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此一回高俅出场。此时已去洪太尉放走魔君四十余年。想来一百零八位魔君都已各个下世为人，等待着命运的轮盘转起。投胎早的，也定然长成了威武的好汉一条了。
高俅本是高二，踢得一脚好气毬，被京师人混作“高毬”，后来发迹，方始去毛立人，唤作高俅。高俅这个人物的原型确实善蹴鞠，原本乃苏轼的书僮小吏，文书工作也做得不错，但历史记载不多，关于其名的波折更是查无实据。不过作者之所以如此附会其名字的意图，我们则很容易理解：由毬到俅，俨然是一个投机钻营飞黄腾达的小人的进化史，博人一哂。
而他发迹的过程，也实在像极了一个皮球被踢来踢去的过程：在东京做帮闲，被生铁王员外一纸文状，告上开封府，高俅被一脚踢出东京。他遂投奔了淮州柳世权，三年后哲宗大赦天下，又得柳世权赍发盘缠，并将他介绍给东京董将士，董将士怕他带坏了自家的孩儿，又将他转手推荐给小苏学士，小苏学士也嫌弃高俅是个帮闲浮浪之人，将这块烫手山芋转手送给了驸马王晋卿，正是在那里，高俅因缘际会，得到了端王——后来的徽宗的赏识宠幸，终于一步步登上高位，权倾朝野。高俅就像一个皮球，被踢来踢去，越踢越高，终于被踢到了可以将他的“恶”最大化的地方：权力链条的顶端。
这个过程颇令人深思。高俅最初被逐出东京，不得已投奔开赌坊的闲汉柳世权，乃是狼狈不堪，甚至穷途末路，这其实是他这样一个不务正业的无赖的合理下场，也是朝廷公府所期望的，然而，给了这个无赖翻身机会的人，第一个就是下旨大赦天下的天子。天子大赦，本来是为了显皇恩，振朝威，却想不到最终使这条蛀虫钻入了大宋的心脏，将朝纲蛀得洞痕累累。由此想到大赦天下这一例行的皇家恩泽，不与良民善民同喜同乐，反而与罪人恶人同贺同庆，咄咄怪事。也许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感恶化恶之重要远胜过抚善保善，原因正是良民太良太善以至于愚民政策真正在他们身上发挥了作用，不再需要统治阶级费心费力去安抚，一叹之。
高俅遇赦，再回到东京，不再是当初的落魄模样，而是大大受到了礼遇，一路畅通无阻，进入了驸马府。对比当初，如今的高俅只不过多了一样东西：一封推荐信。可以说，从柳世权的这封推荐信开始，高俅就获得了一份通关文书，他的无赖浮浪让人厌恶，然而却在人情二字的包装下，接收者必须无条件接受，要想摆脱高俅又不能驳了人情，就只好回赠以更大的人情，将高俅送往更好的去处，至于高俅会给别人带来怎样的恶劣影响，尚不算在考量范围之内，高俅就是在这自私的人情博弈中，坐收渔利。
无须回避，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人情二字，往往会大过任何其他标准，无往不利，它是我们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构建方式，而在这种方式中，是非善恶往往归零，法制和正义无从谈起。
高俅得做太尉，到任上班第一天，自然是点名。由此引出了水浒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一个人物：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此人忠孝两全，家世清白，又武艺高强，身份显赫。却陷入了一个戏剧性的困境：昔日无心得罪过的人如今变成了顶头上司，到底无计得免，只好带着老母私逃。路上收了史进做徒弟，传授下十八般武艺。之后，王进就彻底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再没有出现过。大凡评者都注意到了这一不同寻常的情况。对此，大家也略有共识：王进之去，正因高俅之来，其实象征着奸邪至而忠义去也。
然而王进遭遇高俅点名这一事件却引起我的另一重思考。此处高俅自然是小人得志，一朝猖狂，睚眦必报，但当初的私仇，如今却是在公堂之上得以合法地报复。到任点名，高俅有合法的权利在彼，点名不来，王进于公职上有失在先，纵然是因为生病，也并不能得到赦免——中国延续了成百上千年的皇帝的朝堂里，这一点私人理由远远不足以成为妨碍公事的理由，我们的先辈们早已习惯于带病坚持至死方休了——于是先前的一段个人恩怨转化成公堂之上公职之间的角力，而这种角力中无一例外地都是权力更大的一方获胜，因为于公而言，上下尊卑最是要紧。这其实是一个缩影，这样的公私转化几千年来在我们的公府朝堂之上一直在上演着。
从中我们又看到，我们的规章制度要求是何等的严厉又是何等的高标，以至于任何个人的东西、任何的错误乃至一点疏忽失误都要被摒弃在外——生病也是不允许发生的个人错误——以求“大公无私”，力臻完美无瑕之境。“大公”最终会导致“私”的泯灭，但事实是，人之私是不可能泯灭的，这是人性。不允许它光明正大地存在，它就会在“假公”的遮掩之下更顽强更具毁灭性地生存下去。而我们的文化没有为这一问题提供对策，公与私的分类从来都极其模糊，私总是要附属于公甚至泯灭于公，最终，对“公”的极端高标准要求，反而造成了“公”的完全虚化，只能是假公而真私。
水浒的故事就这样在一个乱世的大背景下，由一个乱政的小人发端。阅读古典小说甚至历史典籍的时候，我常常会恍惚，书中每每提及的背景，都是当世的风俗败坏人心不古，不复从前，可是当你向前回溯，又发现之前也并不是一个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事实是，无私的大同世界就像我们宣扬的许多传统美德一样，在我们的历史中就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而只存在于我们的宣传口号中。高俅的公报私仇逼走了王进，则王进之名，实非“进”，而是“王尽”也，小人乱政，从此而始。
高俅的仇怨其实是王进的父亲惹下的，当初高俅还是帮闲的圆社高二，向督军教头王升学习棒法，被其一棒打翻，三四个月方始得痊。高俅的报复来得很迟，如今王升已死，而他却毫不迟疑地将矛头指向了王进。则似乎宗嗣在则万事不散，父债子偿，自古之理。父、子、宗族的三位一体又赫然而独具特色地成了汉民族传统观念的一个标签，独立的人的存在对我们的先人而言，尚是一种想都没想过且从不认为它应该出现的存在。
高俅本是高二，踢得一脚好气毬，被京师人混作“高毬”，后来发迹，方始去毛立人，唤作高俅。高俅这个人物的原型确实善蹴鞠，原本乃苏轼的书僮小吏，文书工作也做得不错，但历史记载不多，关于其名的波折更是查无实据。不过作者之所以如此附会其名字的意图，我们则很容易理解：由毬到俅，俨然是一个投机钻营飞黄腾达的小人的进化史，博人一哂。
而他发迹的过程，也实在像极了一个皮球被踢来踢去的过程：在东京做帮闲，被生铁王员外一纸文状，告上开封府，高俅被一脚踢出东京。他遂投奔了淮州柳世权，三年后哲宗大赦天下，又得柳世权赍发盘缠，并将他介绍给东京董将士，董将士怕他带坏了自家的孩儿，又将他转手推荐给小苏学士，小苏学士也嫌弃高俅是个帮闲浮浪之人，将这块烫手山芋转手送给了驸马王晋卿，正是在那里，高俅因缘际会，得到了端王——后来的徽宗的赏识宠幸，终于一步步登上高位，权倾朝野。高俅就像一个皮球，被踢来踢去，越踢越高，终于被踢到了可以将他的“恶”最大化的地方：权力链条的顶端。
这个过程颇令人深思。高俅最初被逐出东京，不得已投奔开赌坊的闲汉柳世权，乃是狼狈不堪，甚至穷途末路，这其实是他这样一个不务正业的无赖的合理下场，也是朝廷公府所期望的，然而，给了这个无赖翻身机会的人，第一个就是下旨大赦天下的天子。天子大赦，本来是为了显皇恩，振朝威，却想不到最终使这条蛀虫钻入了大宋的心脏，将朝纲蛀得洞痕累累。由此想到大赦天下这一例行的皇家恩泽，不与良民善民同喜同乐，反而与罪人恶人同贺同庆，咄咄怪事。也许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感恶化恶之重要远胜过抚善保善，原因正是良民太良太善以至于愚民政策真正在他们身上发挥了作用，不再需要统治阶级费心费力去安抚，一叹之。
高俅遇赦，再回到东京，不再是当初的落魄模样，而是大大受到了礼遇，一路畅通无阻，进入了驸马府。对比当初，如今的高俅只不过多了一样东西：一封推荐信。可以说，从柳世权的这封推荐信开始，高俅就获得了一份通关文书，他的无赖浮浪让人厌恶，然而却在人情二字的包装下，接收者必须无条件接受，要想摆脱高俅又不能驳了人情，就只好回赠以更大的人情，将高俅送往更好的去处，至于高俅会给别人带来怎样的恶劣影响，尚不算在考量范围之内，高俅就是在这自私的人情博弈中，坐收渔利。
无须回避，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人情二字，往往会大过任何其他标准，无往不利，它是我们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构建方式，而在这种方式中，是非善恶往往归零，法制和正义无从谈起。
高俅得做太尉，到任上班第一天，自然是点名。由此引出了水浒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一个人物：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此人忠孝两全，家世清白，又武艺高强，身份显赫。却陷入了一个戏剧性的困境：昔日无心得罪过的人如今变成了顶头上司，到底无计得免，只好带着老母私逃。路上收了史进做徒弟，传授下十八般武艺。之后，王进就彻底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再没有出现过。大凡评者都注意到了这一不同寻常的情况。对此，大家也略有共识：王进之去，正因高俅之来，其实象征着奸邪至而忠义去也。
然而王进遭遇高俅点名这一事件却引起我的另一重思考。此处高俅自然是小人得志，一朝猖狂，睚眦必报，但当初的私仇，如今却是在公堂之上得以合法地报复。到任点名，高俅有合法的权利在彼，点名不来，王进于公职上有失在先，纵然是因为生病，也并不能得到赦免——中国延续了成百上千年的皇帝的朝堂里，这一点私人理由远远不足以成为妨碍公事的理由，我们的先辈们早已习惯于带病坚持至死方休了——于是先前的一段个人恩怨转化成公堂之上公职之间的角力，而这种角力中无一例外地都是权力更大的一方获胜，因为于公而言，上下尊卑最是要紧。这其实是一个缩影，这样的公私转化几千年来在我们的公府朝堂之上一直在上演着。
从中我们又看到，我们的规章制度要求是何等的严厉又是何等的高标，以至于任何个人的东西、任何的错误乃至一点疏忽失误都要被摒弃在外——生病也是不允许发生的个人错误——以求“大公无私”，力臻完美无瑕之境。“大公”最终会导致“私”的泯灭，但事实是，人之私是不可能泯灭的，这是人性。不允许它光明正大地存在，它就会在“假公”的遮掩之下更顽强更具毁灭性地生存下去。而我们的文化没有为这一问题提供对策，公与私的分类从来都极其模糊，私总是要附属于公甚至泯灭于公，最终，对“公”的极端高标准要求，反而造成了“公”的完全虚化，只能是假公而真私。
水浒的故事就这样在一个乱世的大背景下，由一个乱政的小人发端。阅读古典小说甚至历史典籍的时候，我常常会恍惚，书中每每提及的背景，都是当世的风俗败坏人心不古，不复从前，可是当你向前回溯，又发现之前也并不是一个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事实是，无私的大同世界就像我们宣扬的许多传统美德一样，在我们的历史中就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而只存在于我们的宣传口号中。高俅的公报私仇逼走了王进，则王进之名，实非“进”，而是“王尽”也，小人乱政，从此而始。
高俅的仇怨其实是王进的父亲惹下的，当初高俅还是帮闲的圆社高二，向督军教头王升学习棒法，被其一棒打翻，三四个月方始得痊。高俅的报复来得很迟，如今王升已死，而他却毫不迟疑地将矛头指向了王进。则似乎宗嗣在则万事不散，父债子偿，自古之理。父、子、宗族的三位一体又赫然而独具特色地成了汉民族传统观念的一个标签，独立的人的存在对我们的先人而言，尚是一种想都没想过且从不认为它应该出现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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