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四大导师前言后记
21世纪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许多事情“迅速成为历史”，大师丛生的时代已然消逝。那些生活在20世纪的大师似乎有着“永远”的影响，却也成为“不合时宜”的人物，与今天的距离如同19世纪那般遥远。他们的身影逐渐遭到话语尘土的遮蔽。“把当下看成历史”，遂成为一种颇为学界认同的实用眼光。于是，不少有识之士痛切地看到，在这个高速运转的超级资讯时代，不少曾是“纯文学”的读者变成了热衷于话语娱乐的文化俗人；在商品社会的利益驱动下，不少学者、作家变成了在钱币中打滚的庸人。经典文化的原创性、神圣性与永恒性正遭到空前的消解，失重的话语变得轻盈起来，像泡沫一样被大量复制，堆积在日益膨胀的话语空间里。随着话语的碎片化和媚俗化，学者和作家的工作似乎已变得非常轻松和简单，无须“致虚极”、“守静笃”，也无须通过长期修炼达至一个人文学者所独具的灵性悟力与高贵激情，只需摭拾时下新兴的理论、新潮，然后将其纳入文化生产的专业流水线，用时兴套路将其整合为某种既定模式；或者沉浸在一种纯私人化的感觉空间里，从历史与当下生活中“拷贝”一些感觉和话语碎片，然后将其拼贴到“文本”中，藉以维系住一个与公众充分和解的现状。不少有识之士对当下学坛这种由人文精神衰颓而导致的普遍低迷势态，深感无奈和悲观。其实，这种“定见”未必就是“正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书籍的发行数量日益上升，颇有洛阳纸贵之势，这一点恐怕就连这些“先知先觉”的文化大哲们生前都未曾逆料到作为清华四大导师的王国维、陈寅恪，生前皆“寥落终怜吾道孤”，尝一再慨叹“至道终难求至解，横流只合问吾身”，用时下的话说，他们皆非引领潮流、赫赫扬扬的“公众”人物，惟其如此，他们生前的“寂寥”与身后的“热闹”，才变得更加耐人寻绎，才更足以表明：时间所具有的颠覆与“正名”的奇异力量真是不可思议：在它的面前，那些在时代的喧嚣声里最显眼、最时尚的往往与“不朽”相去甚远；而“永垂”的却是那些生前并“不求闻达”的超逸之士，他们倾尽毕生之力，抉发民族睿智，采汲异域精华，在文、史、哲诸多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蔚为近代学术之巨观。文史载笔，正宜大书深刻。
由是我们不能不深自惊叹，时间所积聚的能量一如山洪暴发，冲刷掉的只是腐土、沙砾，而那些坚硬挺拔的岩石反倒更加裎露出雄奇的英姿。从清华四大导师身上，我们不是分明看到了“岩石”那“雄奇的英姿”吗？因此，我们理应深信，时间确实具有筛选、淘洗的功能，它终究会将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留存下来。
让我们重新回到“清华国学研究院”，进一步深入了解与领悟清华四大导师作为一个“大师群”的个体风采、学术生涯、传承脉络、价值追寻、生存智慧以及深邃的人文意境，藉此不惟可以窥察百年中国学术思潮暨学术演化的宏观脉络，亦可为我们今天的文化自省、文化重建与教育体制的改革、人文精神的提升提供不竭的动力资源。笔者将罄力发掘蕴藏在大师们身上的价值内涵，并使他们在当代生活中不断地产生价值效应。
后记
拙著《蕙莸劫中国近代士阶层研究》出版后，照例购置百册，以贻同气；讵意以此为樗，竞成为我撰写此书的一大因缘。
话宜简捷。姚恋女士看到这部拙著，谬赏之下，遂约请我撰写《清华四大导师》。虑以此“活”太重，耗力太大，只好婉拒；这种“知难而退”，还基于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原因，即本人对“四大导师”素所钦敬；惟其如此，反倒不愿僭越，而宁肯作“看客”，让明达之士去深究(本人一向耽于“读”而惮于“作”；只是受制于以“量化”为考核标准的学院制度，不得不勉“作”而已)。至于后来之所以改变私衷，个中缘由，实未易一言以尽。要之，是姚女士的真诚与执着，使我终不忍“再拂美意”，决心命笔。
四大导师作为巨儒硕学，鸿才河泻，逸藻云翔，且风神各异：梁启超悍锐慷慨，锋发韵流，读其书颇能高大心志；王国维智慧天发，雅赡渊懿，于文史哲诸域多所创获；陈寅恪才雄学厚，论必考出，有每下一字泰山不移之概；赵元任天资卓荦，辞义双胜，于语言学领域堪称巨擘。若单独论列。其中每一位都足可写成若干部厚厚的学术专著。如今却要将四大导师萃于一编，且以30万字为限，方寸以纳须弥，可谓戛戛乎难哉！沉潜在“书似青山常乱叠”的书斋，一段时间下来，欲罢不忍，欲进不能；此时，我已然宿命般地成为胡适所说的“只能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
在我的有限著述中，这本书无疑写得最吃力，也最费时；几乎很少感到“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的“心手双畅”，大多是“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之所以如此，原因固非一端(汶川地震，接着是家父去世，再为奥运盛会召开，其间大悲大喜的情绪落差，都不免使写作大受影响)；而学识所限，则是制约写作进度的一大要因。四大导师对经史典籍熟极而流，且邃于西学，所发之言，通透明睿，洵非时下腹笥寒伧者所能望其向背。面对四大导师用天才和智慧所建构的奕奕煌煌的文本，本人每感局促不安，自愧谫陋渺小，安能权衡所裁，绳其必当。
尽管在学问上自知无法比肩前贤，但在心境上，却自觉颇能与前贤相通。四大导师皆厕身于一种特殊的时代场域之中，感国事之蜩螗，伤文化之裂灭，下瞰兹世，深怀伤悯，自不待言。四大导师对人生、对时弊、对他们情所独钟的教育问题所发出的种种感慨，不惟鞭辟入里，精光四溢，亦正符契我本人的感性体悟。环顾今日，道脉丝悬，举世混浊，钝置心法，四大导师深忧痛慨的所谓“当下”，不正是今日的“现实”吗？至若笔者所厕身的高校，时下万人如海，各有神通，笔者作为一介不合时宜的畸士，正可一米藏仓。但在“病梅馆”中羁勒捆束太久，触境生感，颇觉哀乐无端：“一雪助梅添朔气，几人倚竹抱初心”、“而今荣利千帆北，自古云涛万马东”、“如潮物欲将横绝，似土文章合自珍”，上述拙句，正是本人寂寞之心的外现。独立苍茫，怅望千秋，万端忧思，谁可与诉？此种砭入肌骨的孤独，使我与四大导师的心魂相契相通，并从中获致一种“道不孤”的巨大慰藉；易言之，正是赖于天生的一点清气、倔气、狂气，才葆全了本人学以养心鄙弃作秀的纯粹与超然，日夕优游驰心于学问海中，超然独往，且以入道见道抑且证道弘道而自励自期，不亦快哉！
目前，“全球一体化”的提法颇为盛行，这使得不少人文学者以为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危机和问题：用一种所谓“新”方法解释“旧”问题，遂构成当代的“显学”。但这本身就大可怀疑，它其实只是西方学者全球文化支配欲望的一部分。事实上，每一个国家与民族所面临的具体问题都是各不相同的。我国自1990年代以降，改革开放的大潮如激浪排空，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由于难以占据社会舞台的中心而纷纷“走向边缘”，主体的失落使得这一群体自身充满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尤其是，在传统已然无法发挥昔日的“价值优势”的时下，所谓圣言传播与悲壮情怀，对当今的士人来说，已愈益显得迂阔与空疏，甚至连献身方式都难以找到基于这一现实语境，如何深入发掘四大导师的价值内涵、学术精髓与人文意蕴，进而高擎他们手中的文化圣焰，让他们的精神爝火彻照于日益贫瘠的人文领地，这理应为每一个有志之士的“正识”，也是笔者撰写此书的旨归所在。
又，四大导师作为学术大师，自有昭垂千古的遗则在焉。所谓治学，不是浮游无根的高谈阔论(所谓“六经注我”)，不是脱离现实人文关怀的格义实证，更不是单纯地搬弄材料，征引文献，考索章句，所谓训诂而后方明义理(“我注六经”)，而是先明义理而后藉学术之手段以贯通其说i说到底，也是基于“识”正因心中有“识”，方能达致王国维先生所谓“不悬目的而目的自生”的境界。进一步说，在学术研究中，重要的不是“术”，而是万卷蟠胸、透骨入髓的“通识”；缘此，故能在各种材料的错综纷纭中，寻众说之窍要，察诸家之异同，然后奏刀析理，浸成通识定论。又，四大导师皆为才华骞举的大诗人，但他们一入森森黉宇，尽弃昔日风华，硁硁自守其青灯黄卷的枯淡生涯。对此，不少学者颇感困惑。其实，就四大导师而论，皆为“灵、智、慧”兼具的尤物。为学固当用智；但对大学者来说，这种“智”往往转化为锐利的思想穿透力；与此同时，若辅以诗家之灵悟，则万物于学人之眼中无不著诗之色彩：此即王荆公所谓“盖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苟能如此，径凑单微，则必能体道于玄眇幽邃之域，恍兮惚兮，遂与道合：更能融通综赅，万取一收，“独标胜义于众家之表”。四大导师之所以能精进不已，臼新其业，其窍要大抵在此。倘无灵智的烛照，诗性的妙悟，所谓学术研究，便只能是一种拾遗补阙的“末技”；末世穷年，不过～饾饤陋儒而已。
以上所言，皆为笔者在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感悟(事实上远不止此)。当然，感悟最多的，还是大学的教育改革问题，这大概与笔者多年来“身临其境”有关。依我看，四大导师的授学方式、办学宗旨、教育理念、人文追寻，在今日仍有着足资借鉴的当代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大导师既属于“旧”式人物，却又那样地“新”；他们厕身在那样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身上却有着那样多“不变”的、挹之无穷的东西，其历久弥新的恒久魅力即在于此。缘此，我总觉得“四大导师”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遥远，他们以其至大至刚的天地正气，至善至纯的文化良知，仍在警示着这个物欲汹汹的时代。
感谢姚女士！若无她的策励，我绝无可能选择这样一个恢宏、艰深的课题：窃以为人有时真的需要一点实实在在的压力，这可以使生命从一种“沉沦”状态中擢拔出来，从而使自身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
书既成，依循惯例，理当撰一“序言”以“合体”。借此“发言”机会，姑漫记成书之缘由，聊述作意，亦兼记停云落月之思。至于此书本身，逞私智而错用心者，皆或难免，疵谬之处，若蒙读者不吝赐正，无任企祷。
邵盈午
2008年11月18日于古彭辜兰簃
由是我们不能不深自惊叹，时间所积聚的能量一如山洪暴发，冲刷掉的只是腐土、沙砾，而那些坚硬挺拔的岩石反倒更加裎露出雄奇的英姿。从清华四大导师身上，我们不是分明看到了“岩石”那“雄奇的英姿”吗？因此，我们理应深信，时间确实具有筛选、淘洗的功能，它终究会将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留存下来。
让我们重新回到“清华国学研究院”，进一步深入了解与领悟清华四大导师作为一个“大师群”的个体风采、学术生涯、传承脉络、价值追寻、生存智慧以及深邃的人文意境，藉此不惟可以窥察百年中国学术思潮暨学术演化的宏观脉络，亦可为我们今天的文化自省、文化重建与教育体制的改革、人文精神的提升提供不竭的动力资源。笔者将罄力发掘蕴藏在大师们身上的价值内涵，并使他们在当代生活中不断地产生价值效应。
后记
拙著《蕙莸劫中国近代士阶层研究》出版后，照例购置百册，以贻同气；讵意以此为樗，竞成为我撰写此书的一大因缘。
话宜简捷。姚恋女士看到这部拙著，谬赏之下，遂约请我撰写《清华四大导师》。虑以此“活”太重，耗力太大，只好婉拒；这种“知难而退”，还基于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原因，即本人对“四大导师”素所钦敬；惟其如此，反倒不愿僭越，而宁肯作“看客”，让明达之士去深究(本人一向耽于“读”而惮于“作”；只是受制于以“量化”为考核标准的学院制度，不得不勉“作”而已)。至于后来之所以改变私衷，个中缘由，实未易一言以尽。要之，是姚女士的真诚与执着，使我终不忍“再拂美意”，决心命笔。
四大导师作为巨儒硕学，鸿才河泻，逸藻云翔，且风神各异：梁启超悍锐慷慨，锋发韵流，读其书颇能高大心志；王国维智慧天发，雅赡渊懿，于文史哲诸域多所创获；陈寅恪才雄学厚，论必考出，有每下一字泰山不移之概；赵元任天资卓荦，辞义双胜，于语言学领域堪称巨擘。若单独论列。其中每一位都足可写成若干部厚厚的学术专著。如今却要将四大导师萃于一编，且以30万字为限，方寸以纳须弥，可谓戛戛乎难哉！沉潜在“书似青山常乱叠”的书斋，一段时间下来，欲罢不忍，欲进不能；此时，我已然宿命般地成为胡适所说的“只能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
在我的有限著述中，这本书无疑写得最吃力，也最费时；几乎很少感到“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的“心手双畅”，大多是“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之所以如此，原因固非一端(汶川地震，接着是家父去世，再为奥运盛会召开，其间大悲大喜的情绪落差，都不免使写作大受影响)；而学识所限，则是制约写作进度的一大要因。四大导师对经史典籍熟极而流，且邃于西学，所发之言，通透明睿，洵非时下腹笥寒伧者所能望其向背。面对四大导师用天才和智慧所建构的奕奕煌煌的文本，本人每感局促不安，自愧谫陋渺小，安能权衡所裁，绳其必当。
尽管在学问上自知无法比肩前贤，但在心境上，却自觉颇能与前贤相通。四大导师皆厕身于一种特殊的时代场域之中，感国事之蜩螗，伤文化之裂灭，下瞰兹世，深怀伤悯，自不待言。四大导师对人生、对时弊、对他们情所独钟的教育问题所发出的种种感慨，不惟鞭辟入里，精光四溢，亦正符契我本人的感性体悟。环顾今日，道脉丝悬，举世混浊，钝置心法，四大导师深忧痛慨的所谓“当下”，不正是今日的“现实”吗？至若笔者所厕身的高校，时下万人如海，各有神通，笔者作为一介不合时宜的畸士，正可一米藏仓。但在“病梅馆”中羁勒捆束太久，触境生感，颇觉哀乐无端：“一雪助梅添朔气，几人倚竹抱初心”、“而今荣利千帆北，自古云涛万马东”、“如潮物欲将横绝，似土文章合自珍”，上述拙句，正是本人寂寞之心的外现。独立苍茫，怅望千秋，万端忧思，谁可与诉？此种砭入肌骨的孤独，使我与四大导师的心魂相契相通，并从中获致一种“道不孤”的巨大慰藉；易言之，正是赖于天生的一点清气、倔气、狂气，才葆全了本人学以养心鄙弃作秀的纯粹与超然，日夕优游驰心于学问海中，超然独往，且以入道见道抑且证道弘道而自励自期，不亦快哉！
目前，“全球一体化”的提法颇为盛行，这使得不少人文学者以为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危机和问题：用一种所谓“新”方法解释“旧”问题，遂构成当代的“显学”。但这本身就大可怀疑，它其实只是西方学者全球文化支配欲望的一部分。事实上，每一个国家与民族所面临的具体问题都是各不相同的。我国自1990年代以降，改革开放的大潮如激浪排空，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由于难以占据社会舞台的中心而纷纷“走向边缘”，主体的失落使得这一群体自身充满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尤其是，在传统已然无法发挥昔日的“价值优势”的时下，所谓圣言传播与悲壮情怀，对当今的士人来说，已愈益显得迂阔与空疏，甚至连献身方式都难以找到基于这一现实语境，如何深入发掘四大导师的价值内涵、学术精髓与人文意蕴，进而高擎他们手中的文化圣焰，让他们的精神爝火彻照于日益贫瘠的人文领地，这理应为每一个有志之士的“正识”，也是笔者撰写此书的旨归所在。
又，四大导师作为学术大师，自有昭垂千古的遗则在焉。所谓治学，不是浮游无根的高谈阔论(所谓“六经注我”)，不是脱离现实人文关怀的格义实证，更不是单纯地搬弄材料，征引文献，考索章句，所谓训诂而后方明义理(“我注六经”)，而是先明义理而后藉学术之手段以贯通其说i说到底，也是基于“识”正因心中有“识”，方能达致王国维先生所谓“不悬目的而目的自生”的境界。进一步说，在学术研究中，重要的不是“术”，而是万卷蟠胸、透骨入髓的“通识”；缘此，故能在各种材料的错综纷纭中，寻众说之窍要，察诸家之异同，然后奏刀析理，浸成通识定论。又，四大导师皆为才华骞举的大诗人，但他们一入森森黉宇，尽弃昔日风华，硁硁自守其青灯黄卷的枯淡生涯。对此，不少学者颇感困惑。其实，就四大导师而论，皆为“灵、智、慧”兼具的尤物。为学固当用智；但对大学者来说，这种“智”往往转化为锐利的思想穿透力；与此同时，若辅以诗家之灵悟，则万物于学人之眼中无不著诗之色彩：此即王荆公所谓“盖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苟能如此，径凑单微，则必能体道于玄眇幽邃之域，恍兮惚兮，遂与道合：更能融通综赅，万取一收，“独标胜义于众家之表”。四大导师之所以能精进不已，臼新其业，其窍要大抵在此。倘无灵智的烛照，诗性的妙悟，所谓学术研究，便只能是一种拾遗补阙的“末技”；末世穷年，不过～饾饤陋儒而已。
以上所言，皆为笔者在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感悟(事实上远不止此)。当然，感悟最多的，还是大学的教育改革问题，这大概与笔者多年来“身临其境”有关。依我看，四大导师的授学方式、办学宗旨、教育理念、人文追寻，在今日仍有着足资借鉴的当代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大导师既属于“旧”式人物，却又那样地“新”；他们厕身在那样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身上却有着那样多“不变”的、挹之无穷的东西，其历久弥新的恒久魅力即在于此。缘此，我总觉得“四大导师”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遥远，他们以其至大至刚的天地正气，至善至纯的文化良知，仍在警示着这个物欲汹汹的时代。
感谢姚女士！若无她的策励，我绝无可能选择这样一个恢宏、艰深的课题：窃以为人有时真的需要一点实实在在的压力，这可以使生命从一种“沉沦”状态中擢拔出来，从而使自身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
书既成，依循惯例，理当撰一“序言”以“合体”。借此“发言”机会，姑漫记成书之缘由，聊述作意，亦兼记停云落月之思。至于此书本身，逞私智而错用心者，皆或难免，疵谬之处，若蒙读者不吝赐正，无任企祷。
邵盈午
2008年11月18日于古彭辜兰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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