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还有救?
奥巴马总统最近指出,“这个国家将面对一系列痛苦的经济选择”,并说,“我不会谎称我提出的路径会是一条捷径。”罗姆尼(Romney)和瑞安(Ryan)一方也反复强调,他们不会回避艰难的问题。
这么说也不错,只是有一点:这个国家实际上并不面临艰难的经济选择。许多问题需要很多钱去解决,但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并不需要任何人做出痛苦的牺牲。
游说团体和教条主义者可能不会欢迎打破现状。但是请听我解释,这类方案是有坚实的证据和常识作为依据的。
首先说失业的问题。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仍然没有工作,这仅仅是因为生产已经超过了低迷的需求。明显的补救方法就是增加总开支。尽管在理论上,经济刺激计划已经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一些简单的观察应该足以说服所有明智的议员(或许甚至是大多数议员!),让他们支持增加一种具体的开支,即加速修整破败的基础设施。
国会的一些成员一贯反对总统的基础设施提案,理由是国家债务负担太重。但其实这种反对是不合逻辑的。推迟对国会大厦圆顶,以及破烂的州际高速公路网络的修复,只会让这些工作在将来变得耗资更大。有许多求职者有能力做这项工作,如果我们还不开展,将来就只能从别的工作岗位上挖人了。工程所需材料的价格,将来只会更高,并且利率也处在历史最低水平。
当然,债务是一个重要的长期问题,但推迟对基础设施的维修只会使这个问题更严重。按照当前的政策形势,这类项目将能够毫无痛苦地解决多个紧迫的问题。
即便在经济回到高就业率的时代之后,通过采取措施去控制困扰我们当前社会系统的浪费,我们仍可以释放出额外的资源。在税收政策领域机会是最成熟的,几十年间,游说活动早已严重扭曲了税收政策。
对任何活动收税,都会带来财政收入,同时也会打击人们从事该活动的积极性。有悖常理的是,我们当前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于对有益活动的税收。例如,工资税阻碍了就业机会创造,所得税阻碍了储蓄和投资。通过对那些具有不良副作用的活动收税,我们能够筹集可观的收入,同时扩大经济总量。
比如交通拥堵。因为司机可以驶入一条拥堵的高速公路而无需缴费,所以他们经常会这么做,这样就增加了拥堵。但如果能减少拥堵,许多司机将愿意付费使用道路。以E-ZPass电子收费系统收取一些适当的拥堵费,将增加财政收入,并提供一种刺激机制,使得司机们仅当好处大于社会成本时,才会选择使用拥堵道路。
批评者反对这样做。他们认为这种收费会伤害到低收入家庭。但是,由于所得远远大于所失,我们可以将所得重新分配,让每个人都获利。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这项新收入的一部分,为低收入家庭减税。
所以, 我们仍然可以轻易地释放资源,解决一个大问题。
类似的流出效应在经济中还有很多。比如说,人们很少考虑到碳排放的危害,或者他们驾驶的重型车对别人带来的风险。这是因为没有政策刺激他们去考虑这些。对碳排放征税,或按照重量对车辆征税,会遏制这种弊大于利的活动,同时还可以扩大经济总量。而且,一些随之而来的收入可以使低收入家庭受益,所以这些税收并不一定令人痛苦。
但是,我们最大的经济浪费却是消费环境的改变。例如,1990年,美国一场婚礼的平均花费是1.5万美元。如今,除去通胀因素,这个成本涨到了2.8万美元。婚礼办得更奢侈,花钱更多,并不会让新人更幸福。它只是提高了什么才算是一场特殊意义的活动的标准。
坏消息是,近几十年来,我们的额外消费造成了社会浪费。但好消息是,重新调整这些消费,把它用在更迫切的地方,是并不困难的。正像我在近期一篇专栏文章中所说的,我们可以用更高的累进消费税取代现在的收入税,让大额开支变得更贵。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支持这么做。
但是,当经济尚在挣扎之时,还不能开始征收这些税。但是现在通过这些税收政策,并且做好安排,在经济恢复后逐步实施,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焦虑的信用市场会重获信心,相信美国有能力偿付政府债务。第二,被延迟的新税可以增加短期私人支出,从而加速经济恢复。
如果将来征收碳排放税,现在的企业就会争先恐后开发新技术,以适应更高的能源价格。而消费者们会为了逃避消费税而速主要采购活动。于是,不用政府花一分钱,美国经济就得到了其所需的开支增加。
所谓痛苦的经济选择是一种误导。 我们只需要做出几个简单的改变,就可以恢复就业,重振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偿还国家债务,还不需要任何人做出真正的牺牲。
Robert H. Frank是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
这么说也不错,只是有一点:这个国家实际上并不面临艰难的经济选择。许多问题需要很多钱去解决,但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并不需要任何人做出痛苦的牺牲。
游说团体和教条主义者可能不会欢迎打破现状。但是请听我解释,这类方案是有坚实的证据和常识作为依据的。
首先说失业的问题。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仍然没有工作,这仅仅是因为生产已经超过了低迷的需求。明显的补救方法就是增加总开支。尽管在理论上,经济刺激计划已经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一些简单的观察应该足以说服所有明智的议员(或许甚至是大多数议员!),让他们支持增加一种具体的开支,即加速修整破败的基础设施。
国会的一些成员一贯反对总统的基础设施提案,理由是国家债务负担太重。但其实这种反对是不合逻辑的。推迟对国会大厦圆顶,以及破烂的州际高速公路网络的修复,只会让这些工作在将来变得耗资更大。有许多求职者有能力做这项工作,如果我们还不开展,将来就只能从别的工作岗位上挖人了。工程所需材料的价格,将来只会更高,并且利率也处在历史最低水平。
当然,债务是一个重要的长期问题,但推迟对基础设施的维修只会使这个问题更严重。按照当前的政策形势,这类项目将能够毫无痛苦地解决多个紧迫的问题。
即便在经济回到高就业率的时代之后,通过采取措施去控制困扰我们当前社会系统的浪费,我们仍可以释放出额外的资源。在税收政策领域机会是最成熟的,几十年间,游说活动早已严重扭曲了税收政策。
对任何活动收税,都会带来财政收入,同时也会打击人们从事该活动的积极性。有悖常理的是,我们当前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于对有益活动的税收。例如,工资税阻碍了就业机会创造,所得税阻碍了储蓄和投资。通过对那些具有不良副作用的活动收税,我们能够筹集可观的收入,同时扩大经济总量。
比如交通拥堵。因为司机可以驶入一条拥堵的高速公路而无需缴费,所以他们经常会这么做,这样就增加了拥堵。但如果能减少拥堵,许多司机将愿意付费使用道路。以E-ZPass电子收费系统收取一些适当的拥堵费,将增加财政收入,并提供一种刺激机制,使得司机们仅当好处大于社会成本时,才会选择使用拥堵道路。
批评者反对这样做。他们认为这种收费会伤害到低收入家庭。但是,由于所得远远大于所失,我们可以将所得重新分配,让每个人都获利。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这项新收入的一部分,为低收入家庭减税。
所以, 我们仍然可以轻易地释放资源,解决一个大问题。
类似的流出效应在经济中还有很多。比如说,人们很少考虑到碳排放的危害,或者他们驾驶的重型车对别人带来的风险。这是因为没有政策刺激他们去考虑这些。对碳排放征税,或按照重量对车辆征税,会遏制这种弊大于利的活动,同时还可以扩大经济总量。而且,一些随之而来的收入可以使低收入家庭受益,所以这些税收并不一定令人痛苦。
但是,我们最大的经济浪费却是消费环境的改变。例如,1990年,美国一场婚礼的平均花费是1.5万美元。如今,除去通胀因素,这个成本涨到了2.8万美元。婚礼办得更奢侈,花钱更多,并不会让新人更幸福。它只是提高了什么才算是一场特殊意义的活动的标准。
坏消息是,近几十年来,我们的额外消费造成了社会浪费。但好消息是,重新调整这些消费,把它用在更迫切的地方,是并不困难的。正像我在近期一篇专栏文章中所说的,我们可以用更高的累进消费税取代现在的收入税,让大额开支变得更贵。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支持这么做。
但是,当经济尚在挣扎之时,还不能开始征收这些税。但是现在通过这些税收政策,并且做好安排,在经济恢复后逐步实施,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焦虑的信用市场会重获信心,相信美国有能力偿付政府债务。第二,被延迟的新税可以增加短期私人支出,从而加速经济恢复。
如果将来征收碳排放税,现在的企业就会争先恐后开发新技术,以适应更高的能源价格。而消费者们会为了逃避消费税而速主要采购活动。于是,不用政府花一分钱,美国经济就得到了其所需的开支增加。
所谓痛苦的经济选择是一种误导。 我们只需要做出几个简单的改变,就可以恢复就业,重振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偿还国家债务,还不需要任何人做出真正的牺牲。
Robert H. Frank是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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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旭峰 赞了这篇日记 2016-08-30 17: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