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蓝公武、李大钊：主义与问题之辩
胡适、蓝公武、李大钊：主义与问题之辩
在民国初年，有一场问题与主义之辩，针对的是当时的舆论界，是多研究些问题，还是多谈些主义？
现在，我把双方的主要观点罗列一下。
胡适先生在1919年第31号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主义只是工具，必须因时因地因事而不同，要具体分析。
第二，将某种具体主张上升为主义后，会变成一股潮流，人皆从众，空谈此主义，而忘记了主义的本意；而且会将其标签化，成为空洞概念，甚至变成攻击的舆论工具。
第三，针对根本解决的问题，胡适认为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而且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胡适先生在此文中主要谈过度推崇主义的危害，不要讲主义和“根本解决”当初救命稻草，而是将主义当初一种工具，多研究些实际问题。
接下来，蓝公武在《国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问题与主义》的文章与之商榷，从哲学的角度对问题与主义作了一番梳理，具体如下：
首先，蓝公武分析问题的实质：1，问题即存在困难，有理想与现实的区别；问题多样甚至冲突，问题有地域性、时代性；问题需要主观的反省，主动揭示出来。2，高谈主义，是为了主动揭示问题，吸引舆论注意这个问题，以便更好的解决该问题，解决热点与重点问题。3，解决问题分为抽象与具体，要两步走。要先提取抽象性，知道其不平等、不自由，其抽象性的认识，然后再来具体解决。4，普遍性问题的抽象性质更为重要，一是具体主张没有主义、口号那么明确有力且充满渲染力，二是抽象的主义本身具有普遍适用性，三是人身在其中反而不得知，需要主义先声来发聋振聩。
其次，谈了主义的性质：1，主义不仅是以往具体措施的抽象化，也是对来理想的追求，理想是主义的最主要部分；2，主义与施行方法无必然联系，好比同一党内也有不同流派；3，主义如同信仰，宣扬主义，则跟随的人就越多，将异见先暂时摒弃一边，先共同解决根本问题；4，主义永远都是好的，危险的只是施行方法，好比目的地都是好的，但是走错了只能怪自己。
再者，继续谈了主义、问题与方法的联系，如下：1，方法有多样性，主义是方法的尺度、标准与核心；2，问题有多样性，甚至矛盾，所以要解决根本问题；3，问题与主义紧密相连，在某些时候是相似的；4，进步社会，主义由问题产生；不进步社会，问题由主义发现；5，无论社会进步到何种程度，文化也会渐渐固定而发生停滞，终究需要主义来改革的。
最后，则针对性的提出了三点：1，需要主义的标准来指导具体方法；2，问题具有共通性，主义具有普遍性，可取长补短；3，主义被利用，正需要宣扬正统以正视听，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李大钊也在第35号的《每周评论》上发文《再论问题与主义》提了一些意见。
第一，主义与问题紧密联系，倡导主义就是为了解决问题；高谈主义，是为了主动揭示问题，唤起群众参与，并且高举主义旗帜解决问题。
第二，主义有理想和实用两面，理想的成分大抵相同，实用的成分会因时因地作用于不同事物而不同。
第三，主义存在被利用的可能，但是不可因噎废食，反而更应该主动宣扬真正的主义
第四，论根本解决的问题。根本解决的确会让人闲却了不努力，但是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
针对李、蓝二位的主张，胡适先生又撰文《三论问题与主义》应辩，在这篇文中，胡适先生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双方的误会在具体与抽象的主义之间。蓝、李两君所辩护的主义，其实乃是些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而胡适先生所攻击的，则是抽象化、标签化、空荡荡、完全照搬的拿来主义，而不是主义本身，更不是反对理想。
第二，反对将问题抽象化。用一两个标签对问题进行概括不行，而是越具体越好。问题本身，并没有什么抽象性，在研究问题的时候，往往必须经过一番理想的作用，这一层理想的作用，不可错认作问题本身的抽象性，研究的核心还是在这个理想这个标签词汇下的各种具体主张。
第三，李、蓝二位认为主义与理想等同，胡适先生则认为主义都是一些具体的主张，反对迷信抽象性名词。
最后，胡适先生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
后来，胡适先生还写了《四论问题与主义》，不过未能发表，谈的是如何输入学理与思潮的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纵观这次争辩，看主义与具体之争，实际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解决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时，是学习外国成功的经验，以此作为标版，向着这个理想模型重新塑造中国，还是细细考究中国的实际问题，逐步进行改良？两种方法，不便说哪个更好，各有特征。
前者是革命派，很激烈，也彻底，但是会抛弃了原有的一些东西，塑造盲目和崇拜，而且我们知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尤其涉及社会这种辅助东西，实际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与蓝图相吻合？很难很难。
后者是改良派，会避免革命后的那种整个社会的虚浮，那种重塑的困难，但是改良会很慢，而且有些事的确是积重难返。
他们各有自己的坚持，我觉得胡与李蓝二人的在政治上的差异，与他们在对社会的认识不同有关，譬如理想。或许，他们是这样想的：
“李、蓝认为，人类的理想普遍都是一致的，真理也是绝对的，我们应该向着这个理想奋进，自上而下，有目的的去实现这个理想；胡适则认为，理想是好的，可是不应太夸大理想的重要性，尤其不能夸大社会集体之理想而忽视人的个体之理想，应求同存异，我们应该有理想这个目标，但是不能让理想这个目标限定了我们的行动，应该要尊重过去、现在和未来，将理想与现实结合，以现实为主。
李、蓝认为，理想是先天性的，它指引我们向着那个理想的社会前进，无论你承不承认，它都在那里；胡适认为，理想只是人们生活不断实践总结的一种设计，不是先天的，而是各种经验积累的结果与升华。
李、蓝是自上而下，很诱惑，好像根本问题解决了，什么都问题都解决了；胡适则是自下而上，慢慢积累，慢慢蜕变，结果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解决好现在的问题。”
根本解决，这是一种懒惰，大懒惰。
或许，在生活中，相比李、蓝两位，胡适先生更享受的，应该是过程。世间哪有什么确定的事，不变的，唯有变。做好自己的，做好现在的，做好具体的，结果怎么样？管他呢。
人类永恒的追求，就是真善美。自然学科，解决的是求真的问题，人文学科，解决的是求善的，艺术，解决的是求美的。科学，也并不是唯一的标准。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在民国初年，有一场问题与主义之辩，针对的是当时的舆论界，是多研究些问题，还是多谈些主义？
现在，我把双方的主要观点罗列一下。
胡适先生在1919年第31号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主义只是工具，必须因时因地因事而不同，要具体分析。
第二，将某种具体主张上升为主义后，会变成一股潮流，人皆从众，空谈此主义，而忘记了主义的本意；而且会将其标签化，成为空洞概念，甚至变成攻击的舆论工具。
第三，针对根本解决的问题，胡适认为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而且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胡适先生在此文中主要谈过度推崇主义的危害，不要讲主义和“根本解决”当初救命稻草，而是将主义当初一种工具，多研究些实际问题。
接下来，蓝公武在《国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问题与主义》的文章与之商榷，从哲学的角度对问题与主义作了一番梳理，具体如下：
首先，蓝公武分析问题的实质：1，问题即存在困难，有理想与现实的区别；问题多样甚至冲突，问题有地域性、时代性；问题需要主观的反省，主动揭示出来。2，高谈主义，是为了主动揭示问题，吸引舆论注意这个问题，以便更好的解决该问题，解决热点与重点问题。3，解决问题分为抽象与具体，要两步走。要先提取抽象性，知道其不平等、不自由，其抽象性的认识，然后再来具体解决。4，普遍性问题的抽象性质更为重要，一是具体主张没有主义、口号那么明确有力且充满渲染力，二是抽象的主义本身具有普遍适用性，三是人身在其中反而不得知，需要主义先声来发聋振聩。
其次，谈了主义的性质：1，主义不仅是以往具体措施的抽象化，也是对来理想的追求，理想是主义的最主要部分；2，主义与施行方法无必然联系，好比同一党内也有不同流派；3，主义如同信仰，宣扬主义，则跟随的人就越多，将异见先暂时摒弃一边，先共同解决根本问题；4，主义永远都是好的，危险的只是施行方法，好比目的地都是好的，但是走错了只能怪自己。
再者，继续谈了主义、问题与方法的联系，如下：1，方法有多样性，主义是方法的尺度、标准与核心；2，问题有多样性，甚至矛盾，所以要解决根本问题；3，问题与主义紧密相连，在某些时候是相似的；4，进步社会，主义由问题产生；不进步社会，问题由主义发现；5，无论社会进步到何种程度，文化也会渐渐固定而发生停滞，终究需要主义来改革的。
最后，则针对性的提出了三点：1，需要主义的标准来指导具体方法；2，问题具有共通性，主义具有普遍性，可取长补短；3，主义被利用，正需要宣扬正统以正视听，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李大钊也在第35号的《每周评论》上发文《再论问题与主义》提了一些意见。
第一，主义与问题紧密联系，倡导主义就是为了解决问题；高谈主义，是为了主动揭示问题，唤起群众参与，并且高举主义旗帜解决问题。
第二，主义有理想和实用两面，理想的成分大抵相同，实用的成分会因时因地作用于不同事物而不同。
第三，主义存在被利用的可能，但是不可因噎废食，反而更应该主动宣扬真正的主义
第四，论根本解决的问题。根本解决的确会让人闲却了不努力，但是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
针对李、蓝二位的主张，胡适先生又撰文《三论问题与主义》应辩，在这篇文中，胡适先生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双方的误会在具体与抽象的主义之间。蓝、李两君所辩护的主义，其实乃是些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而胡适先生所攻击的，则是抽象化、标签化、空荡荡、完全照搬的拿来主义，而不是主义本身，更不是反对理想。
第二，反对将问题抽象化。用一两个标签对问题进行概括不行，而是越具体越好。问题本身，并没有什么抽象性，在研究问题的时候，往往必须经过一番理想的作用，这一层理想的作用，不可错认作问题本身的抽象性，研究的核心还是在这个理想这个标签词汇下的各种具体主张。
第三，李、蓝二位认为主义与理想等同，胡适先生则认为主义都是一些具体的主张，反对迷信抽象性名词。
最后，胡适先生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
后来，胡适先生还写了《四论问题与主义》，不过未能发表，谈的是如何输入学理与思潮的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纵观这次争辩，看主义与具体之争，实际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解决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时，是学习外国成功的经验，以此作为标版，向着这个理想模型重新塑造中国，还是细细考究中国的实际问题，逐步进行改良？两种方法，不便说哪个更好，各有特征。
前者是革命派，很激烈，也彻底，但是会抛弃了原有的一些东西，塑造盲目和崇拜，而且我们知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尤其涉及社会这种辅助东西，实际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与蓝图相吻合？很难很难。
后者是改良派，会避免革命后的那种整个社会的虚浮，那种重塑的困难，但是改良会很慢，而且有些事的确是积重难返。
他们各有自己的坚持，我觉得胡与李蓝二人的在政治上的差异，与他们在对社会的认识不同有关，譬如理想。或许，他们是这样想的：
“李、蓝认为，人类的理想普遍都是一致的，真理也是绝对的，我们应该向着这个理想奋进，自上而下，有目的的去实现这个理想；胡适则认为，理想是好的，可是不应太夸大理想的重要性，尤其不能夸大社会集体之理想而忽视人的个体之理想，应求同存异，我们应该有理想这个目标，但是不能让理想这个目标限定了我们的行动，应该要尊重过去、现在和未来，将理想与现实结合，以现实为主。
李、蓝认为，理想是先天性的，它指引我们向着那个理想的社会前进，无论你承不承认，它都在那里；胡适认为，理想只是人们生活不断实践总结的一种设计，不是先天的，而是各种经验积累的结果与升华。
李、蓝是自上而下，很诱惑，好像根本问题解决了，什么都问题都解决了；胡适则是自下而上，慢慢积累，慢慢蜕变，结果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解决好现在的问题。”
根本解决，这是一种懒惰，大懒惰。
或许，在生活中，相比李、蓝两位，胡适先生更享受的，应该是过程。世间哪有什么确定的事，不变的，唯有变。做好自己的，做好现在的，做好具体的，结果怎么样？管他呢。
人类永恒的追求，就是真善美。自然学科，解决的是求真的问题，人文学科，解决的是求善的，艺术，解决的是求美的。科学，也并不是唯一的标准。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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