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甲申年的那些事儿1 乾隆爷的臭着——西山叛乱，法国染指越南的开始
前言
在晚清孱弱的近代对外战争史中，曾经有过一场与欧洲列强法国之间的战争，双方的目的在于：大清国力图保持其对越南传统的宗藩关系，而法国却想夺取对整个越南的实际控制。但是在长时间内双方陷入了一个军事兼外交上的“怪圈”，前线战场由此而打打停停。最显著的，莫如清政府在马尾之战后即对法宣战，法国却依然战而不宣，依然不承认自己同大清进入了“战争状态”。回眸整个过程中，许多人和事的组合使得原本糜烂而不可收拾的局势发生了许多颇为戏剧性的变化，最终使得这场战争成了晚清少有的以“体面”收场结束的战争。恰恰是因为战争能在体面的情况下收场，所以舆情喧嚣渐上，认为“还能做得更好些”。所以使得结束战争之人落得个“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的骂名，这场战争本身也以“不胜而胜、不败而败”的定义流传到了今日。不过，究竟是谁认为自己“不胜而胜”或者“不败而败”？这个“谁”可不止是中国人。
法国人为何对越南产生兴趣，那可是一桩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公案。1782年、也就是大清乾隆四十七年，当时越南尚叫安南，处在后黎氏王朝时期，朝政动荡，权臣当道。1527年，权臣莫登庸杀死君主篡国，建立了越南历史上的“莫朝”。黎王朝的旧臣子中有个叫阮淦，不满莫氏的“篡国”行径，遂招兵买马，并在访得黎氏的王族后人后，拥其为王，揭起“复国”大旗后兴兵“讨贼”。越南随后陷入了南北攻战的局面。1545年，阮淦“壮志未酬”，在讨贼的途中为莫氏降将所毒害，死后兵权落入了其婿郑检之手。其后郑氏便和莫氏继续着长达数十年的南北对峙，郑氏最终战胜莫氏，到1592年几乎夺取了整个北方（莫氏的残余势力依然占据着北方的高平很久，直到1677年才算被郑氏彻底消灭）。但在战胜莫氏之后，郑氏和阮氏的矛盾又再次爆发。阮淦的儿子阮潢又不满郑氏的骄横专政，又占据南方，自成势力，安南又陷入了北郑南阮的分裂局面（诚可谓是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两家彼此之间又进行了多次大规模战争，厮杀了几十年，终因为势均力敌，双方打得精疲力竭，不得不于1672年订立和约，划分疆土后“和平共处”。其后近百年间，在这两个南北王朝的统治期间，安南老百姓不胜其苦，造反不断，终于在1771年，西山爆发了阮岳、阮惠、阮吕三兄弟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作为每四年要朝贡一次的藩属国，黎氏朝廷向天朝上国乾隆皇帝求救，乾隆皇帝应求派兵入越——可是令“十全老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西山的叛军战斗力实在太过厉害，乾隆爷派来助剿的清军以及暹罗的援军居然也不是阮氏叛军的对手，一败涂地（也有可能是统帅福康安还沉浸在老母去世的悲痛中不能自拔，导致指挥完全不在状态，因此得败）。面对阮氏三兄弟要求承认其地位的请求，乾隆爷为了息事宁人，犯下了一个大错：居然册封了西山阮氏叛军头目为越王、承认了叛乱集团在安南这块土地上的正朔地位。对于天朝上国来说，只要奉天朝为正朔，属国的王朝更迭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如此做法对于行将就木的黎氏王朝来说是何等沉重的打击，黎氏王朝对此的失望和愤慨是可想而知的，有鉴于此，黎氏王朝决定寻求其他的外援渠道——这个渠道就是已经在越南施加越来越深影响的法国。
早在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远航印度后，紧邻印度的安南越来越多的出现了高个、金发、碧眼的欧洲人的身影，传教士、商人、探险家纷纷踏足这片土地，相比那个虽然进在咫尺但往来仅仅只限于朝贡的宗主国来，无疑具有更强大的渗透能力，甚至越南王室的宫廷服饰也受到了强势的欧洲文化的影响，传统的宗藩关系，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有鉴于此，越南王室将求援的目光投向了这股更加强势的力量。
为了挽救在西山叛军的攻击下岌岌可危的政权，黎氏王朝外戚阮福映（Nguyễn Phúc Anh）委托在安南传教的法国传教士百多禄（Pigneau de Behaine）求助于法国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六（Louis Χ Ⅵ），希望借当时欧洲也是世界第一陆军的法军来剿灭西山叛匪，为了表示诚意，阮福映将尚在襁褓中的长子交与百多禄带回法国当做人质，1787年的时候，路易十六作出回应，同意派出远征军帮助剿灭叛匪，作为回报——法国将得到昆仑岛和沱囊港（岘港），视为《法越凡尔赛条约》，百多禄作为越南政府的代表在这份条约上签了字。可是，还没等法国开始着手组建远征军准备踏足印支半岛的时候突然狂风骤起，因过度“大公无私”的支援北美独立运动而不惜大肆举债导致本身面临空前财政崩溃危机的波旁王朝加紧了对“第三等级”的搜刮，终于在1789年7月14日这一天，在愤怒而狂热的“第三等级”引领之下，大革命迅速席卷了整个法国，不久，波旁王朝大皇帝兼“法兰西天字一号制锁匠”路易十六的人头在雅各宾派头目们厉声控诉中轱轳轳的从脖子上滚了下来，留下一大滩殷红的血腥——之后共和制的法国也陷入了与整个欧洲君主国家血腥的相互攻战之中，远征安南的事情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阮福映终究没能等到法国人的救兵，黎氏王朝最终于1789年被西山阮氏三兄弟所灭，黎朝末代国主湣帝黎维祁逃入大清国境内，而阮福映自己则趁西山叛军内乱之机，在嘉定起兵攻打西山叛军。百多禄神甫也不负重托，终于带着二十名法国教官以及一批枪支弹药回到越南帮助阮福映训练军队，在这些法国教官的帮助下，军力大增的阮福映终于在1802年平定了西山叛乱，叛乱匪首阮氏三兄弟的骸骨被挫骨扬灰，西山阮氏一族幸存男女被永久囚禁不得翻身。在得到大清国的正式册封后，阮福映建立了安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定都顺化，定国号为“南越”，后在嘉庆皇帝的命令下改为“越南”。
由于被称为“阮世祖”（Thế Tổ）的阮福映之前同法国的那段“缘分”，法国对越南这块土地的觊觎也从此扎根——虽然百多禄神甫为了阮福映的开国事业殚精竭虑，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并且死在了从征的军旅之中，但是这并不等于其他的法国人都有百多禄先生的那种“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虽然阮福映借口法国人没有履行《法越凡尔赛条约》规定的义务，在法国军舰要求履行条约的威胁下拒绝向法国交割昆仑岛和沱囊港，但是这也不等于法国人放弃了对越南的觊觎之心。
阮福映也许对百多禄教士的感激，因此对越南境内的天主教徒的行动并没有过多的干涉，甚至宫廷内的一些大臣还由法国人担任，此时土洋之间相处得还算比较“和谐”。但毕竟天主教和越南本土的文化冲突时不可调和的，因此在1820年阮福映驾崩、阮圣祖阮福晈（Nguyễn Phúc Kiểu）即位，天主教徒在越南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这位在阮朝历史上称得上是明君的皇帝为了维护封建制的国体，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传教，禁止发展新的越南教民，限制天主教在越南的进一步发展，此举毫无悬念的引发了传教士与天主教徒们的不满——矛盾一点一点的蓄积起来。
终于到了1858年，阮朝第四代皇帝嗣德帝阮福时（Nguyễn Phúc Thì）即位后，秉承并且加强了乃父宪祖阮福暶（Nguyễn Phúc Tuyền）对待天主教的限制镇压政策，对越南境内的天主教徒加强了镇压力度。面对传教士们的求救，法国人等到了梦寐以求的借口。在经历了大革命的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拿破仑派、热月党人、保皇派、金融贵族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之后，终于得到一段稍稍稳定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第三路易波拿巴陛下携克里米亚战胜帝俄和火烧圆明园之余威，尽遣刚刚征服大清国都北京之远征军到越南，同样以传教士被害为借口，向越南发动了侵略战争，对法国人的野心素有警惕之心的阮朝虽然调集全国兵马竭尽全力抵抗，但是越军的素质又岂是法军的那些百战之兵的对手，屡战屡败之后同宗主国大清国一样签订了城下之盟，拿破仑三世凭此一役不但拿到了路易十六想拿而未拿到的昆仑岛，还变本加厉的迫使阮氏王朝割让了南圻嘉定、定祥、边和三省，赔偿军费400万银元，路易十六当年染指越南的梦想终于在这个靠成功忽悠和慷慨撒钱上位的路易-波拿巴手里迈出了攻略越南的实质性的第一步。
在第一步得手后，法国人并不准备罢手。1867年，借口永隆、安江、河仙三省“盗匪横行”，严重影响了法国人在越南的人身安全，而越南政府剿匪不力，所以法国决定“代为剿灭”，就这样，法国人又将这三省纳入了殖民地范围，同年强迫越南政府与之签订新约以确认此三省和之前的三个省为法国所有的事实，南圻的这六个省被法国人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交趾支那”（Cochinchine），法国在该地设置总督进行行政管理，法国海军也开始在中国、日本海支队（Division Navale des Mes de Chine et du Japon）和大溪地兵站（Station Locale de Tahiti）外新组建了第三支独立的舰队——南圻支队（Division Naval de la Cochinchine），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国旗开始飘扬在越南的土地上——
这里笔者觉得应该提到一个人，就是被迫与法国签订割让永隆、安江、河仙三省条约的越南大学士、枢密大臣潘清简（名靖伯，字淡如，号梁溪、梅川）。这位前明“义不臣清”流徙越南的中国移民后裔、祖籍福建漳州府海澄县的七十一岁老人在签字画押后自觉无法承受“卖国贼”的汹汹清议，于条约生效后服毒自尽、以身殉国，以牺牲自己的名誉和生命之无可奈何的方式尽到了自己身为越人和越臣的责任。
为了交足赔款，嗣德帝不得不在在全国范围内开征鸦片税，这就意味着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同时也提高了其余各类税赋的缴纳额度，甚至开始了卖官鬻爵来凑赔款，如此一来无疑与饮鸩止渴、取油灭火，使得本来就不宽裕的越南财政变得愈发雪上加霜，国内矛盾愈发的尖锐；嗣德帝本人虽然称得上勤政，日间勤于政事、夜间亦常秉灯夜读，可是勤政并不等于拥有摆脱困局的能力。就如同道光与咸丰一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阮福时也只能徒呼奈何——
交趾支那殖民机构设立后，各级行政官员均由法国现役军官担任，而在西贡附近的小城堤岸市迎来了其第一任行政官——海军上尉安邺（Marie Joseph Francois Garnier），一个在1835年出生于盛产优质煤炭、如今是“历史与艺术城镇”的法国中部城市圣埃蒂安（Saint-Etienne）一陆军军官家庭、却不顾全家人反对加入海军、毕业于布雷斯特海军学校（L'École navale）、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侵越战争，拥有比较长的亚洲服役经历、“业务能力”也很过硬，正当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走马上任、成为一方殖民机构的“父母官”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成为越南局势为之激变的第一颗火星，激起火星的催化剂不是别的，正是他的身家性命！
在晚清孱弱的近代对外战争史中，曾经有过一场与欧洲列强法国之间的战争，双方的目的在于：大清国力图保持其对越南传统的宗藩关系，而法国却想夺取对整个越南的实际控制。但是在长时间内双方陷入了一个军事兼外交上的“怪圈”，前线战场由此而打打停停。最显著的，莫如清政府在马尾之战后即对法宣战，法国却依然战而不宣，依然不承认自己同大清进入了“战争状态”。回眸整个过程中，许多人和事的组合使得原本糜烂而不可收拾的局势发生了许多颇为戏剧性的变化，最终使得这场战争成了晚清少有的以“体面”收场结束的战争。恰恰是因为战争能在体面的情况下收场，所以舆情喧嚣渐上，认为“还能做得更好些”。所以使得结束战争之人落得个“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的骂名，这场战争本身也以“不胜而胜、不败而败”的定义流传到了今日。不过，究竟是谁认为自己“不胜而胜”或者“不败而败”？这个“谁”可不止是中国人。
法国人为何对越南产生兴趣，那可是一桩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公案。1782年、也就是大清乾隆四十七年，当时越南尚叫安南，处在后黎氏王朝时期，朝政动荡，权臣当道。1527年，权臣莫登庸杀死君主篡国，建立了越南历史上的“莫朝”。黎王朝的旧臣子中有个叫阮淦，不满莫氏的“篡国”行径，遂招兵买马，并在访得黎氏的王族后人后，拥其为王，揭起“复国”大旗后兴兵“讨贼”。越南随后陷入了南北攻战的局面。1545年，阮淦“壮志未酬”，在讨贼的途中为莫氏降将所毒害，死后兵权落入了其婿郑检之手。其后郑氏便和莫氏继续着长达数十年的南北对峙，郑氏最终战胜莫氏，到1592年几乎夺取了整个北方（莫氏的残余势力依然占据着北方的高平很久，直到1677年才算被郑氏彻底消灭）。但在战胜莫氏之后，郑氏和阮氏的矛盾又再次爆发。阮淦的儿子阮潢又不满郑氏的骄横专政，又占据南方，自成势力，安南又陷入了北郑南阮的分裂局面（诚可谓是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两家彼此之间又进行了多次大规模战争，厮杀了几十年，终因为势均力敌，双方打得精疲力竭，不得不于1672年订立和约，划分疆土后“和平共处”。其后近百年间，在这两个南北王朝的统治期间，安南老百姓不胜其苦，造反不断，终于在1771年，西山爆发了阮岳、阮惠、阮吕三兄弟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作为每四年要朝贡一次的藩属国，黎氏朝廷向天朝上国乾隆皇帝求救，乾隆皇帝应求派兵入越——可是令“十全老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西山的叛军战斗力实在太过厉害，乾隆爷派来助剿的清军以及暹罗的援军居然也不是阮氏叛军的对手，一败涂地（也有可能是统帅福康安还沉浸在老母去世的悲痛中不能自拔，导致指挥完全不在状态，因此得败）。面对阮氏三兄弟要求承认其地位的请求，乾隆爷为了息事宁人，犯下了一个大错：居然册封了西山阮氏叛军头目为越王、承认了叛乱集团在安南这块土地上的正朔地位。对于天朝上国来说，只要奉天朝为正朔，属国的王朝更迭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如此做法对于行将就木的黎氏王朝来说是何等沉重的打击，黎氏王朝对此的失望和愤慨是可想而知的，有鉴于此，黎氏王朝决定寻求其他的外援渠道——这个渠道就是已经在越南施加越来越深影响的法国。
早在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远航印度后，紧邻印度的安南越来越多的出现了高个、金发、碧眼的欧洲人的身影，传教士、商人、探险家纷纷踏足这片土地，相比那个虽然进在咫尺但往来仅仅只限于朝贡的宗主国来，无疑具有更强大的渗透能力，甚至越南王室的宫廷服饰也受到了强势的欧洲文化的影响，传统的宗藩关系，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有鉴于此，越南王室将求援的目光投向了这股更加强势的力量。
为了挽救在西山叛军的攻击下岌岌可危的政权，黎氏王朝外戚阮福映（Nguyễn Phúc Anh）委托在安南传教的法国传教士百多禄（Pigneau de Behaine）求助于法国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六（Louis Χ Ⅵ），希望借当时欧洲也是世界第一陆军的法军来剿灭西山叛匪，为了表示诚意，阮福映将尚在襁褓中的长子交与百多禄带回法国当做人质，1787年的时候，路易十六作出回应，同意派出远征军帮助剿灭叛匪，作为回报——法国将得到昆仑岛和沱囊港（岘港），视为《法越凡尔赛条约》，百多禄作为越南政府的代表在这份条约上签了字。可是，还没等法国开始着手组建远征军准备踏足印支半岛的时候突然狂风骤起，因过度“大公无私”的支援北美独立运动而不惜大肆举债导致本身面临空前财政崩溃危机的波旁王朝加紧了对“第三等级”的搜刮，终于在1789年7月14日这一天，在愤怒而狂热的“第三等级”引领之下，大革命迅速席卷了整个法国，不久，波旁王朝大皇帝兼“法兰西天字一号制锁匠”路易十六的人头在雅各宾派头目们厉声控诉中轱轳轳的从脖子上滚了下来，留下一大滩殷红的血腥——之后共和制的法国也陷入了与整个欧洲君主国家血腥的相互攻战之中，远征安南的事情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阮福映终究没能等到法国人的救兵，黎氏王朝最终于1789年被西山阮氏三兄弟所灭，黎朝末代国主湣帝黎维祁逃入大清国境内，而阮福映自己则趁西山叛军内乱之机，在嘉定起兵攻打西山叛军。百多禄神甫也不负重托，终于带着二十名法国教官以及一批枪支弹药回到越南帮助阮福映训练军队，在这些法国教官的帮助下，军力大增的阮福映终于在1802年平定了西山叛乱，叛乱匪首阮氏三兄弟的骸骨被挫骨扬灰，西山阮氏一族幸存男女被永久囚禁不得翻身。在得到大清国的正式册封后，阮福映建立了安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定都顺化，定国号为“南越”，后在嘉庆皇帝的命令下改为“越南”。
由于被称为“阮世祖”（Thế Tổ）的阮福映之前同法国的那段“缘分”，法国对越南这块土地的觊觎也从此扎根——虽然百多禄神甫为了阮福映的开国事业殚精竭虑，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并且死在了从征的军旅之中，但是这并不等于其他的法国人都有百多禄先生的那种“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虽然阮福映借口法国人没有履行《法越凡尔赛条约》规定的义务，在法国军舰要求履行条约的威胁下拒绝向法国交割昆仑岛和沱囊港，但是这也不等于法国人放弃了对越南的觊觎之心。
阮福映也许对百多禄教士的感激，因此对越南境内的天主教徒的行动并没有过多的干涉，甚至宫廷内的一些大臣还由法国人担任，此时土洋之间相处得还算比较“和谐”。但毕竟天主教和越南本土的文化冲突时不可调和的，因此在1820年阮福映驾崩、阮圣祖阮福晈（Nguyễn Phúc Kiểu）即位，天主教徒在越南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这位在阮朝历史上称得上是明君的皇帝为了维护封建制的国体，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传教，禁止发展新的越南教民，限制天主教在越南的进一步发展，此举毫无悬念的引发了传教士与天主教徒们的不满——矛盾一点一点的蓄积起来。
终于到了1858年，阮朝第四代皇帝嗣德帝阮福时（Nguyễn Phúc Thì）即位后，秉承并且加强了乃父宪祖阮福暶（Nguyễn Phúc Tuyền）对待天主教的限制镇压政策，对越南境内的天主教徒加强了镇压力度。面对传教士们的求救，法国人等到了梦寐以求的借口。在经历了大革命的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拿破仑派、热月党人、保皇派、金融贵族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之后，终于得到一段稍稍稳定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第三路易波拿巴陛下携克里米亚战胜帝俄和火烧圆明园之余威，尽遣刚刚征服大清国都北京之远征军到越南，同样以传教士被害为借口，向越南发动了侵略战争，对法国人的野心素有警惕之心的阮朝虽然调集全国兵马竭尽全力抵抗，但是越军的素质又岂是法军的那些百战之兵的对手，屡战屡败之后同宗主国大清国一样签订了城下之盟，拿破仑三世凭此一役不但拿到了路易十六想拿而未拿到的昆仑岛，还变本加厉的迫使阮氏王朝割让了南圻嘉定、定祥、边和三省，赔偿军费400万银元，路易十六当年染指越南的梦想终于在这个靠成功忽悠和慷慨撒钱上位的路易-波拿巴手里迈出了攻略越南的实质性的第一步。
在第一步得手后，法国人并不准备罢手。1867年，借口永隆、安江、河仙三省“盗匪横行”，严重影响了法国人在越南的人身安全，而越南政府剿匪不力，所以法国决定“代为剿灭”，就这样，法国人又将这三省纳入了殖民地范围，同年强迫越南政府与之签订新约以确认此三省和之前的三个省为法国所有的事实，南圻的这六个省被法国人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交趾支那”（Cochinchine），法国在该地设置总督进行行政管理，法国海军也开始在中国、日本海支队（Division Navale des Mes de Chine et du Japon）和大溪地兵站（Station Locale de Tahiti）外新组建了第三支独立的舰队——南圻支队（Division Naval de la Cochinchine），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国旗开始飘扬在越南的土地上——
这里笔者觉得应该提到一个人，就是被迫与法国签订割让永隆、安江、河仙三省条约的越南大学士、枢密大臣潘清简（名靖伯，字淡如，号梁溪、梅川）。这位前明“义不臣清”流徙越南的中国移民后裔、祖籍福建漳州府海澄县的七十一岁老人在签字画押后自觉无法承受“卖国贼”的汹汹清议，于条约生效后服毒自尽、以身殉国，以牺牲自己的名誉和生命之无可奈何的方式尽到了自己身为越人和越臣的责任。
为了交足赔款，嗣德帝不得不在在全国范围内开征鸦片税，这就意味着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同时也提高了其余各类税赋的缴纳额度，甚至开始了卖官鬻爵来凑赔款，如此一来无疑与饮鸩止渴、取油灭火，使得本来就不宽裕的越南财政变得愈发雪上加霜，国内矛盾愈发的尖锐；嗣德帝本人虽然称得上勤政，日间勤于政事、夜间亦常秉灯夜读，可是勤政并不等于拥有摆脱困局的能力。就如同道光与咸丰一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阮福时也只能徒呼奈何——
交趾支那殖民机构设立后，各级行政官员均由法国现役军官担任，而在西贡附近的小城堤岸市迎来了其第一任行政官——海军上尉安邺（Marie Joseph Francois Garnier），一个在1835年出生于盛产优质煤炭、如今是“历史与艺术城镇”的法国中部城市圣埃蒂安（Saint-Etienne）一陆军军官家庭、却不顾全家人反对加入海军、毕业于布雷斯特海军学校（L'École navale）、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侵越战争，拥有比较长的亚洲服役经历、“业务能力”也很过硬，正当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走马上任、成为一方殖民机构的“父母官”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成为越南局势为之激变的第一颗火星，激起火星的催化剂不是别的，正是他的身家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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