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目的不是将谁打败
写作的目的不是将谁打败
王西平
我们今天开这个会，所探讨的话题很大，甚至有宿命的感觉。所以在接到这个命题时，我就倍感压力。但是我相信刀刀之所以将诗歌的出口问题摆出来让大家讨论，自然有他的道理。
我想，诗歌的出口，说到底还是诗人在写作时所秉承的原则问题，那就是如何抑制诗人与生俱来的约架行径，如何卸下所有的精神枷锁，即抛弃所谓的沉重感，如何坚守属于自我的写作方式，以及对诗歌难度的不懈追求。这才是关键。
诗人“约架”无非有两种行径，要么约口架，要么大动干戈。日常中常见的是约口架，表面上看似是文人相轻，实则在于党羽之争。2011年动车事件期间，因“灾难面前诗人是否应该有所担当”这一话题，我与某诗人在网络上展开了争辩。争辩无可厚非，不存在谁是谁非，而且诗坛上永远没有法庭。但是最令人胆寒的是，我看到了一些隐匿在这个党羽背后的庞大系统，一开战，即各种张牙舞爪妖魔鬼怪的人突然闪现，大有治寡人于死地的劲头。更有一些枝节末梢的人，变脸神速，或明或暗变着花样实施攻击，几乎在不同角落同时出现，扮演“下流人、无耻之徒、虚假的证人、告密者”以及游手好闲的流氓。这使得我第一次意识到圈子的可怕性，如果一味地坚持下去，就是一种愚蠢的文学冒险。
我相信有一种诗人，生来就有一种分裂的心理。这不仅仅体现在圈与圈之间，也源于一些“内圈的闲言碎语、分裂和谩骂的习惯”。比如在布列东为首的超现实主义团队内，从来不乏粗话与侮辱。例如艾吕雅就曾这样攻击阿尔托：“今天，这只令人作呕的狗令我们恶心得要吐……我们不明白，这个已发出臭味的尸体，为何还要等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
与打口水战相比，真正动手起来，却时常显得无比可爱，据说诗人梁宗岔是个爱打手的“贱坯子”。
但是不是所有的打架，都是可爱的。在中国举办诗会，总会充满火药味，总会有个别人被揍得鼻青脸肿。然而当打架升级为兵刃相见，却更显得直接、残酷，甚至为此丢掉性命。比如普希金和莱蒙蒙托夫都是因与宪兵队长和军官决斗，最终命归黄泉。
不可否认，约架现象的背后，结集着一拔小众诗人，他们总是在一种反复的演进、移植、裂变，甚至杂交中进行着“一个人的文本运动”。不论如何，这种实践只是显形的，我更感兴趣的是内在精神的折射。
诗歌要突围，说到底要寻找出口，诗人得卸下所有的圈子势力和精神枷锁，即抛弃所谓的沉重感。
卡尔维诺在他的创作中一向提倡“减少沉重”。减少人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城市的沉重感，并设法寻求和谐。但“减少沉重”是有风险的，稍有不慎便有向“低俗”下滑的可能。对此，被誉为美国60年代广告创作革命代表人物之一李奥贝纳告诫说：如果你要写废话，也要写得像样，不要写得低俗。
对于这样的“不良”行为，我似乎早有察觉，事实上用巴尔特的理论来评定的话，每个诗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卷入所谓的“同谋关系”。如果真是这样，你将如何做出有力的辩护，从而为自己“正身”呢？我想与其抗挣，不如束手就擒。
如何抵制诗歌的下滑，我这里有一个反面的例子。
前不久有一位叫蔌弦诗人，在微博上给他的朋友刀刀写了一首赠诗。他说，我用两分钟写一首诗，告诉你们，我是如何速成一名湿人的。诗歌的内容我就不讲了，相信刀刀比我更有印象。看到这首诗后，我当即留言表示，现在好多诗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我认为作为反面教材，这首诗值得珍藏。现在大家明白了，我所说的反而教材，就是将它引到今天这个讲话中来。我的意思是说，蔌弦正是用实际行为，实践与挑战了李奥贝纳的废话底线。
如何抵制诗歌的下滑，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升写作的难度。
口语诗有没有难度？我说有。但将口语写出难度的诗人中国有没有，我不能说没有。虽然我不写口语，并不意识着我不尊重写口语诗的诗人。
从另一个角度讲，提升写作难度，意味着对语言的探索。
有一段时期我见臧棣在其微博上大力吹捧王敖，我不以为然。王敖真是那种“已经走在语言的前面”的人吗？他真能“独自一人形成一种诗歌传统？”但是有一次我读到王敖的新绝句一组，心头重重一震，瞬间对臧棣话深信不疑。在我看来，写动情诗，王敖并不足以见功夫，但是对语言恰如其分地运用，对凛冽之物的温情处理，对传统长短句再造制，王敖可谓上上者。
至今，我依然感叹像西川、柏桦、以及臧棣等诗人的勤奋，更佩服他们对语言的探索精神。
现在，我越来越发现一些人或明或暗地对我实施指责和对语言探索的阻挠。对此我不以为然，上海诗人聂广友也有同感，他说，写诗的目的，不是将谁打败。每个人获得力量的角度（来源）都不一样。在他看来，对角度的真实获得是诗人最大的命运，如果确实获得了角度，有深刻的触动，作者从它身上能收获一种根本的有效性，就不要管读者，屈服于读者可能会获取一些廉价的赞美，但从作者整个创作来说，却是巨大的伤害。
最后，我谈一点。这是一个由80后诗人组织的会，而且今天也来了不少80后诗人。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我就顺便谈谈对这个群体的看法吧。
80后这代人，正当生存的时代剥夺了他们内心的东西，比如浪漫，价值观念破产，以及自由主义的死亡。而这一代的诗人，绝望与野心混和在一起，中国传统诗歌想象力的来源，却由于各种原因在他们这里已经濒临枯竭。许多人自从识事辨物的那天起，就突然降低了具有价值的行动能力，从而导致他们的进步显得无比虚幻。
但这并非绝望，长辈们没有尝试变换角度去审计他们，由于种种原因，80后诗人已经学会了用语言来翻译世界，让更多的人通过他们的准则来看待其周围的有别于现实世界的第二世界。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他们受挤压的诗性显现出来，被现实剥夺了的复又归位。
在我看来，已经有不少80后诗人实现了“复又归位”的蜕变，比如刀刀，他的进步有目共睹。除此之外，我比较欣赏杨庆祥，还有王东东，诗与诗评俱佳。尤其杨庆祥，我曾戏称他为三栖诗人，他还涉猎小说评论，前不久他的一篇《"80后"批评家应关注同代作家》引起了广泛关注。
即使我们发现，70、80后诗人的存在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其自我强行入史的动机，以及从上辈们那里承袭下来的诟病，比如结营私党，内部狂欢，甚至有一些人，写诗却是为了游说别人阅读他自己和团党的作品。也有一些诗人，天生就能干，由于团体操作上过于活跃，从而使得诗人品质不断下降，以至于最终失去了生气。低劣的目的必然产生低劣的成果，这样的教训比比皆是。
说到底，写诗的目的不是将谁打败，诗歌的出路，完全在于个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开放式的表达。
（此文为第五届中原诗会发言稿）
王西平
我们今天开这个会，所探讨的话题很大，甚至有宿命的感觉。所以在接到这个命题时，我就倍感压力。但是我相信刀刀之所以将诗歌的出口问题摆出来让大家讨论，自然有他的道理。
我想，诗歌的出口，说到底还是诗人在写作时所秉承的原则问题，那就是如何抑制诗人与生俱来的约架行径，如何卸下所有的精神枷锁，即抛弃所谓的沉重感，如何坚守属于自我的写作方式，以及对诗歌难度的不懈追求。这才是关键。
诗人“约架”无非有两种行径，要么约口架，要么大动干戈。日常中常见的是约口架，表面上看似是文人相轻，实则在于党羽之争。2011年动车事件期间，因“灾难面前诗人是否应该有所担当”这一话题，我与某诗人在网络上展开了争辩。争辩无可厚非，不存在谁是谁非，而且诗坛上永远没有法庭。但是最令人胆寒的是，我看到了一些隐匿在这个党羽背后的庞大系统，一开战，即各种张牙舞爪妖魔鬼怪的人突然闪现，大有治寡人于死地的劲头。更有一些枝节末梢的人，变脸神速，或明或暗变着花样实施攻击，几乎在不同角落同时出现，扮演“下流人、无耻之徒、虚假的证人、告密者”以及游手好闲的流氓。这使得我第一次意识到圈子的可怕性，如果一味地坚持下去，就是一种愚蠢的文学冒险。
我相信有一种诗人，生来就有一种分裂的心理。这不仅仅体现在圈与圈之间，也源于一些“内圈的闲言碎语、分裂和谩骂的习惯”。比如在布列东为首的超现实主义团队内，从来不乏粗话与侮辱。例如艾吕雅就曾这样攻击阿尔托：“今天，这只令人作呕的狗令我们恶心得要吐……我们不明白，这个已发出臭味的尸体，为何还要等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
与打口水战相比，真正动手起来，却时常显得无比可爱，据说诗人梁宗岔是个爱打手的“贱坯子”。
但是不是所有的打架，都是可爱的。在中国举办诗会，总会充满火药味，总会有个别人被揍得鼻青脸肿。然而当打架升级为兵刃相见，却更显得直接、残酷，甚至为此丢掉性命。比如普希金和莱蒙蒙托夫都是因与宪兵队长和军官决斗，最终命归黄泉。
不可否认，约架现象的背后，结集着一拔小众诗人，他们总是在一种反复的演进、移植、裂变，甚至杂交中进行着“一个人的文本运动”。不论如何，这种实践只是显形的，我更感兴趣的是内在精神的折射。
诗歌要突围，说到底要寻找出口，诗人得卸下所有的圈子势力和精神枷锁，即抛弃所谓的沉重感。
卡尔维诺在他的创作中一向提倡“减少沉重”。减少人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城市的沉重感，并设法寻求和谐。但“减少沉重”是有风险的，稍有不慎便有向“低俗”下滑的可能。对此，被誉为美国60年代广告创作革命代表人物之一李奥贝纳告诫说：如果你要写废话，也要写得像样，不要写得低俗。
对于这样的“不良”行为，我似乎早有察觉，事实上用巴尔特的理论来评定的话，每个诗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卷入所谓的“同谋关系”。如果真是这样，你将如何做出有力的辩护，从而为自己“正身”呢？我想与其抗挣，不如束手就擒。
如何抵制诗歌的下滑，我这里有一个反面的例子。
前不久有一位叫蔌弦诗人，在微博上给他的朋友刀刀写了一首赠诗。他说，我用两分钟写一首诗，告诉你们，我是如何速成一名湿人的。诗歌的内容我就不讲了，相信刀刀比我更有印象。看到这首诗后，我当即留言表示，现在好多诗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我认为作为反面教材，这首诗值得珍藏。现在大家明白了，我所说的反而教材，就是将它引到今天这个讲话中来。我的意思是说，蔌弦正是用实际行为，实践与挑战了李奥贝纳的废话底线。
如何抵制诗歌的下滑，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升写作的难度。
口语诗有没有难度？我说有。但将口语写出难度的诗人中国有没有，我不能说没有。虽然我不写口语，并不意识着我不尊重写口语诗的诗人。
从另一个角度讲，提升写作难度，意味着对语言的探索。
有一段时期我见臧棣在其微博上大力吹捧王敖，我不以为然。王敖真是那种“已经走在语言的前面”的人吗？他真能“独自一人形成一种诗歌传统？”但是有一次我读到王敖的新绝句一组，心头重重一震，瞬间对臧棣话深信不疑。在我看来，写动情诗，王敖并不足以见功夫，但是对语言恰如其分地运用，对凛冽之物的温情处理，对传统长短句再造制，王敖可谓上上者。
至今，我依然感叹像西川、柏桦、以及臧棣等诗人的勤奋，更佩服他们对语言的探索精神。
现在，我越来越发现一些人或明或暗地对我实施指责和对语言探索的阻挠。对此我不以为然，上海诗人聂广友也有同感，他说，写诗的目的，不是将谁打败。每个人获得力量的角度（来源）都不一样。在他看来，对角度的真实获得是诗人最大的命运，如果确实获得了角度，有深刻的触动，作者从它身上能收获一种根本的有效性，就不要管读者，屈服于读者可能会获取一些廉价的赞美，但从作者整个创作来说，却是巨大的伤害。
最后，我谈一点。这是一个由80后诗人组织的会，而且今天也来了不少80后诗人。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我就顺便谈谈对这个群体的看法吧。
80后这代人，正当生存的时代剥夺了他们内心的东西，比如浪漫，价值观念破产，以及自由主义的死亡。而这一代的诗人，绝望与野心混和在一起，中国传统诗歌想象力的来源，却由于各种原因在他们这里已经濒临枯竭。许多人自从识事辨物的那天起，就突然降低了具有价值的行动能力，从而导致他们的进步显得无比虚幻。
但这并非绝望，长辈们没有尝试变换角度去审计他们，由于种种原因，80后诗人已经学会了用语言来翻译世界，让更多的人通过他们的准则来看待其周围的有别于现实世界的第二世界。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他们受挤压的诗性显现出来，被现实剥夺了的复又归位。
在我看来，已经有不少80后诗人实现了“复又归位”的蜕变，比如刀刀，他的进步有目共睹。除此之外，我比较欣赏杨庆祥，还有王东东，诗与诗评俱佳。尤其杨庆祥，我曾戏称他为三栖诗人，他还涉猎小说评论，前不久他的一篇《"80后"批评家应关注同代作家》引起了广泛关注。
即使我们发现，70、80后诗人的存在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其自我强行入史的动机，以及从上辈们那里承袭下来的诟病，比如结营私党，内部狂欢，甚至有一些人，写诗却是为了游说别人阅读他自己和团党的作品。也有一些诗人，天生就能干，由于团体操作上过于活跃，从而使得诗人品质不断下降，以至于最终失去了生气。低劣的目的必然产生低劣的成果，这样的教训比比皆是。
说到底，写诗的目的不是将谁打败，诗歌的出路，完全在于个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开放式的表达。
（此文为第五届中原诗会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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