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与金隄译《尤利西斯》恩怨 李景端
萧乾与金隄译《尤利西斯》恩怨 李景端
世界文学名著《尤利西斯》自1922年问世以后，长期没有中译本。1993年底，金隄在台湾出版《尤》的上卷。1994年4月，萧乾与金隄同时在我国大陆翻译出版了《尤》的上卷。1994年10月，萧乾与文洁若夫妇合译的《尤利西斯》全译本率先出版；1996年，金隄译的全译本也接着上市。
早在1990年我约萧乾夫妇翻译《尤》时，本来打算一次出版全译本，但在1994年春节萧、文译本的上卷正在校对之时，萧乾看到了金隄在台湾出版的《尤》上卷本。经研究，萧、文认为自己的译本更易懂、更具有特色，不妨先出版听听反应，于是商定将上卷先行出版。于是，我国图书市场上，就出现了《尤利西斯》萧、文译的译林版，与金隄译的人民文学版，两种译本并存竞销的局面。
尽管当时有些报纸上出现过《〈尤利西斯〉译本南北大战》这样的标题，但实际上萧与金起初并无芥蒂。也许是萧乾的知名度高，有一阵媒体对萧、文译本的报道很多；加上初版发行量，萧文译本8万册，金隄译本2万册。这就使萧文译本在宣传气势和发行上明显超过了金隄译本。这时有采访过金隄的记者告诉萧乾，金隄认为自己研究和翻译《尤》比萧乾早，可现在人们只知道萧乾译《尤》，为此觉得很委屈。萧乾一听这话，连忙对这位记者说：“如果金隄前来我家，我会双手拥抱他。”
这以后，配合萧文译本又出版了《尤利西斯导读》一书；萧乾夫妇在上海为《尤》签名售书，当天不够卖还得发书票；接着译林社又在北京举办“乔伊斯与〈尤利西斯〉国际研讨会”；这许多活动进一步扩大了萧文译本的影响，也可能促使金隄从“委屈”发展为“不服气”。有一件小事，使我感受到了金隄的这种“怨气”。
著名作家兼翻译家冯亦代曾撰文说，他尚未对过《尤》的原文，仅就中文而言，萧、文似强于金隄；还举例说，分明指尿液，萧译小便，金译小水，显然前者更易懂。后来金隄与我一起参加香港一次翻译研讨会，金在会上借题质问冯亦代，没对原文岂能评优劣？又说《本草纲目》中就有称尿液为“小水”的记载，自己寡闻何以怪人。与会人中有人觉得，怎能要求读者先熟悉李时珍的著作再来读《尤》！我对金针对萧文译本的一些批评虽持保留意见，但并未提出争辩，谁知金在会上还是有意不理我。看得出，他对萧乾有气也波及我了。
其实金隄对萧乾“有气”，源于对当时萧乾的真实思想并不了解。他不仅不知道萧乾愿意“拥抱他”，还根本不知道萧乾夫妇为了他曾发生过的一场争执。萧文译本上卷出版前，在所附的“乔伊斯大事记”中，起初的原稿写有：“1987年金隄译《尤利西斯》三章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编稿时，我觉得只译三章，分量太少，我把这一行删掉了。不料我这一草率之举，竟引发了萧乾老两口的一场争执。洁若大姐同意我删掉，而萧乾不但反对删，还要求把“1981年金隄译过第二章”再加上去，强调这是历史，必须承认。他连来两封信批评，甚至生气地用了表明我们“没有气度”、“狂妄自大”、“老子天下第一”、“无视旁人劳动成果”等这些重话，最后声称：“我坚持”、否则就“取消《大事记》”。眼看萧乾如此坚持，我被感动了。于是我承担了责任，并与洁若大姐取得共识，终于把“金隄译”那段删掉的文字又恢复了。这件事说明，那时萧乾对金隄是很尊重的，金隄对萧乾“有气”，可能出于误会。
不料随后事态又有发展。1996年春金隄几次在报上撰文或接受采访，把对萧文译本的批评公开化了。后来莫名其妙地刮起一股风，说什么“文洁若不懂英文，她是从日文本转译的”，“署萧乾合译，是用他的名气”，甚至还说“前八章很多地方萧乾是抄金隄的”等等。萧乾还在猜疑是何人如此污蔑之时，1996年金隄在天津也组织了一场《尤利西斯》国际研讨会，据说会上出现了不少褒金隄、贬萧乾的声音。起初萧乾并未在意，可是1996年7月10日，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京记者找过萧乾以后，萧乾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示“不会去拥抱”金隄了。我是从萧乾1996年7月11日给我来信中，才得悉原委的。萧乾来信如下——
（一）昨天香港《南华早报》驻京记者来我处，带来金隄的“朋友及支持者”（耶鲁大学教授）所写一文（估计是在金那天津研讨会上散发的）评萧文译本。实际上是完全站在金方面来攻击我们的译本。
洋教授所举之例，肯定均为金隄所提供。他不过借一洋教授之名，为他出出气。她曾出席了金译本的天津聚会。
首先，在介绍我们时，说萧乾只是一个二战记者，完全不提1939——1945年间，我在英就已研究乔伊斯。其间，还在剑桥王家学院专攻以乔伊斯为重点的英心理小说。对洁若，则只提她译日本文学，只字不提她译过英国凯瑟林·曼斯菲尔德等人的英文长作。尤其严重的，她毫无根据地（估计她并不懂中文）说我们参考了金的较早译本。其实，我们的译本先出一年，更有权利和资格这样估计他，但我们从未这么说过。而且书出之后，都公开供任何人阅读。他肯定看了我们的译本。他出得晚了一年，但我们并不据此即认为他“倚靠”（Reynolds原语）了我们的译本。
（二）《南华早报》要我的反应。我说：我们在序中就说我们是抛砖引玉，欢迎更新更好的译本问世。事实上，北京师大一位刘教授正在从事第三个译本。我们欢迎，绝不会因为他出得晚，就对他存敌意。相反，我们希望他既参考我们译本之长，也力避我们译本之短。人类整个文化就是这么前进的。
我们欢迎对译本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论。但如果写作者以某译本译者朋友的身份出来说话，而且讲的是一面之理，动机出于褒金隄、贬萧文，这样恶意的有成见的“评论”，我们认为不屑一理。
这位洋教授也许是乔伊斯研究家，但我估计她的中文理解力未必足以判断两个译本的译文。这种借洋人来帮腔逞能，盗名欺世，这与一个严肃学人的身份不甚相称。
（三）正因此，我不准备应战。因为：（1）这不是学术上相互探讨，而是一方假洋人权威来逞势欺压；（2）金隄最痛心的，也许正是《南华早报》文中所说，“萧文译本卖了十几万，而金译本只卖了四万。”他也许想借此挑起一场论战来弥补一下。我们并不准备合作。所以，（3）我们不打算作任何答复。如果翻译界有心人士愿客观而公正地比较，我们欢迎，并一定虚心听取意见，认真改正。关键是，不是捧这个打那个，而是为了一个更好更完善的译本。我希望那样对第三个译本会有参考价值。
总之，我们是在为普及一部艰深而有价值的译本而努力。如果目标相同（而不是以个人权威自居），就有共同语言。三年前，我在对《光明日报》记者谈金隄时，曾表示十分友善，甚至说，如他进来我会拥抱他。但我错了。我未料到他是如此倨傲，以乔伊斯为他一人的专利。书比他出得早就如此仇视。我不会去拥抱这样一个人。
此信请复制后退回给我。强烈建议译林，不要上当去正面反驳那位洋教授，但可以组织一篇公正的客观的评论。
面对如此攻击萧、文，我也很生气，说萧、文抄金隄的，简直胡扯。那些年，萧乾夫妇如何找资料，如何向国内外朋友讨教，翻译疑难怎么解决等过程，我全清楚，有些还是我经手。上卷萧乾是在自己译本已在校对时才看到金隄译本的，下卷萧、文比金隄早出版一年多，哪有先出的抄后出的。对这种不实之词，尽管萧乾很生气，但他还是保持克制。当我要撰文据实反驳时，1997年1月13日他再次致信我：“示悉。谢谢大文。我意《尤》事可以画个句号了。关于《尤》或“乔”在学术上的探讨，当然宜永远继续下去。至于两个中译本问题，愚意以搁置为宜。”
我一直认为，萧乾、文洁若以及金隄，对待《尤利西斯》的翻译都是严肃认真的，双方为填补这项重大的翻译空白，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两个译本各有所长，各有特色，应该并存，而不应该排斥；有不同意见，可以友好讨论，切勿轻言不实之词而伤害了他人。如今萧乾已经离开我们，文洁若和金隄也已高龄，衷心希望彼此怀着宽容的心态，抛弃以往的恩怨，为文学翻译事业再做新的贡献。
《文汇读书周报》
世界文学名著《尤利西斯》自1922年问世以后，长期没有中译本。1993年底，金隄在台湾出版《尤》的上卷。1994年4月，萧乾与金隄同时在我国大陆翻译出版了《尤》的上卷。1994年10月，萧乾与文洁若夫妇合译的《尤利西斯》全译本率先出版；1996年，金隄译的全译本也接着上市。
早在1990年我约萧乾夫妇翻译《尤》时，本来打算一次出版全译本，但在1994年春节萧、文译本的上卷正在校对之时，萧乾看到了金隄在台湾出版的《尤》上卷本。经研究，萧、文认为自己的译本更易懂、更具有特色，不妨先出版听听反应，于是商定将上卷先行出版。于是，我国图书市场上，就出现了《尤利西斯》萧、文译的译林版，与金隄译的人民文学版，两种译本并存竞销的局面。
尽管当时有些报纸上出现过《〈尤利西斯〉译本南北大战》这样的标题，但实际上萧与金起初并无芥蒂。也许是萧乾的知名度高，有一阵媒体对萧、文译本的报道很多；加上初版发行量，萧文译本8万册，金隄译本2万册。这就使萧文译本在宣传气势和发行上明显超过了金隄译本。这时有采访过金隄的记者告诉萧乾，金隄认为自己研究和翻译《尤》比萧乾早，可现在人们只知道萧乾译《尤》，为此觉得很委屈。萧乾一听这话，连忙对这位记者说：“如果金隄前来我家，我会双手拥抱他。”
这以后，配合萧文译本又出版了《尤利西斯导读》一书；萧乾夫妇在上海为《尤》签名售书，当天不够卖还得发书票；接着译林社又在北京举办“乔伊斯与〈尤利西斯〉国际研讨会”；这许多活动进一步扩大了萧文译本的影响，也可能促使金隄从“委屈”发展为“不服气”。有一件小事，使我感受到了金隄的这种“怨气”。
著名作家兼翻译家冯亦代曾撰文说，他尚未对过《尤》的原文，仅就中文而言，萧、文似强于金隄；还举例说，分明指尿液，萧译小便，金译小水，显然前者更易懂。后来金隄与我一起参加香港一次翻译研讨会，金在会上借题质问冯亦代，没对原文岂能评优劣？又说《本草纲目》中就有称尿液为“小水”的记载，自己寡闻何以怪人。与会人中有人觉得，怎能要求读者先熟悉李时珍的著作再来读《尤》！我对金针对萧文译本的一些批评虽持保留意见，但并未提出争辩，谁知金在会上还是有意不理我。看得出，他对萧乾有气也波及我了。
其实金隄对萧乾“有气”，源于对当时萧乾的真实思想并不了解。他不仅不知道萧乾愿意“拥抱他”，还根本不知道萧乾夫妇为了他曾发生过的一场争执。萧文译本上卷出版前，在所附的“乔伊斯大事记”中，起初的原稿写有：“1987年金隄译《尤利西斯》三章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编稿时，我觉得只译三章，分量太少，我把这一行删掉了。不料我这一草率之举，竟引发了萧乾老两口的一场争执。洁若大姐同意我删掉，而萧乾不但反对删，还要求把“1981年金隄译过第二章”再加上去，强调这是历史，必须承认。他连来两封信批评，甚至生气地用了表明我们“没有气度”、“狂妄自大”、“老子天下第一”、“无视旁人劳动成果”等这些重话，最后声称：“我坚持”、否则就“取消《大事记》”。眼看萧乾如此坚持，我被感动了。于是我承担了责任，并与洁若大姐取得共识，终于把“金隄译”那段删掉的文字又恢复了。这件事说明，那时萧乾对金隄是很尊重的，金隄对萧乾“有气”，可能出于误会。
不料随后事态又有发展。1996年春金隄几次在报上撰文或接受采访，把对萧文译本的批评公开化了。后来莫名其妙地刮起一股风，说什么“文洁若不懂英文，她是从日文本转译的”，“署萧乾合译，是用他的名气”，甚至还说“前八章很多地方萧乾是抄金隄的”等等。萧乾还在猜疑是何人如此污蔑之时，1996年金隄在天津也组织了一场《尤利西斯》国际研讨会，据说会上出现了不少褒金隄、贬萧乾的声音。起初萧乾并未在意，可是1996年7月10日，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京记者找过萧乾以后，萧乾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示“不会去拥抱”金隄了。我是从萧乾1996年7月11日给我来信中，才得悉原委的。萧乾来信如下——
（一）昨天香港《南华早报》驻京记者来我处，带来金隄的“朋友及支持者”（耶鲁大学教授）所写一文（估计是在金那天津研讨会上散发的）评萧文译本。实际上是完全站在金方面来攻击我们的译本。
洋教授所举之例，肯定均为金隄所提供。他不过借一洋教授之名，为他出出气。她曾出席了金译本的天津聚会。
首先，在介绍我们时，说萧乾只是一个二战记者，完全不提1939——1945年间，我在英就已研究乔伊斯。其间，还在剑桥王家学院专攻以乔伊斯为重点的英心理小说。对洁若，则只提她译日本文学，只字不提她译过英国凯瑟林·曼斯菲尔德等人的英文长作。尤其严重的，她毫无根据地（估计她并不懂中文）说我们参考了金的较早译本。其实，我们的译本先出一年，更有权利和资格这样估计他，但我们从未这么说过。而且书出之后，都公开供任何人阅读。他肯定看了我们的译本。他出得晚了一年，但我们并不据此即认为他“倚靠”（Reynolds原语）了我们的译本。
（二）《南华早报》要我的反应。我说：我们在序中就说我们是抛砖引玉，欢迎更新更好的译本问世。事实上，北京师大一位刘教授正在从事第三个译本。我们欢迎，绝不会因为他出得晚，就对他存敌意。相反，我们希望他既参考我们译本之长，也力避我们译本之短。人类整个文化就是这么前进的。
我们欢迎对译本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论。但如果写作者以某译本译者朋友的身份出来说话，而且讲的是一面之理，动机出于褒金隄、贬萧文，这样恶意的有成见的“评论”，我们认为不屑一理。
这位洋教授也许是乔伊斯研究家，但我估计她的中文理解力未必足以判断两个译本的译文。这种借洋人来帮腔逞能，盗名欺世，这与一个严肃学人的身份不甚相称。
（三）正因此，我不准备应战。因为：（1）这不是学术上相互探讨，而是一方假洋人权威来逞势欺压；（2）金隄最痛心的，也许正是《南华早报》文中所说，“萧文译本卖了十几万，而金译本只卖了四万。”他也许想借此挑起一场论战来弥补一下。我们并不准备合作。所以，（3）我们不打算作任何答复。如果翻译界有心人士愿客观而公正地比较，我们欢迎，并一定虚心听取意见，认真改正。关键是，不是捧这个打那个，而是为了一个更好更完善的译本。我希望那样对第三个译本会有参考价值。
总之，我们是在为普及一部艰深而有价值的译本而努力。如果目标相同（而不是以个人权威自居），就有共同语言。三年前，我在对《光明日报》记者谈金隄时，曾表示十分友善，甚至说，如他进来我会拥抱他。但我错了。我未料到他是如此倨傲，以乔伊斯为他一人的专利。书比他出得早就如此仇视。我不会去拥抱这样一个人。
此信请复制后退回给我。强烈建议译林，不要上当去正面反驳那位洋教授，但可以组织一篇公正的客观的评论。
面对如此攻击萧、文，我也很生气，说萧、文抄金隄的，简直胡扯。那些年，萧乾夫妇如何找资料，如何向国内外朋友讨教，翻译疑难怎么解决等过程，我全清楚，有些还是我经手。上卷萧乾是在自己译本已在校对时才看到金隄译本的，下卷萧、文比金隄早出版一年多，哪有先出的抄后出的。对这种不实之词，尽管萧乾很生气，但他还是保持克制。当我要撰文据实反驳时，1997年1月13日他再次致信我：“示悉。谢谢大文。我意《尤》事可以画个句号了。关于《尤》或“乔”在学术上的探讨，当然宜永远继续下去。至于两个中译本问题，愚意以搁置为宜。”
我一直认为，萧乾、文洁若以及金隄，对待《尤利西斯》的翻译都是严肃认真的，双方为填补这项重大的翻译空白，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两个译本各有所长，各有特色，应该并存，而不应该排斥；有不同意见，可以友好讨论，切勿轻言不实之词而伤害了他人。如今萧乾已经离开我们，文洁若和金隄也已高龄，衷心希望彼此怀着宽容的心态，抛弃以往的恩怨，为文学翻译事业再做新的贡献。
《文汇读书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