大于外地考生。北大招生录取比例最高地区和最低地区之间的差别还不是最大的，另一些部署高校，比如复旦，最高地区和最低地区之间差了两百七十多倍。有一些学者，比如清华大学的校长，认为这不是问题，因为美国的高校也会偏向录取本地的学生。但是这个理由在中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的部署高校的财政来源都是国家，好的公立学校都是“国立”大学。而美国的州立大学是靠州的财政维系的，当然可以并且也应该多招本地的学生。而那些私立学校完全没有动力多招本州的学生。而且美国各州教育资源分配相对均匀，每个州都还有不错的州立大学，并不是所有人都想上哈佛。如果在加州，斯坦佛就很不错，加州州立的几个学校也很不错。反观中国的情况，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极度不均匀，985和211高校集中在某几个省，而在有些省市，一所都没有。
有些人认为，即使是部署高校，也享受了很多地方财政的投入。发问卷给这些学校，最后只有北大、清华两个学校做出了回应，从数据上看，这些学校的地方财政投入在这几年都只有百分之五上下。复旦这些学校都没有做出回应，本来想提请行政信息公开的，但后来还是没做。其实这些学校如果能够提供信息，可能最后还会帮他们说话，因为如果地方财政投入所占比例很大，多招地方的学生也就有了一定的理由。不过能够多招多少，是不是地方财政投入是百分之三十，就可以招百分之三十的本地学生，这还是可以讨论的。
还有人说，北京、上海的学生生源质量好，素质比较高。但是关于这一点，到现在都没有数据支撑，仅仅是以这种抽象的方式来讨论，不能让人信服。也许高校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调查来证明这一点，比如看看各地录取学生进校以后两三年的考试成绩，可能能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这个论点，但是现在也并没有人做这样的调查。
另有一些人说，外地某些省份超生很多，所以要对此做出惩罚。回应是，就算那些省份都超生了，最多超生三四倍，现在录取的差别，可不止三四倍。另外一方面，已经超生出来的孩子，是不是要受到惩罚，让他们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看看美国怎样对待非法移民的子女，他们规定各地学校必须无条件接纳这些人。有些人认为，如果有这样的惩罚，就会让那些父母再不敢多生孩子。但是惩罚这些孩子，不让他们好好受教育，将来对于社会也是隐患。那些阻止超生孩子受良好教育的父母，实际上是在给自己的孩子的将来创造一个恶劣的社会环境，给子女的生活埋下隐患。（底下很多非京籍家长开始讨论，说现在外地抓超生也抓得很紧，而且身边从来都没有见过三四个孩子的家庭。还有人说，有的家庭就是因为超生不让给孩子报户口，最后孩子变成了“黑孩子”，不能上学，只能去练杂技了。另有一个家长说，毕节出事情的那几个孩子，有三个就是黑户，那样贫穷的地方，那些父母可能连避孕工具都没有。）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观点，是说现在的招生歧视通过阻碍人才流动的方法让内地一些省份保留了一批人才。这些人说，如果招生放开，这些内地的人才就会统统跑去京沪，这样就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但这样的理由是否能成立呢？首先，人才并不是天然放在那里的，是需要培养的。现在的制度与其说是为内地省份保留了人才，还不如说是让那些有希望成为人才的人留在原籍，受不到好的教育，最后扼杀了他们。另一方面，某一方面的放开造成更大的不公平，其实是个假象，是改革不彻底的后果。如果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能够更为均匀地分布，当地的学生就不会想着成天要跑到京沪来读书。我80级本科，当时上的是南京大学，那时候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现在这么大。因为我家就在南京，所以就选择了南京大学。如果像现在差距这么大，我恐怕也要选择北大了。之所以现在差距那么大，是因为大学之间没有充分自由竞争，是政府依靠行政手段人为把它们划分成几个等级，然后给某几所高校很多资源。就算同属985，学校享受的资源也不一样，北大和清华每年得到的资源是18亿，而其他学校只有10亿，几乎差了一倍。这是不公平的。凭什么山东大学就不能办得比北大要好呢？现在的学校等级是行政手段人为制造的。行政应该去阻止不平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制造不平等。
所以如何防止高考移民？关键在于去掉特权，只要特权还在，高考移民就不会消失。我们现在固然可以通过一些政策手段来区分一个家庭是否是为了孩子高考来京沪的，但实际上他们到京沪来定居的真实意图，是没有办法从外部得知的。比如我是十年前到北京来的，在北大工作，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来北京，并不是为了孩子的高考。但是，谁知道呢？真正为了高考而移民的家长，也不会这么说。所以进京指标还是卡得很死。有些人说，要推部署高校等比例录取。但这个同样会造成高考移民。因为有的省教育水平比较低，考生水平普遍不高。那些教育水平高的省份就会让孩子移民到其他省份参加高考，沾其他省份的便宜。比如移民到内蒙古、海南、新疆、西藏，这种现象一直都存在。现在政府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抓傻瓜。比如海南有一个考生，是高考移民，那边分数线低，他一考就考了个状元。结果查出来他是高考移民，不让他上大学。他只好第二年再考一下，故意做错几道题，不是状元了，没有人关注他了，他才享受到高考移民的好处。这些都说明，一旦有指标，一旦有照顾，就会出现移民。防止高考移民的唯一有效且合法的途径，就是统一考试和录取标准。除了老少边穷地区稍微照顾一下，其他地方一律统一做一张卷子，大学就根据考生成绩全国排名，北大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录取分数线。这样就不会有人想到要移民了，高考在哪里考也都一样。北京市教委，为这些随迁子女多设几间考场，也不是什么难题；就算让这些子女回原籍高考，也就是一张火车票的钱，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今天讲这些，主要是为了把问题扔得远一点，让大家看到招生歧视背后的很多根本性原因：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行政手段对教育的垄断。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大家就能知道这本不应该是一个零和博弈的问题，应该一起努力，把这个蛋糕做大。家长也要知道，运动是有更为长远的目标的。
（2）张老师演讲结束以后，东珍又安排了一位李姓非京籍家长做演讲，大概内容如下：
我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接触到的群体里面，京籍和非京籍各占一半。我孩子在这里上小学，通过孩子认识了不少京籍家长，也和他们结下了友谊。在公共场合说太多自己的苦衷，会显得太过自我，所以一直避免谈这些问题。但是通过和我的这些京籍家长朋友们的交流，我发现很多北京人并不知道户籍的要求给流动人口造成了多大的困扰，所以今天就在这里说一说，我为什么要来北京，为什么要参与这些活动。
我从父母那一辈开始，就是移民家庭。我母亲是吉林人，我父亲是辽宁人；母亲祖籍山东，父亲祖籍河北。他们本来是两地分局的，后来为了全家能够团聚，就工作调动迁到了辽阳。我们全家人在那里生活，我和弟弟在那里上大学。弟弟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工作到北京，取得了北京户口。父母也通过工作调动到了北京，也取得了北京户口。但是他们调动户口的时候，我已经成年，不能随着一起调到北京了。我大学毕业之后去了海南，在那里结婚。我想要孩子的时候，就希望将来能到北京生活，和父母团聚。让小孩在北京出生，也是因为北京的发展更加好，海南那边的人文环境还是很差的。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我这样做没有什么罪恶，别人要这样做也没有什么罪恶。国家为了发展北上广，投入了那么多资源，吸引人才。有本领的人就可以在这里生存，别说我是凭自己的技术在这里生存的，就是一个建筑工人，工地上扛沙包的，如果他能在北京生存，就说明北京是需要他的，他在北京的存在是有必要的。这都没有错。就好比一个人凭自己的本事赚了很多钱，在奥运村边上买了房子，你能说他抢占了奥运村的资源吗？
我没有北京户口。但是我在原籍那里没有房屋也没有土地，我的户口在原籍的情况，被别人称作“挂户”：就是户口本上的那个地址是虚拟的。这是专门针对我们这种人户分离的情况设计的，我在那里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给我落户，你顺着我户口本上的那个地址去找，是找不到的。如果让我的孩子中考回到原籍，我们一点生活资料也没有，人脉关系可能还稍微有一点，就是以前的同学，总之会变得特别困难，所有东西都要重新置办。我们也知道，让孩子变成留守儿童是很困难的，和母亲分离很不人道。但如果我作为家长回去陪读，很有可能找不到工作，就算找到工作了，拿到的薪资也不及现在的三分之一。我在北京的工作是一家地产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像这样的工作，在当地是很难找到的。如果我三到四年的时间里间断工作，社保就也会间断。等我从那里回来，再就业也会有困难。而且会造成我们夫妻分离，这样既不人道，也不安全。我的孩子现在上初二，也不是回去马上就能上高中的，要参加当地的中考，还必须有当地的学籍。如果上初三才回去，很多当地的学校也不会接受。
我的孩子出生在北京，只回过两次老家，是为了办护照。在他还不知道北京户籍问题的时候，就写过一篇作文，叫作“我爱北京”。等他知道了户籍的事情，他又写了一篇作文，还被推上搜狐首页了，叫作“我仍然爱北京”。他从小成长的环境里，几乎就没有外地孩子。他熟悉北京的大街小巷，也熟悉北京的文化。对他来说，北京就是他的故乡。孩子的心是没有那么功利的，他想留在北京，纯粹就是对于故乡的热爱，一种对于生长的土地的热爱。他和那些北京的小朋友手拉手一起长大，而这一切就要在他初三的时候戛然而止。政策要让这个孩子背井离乡，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里去。不要说考卷的难易程度，教材的差异。就是那种被排斥感、不公平感，能否让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在情感上接受，都是问题。对他来说，让他回去参加中考，就是被贬损了，心灵被流放了。
我们都是凡夫俗子，会争取自己的利益。但现在人和人相互之间会歧视，是政策层面的不合理造成的，是“恶政”。户籍的限制是有历史积淀原因的，但是现在不但不修正这一点，还要再加固它，这就是鼓励已经歧视人的人再变本加厉地歧视人。这样做不利于民族团结。我们的先辈打江山、邓小平又做了改革开放，这些都是为了让中国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希望从我们这一代起，社会割裂，人民之间相互斗争。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仇视和仇杀的阴影里，我们希望有一个融合和和谐的社会，而不是谩骂、攻击、人与人之间正面交锋的社会。
我参加教育公平的维权活动，是因为我觉得教育公平要实现，我不能做一个旁观者，一个坐享其成的人。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我们心中美好的愿景，家长们可以不要为教育打得你死我活。政府对于教育可以投入再多一点。我们不要求所有的学校都能像各地市政府大楼一样豪华，里面都装空调。但是我们希望所有学校都能一样。北京的学校和外地的学校能一样，北京内部的学校也都一样。郊区和市中心的学校没有区别，所有学校都像人大附中那样享受一样优质的教育资源。我们希望我们的维权能够走下去，不仅为了开放异地高考、取消择校费，以后还能像张教授说的那样，教育资源丰富了之后，学校可以真正推行素质教育。
（3）讨论部分
两场演讲结束后，开始观众提问。一个观众问，教育公平问题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张说这个很难预测，社会的改革是各种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我就接着这个问题往下问。
我的问题是：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涉及一些根本的资源分配制度，就像您刚才所说，如果不考虑根本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平均的问题，为了解决某一部分人的燃眉之急而做出的“放开”的努力，可能反而是会在某一方面加剧不平等的。您刚才也提到，社会力量的兴起对于政府做出政策方面的改革是很重要的。那么怎样处理社会力量争取具体利益，和长远里维护整体公平和更为广泛的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从现在的一些情况判断，这两者之间可能是存在某些矛盾的。比如上海这次出台了积分制和A证C证的制度，客观上划分了非沪籍人群。工作比较好的、在经济和文化上有比较多资源的人可以跟着上海本地人一起享受“特权”，他们可能就不会再组织起来搞运动了；而那些在经济和文化资源上相对匮乏的人，又没有能力站起来为了自己的权益呼喊。从好的一方面看，上海的这个政策相对之前是更加放开了，惠及的人群更广了；但是从坏的一方面看，是不是说明社会里的教育公平运动更倾向于是一个扩大特权的运动，而不是一个主张普遍公民权利的运动？
张的回答（大意）：这个问题也是挺紧要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政府会把这条线划在哪里。今天前排做了四位家长，可能明天出台一个新的政策，就只有两位还会继续参与了，另外两位已经被划进去的家长就不再参与了。如果这个运动进行到一半就停止了，确实是有些悲哀的事。但是在中国，维权的事情就是能做成一点算一点，上海那边放开了一点，总比一点都不放开要来得好。稍微放开一点，就会给人看到希望。今天这些家长通过斗争获取了自己的权利，明天就会激励其他家长进一步参与这个运动，逐步把范围扩大。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逐步放开，也会让本地人更少反弹，因为他们会看到，政府并不是一下全部放开，而是有选择性地针对一批人放开，这样就不那么担心大批高考移民的问题了。
另一位家长发言。大意是说他的孩子在北京高考没办法报名，去老家黑龙江也没法报名，因为黑龙江那边报名需要有会考成绩。黑龙江的会考是高二就结束的，而北京的高考要到高三第二学期才开始。问黑龙江那边，说在北京参加了会考，明年三月再去黑龙江补报行不行。黑龙江那边说不行。这位家长情绪很激动，还提到了“教育在线”的节目主持人阿庆。说阿庆在节目里根本就没有了解清楚实际情况，指名道姓地攻击、诋毁她，说她完全可以回老家高考。这位家长说，当时在北京上高中也是政府允许的，现在就不让高考了。说是出新的规定，也没有丝毫音讯，一点都没有人性。张千帆说，应该年底就会出一个，现在已经是黎明前的黑暗了。还说如果真的造成不能报名的情况，可以对政府提起行政诉讼。针对“教育在线”的情况，也可以要求他们再做一期节目，邀请你们去，如果他们不答应，也可以对他们提起诉讼。
最后另一个非京籍家长发言，说到北京市政府行政态度恶劣，市教委对于普通的家长而言就是一个“黑箱”：外面人可以把信息扔进去，但是这个信息扔进去之后怎样被处理，有谁在处理，走到了什么程度，完全没有公开透明。就连一些基本的数据，比如中小学阶段有多少学生，有多少学校资源，都不肯公开。每年从小学毕业之后北京就不断流失很多孩子，他们与父母分离，成了留守儿童。政府宁愿那些已经开着的学校关掉、撤掉，也不让那些在北京但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上学，只考虑户籍人口的增减。八月份教育部出台文件，说让各省市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异地高考的方案。黑龙江已经出了新的政策，基本上就是按照我们家长设计的“随迁认定”方案实施的。上海出台了积分制。浙江也说，虽然现在方案还没有出来，但是将来出来之后会让符合条件的学生补报。这样家长就可以做一个决定，到底是要回原籍，还是要留在当地赌一把。而北京这里就是铁板一块，一点缝都没有开。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去教委上访，他们的工作人员只说“从我个人出发给你建议，为了不要耽误孩子，还是去原籍报考吧”。他个人说这个话到底代表什么呢？公务员在工作岗位上说话怎么还“从个人出发”呢？现在家长和家长之间这样闹得不可开交，根本原因就是政府。政府信息不公开，导致我们底下的民众只能互相斗。
（1）张老师的演讲
中国现在的歧视五花八门，但是高考招生方面的歧视和其他歧视还不一样。其他歧视的特点是，影响比较小，波及群体能够发出的声音不够强大，政府往往就无动于衷，因为不会形成足够的压力。但另一方面，正因为那些歧视涉及的人群较小，想要做出调整，也并不困难。比如艾滋病，只要社会上有足够的资源，改革的阻力就不会很大。高考对于随迁子女的歧视，涉及人数非常多。这好处就是声音会比较强大，而不利的地方在于，如果要求社会做出调整，就会有很大的动作，会涉及社会上其他的利益群体。不仅仅是政府和官员这些比较上层的人会影响到，同时也会影响到社会的底层。现在京籍家长和非京籍家长之间的冲突很激烈。所以对这些搞运动的家长来说，除了向政府提建议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京籍和非京籍家长能够坐下来理性地沟通。网络讨论的缺点，是参与者都匿名，不直接面对面，往往就没有责任感，互相谩骂，双方很容易伤感情，对于解决问题帮助不大。还是要站在公平的立场上，理性地面对问题。今天主要想针对各类反对开放异地高考的言论做一些回应，从根源上来分析教育不公平的问题。
现在看了一些京籍家长的回应，发现很少有直接说“侵犯北京家长利益”，因为这样的理由在公共讨论里有点站不住脚。大多数都是说，如果放开异地高考政策，就会造成“高考移民”。从长远来看，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是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是现在大学招生体制造成的。北大招生的地域指标，明显偏向北京本地，北京考生被录取的机会远远大于外地考生。北大招生录取比例最高地区和最低地区之间的差别还不是最大的，另一些部署高校，比如复旦，最高地区和最低地区之间差了两百七十多倍。有一些学者，比如清华大学的校长，认为这不是问题，因为美国的高校也会偏向录取本地的学生。但是这个理由在中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的部署高校的财政来源都是国家，好的公立学校都是“国立”大学。而美国的州立大学是靠州的财政维系的，当然可以并且也应该多招本地的学生。而那些私立学校完全没有动力多招本州的学生。而且美国各州教育资源分配相对均匀，每个州都还有不错的州立大学，并不是所有人都想上哈佛。如果在加州，斯坦佛就很不错，加州州立的几个学校也很不错。反观中国的情况，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极度不均匀，985和211高校集中在某几个省，而在有些省市，一所都没有。
有些人认为，即使是部署高校，也享受了很多地方财政的投入。发问卷给这些学校，最后只有北大、清华两个学校做出了回应，从数据上看，这些学校的地方财政投入在这几年都只有百分之五上下。复旦这些学校都没有做出回应，本来想提请行政信息公开的，但后来还是没做。其实这些学校如果能够提供信息，可能最后还会帮他们说话，因为如果地方财政投入所占比例很大，多招地方的学生也就有了一定的理由。不过能够多招多少，是不是地方财政投入是百分之三十，就可以招百分之三十的本地学生，这还是可以讨论的。
还有人说，北京、上海的学生生源质量好，素质比较高。但是关于这一点，到现在都没有数据支撑，仅仅是以这种抽象的方式来讨论，不能让人信服。也许高校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调查来证明这一点，比如看看各地录取学生进校以后两三年的考试成绩，可能能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这个论点，但是现在也并没有人做这样的调查。
另有一些人说，外地某些省份超生很多，所以要对此做出惩罚。回应是，就算那些省份都超生了，最多超生三四倍，现在录取的差别，可不止三四倍。另外一方面，已经超生出来的孩子，是不是要受到惩罚，让他们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看看美国怎样对待非法移民的子女，他们规定各地学校必须无条件接纳这些人。有些人认为，如果有这样的惩罚，就会让那些父母再不敢多生孩子。但是惩罚这些孩子，不让他们好好受教育，将来对于社会也是隐患。那些阻止超生孩子受良好教育的父母，实际上是在给自己的孩子的将来创造一个恶劣的社会环境，给子女的生活埋下隐患。（底下很多非京籍家长开始讨论，说现在外地抓超生也抓得很紧，而且身边从来都没有见过三四个孩子的家庭。还有人说，有的家庭就是因为超生不让给孩子报户口，最后孩子变成了“黑孩子”，不能上学，只能去练杂技了。另有一个家长说，毕节出事情的那几个孩子，有三个就是黑户，那样贫穷的地方，那些父母可能连避孕工具都没有。）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观点，是说现在的招生歧视通过阻碍人才流动的方法让内地一些省份保留了一批人才。这些人说，如果招生放开，这些内地的人才就会统统跑去京沪，这样就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但这样的理由是否能成立呢？首先，人才并不是天然放在那里的，是需要培养的。现在的制度与其说是为内地省份保留了人才，还不如说是让那些有希望成为人才的人留在原籍，受不到好的教育，最后扼杀了他们。另一方面，某一方面的放开造成更大的不公平，其实是个假象，是改革不彻底的后果。如果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能够更为均匀地分布，当地的学生就不会想着成天要跑到京沪来读书。我80级本科，当时上的是南京大学，那时候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现在这么大。因为我家就在南京，所以就选择了南京大学。如果像现在差距这么大，我恐怕也要选择北大了。之所以现在差距那么大，是因为大学之间没有充分自由竞争，是政府依靠行政手段人为把它们划分成几个等级，然后给某几所高校很多资源。就算同属985，学校享受的资源也不一样，北大和清华每年得到的资源是18亿，而其他学校只有10亿，几乎差了一倍。这是不公平的。凭什么山东大学就不能办得比北大要好呢？现在的学校等级是行政手段人为制造的。行政应该去阻止不平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制造不平等。
所以如何防止高考移民？关键在于去掉特权，只要特权还在，高考移民就不会消失。我们现在固然可以通过一些政策手段来区分一个家庭是否是为了孩子高考来京沪的，但实际上他们到京沪来定居的真实意图，是没有办法从外部得知的。比如我是十年前到北京来的，在北大工作，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来北京，并不是为了孩子的高考。但是，谁知道呢？真正为了高考而移民的家长，也不会这么说。所以进京指标还是卡得很死。有些人说，要推部署高校等比例录取。但这个同样会造成高考移民。因为有的省教育水平比较低，考生水平普遍不高。那些教育水平高的省份就会让孩子移民到其他省份参加高考，沾其他省份的便宜。比如移民到内蒙古、海南、新疆、西藏，这种现象一直都存在。现在政府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抓傻瓜。比如海南有一个考生，是高考移民，那边分数线低，他一考就考了个状元。结果查出来他是高考移民，不让他上大学。他只好第二年再考一下，故意做错几道题，不是状元了，没有人关注他了，他才享受到高考移民的好处。这些都说明，一旦有指标，一旦有照顾，就会出现移民。防止高考移民的唯一有效且合法的途径，就是统一考试和录取标准。除了老少边穷地区稍微照顾一下，其他地方一律统一做一张卷子，大学就根据考生成绩全国排名，北大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录取分数线。这样就不会有人想到要移民了，高考在哪里考也都一样。北京市教委，为这些随迁子女多设几间考场，也不是什么难题；就算让这些子女回原籍高考，也就是一张火车票的钱，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今天讲这些，主要是为了把问题扔得远一点，让大家看到招生歧视背后的很多根本性原因：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行政手段对教育的垄断。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大家就能知道这本不应该是一个零和博弈的问题，应该一起努力，把这个蛋糕做大。家长也要知道，运动是有更为长远的目标的。
（2）张老师演讲结束以后，东珍又安排了一位李姓非京籍家长做演讲，大概内容如下：
我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接触到的群体里面，京籍和非京籍各占一半。我孩子在这里上小学，通过孩子认识了不少京籍家长，也和他们结下了友谊。在公共场合说太多自己的苦衷，会显得太过自我，所以一直避免谈这些问题。但是通过和我的这些京籍家长朋友们的交流，我发现很多北京人并不知道户籍的要求给流动人口造成了多大的困扰，所以今天就在这里说一说，我为什么要来北京，为什么要参与这些活动。
我从父母那一辈开始，就是移民家庭。我母亲是吉林人，我父亲是辽宁人；母亲祖籍山东，父亲祖籍河北。他们本来是两地分局的，后来为了全家能够团聚，就工作调动迁到了辽阳。我们全家人在那里生活，我和弟弟在那里上大学。弟弟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工作到北京，取得了北京户口。父母也通过工作调动到了北京，也取得了北京户口。但是他们调动户口的时候，我已经成年，不能随着一起调到北京了。我大学毕业之后去了海南，在那里结婚。我想要孩子的时候，就希望将来能到北京生活，和父母团聚。让小孩在北京出生，也是因为北京的发展更加好，海南那边的人文环境还是很差的。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我这样做没有什么罪恶，别人要这样做也没有什么罪恶。国家为了发展北上广，投入了那么多资源，吸引人才。有本领的人就可以在这里生存，别说我是凭自己的技术在这里生存的，就是一个建筑工人，工地上扛沙包的，如果他能在北京生存，就说明北京是需要他的，他在北京的存在是有必要的。这都没有错。就好比一个人凭自己的本事赚了很多钱，在奥运村边上买了房子，你能说他抢占了奥运村的资源吗？
我没有北京户口。但是我在原籍那里没有房屋也没有土地，我的户口在原籍的情况，被别人称作“挂户”：就是户口本上的那个地址是虚拟的。这是专门针对我们这种人户分离的情况设计的，我在那里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给我落户，你顺着我户口本上的那个地址去找，是找不到的。如果让我的孩子中考回到原籍，我们一点生活资料也没有，人脉关系可能还稍微有一点，就是以前的同学，总之会变得特别困难，所有东西都要重新置办。我们也知道，让孩子变成留守儿童是很困难的，和母亲分离很不人道。但如果我作为家长回去陪读，很有可能找不到工作，就算找到工作了，拿到的薪资也不及现在的三分之一。我在北京的工作是一家地产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像这样的工作，在当地是很难找到的。如果我三到四年的时间里间断工作，社保就也会间断。等我从那里回来，再就业也会有困难。而且会造成我们夫妻分离，这样既不人道，也不安全。我的孩子现在上初二，也不是回去马上就能上高中的，要参加当地的中考，还必须有当地的学籍。如果上初三才回去，很多当地的学校也不会接受。
我的孩子出生在北京，只回过两次老家，是为了办护照。在他还不知道北京户籍问题的时候，就写过一篇作文，叫作“我爱北京”。等他知道了户籍的事情，他又写了一篇作文，还被推上搜狐首页了，叫作“我仍然爱北京”。他从小成长的环境里，几乎就没有外地孩子。他熟悉北京的大街小巷，也熟悉北京的文化。对他来说，北京就是他的故乡。孩子的心是没有那么功利的，他想留在北京，纯粹就是对于故乡的热爱，一种对于生长的土地的热爱。他和那些北京的小朋友手拉手一起长大，而这一切就要在他初三的时候戛然而止。政策要让这个孩子背井离乡，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里去。不要说考卷的难易程度，教材的差异。就是那种被排斥感、不公平感，能否让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在情感上接受，都是问题。对他来说，让他回去参加中考，就是被贬损了，心灵被流放了。
我们都是凡夫俗子，会争取自己的利益。但现在人和人相互之间会歧视，是政策层面的不合理造成的，是“恶政”。户籍的限制是有历史积淀原因的，但是现在不但不修正这一点，还要再加固它，这就是鼓励已经歧视人的人再变本加厉地歧视人。这样做不利于民族团结。我们的先辈打江山、邓小平又做了改革开放，这些都是为了让中国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希望从我们这一代起，社会割裂，人民之间相互斗争。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仇视和仇杀的阴影里，我们希望有一个融合和和谐的社会，而不是谩骂、攻击、人与人之间正面交锋的社会。
我参加教育公平的维权活动，是因为我觉得教育公平要实现，我不能做一个旁观者，一个坐享其成的人。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我们心中美好的愿景，家长们可以不要为教育打得你死我活。政府对于教育可以投入再多一点。我们不要求所有的学校都能像各地市政府大楼一样豪华，里面都装空调。但是我们希望所有学校都能一样。北京的学校和外地的学校能一样，北京内部的学校也都一样。郊区和市中心的学校没有区别，所有学校都像人大附中那样享受一样优质的教育资源。我们希望我们的维权能够走下去，不仅为了开放异地高考、取消择校费，以后还能像张教授说的那样，教育资源丰富了之后，学校可以真正推行素质教育。
（3）讨论部分
两场演讲结束后，开始观众提问。一个观众问，教育公平问题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张说这个很难预测，社会的改革是各种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我就接着这个问题往下问。
我的问题是：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涉及一些根本的资源分配制度，就像您刚才所说，如果不考虑根本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平均的问题，为了解决某一部分人的燃眉之急而做出的“放开”的努力，可能反而是会在某一方面加剧不平等的。您刚才也提到，社会力量的兴起对于政府做出政策方面的改革是很重要的。那么怎样处理社会力量争取具体利益，和长远里维护整体公平和更为广泛的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从现在的一些情况判断，这两者之间可能是存在某些矛盾的。比如上海这次出台了积分制和A证C证的制度，客观上划分了非沪籍人群。工作比较好的、在经济和文化上有比较多资源的人可以跟着上海本地人一起享受“特权”，他们可能就不会再组织起来搞运动了；而那些在经济和文化资源上相对匮乏的人，又没有能力站起来为了自己的权益呼喊。从好的一方面看，上海的这个政策相对之前是更加放开了，惠及的人群更广了；但是从坏的一方面看，是不是说明社会里的教育公平运动更倾向于是一个扩大特权的运动，而不是一个主张普遍公民权利的运动？
张的回答（大意）：这个问题也是挺紧要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政府会把这条线划在哪里。今天前排做了四位家长，可能明天出台一个新的政策，就只有两位还会继续参与了，另外两位已经被划进去的家长就不再参与了。如果这个运动进行到一半就停止了，确实是有些悲哀的事。但是在中国，维权的事情就是能做成一点算一点，上海那边放开了一点，总比一点都不放开要来得好。稍微放开一点，就会给人看到希望。今天这些家长通过斗争获取了自己的权利，明天就会激励其他家长进一步参与这个运动，逐步把范围扩大。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逐步放开，也会让本地人更少反弹，因为他们会看到，政府并不是一下全部放开，而是有选择性地针对一批人放开，这样就不那么担心大批高考移民的问题了。
另一位家长发言。大意是说他的孩子在北京高考没办法报名，去老家黑龙江也没法报名，因为黑龙江那边报名需要有会考成绩。黑龙江的会考是高二就结束的，而北京的高考要到高三第二学期才开始。问黑龙江那边，说在北京参加了会考，明年三月再去黑龙江补报行不行。黑龙江那边说不行。这位家长情绪很激动，还提到了“教育在线”的节目主持人阿庆。说阿庆在节目里根本就没有了解清楚实际情况，指名道姓地攻击、诋毁她，说她完全可以回老家高考。这位家长说，当时在北京上高中也是政府允许的，现在就不让高考了。说是出新的规定，也没有丝毫音讯，一点都没有人性。张千帆说，应该年底就会出一个，现在已经是黎明前的黑暗了。还说如果真的造成不能报名的情况，可以对政府提起行政诉讼。针对“教育在线”的情况，也可以要求他们再做一期节目，邀请你们去，如果他们不答应，也可以对他们提起诉讼。
最后另一个非京籍家长发言，说到北京市政府行政态度恶劣，市教委对于普通的家长而言就是一个“黑箱”：外面人可以把信息扔进去，但是这个信息扔进去之后怎样被处理，有谁在处理，走到了什么程度，完全没有公开透明。就连一些基本的数据，比如中小学阶段有多少学生，有多少学校资源，都不肯公开。每年从小学毕业之后北京就不断流失很多孩子，他们与父母分离，成了留守儿童。政府宁愿那些已经开着的学校关掉、撤掉，也不让那些在北京但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上学，只考虑户籍人口的增减。八月份教育部出台文件，说让各省市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异地高考的方案。黑龙江已经出了新的政策，基本上就是按照我们家长设计的“随迁认定”方案实施的。上海出台了积分制。浙江也说，虽然现在方案还没有出来，但是将来出来之后会让符合条件的学生补报。这样家长就可以做一个决定，到底是要回原籍，还是要留在当地赌一把。而北京这里就是铁板一块，一点缝都没有开。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去教委上访，他们的工作人员只说“从我个人出发给你建议，为了不要耽误孩子，还是去原籍报考吧”。他个人说这个话到底代表什么呢？公务员在工作岗位上说话怎么还“从个人出发”呢？现在家长和家长之间这样闹得不可开交，根本原因就是政府。政府信息不公开，导致我们底下的民众只能互相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