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新青年》编辑部的故事
来源: 南方周末 2008年12月25日
张耀杰专栏■背后风景（摘编自《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
1917年10月16日,刚刚来到北京大学任预科教授的刘半农,在写给钱玄同的回信中表示说:“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锣鼓喧天地闹了一闹；……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你说对不对呢?”
这是有据可查的关于组建《新青年》编辑部及同人团队的最早动议。正是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大“台柱”的联合推动之下,由陈独秀一人编辑的《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的4卷1号开始,转变成为由六名北大教授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并且直接开启了全国范围内的新文化运动。
1918年1月21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至大学授课三小时。《新青年》四卷一号已寄到。居然按Jan.15之期出版,其中所用新式圈点居然印得很像样子,可喜可喜。”在此之前的1918年1月2日,钱玄同还在日记中记录了《新青年》杂志由北大同人轮流编辑的事实:“午后至独秀处,检得《新青年》存稿。因四卷二期归我编辑,本月五日须编稿,十五日须寄出也。……又独秀、叔雅二人皆谓中国文化已成僵死之物,诚想保种救国,非废灭汉文及中国历史不可。此说与豫才所主张相同。吾亦甚然之。”
这里的“叔雅”,就是《新青年》的元老级作者、与陈独秀和刘师培一直保持亦师亦友关系的安徽籍北大教授刘文典。“豫才”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也就是从《新青年》4卷5号开始采用笔名发表小说、杂文、诗歌的鲁迅及唐俟。
在《新青年》4卷3号中,刊登有一则《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这一启事的公开发表,是《新青年》杂志由按稿计酬的普通刊物转变为无偿供稿的同人刊物的正式标志。自此之后,凡是在该杂志发表正式作品的作者,都是宽泛意义上的“编辑部同人”,这其中自然应该包括鲁迅和周作人兄弟。
由胡适编辑的《新青年》4卷6号即“易卜生号”,是由钱玄同于1918年7月29日送到鲁迅手中的,周作人当时正在绍兴老家探亲。在接下来的《新青年》第五卷共六期中,轮流编辑《新青年》的编辑部核心同人,只是在先后次序上进行了调整,由四卷各期的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变而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孟和。
到了1919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6卷1号中,又有以“本志编辑部”名义公开发表的“分期编辑表”,六卷各期的编辑依次排定为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其中的高一涵和李大钊,顶替的是预备出国的陶孟和、刘半农留下的空缺。
1919年3月26日晚上,有“某籍某系”之称的浙江籍教育界人士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在汤尔和家里聚会,决定对因嫖娼狎妓而引出道德丑闻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予以免职处理,从而导致《新青年》同人团队最具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次分裂。随之而来的“五四运动”和陈独秀的因散发传单而被捕,使得《新青年》六卷各期一再延后。到了1919年底,《新青年》第七卷再次归陈独秀一个人编辑,不久之后又迁回上海,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因此丧失了轮流编辑该杂志的机会,《新青年》的辉煌鼎盛时期也由此结束。
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有沈尹默的长篇回忆《我和北大》,其中写道:“《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个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我因为眼睛有病,且自忖非所长,因此轮到我的时候,我请玄同、半农代我编。我也写过一些稿子在《新青年》发表,但编辑委员则仅负名义而已。”
与此相印证,鲁迅曾在《忆刘半农君》中回忆说:“《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在一些鲁迅研究者的心目之中,鲁迅的每一句话都拥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于是,鲁迅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并且参加《新青年》编辑会议,在相关著述中几乎成为不移之论。一直坚持不懈地予以抗辩的,只有鲁迅的同胞兄弟周作人。他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大约是第五六卷吧,曾议决由几个人轮流担任编辑,记得有独秀、适之、守常、半农、玄同和陶孟和这六人,此外有没有沈尹默那就记不得了,……关于《新青年》的编辑会议,我一直没有参加过,《每周评论》的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只是客员,平常写点稿子,只是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才会被邀列席罢了。”
1919年10月5日下午,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得尹默函,往厂甸,至公园。下午二时至适之寓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六时散,适之赠实验主义一册。”在同一天的日记中,钱玄同留下的记录是:“至胡适之处。因仲甫邀约《新青年》同人在适之家中商量七卷以后之办法,结果仍归仲甫一人编辑,即在适之家中吃晚饭。鲁迅留下的记录是:“星期休息。上午得沈尹默信并诗。午后往徐吉轩寓招之同往八道弯,收房九间,交泉四百。下午小雨。”鲁迅与周作人兄弟接到沈尹默的信函之后,应邀到胡适家里参加由陈独秀召集的编辑部同人会议的,只是周作人,此时的鲁迅正在忙于购置八道湾的私家房产。由此可见,作为《新青年》编辑部的外围成员,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客员”,化名“鲁迅”和“唐俟”发表作品的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即使在“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也不一定列席《新青年》的“编辑会议”。鲁迅所说的“《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迄今为止依然是查无实证的一面之词。
张耀杰专栏■背后风景（摘编自《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
1917年10月16日,刚刚来到北京大学任预科教授的刘半农,在写给钱玄同的回信中表示说:“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锣鼓喧天地闹了一闹；……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你说对不对呢?”
这是有据可查的关于组建《新青年》编辑部及同人团队的最早动议。正是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大“台柱”的联合推动之下,由陈独秀一人编辑的《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的4卷1号开始,转变成为由六名北大教授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并且直接开启了全国范围内的新文化运动。
1918年1月21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至大学授课三小时。《新青年》四卷一号已寄到。居然按Jan.15之期出版,其中所用新式圈点居然印得很像样子,可喜可喜。”在此之前的1918年1月2日,钱玄同还在日记中记录了《新青年》杂志由北大同人轮流编辑的事实:“午后至独秀处,检得《新青年》存稿。因四卷二期归我编辑,本月五日须编稿,十五日须寄出也。……又独秀、叔雅二人皆谓中国文化已成僵死之物,诚想保种救国,非废灭汉文及中国历史不可。此说与豫才所主张相同。吾亦甚然之。”
这里的“叔雅”,就是《新青年》的元老级作者、与陈独秀和刘师培一直保持亦师亦友关系的安徽籍北大教授刘文典。“豫才”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也就是从《新青年》4卷5号开始采用笔名发表小说、杂文、诗歌的鲁迅及唐俟。
在《新青年》4卷3号中,刊登有一则《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这一启事的公开发表,是《新青年》杂志由按稿计酬的普通刊物转变为无偿供稿的同人刊物的正式标志。自此之后,凡是在该杂志发表正式作品的作者,都是宽泛意义上的“编辑部同人”,这其中自然应该包括鲁迅和周作人兄弟。
由胡适编辑的《新青年》4卷6号即“易卜生号”,是由钱玄同于1918年7月29日送到鲁迅手中的,周作人当时正在绍兴老家探亲。在接下来的《新青年》第五卷共六期中,轮流编辑《新青年》的编辑部核心同人,只是在先后次序上进行了调整,由四卷各期的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变而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孟和。
到了1919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6卷1号中,又有以“本志编辑部”名义公开发表的“分期编辑表”,六卷各期的编辑依次排定为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其中的高一涵和李大钊,顶替的是预备出国的陶孟和、刘半农留下的空缺。
1919年3月26日晚上,有“某籍某系”之称的浙江籍教育界人士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在汤尔和家里聚会,决定对因嫖娼狎妓而引出道德丑闻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予以免职处理,从而导致《新青年》同人团队最具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次分裂。随之而来的“五四运动”和陈独秀的因散发传单而被捕,使得《新青年》六卷各期一再延后。到了1919年底,《新青年》第七卷再次归陈独秀一个人编辑,不久之后又迁回上海,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因此丧失了轮流编辑该杂志的机会,《新青年》的辉煌鼎盛时期也由此结束。
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有沈尹默的长篇回忆《我和北大》,其中写道:“《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个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我因为眼睛有病,且自忖非所长,因此轮到我的时候,我请玄同、半农代我编。我也写过一些稿子在《新青年》发表,但编辑委员则仅负名义而已。”
与此相印证,鲁迅曾在《忆刘半农君》中回忆说:“《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在一些鲁迅研究者的心目之中,鲁迅的每一句话都拥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于是,鲁迅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并且参加《新青年》编辑会议,在相关著述中几乎成为不移之论。一直坚持不懈地予以抗辩的,只有鲁迅的同胞兄弟周作人。他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大约是第五六卷吧,曾议决由几个人轮流担任编辑,记得有独秀、适之、守常、半农、玄同和陶孟和这六人,此外有没有沈尹默那就记不得了,……关于《新青年》的编辑会议,我一直没有参加过,《每周评论》的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只是客员,平常写点稿子,只是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才会被邀列席罢了。”
1919年10月5日下午,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得尹默函,往厂甸,至公园。下午二时至适之寓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六时散,适之赠实验主义一册。”在同一天的日记中,钱玄同留下的记录是:“至胡适之处。因仲甫邀约《新青年》同人在适之家中商量七卷以后之办法,结果仍归仲甫一人编辑,即在适之家中吃晚饭。鲁迅留下的记录是:“星期休息。上午得沈尹默信并诗。午后往徐吉轩寓招之同往八道弯,收房九间,交泉四百。下午小雨。”鲁迅与周作人兄弟接到沈尹默的信函之后,应邀到胡适家里参加由陈独秀召集的编辑部同人会议的,只是周作人,此时的鲁迅正在忙于购置八道湾的私家房产。由此可见,作为《新青年》编辑部的外围成员,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客员”,化名“鲁迅”和“唐俟”发表作品的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即使在“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也不一定列席《新青年》的“编辑会议”。鲁迅所说的“《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迄今为止依然是查无实证的一面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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