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声声中渐行渐远的东林书院
每每经过东林书院，所能见的，仅是车水马龙中，静静伫立道旁的一座小小石坊，虽然突兀，却从不曾想去观瞻一番，有时候会觉得很奇怪，这座现今如大工地一般的江南小城，连书报亭也无容身之处，却有着近代历史上最为著名亦影响最为深远的东林书院。
还是要从那幅千古名联谈起。
一，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顾宪成于1604年重修北宋杨时所创的东林书院，并撰写了这幅对联，但却不知也由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极为悲壮的一段公案。黄仁宇先生对于东林党人的产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曾有这样的解释：
“有一部分文官，即以后被称为东林党的人，发愤要力挽狂澜。他们的理想是，精神上的领导力量可以在皇帝的宝座之外建树。他们从小熟读《四书》和朱高的注释，确认一个有教养的君子决无消极退让和放弃职责的可能，需要的是自强不息的奋斗。这些以君子自诩的人物，不论在朝在野，总是标榜自己的品德，而指斥和他们不合的为小人。”
张居正在任时推行“万历新政”，几乎仅凭一己之力，挽大明于危亡，无愧为最伟大的政治家，但是接手一个天才的工作，其难度之大，显而易见。后张居正时代的大明王朝，首先是皇帝因立嗣而开始的消极怠工，然后是几乎停滞而仅靠惯性运作的政府机构，锐意创新在这个政府中消失了，但是贪腐与渎职，却如病毒般蔓延，而身处江南，衣食无忧的士绅，便开始了一轮新的奋斗。
顾宪成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历朝看破官场腐败的人如果不愿同流合污，大多会选择归隐山林，去做他的闲云野鹤，但是，深受程朱理学熏陶，又近有王阳明做榜样的顾宪成，却选择在书院议政，有官方背景，又颇有声望的他，便开创了东林议政之风。从现代角度看来，没有高度的行政效率，政府的行政职能所能依靠的，就仅仅剩下道德观念了，历朝历代大抵如是，于是，提倡以个人修养为准则来衡量政事，来标榜自身的思想，也就成了东林议政的核心，而这同时，也为后世埋下了祸根，天启朝党争的风波，多在于评价个人素质而全然不顾现实情况。
不幸的是，他们遇到的对手叫做魏忠贤。
二，
天启初年，首辅叶向高也是东林党人，但是与皇帝的乳娘客氏相互勾结的魏忠贤，迅速把握了朝政，并且利用手中的东厂与锦衣卫，严密把控反对者。而此时的东林党人，遍布朝野，迅速开始了抗争。
在这段纷争中，东林党人集体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便是东林书院乃至东林党人的影响直至今日的根本。那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呢？
“涟今死杖下矣！痴心报主，愚直仇人；久拼七尺，不复挂念。不为张俭逃亡，亦不为杨震仰药，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杨涟。
杨涟下狱之后所经历的严刑，残酷至极，就是在其死后，魏忠贤还取出喉骨，焚之而后快。虽然即使就在这个时候，东林党人行事也有失偏颇，而魏忠贤主政也并不是全无建树，但是，杨涟等人身负之正气，已足以浩然天地间了，这是文人的正气啊！
千百年来，国人所一直激赏的，但却又极度缺失的正气，在明末，被集体呈现了。自屈原开始，这样的人物都被不断的歌颂着，如苏武，岳飞，文天祥等等，但是，没有哪一个时代会有如明末这样出现的如此密集，这也正说明，东林书院之风，对当时影响之深远，而正因此而更显可贵。
东林党人的另一个代表人物高攀龙，在锦衣卫前往捉拿之际，投水自尽，而他于投水之前，不忘嘱咐家人料理锦衣卫的盘缠，忠诚至此，也算是独一份了。反观政府，对于这样的官员竟不遗余力的扫除，灭亡之日也就不远了。
但是，虽然其正，其忠足以光耀千秋，其弊却同样不能忽视。明朝后期最重要的宁远战场主帅更替频繁，也正是因为党争的缘故，导致军事政策无法延续，军事行动无法协调，最终酿成千古遗恨，而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也只能是功败垂成。可追究其原因，却又那么无足轻重。如袁崇焕，就因为魏忠贤主政期间为其建造生祠，而诬为阉党，可在今日看来，这仅仅是寻求支持的一点点手段罢了。东林党人对官员个人品质的要求，已过于苛刻，就如同顾诚先生《南明史》所言，“东林人士是“君子”，与东林异调者为“小人””，全然不顾实情，此一条，为祸甚广。
三，
亡明未是东林罪,为有书生作党魁。---梁启超
进入崇祯年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的大车，已是深陷泥沼，行将覆没了。
关于明朝的覆亡，掺杂着许多必然偶然的原因，明末各种势力交替登场，李自成，张献忠，吴三桂，多尔衮，甚至是鼠疫，但大多数人都同意党争对明政府的正常运作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与阉党争斗的之前之后，东林党人也和浙党，楚党，齐党，陕党等等，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斗，原因亦仅在于非东林而已。
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夏允彝《幸存录》
作为复社与几社的成员，他们在当时就看出东林人的局限性，虽然他们的主体思想也是继承了东林党的衣钵的。所以说，书生的视野有其相当的局限性。虽然历代也有一些特殊的人，如北宋名相范仲淹，南宋采石矶之战的领导者虞允文，如大明圣贤，堪称全能大儒的王守仁。但是就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有的文官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却可以领导仓粹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杀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顾况暑疫疾，和民夫同饮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胁下抢救危险的河堤。这些好处当然不应抹杀，然则它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紧急情况一起出现。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家。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但是可悲的是，在前有孔孟，中有董仲舒，后有程朱的封建王朝更迭中，我们恰恰是依赖于此。而此时，在明末，却没有这样杰出的人物出现了，于是，东林党人及其继承者，所能书写的，只有悲壮的抗争。
我为朝廷大臣，岂肯偷生为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史可法
作为左光斗的弟子，史可法于扬州兵败殉国，也算是东林党人及其继承者在大明覆亡时期的一个典范了，其他的如陈子龙，夏完淳，张煌言等等，不可尽数，在捍卫大明的战斗，先后舍身，也可视为东林党人忠贞的完美诠释。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群东林党人的拥趸，他们的抗争延续到清初并有更深刻的发展。
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提及东林党人后期的两个领袖人物，刘宗周与黄道周，“他们“守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世无补。”确实，在南明小朝廷短暂的抗争过程中，这些大儒尽显迂腐而不能与敌人争锋于沙场，但是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来抗争，刘宗周绝食近两旬而死，而顾炎武，黄宗羲等，则将抗争延续，以至于后来严格的思考，审视明朝败亡的原因，乃至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源。
不过，局限性还是显而易见。黄宗羲对于夏允彝的谴责，是如此回答：“夫筹边制寇之实着，在亲君子远小人而已。”这也是历史的局限。
四，
还有一群特殊的人。
前段时间，曾有一部小众电影《柳如是》上映，其中自然不能回避陈子龙与钱谦益，电影从女性的角度描述钱谦益投敌变节的事实，也掺杂了现代人的角度，言及钱的投敌，其动机是不可以演绎另一个“扬州十日”，以致于保护中华民族文脉的延续，但也没有回避钱“水太冷”的怯懦，但我觉得，倒可以简单一些，文人之中，自古节气与懦弱一直并生，有那么一群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者，自然会有一批源于求生本性而屈服的人，个中不乏钱谦益，吴伟业等文化大家。
我们不能苛责古人，试想如果我们面临这样的危亡，又能怎样？但是，他们没能延续中华文脉，反而使得东林党运动最终落幕。
五，
东林党人于抗清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英勇，可以用文天祥的一句话来概括：
父不幸有疾，虽明知不可为，岂有不下药之理？尽吾心焉，不可救，则天命也。
东林党诞生于江南，明末抗争激烈的，也集中存在于江南，这里并不贫穷，民风也不彪悍，但是这些人，却为了道德而前仆后继，堪称中国文化的最后的抗争，为中华民族的命脉和中华文化的命脉延续，做着无力的抗争。
今日的东林书院，斜阳下，一抹残红依旧。。。。。。
还是要从那幅千古名联谈起。
一，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顾宪成于1604年重修北宋杨时所创的东林书院，并撰写了这幅对联，但却不知也由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极为悲壮的一段公案。黄仁宇先生对于东林党人的产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曾有这样的解释：
“有一部分文官，即以后被称为东林党的人，发愤要力挽狂澜。他们的理想是，精神上的领导力量可以在皇帝的宝座之外建树。他们从小熟读《四书》和朱高的注释，确认一个有教养的君子决无消极退让和放弃职责的可能，需要的是自强不息的奋斗。这些以君子自诩的人物，不论在朝在野，总是标榜自己的品德，而指斥和他们不合的为小人。”
张居正在任时推行“万历新政”，几乎仅凭一己之力，挽大明于危亡，无愧为最伟大的政治家，但是接手一个天才的工作，其难度之大，显而易见。后张居正时代的大明王朝，首先是皇帝因立嗣而开始的消极怠工，然后是几乎停滞而仅靠惯性运作的政府机构，锐意创新在这个政府中消失了，但是贪腐与渎职，却如病毒般蔓延，而身处江南，衣食无忧的士绅，便开始了一轮新的奋斗。
顾宪成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历朝看破官场腐败的人如果不愿同流合污，大多会选择归隐山林，去做他的闲云野鹤，但是，深受程朱理学熏陶，又近有王阳明做榜样的顾宪成，却选择在书院议政，有官方背景，又颇有声望的他，便开创了东林议政之风。从现代角度看来，没有高度的行政效率，政府的行政职能所能依靠的，就仅仅剩下道德观念了，历朝历代大抵如是，于是，提倡以个人修养为准则来衡量政事，来标榜自身的思想，也就成了东林议政的核心，而这同时，也为后世埋下了祸根，天启朝党争的风波，多在于评价个人素质而全然不顾现实情况。
不幸的是，他们遇到的对手叫做魏忠贤。
二，
天启初年，首辅叶向高也是东林党人，但是与皇帝的乳娘客氏相互勾结的魏忠贤，迅速把握了朝政，并且利用手中的东厂与锦衣卫，严密把控反对者。而此时的东林党人，遍布朝野，迅速开始了抗争。
在这段纷争中，东林党人集体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便是东林书院乃至东林党人的影响直至今日的根本。那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呢？
“涟今死杖下矣！痴心报主，愚直仇人；久拼七尺，不复挂念。不为张俭逃亡，亦不为杨震仰药，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杨涟。
杨涟下狱之后所经历的严刑，残酷至极，就是在其死后，魏忠贤还取出喉骨，焚之而后快。虽然即使就在这个时候，东林党人行事也有失偏颇，而魏忠贤主政也并不是全无建树，但是，杨涟等人身负之正气，已足以浩然天地间了，这是文人的正气啊！
千百年来，国人所一直激赏的，但却又极度缺失的正气，在明末，被集体呈现了。自屈原开始，这样的人物都被不断的歌颂着，如苏武，岳飞，文天祥等等，但是，没有哪一个时代会有如明末这样出现的如此密集，这也正说明，东林书院之风，对当时影响之深远，而正因此而更显可贵。
东林党人的另一个代表人物高攀龙，在锦衣卫前往捉拿之际，投水自尽，而他于投水之前，不忘嘱咐家人料理锦衣卫的盘缠，忠诚至此，也算是独一份了。反观政府，对于这样的官员竟不遗余力的扫除，灭亡之日也就不远了。
但是，虽然其正，其忠足以光耀千秋，其弊却同样不能忽视。明朝后期最重要的宁远战场主帅更替频繁，也正是因为党争的缘故，导致军事政策无法延续，军事行动无法协调，最终酿成千古遗恨，而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也只能是功败垂成。可追究其原因，却又那么无足轻重。如袁崇焕，就因为魏忠贤主政期间为其建造生祠，而诬为阉党，可在今日看来，这仅仅是寻求支持的一点点手段罢了。东林党人对官员个人品质的要求，已过于苛刻，就如同顾诚先生《南明史》所言，“东林人士是“君子”，与东林异调者为“小人””，全然不顾实情，此一条，为祸甚广。
三，
亡明未是东林罪,为有书生作党魁。---梁启超
进入崇祯年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的大车，已是深陷泥沼，行将覆没了。
关于明朝的覆亡，掺杂着许多必然偶然的原因，明末各种势力交替登场，李自成，张献忠，吴三桂，多尔衮，甚至是鼠疫，但大多数人都同意党争对明政府的正常运作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与阉党争斗的之前之后，东林党人也和浙党，楚党，齐党，陕党等等，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斗，原因亦仅在于非东林而已。
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夏允彝《幸存录》
作为复社与几社的成员，他们在当时就看出东林人的局限性，虽然他们的主体思想也是继承了东林党的衣钵的。所以说，书生的视野有其相当的局限性。虽然历代也有一些特殊的人，如北宋名相范仲淹，南宋采石矶之战的领导者虞允文，如大明圣贤，堪称全能大儒的王守仁。但是就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有的文官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却可以领导仓粹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杀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顾况暑疫疾，和民夫同饮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胁下抢救危险的河堤。这些好处当然不应抹杀，然则它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紧急情况一起出现。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家。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但是可悲的是，在前有孔孟，中有董仲舒，后有程朱的封建王朝更迭中，我们恰恰是依赖于此。而此时，在明末，却没有这样杰出的人物出现了，于是，东林党人及其继承者，所能书写的，只有悲壮的抗争。
我为朝廷大臣，岂肯偷生为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史可法
作为左光斗的弟子，史可法于扬州兵败殉国，也算是东林党人及其继承者在大明覆亡时期的一个典范了，其他的如陈子龙，夏完淳，张煌言等等，不可尽数，在捍卫大明的战斗，先后舍身，也可视为东林党人忠贞的完美诠释。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群东林党人的拥趸，他们的抗争延续到清初并有更深刻的发展。
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提及东林党人后期的两个领袖人物，刘宗周与黄道周，“他们“守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世无补。”确实，在南明小朝廷短暂的抗争过程中，这些大儒尽显迂腐而不能与敌人争锋于沙场，但是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来抗争，刘宗周绝食近两旬而死，而顾炎武，黄宗羲等，则将抗争延续，以至于后来严格的思考，审视明朝败亡的原因，乃至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源。
不过，局限性还是显而易见。黄宗羲对于夏允彝的谴责，是如此回答：“夫筹边制寇之实着，在亲君子远小人而已。”这也是历史的局限。
四，
还有一群特殊的人。
前段时间，曾有一部小众电影《柳如是》上映，其中自然不能回避陈子龙与钱谦益，电影从女性的角度描述钱谦益投敌变节的事实，也掺杂了现代人的角度，言及钱的投敌，其动机是不可以演绎另一个“扬州十日”，以致于保护中华民族文脉的延续，但也没有回避钱“水太冷”的怯懦，但我觉得，倒可以简单一些，文人之中，自古节气与懦弱一直并生，有那么一群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者，自然会有一批源于求生本性而屈服的人，个中不乏钱谦益，吴伟业等文化大家。
我们不能苛责古人，试想如果我们面临这样的危亡，又能怎样？但是，他们没能延续中华文脉，反而使得东林党运动最终落幕。
五，
东林党人于抗清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英勇，可以用文天祥的一句话来概括：
父不幸有疾，虽明知不可为，岂有不下药之理？尽吾心焉，不可救，则天命也。
东林党诞生于江南，明末抗争激烈的，也集中存在于江南，这里并不贫穷，民风也不彪悍，但是这些人，却为了道德而前仆后继，堪称中国文化的最后的抗争，为中华民族的命脉和中华文化的命脉延续，做着无力的抗争。
今日的东林书院，斜阳下，一抹残红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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