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

今天去Fulham的台湾餐厅吃晚饭，平时只有寥寥几桌的小餐厅今天坐满了外国人。伙计跟我们说，要吃台湾菜的话要等很久很久，厨房忙不过来。
我们想着既然大老远跑来了，等就等吧。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一小时。
而这一小时里，我就这样一直看着老板娘和两个伙计跑前跑后得上菜上酒，大冷天的热出一头汗，一边跟flatmate解说着为啥鬼佬菜和台湾菜在一个小中国餐厅的厨房里technically不能同时完成，一边就想起了自己在中国餐厅厨房里打工的那一年。
A-level第二年，除了放假之外的每个周六晚，都在那个小镇上最大的中国餐厅的厨房里度过的。只是打打下手，给外卖饭盒盖盖子，按order装袋，配酱，配餐具，五个小时下来，其实还真挺累。报酬是25磅工钱，还能带一盒菜回去，我说想吃啥，老板就现炒。
所以那时，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和徐灏灏商量的最热烈的事情，就是我晚上该带什么菜回去，因为那是我们俩第二天中午的大餐。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老板炒错菜，多出来的那盒又没有别的客人恰好点到，最后就也归我带回去，我们就有加餐了。徐灏灏不在学校的时候，我就会叫一大盒house special fried rice，星期天能吃两顿，拌着老干妈的味道，我到现在还惦记。
有次看到客人点蒜蓉蒸扇贝，从小吃海鲜长大的我立马眼直了，问老板在哪儿买的。老板说得去Bristol进货。我问下星期进货的时候能不能帮我也带，老板问我要多少，我认真地想了想之后说，嗯，4个。老板乐死了，说好好没问题。到了第二个星期，我乐颠乐颠去上班，打鸡血般地干了一晚上活，临走前弱弱地问了句，老板，帮我带扇贝了吗。老板一边笑著一边拿出一袋扇贝，说4个怎么够吃，剩下的这8个都给你吧。我问他要怎么处理贝壳，他开始还打算给我解释，后来就直接帮我把扇贝也洗了，处理干净，告诉我回去铺上蒜蓉，隔水蒸15分钟，淋上一点酱油，就好了，末了还给我一瓣蒜。我开心坏了，乐呵呵地接过来这袋扇贝，问老板多少钱呀。老板看看后面老板娘不在，笑笑说，不用钱啦，阿黄，请你吃的。
老板是唯一一个叫我阿黄的人，为此我还被徐灏灏等人笑了很久很久。老板和老板娘是97年之前从香港来英国的，换了护照，从此就留下来了。老板是厨房里的主厨，另外两个帮手，1个炒饭的，1个炸东西的。老板娘一般都在外面，接order收钱，偶尔有eat-in的客人，老板娘就还客串服务员。
刚开始的时候，炒饭的是阿贵，炸东西的是阿芳，两个都是福建人，但是是在英国才认识的。阿芳已经跟着老板和老板娘7年了。记得有个half term碰上过年，我要回国，临走前那次上班，阿芳说，你要回家过年阿，真好。我竟然很弱智地问了句，那你呢，你什么时候回家。阿芳突然咽住了似的没说话。阿贵转过来，说了句，回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大概就不回了吧，苦笑。
晚上最后的那半个小时，一般都没什么order，老板娘有时候会叫我去洗碗。每次我开始洗没多久，阿芳就会走过来，把我拉开到旁边，她说，你要读书的手，不能给热水烫坏了，不能洗碗。
干活时，我经常要帮忙开罐头。有一种罐头，机器开不了，必须手用工具开，十次里面我有十次都开不了。阿贵每次都会放下手中在炒的饭，转过身来帮我开。
空闲的时候，我都会和阿芳聊聊天，阿贵则永远都是一个人蹲在门口，看着外面的黑夜吸烟，不说话。
直到有一天，阿贵要走了，他说要去伦敦打工。老板娘找人顶他炒饭的位置，找了在小镇上另一间中国餐馆里打下手的夫妻，他们俩都要一起来，于是阿芳也只能走了。
我到现在还很清晰地记得那个画面，那天晚上我什么都不知道地去上班，照旧干完活，领完工资准备走。阿芳走过来说，Amanda，我，我明天就走了。我一楞，大喊道，什么，你要走去哪，为什么要走，你去哪找工作阿，你怎么去阿。阿芳说，不知道呢，伦敦吧，去了再说吧，总会有工作的吧。我看到她眼里全是泪水，我的眼泪顿时就下来了。
就是这样的道别，阿芳和阿贵走了，毫无意外的，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后来来的那对夫妻，一开始，女的自然是不会帮我洗碗的，男的自然是不会帮我开罐头的。直到有一天，聊起学习，老板说，我们阿黄学习可厉害了，她考4个A的，报的大学都是牛津剑桥。（我真不好意思我竟然忘了那对夫妻叫啥。）反正那男的当时听到，立马想发现宝一样转过来说，你学习那么好吗，你能帮我女儿补习吗，她现在读小学，你就教她做做作业什么的，一个小时5磅，怎么样。我很为难，因为A-level第二年的确课业重很多，于是婉转地回绝了。他急了，说，是不是钱太少，你觉得多少才够，8磅可以吗？我说，真不是钱的问题，课业真的多。他说，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和她妈英文都不灵光，根本教不来，她成绩又不好，拜托你帮帮忙，拜托。从来不懂如何say no的我哪里还接的住，只好答应了。后来，他每次都帮我开罐头了，他老婆也开始不让我洗碗了。
记得有个周六是bonfire festival，小镇里的人都去看烟花了。我们自然还是在厨房里度过了忙碌的一晚。收工后，老板说，阿黄先别走，我们放烟花。然后，看见老板娘进来，和老板去打开车的后尾箱，搬下来几个大烟花，放在停车场中央，老板兴奋地像个大小孩，一直喊着‘放烟花喽放烟花’。接着，我，那对夫妻和他们女儿，老板娘和老板还有他们儿子，我们就站在餐厅厨房的后门，看了一场DIY的小型烟花表演。
到我要毕业了，照传统帮老板在我的学妹里找了个接班人，带她去跟我上最后一天班。临走前，老板娘说，Amanda, 明天晚上过来吃饭吧，我们给你送别，想吃火锅吗？于是我第二天中午又乐颠颠地去了店里，还带了徐灏灏。老板和老板娘还真是很大方地准备了一桌料，有肉有海鲜，我记得自己那晚吃得充满幸福感。
我想象过无数次这样的画面，在我彻底离开英国之前，必须要回一次那个只有老人有狗，无聊到连鸟都不拉屎的小镇，看我呆了两年的学校，老师，最后再去那间中国餐厅吃一个house special fried rice。希望没记性如我这样，会有那么一天，希望那一天，他们都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