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 - 罗兰·巴尔特的爱与死
1980年2月25日，罗兰·巴尔特刚参加完了一场“大人物”的聚会，聚会的组织者是后来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中午用餐后，巴尔特步行返回法兰西学院。他走在路上，明显有些心不在焉，到学院的对面，正想穿越斑马线时，被一辆疾驰而来的小卡车撞到在地。随后到达现场的救护人员没有在这位伤者身上发现任何证件，只找到了学院的工作卡。警察随后到学院询问时，有人通知了米歇尔·福柯，福柯前去确认了伤者就是巴尔特。
正如埃尔韦·阿尔加拉龙多在《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一书中的那句评语：车祸本身平庸得令人沮丧。一个行人被车撞了，就这么简单。开始的时候，巴尔特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引起朋友的恐慌，他的意识很清醒，还一直自责自己太不小心了。检查结果也不是很严重，没有致命的伤口，虽然需要住院疗养，但不会有什么大碍。但一周后从医院传来的消息已经不让人这么乐观：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等亲友再去医院探望时，他的身体已经插满了管子，处于濒死的边缘。他用微弱的手势表示想拔掉管子，让他毫无痛苦地离去。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回忆当时的情景：“他的眼睛闪动着疲惫和忧郁，脸色无光，他向我做了一个要求放弃和永别的动作，意思是说：不要挽留我，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好像活着已经令他厌倦。”死亡反而是一种解脱。
从1977年到1980年去世，这是埃尔韦写作此书时选定的“最后的日子”。之所以从此开始，是因为1977年对巴尔特而言具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1977年上半年，他被福柯推选入了法兰西学院，这个法国学术界的最高殿堂。世人皆知这是这是最大的荣耀。法兰西学院虽然不是大学，但是院士的讲学能吸引大量的人群，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而且选取的院士是终身制，即是说除非有院士辞世，否则不能选取新院士。米歇尔·福柯于1970年推选为哲学思想史的院士，当时他43岁。而巴尔特被推选为文学与符号学院士时已经62岁了。据说，巴尔特最终胜出，还是因为福柯关键性的那一票。
巴尔特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学者。他出版第一本书《写作的零度》时，已经37岁了。他出道晚，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人们感觉他似乎能对任何话题都能言之有物。苏珊·桑塔格说，让巴尔特面对一个烟盒，他也会有一个想法，两个想法，许多想法，然后一篇文章就成了。在她看来，这不是学问的问题，而是思想是否敏锐的问题。巴尔特似乎就有这种天赋，能够迅速而敏锐地察觉到问题的所在，并且用一种很尖锐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他是一个天生的随笔作家，能够随时随地保持自己的思索，并记录下来，渲染成文。巴尔特是天生的专栏作家，而且是那种总是言之有物的专栏作家。但问题是，一个只写过片段的随笔作家，他有资格进入法兰西学院吗？这是当时对巴尔特被选入法兰西学院受到最大的攻击。
巴尔特随后在法兰学院的讲座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人们的对他的质疑——巴尔特的课堂总是坐满了人，以至于学院不得不把他的课调整到周末——他们以为周末的学院总不会有很多人来听课吧，谁知道他的课堂还是座无虚席，不得已还在隔壁的教室放置了音响，方便那些来听课的人。1977年还有一件大事，巴尔特的《恋人絮语》大卖，据说有十万册，他成了畅销书作家。与此同时，他的朋友们围绕着这本书为他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学术研讨会。无论是在广大读者心中，还是在严肃的学术界，他的声望都达到了顶点。但是伴随着这种荣誉的，各种苦恼也接踵而至。
1977年10月25日，母亲因病去世给了他沉重的一击。我们可以通过《哀痛日记》了解这对母子的关系。巴尔特的父亲是一名海军军官，早在他一岁时，在一场战斗中牺牲了。从此，儿子与母亲再也没分开过。在《哀痛日记》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巴尔特与母亲之间亲密的程度。母亲去世后，他就开始谈论死亡，谈论伤痛，谈论时间的消逝。很多人都会失去自己的亲人，但是大部分都会随着时间的消逝抚平自己的伤痛。但在巴尔特的日记中，母亲的形象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清晰，疼痛更加醒目。母亲的去世把他置于了孤独之中，这种孤独最终以写作的形式得到表达。除了日记，他给母亲写了一本书《明室》，上半部分谈论摄影的本质，下半部分谈论母亲。他借用普鲁斯特失去祖母时的话说：“我不仅情愿忍受这种痛苦，而且要尊重这种痛苦的与众不同。”对巴尔特而言，这种痛苦永远不会消失，“没有母亲我可以生活（我们每个人迟早都会过没有母亲的日子），不过，我剩下来的生活，一直到死，都一定是坏得无法用语言形容（无优秀品格）。”
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在《哀痛日记》中，他清晰地记录下了自己的这种心路历程，他觉得在母亲死后，这种痛苦摧毁了他，再也难以兴奋起来，“在我对我的死亡的想象之中，除了对过早地逝去感到焦虑外，我还增加了对我可能为死亡制造的无法承受的痛苦的焦虑。”对他来说，死亡的想象仪式已经在演示中完成了。他依然活着，就如同他已经死去。就在此时，他决定创作一部小说，就如同普鲁斯特在祖母去世后创作了《追忆似水年华》一样。在纽约时，桑塔格曾经问他即将写的小说是什么。巴特给不出确切的回答，他不知道会采取什么样形式，他说，也许，这部小说会像他以往的文章一样，将由一系列片段时的文本来构成。
这个问题的困惑之处在于，如果这部小说延续了巴尔特以往的写作风格，他如何能延续普鲁斯特式的辉煌？他在法兰西学院开了《小说的准备》讲述普鲁斯特，他渴望寻找到成为普鲁斯特的秘密，但是这种找寻最终也没有让他写成一部普鲁斯特式的小说。他最后的苦恼在于，他不甘心做一个随笔作家，他的天赋受到了质疑。
从1977年到1980年，这是巴尔特最辉煌的时间，也是他最为痛苦的时期。他的辉煌一度掩盖了他的痛苦，他的孤独。他生命中的爱与死早已完结，想象中那个死亡仪式在那辆飞驰而来的卡车把他撞倒在地之前，他已经考虑过死亡的到来。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他对死亡的态度是“动物性”地放弃，死亡不会思想，救赎没有意义。当死亡来临时，放手就好。从此，他没有了恐惧，哀痛，再也不会孤独。
思郁
2012-6-24书
正如埃尔韦·阿尔加拉龙多在《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一书中的那句评语：车祸本身平庸得令人沮丧。一个行人被车撞了，就这么简单。开始的时候，巴尔特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引起朋友的恐慌，他的意识很清醒，还一直自责自己太不小心了。检查结果也不是很严重，没有致命的伤口，虽然需要住院疗养，但不会有什么大碍。但一周后从医院传来的消息已经不让人这么乐观：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等亲友再去医院探望时，他的身体已经插满了管子，处于濒死的边缘。他用微弱的手势表示想拔掉管子，让他毫无痛苦地离去。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回忆当时的情景：“他的眼睛闪动着疲惫和忧郁，脸色无光，他向我做了一个要求放弃和永别的动作，意思是说：不要挽留我，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好像活着已经令他厌倦。”死亡反而是一种解脱。
从1977年到1980年去世，这是埃尔韦写作此书时选定的“最后的日子”。之所以从此开始，是因为1977年对巴尔特而言具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1977年上半年，他被福柯推选入了法兰西学院，这个法国学术界的最高殿堂。世人皆知这是这是最大的荣耀。法兰西学院虽然不是大学，但是院士的讲学能吸引大量的人群，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而且选取的院士是终身制，即是说除非有院士辞世，否则不能选取新院士。米歇尔·福柯于1970年推选为哲学思想史的院士，当时他43岁。而巴尔特被推选为文学与符号学院士时已经62岁了。据说，巴尔特最终胜出，还是因为福柯关键性的那一票。
巴尔特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学者。他出版第一本书《写作的零度》时，已经37岁了。他出道晚，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人们感觉他似乎能对任何话题都能言之有物。苏珊·桑塔格说，让巴尔特面对一个烟盒，他也会有一个想法，两个想法，许多想法，然后一篇文章就成了。在她看来，这不是学问的问题，而是思想是否敏锐的问题。巴尔特似乎就有这种天赋，能够迅速而敏锐地察觉到问题的所在，并且用一种很尖锐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他是一个天生的随笔作家，能够随时随地保持自己的思索，并记录下来，渲染成文。巴尔特是天生的专栏作家，而且是那种总是言之有物的专栏作家。但问题是，一个只写过片段的随笔作家，他有资格进入法兰西学院吗？这是当时对巴尔特被选入法兰西学院受到最大的攻击。
巴尔特随后在法兰学院的讲座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人们的对他的质疑——巴尔特的课堂总是坐满了人，以至于学院不得不把他的课调整到周末——他们以为周末的学院总不会有很多人来听课吧，谁知道他的课堂还是座无虚席，不得已还在隔壁的教室放置了音响，方便那些来听课的人。1977年还有一件大事，巴尔特的《恋人絮语》大卖，据说有十万册，他成了畅销书作家。与此同时，他的朋友们围绕着这本书为他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学术研讨会。无论是在广大读者心中，还是在严肃的学术界，他的声望都达到了顶点。但是伴随着这种荣誉的，各种苦恼也接踵而至。
1977年10月25日，母亲因病去世给了他沉重的一击。我们可以通过《哀痛日记》了解这对母子的关系。巴尔特的父亲是一名海军军官，早在他一岁时，在一场战斗中牺牲了。从此，儿子与母亲再也没分开过。在《哀痛日记》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巴尔特与母亲之间亲密的程度。母亲去世后，他就开始谈论死亡，谈论伤痛，谈论时间的消逝。很多人都会失去自己的亲人，但是大部分都会随着时间的消逝抚平自己的伤痛。但在巴尔特的日记中，母亲的形象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清晰，疼痛更加醒目。母亲的去世把他置于了孤独之中，这种孤独最终以写作的形式得到表达。除了日记，他给母亲写了一本书《明室》，上半部分谈论摄影的本质，下半部分谈论母亲。他借用普鲁斯特失去祖母时的话说：“我不仅情愿忍受这种痛苦，而且要尊重这种痛苦的与众不同。”对巴尔特而言，这种痛苦永远不会消失，“没有母亲我可以生活（我们每个人迟早都会过没有母亲的日子），不过，我剩下来的生活，一直到死，都一定是坏得无法用语言形容（无优秀品格）。”
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在《哀痛日记》中，他清晰地记录下了自己的这种心路历程，他觉得在母亲死后，这种痛苦摧毁了他，再也难以兴奋起来，“在我对我的死亡的想象之中，除了对过早地逝去感到焦虑外，我还增加了对我可能为死亡制造的无法承受的痛苦的焦虑。”对他来说，死亡的想象仪式已经在演示中完成了。他依然活着，就如同他已经死去。就在此时，他决定创作一部小说，就如同普鲁斯特在祖母去世后创作了《追忆似水年华》一样。在纽约时，桑塔格曾经问他即将写的小说是什么。巴特给不出确切的回答，他不知道会采取什么样形式，他说，也许，这部小说会像他以往的文章一样，将由一系列片段时的文本来构成。
这个问题的困惑之处在于，如果这部小说延续了巴尔特以往的写作风格，他如何能延续普鲁斯特式的辉煌？他在法兰西学院开了《小说的准备》讲述普鲁斯特，他渴望寻找到成为普鲁斯特的秘密，但是这种找寻最终也没有让他写成一部普鲁斯特式的小说。他最后的苦恼在于，他不甘心做一个随笔作家，他的天赋受到了质疑。
从1977年到1980年，这是巴尔特最辉煌的时间，也是他最为痛苦的时期。他的辉煌一度掩盖了他的痛苦，他的孤独。他生命中的爱与死早已完结，想象中那个死亡仪式在那辆飞驰而来的卡车把他撞倒在地之前，他已经考虑过死亡的到来。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他对死亡的态度是“动物性”地放弃，死亡不会思想，救赎没有意义。当死亡来临时，放手就好。从此，他没有了恐惧，哀痛，再也不会孤独。
思郁
2012-6-2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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