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的政治，只是情感的政治？
今天看了话剧《于无声处》，据说这出戏在三十年前上演时深深地嵌入在历史剧变之中，甚至于“天安门事件”（“四五”）的平反甚有功焉。然而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话剧中心松软的椅子，中心外租界气味日益严重的街道，包括叫卖的黄牛，权当文化消费的白领，赶来怀旧的老人，所有这一切都让那句诗“党心民心不可侮，于无声处听惊雷”变得无比暧昧，却又阴魂不散。
这出戏里充满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式的豪言壮语，试图努力说出一种跟”阶级斗争”的套话有所区别、甚至针锋相对，但是同样指向集体性、指向理想主义，指向群众政治的话语。在这个意义上，这出戏之所以有力量，并不是什么“爱情”（何芸与欧阳平），而恰恰是“政治”——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种政治到底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它所表征出的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瞬间，其“真理内容”恰恰是它内在于这个革命传统，试图救赎这个传统。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戏剧有意思地建构了一个反面人物——何是非，他所有的缺陷都是四人帮“权力政治/阴谋政治”的隐喻，甚至可以说他本身离开那个“四人帮”真正的罪恶——真正的REAL，原罪，某种疯狂的、无法用理性理解的罪恶——还有一段距离。更靠近四人帮罪恶的是那个始终没有出现的唐有才，这也证明了那种罪恶的“不可表现性”。何是非是个小人物，或者说是千千万万误入四人帮歧途，在文革“阶级斗争”中暴露“人性”阴暗、软弱一面的典型。这里建构了两种罪：第一个层次是四人帮及不可表现的“罪”，第二个就是何是非为代表的“叛徒”（剧中原话）。非常有趣的是，何是非在1967年代诬陷“揭发”梅林和1976年的告密，按他的话说“全是为了这个家”。至少从戏中来看，这并非虚言，何有权力欲，但似乎更希望被动地寻找一种安稳状态。这样，四人帮“走狗”的诉求就变成指向了“家庭”，最终会指向“个体”小我。此外，从何是非最后反复提醒女儿时间（“还有五分钟”）暗示出何是个高度理性化、将情感排斥到最低限度的人，他没有“人性”，但他却要保全家庭，这样就有了一个奇怪的组合：他所做的一切似乎只是为了拼凑出一个家庭的架子，只是为了让这个家像时钟一样走着，不要因故障而停下。这里也暗示出一种对于激进政治最为严厉的批评：最终阶级政治本身是去政治化的，是为了运作一个机器，里面空空洞洞的没有情感。所以计算与理性的背后是没有理性的。（我个人感觉这个批评比“权力政治”要更为骇人，虽说未必更为“深刻”。）
所以，这出戏在调动情感上是成功的，通过建构何这样一个没有情感的家庭论者，两种移情的可能都倾向于正面角色。后者既能占据“人性”、“情感”，又可以指向集体性，指向“党和人民”。整个戏剧“攻无不克”的道理，或许也就在这里。
因而，整个戏剧调动起来的一种“情感政治”，通过对于无情/无人性的否定，通过集体性的指向，大家基本可以从中各取所需。戏剧的隐含意图当然是将人们的情绪一直推到最后元凶——四人帮——背后其实是激进的“阶级斗争”。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病痛、仇恨、爱情的破灭、直至“3平方米的小黑屋”全部都是这种“政治”的结果。戏剧的全部目的就是压抑这种政治：掀开噩梦的一角，当然会让人们更加惧怕噩梦。然而，这出戏的“真理内容”恰恰又是它的“政治性”（且不说它在30年前现实的“教育”与“煽动”功能），在“党心民心不可侮”的声音下，集体欲望出场了。8亿人民作为一种集体性，作为“主权”，当然就是党本身的“存在理由”，这种类似于召唤主权的声音，当然就是召唤“政治”，在它的面前，四人帮当然只能变成“他们”，变成特殊性。所以，欧阳平会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不是一个人”。
故事到了这里，似乎还一帆风顺。但是，使得这种叙事变得具有反讽性的，是我们的8亿人民（现在是13亿）一路走来，现在走到了“全球化”。作为改革的“史前史”，作为一种集体欲望迸发的瞬间：注意，那一瞬间必然是希望将所有一切救赎——情感、集体、正义、技艺、所有一切，到了现在，这个瞬间本身没有得到改革允诺的兑现。换言之，后毛时代的路没有能够救赎这一切。在这个意义上，这种集体欲望依然会成为幽灵游荡。
也正是在这里，情感政治的所有暧昧性呈现了出来。情感政治因为情感而无法受到更进一步的规定，所有含混与矛盾都在其中生长——我们也必然痛苦地看到，一旦受到规定，就必然产生分化。当集体的能量耗尽之时（特别是80年代取消了四大民主，一直到89-92之后的高速市场化），当改革将另一种套话（发展生产力）普及开来时，当欲望重新以家庭为最终因的时候，当情感与自由恋爱都“不成问题”的时候，当人民终于走了他们想走的路的时候（富足、小康、生活“国际标准化”），什么剩了下来？成为残余？何芸的哥哥，那个医生何为，那个喜欢搞点“高精专”的愤世嫉俗者（或一定程度上因为厌倦激进政治的表里不一？或是厌倦激进政治形式本身？）在今天一定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职称与荣誉，金钱与权力。这种情感政治因为本能地厌弃——谁说不是知识分子的仇恨意识在编织这种叙事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毛主席说过，不要总看到漆黑一片）——激进政治与激进想象，所以最终堵住了真正探索新的集体实验的道路。
在3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看到这出戏的意识形态性与真理性。我们已经知道，四人帮绝对不是什么“超验恶”，整个文革也不仅仅是集体发疯。另一方面，情感政治在整个三十年改革中没有消耗掉的能量，仍旧残余的力量，正是某种“政治时刻”的在场——人民与党，在改革用小康或是别的什么承诺“体制化”甚至是“分化”这种欲望的时候，这种残余性将发挥出它的力量，它指向的是一种集体行动，一种总体性与同一性。
这出戏里充满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式的豪言壮语，试图努力说出一种跟”阶级斗争”的套话有所区别、甚至针锋相对，但是同样指向集体性、指向理想主义，指向群众政治的话语。在这个意义上，这出戏之所以有力量，并不是什么“爱情”（何芸与欧阳平），而恰恰是“政治”——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种政治到底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它所表征出的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瞬间，其“真理内容”恰恰是它内在于这个革命传统，试图救赎这个传统。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戏剧有意思地建构了一个反面人物——何是非，他所有的缺陷都是四人帮“权力政治/阴谋政治”的隐喻，甚至可以说他本身离开那个“四人帮”真正的罪恶——真正的REAL，原罪，某种疯狂的、无法用理性理解的罪恶——还有一段距离。更靠近四人帮罪恶的是那个始终没有出现的唐有才，这也证明了那种罪恶的“不可表现性”。何是非是个小人物，或者说是千千万万误入四人帮歧途，在文革“阶级斗争”中暴露“人性”阴暗、软弱一面的典型。这里建构了两种罪：第一个层次是四人帮及不可表现的“罪”，第二个就是何是非为代表的“叛徒”（剧中原话）。非常有趣的是，何是非在1967年代诬陷“揭发”梅林和1976年的告密，按他的话说“全是为了这个家”。至少从戏中来看，这并非虚言，何有权力欲，但似乎更希望被动地寻找一种安稳状态。这样，四人帮“走狗”的诉求就变成指向了“家庭”，最终会指向“个体”小我。此外，从何是非最后反复提醒女儿时间（“还有五分钟”）暗示出何是个高度理性化、将情感排斥到最低限度的人，他没有“人性”，但他却要保全家庭，这样就有了一个奇怪的组合：他所做的一切似乎只是为了拼凑出一个家庭的架子，只是为了让这个家像时钟一样走着，不要因故障而停下。这里也暗示出一种对于激进政治最为严厉的批评：最终阶级政治本身是去政治化的，是为了运作一个机器，里面空空洞洞的没有情感。所以计算与理性的背后是没有理性的。（我个人感觉这个批评比“权力政治”要更为骇人，虽说未必更为“深刻”。）
所以，这出戏在调动情感上是成功的，通过建构何这样一个没有情感的家庭论者，两种移情的可能都倾向于正面角色。后者既能占据“人性”、“情感”，又可以指向集体性，指向“党和人民”。整个戏剧“攻无不克”的道理，或许也就在这里。
因而，整个戏剧调动起来的一种“情感政治”，通过对于无情/无人性的否定，通过集体性的指向，大家基本可以从中各取所需。戏剧的隐含意图当然是将人们的情绪一直推到最后元凶——四人帮——背后其实是激进的“阶级斗争”。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病痛、仇恨、爱情的破灭、直至“3平方米的小黑屋”全部都是这种“政治”的结果。戏剧的全部目的就是压抑这种政治：掀开噩梦的一角，当然会让人们更加惧怕噩梦。然而，这出戏的“真理内容”恰恰又是它的“政治性”（且不说它在30年前现实的“教育”与“煽动”功能），在“党心民心不可侮”的声音下，集体欲望出场了。8亿人民作为一种集体性，作为“主权”，当然就是党本身的“存在理由”，这种类似于召唤主权的声音，当然就是召唤“政治”，在它的面前，四人帮当然只能变成“他们”，变成特殊性。所以，欧阳平会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不是一个人”。
故事到了这里，似乎还一帆风顺。但是，使得这种叙事变得具有反讽性的，是我们的8亿人民（现在是13亿）一路走来，现在走到了“全球化”。作为改革的“史前史”，作为一种集体欲望迸发的瞬间：注意，那一瞬间必然是希望将所有一切救赎——情感、集体、正义、技艺、所有一切，到了现在，这个瞬间本身没有得到改革允诺的兑现。换言之，后毛时代的路没有能够救赎这一切。在这个意义上，这种集体欲望依然会成为幽灵游荡。
也正是在这里，情感政治的所有暧昧性呈现了出来。情感政治因为情感而无法受到更进一步的规定，所有含混与矛盾都在其中生长——我们也必然痛苦地看到，一旦受到规定，就必然产生分化。当集体的能量耗尽之时（特别是80年代取消了四大民主，一直到89-92之后的高速市场化），当改革将另一种套话（发展生产力）普及开来时，当欲望重新以家庭为最终因的时候，当情感与自由恋爱都“不成问题”的时候，当人民终于走了他们想走的路的时候（富足、小康、生活“国际标准化”），什么剩了下来？成为残余？何芸的哥哥，那个医生何为，那个喜欢搞点“高精专”的愤世嫉俗者（或一定程度上因为厌倦激进政治的表里不一？或是厌倦激进政治形式本身？）在今天一定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职称与荣誉，金钱与权力。这种情感政治因为本能地厌弃——谁说不是知识分子的仇恨意识在编织这种叙事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毛主席说过，不要总看到漆黑一片）——激进政治与激进想象，所以最终堵住了真正探索新的集体实验的道路。
在3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看到这出戏的意识形态性与真理性。我们已经知道，四人帮绝对不是什么“超验恶”，整个文革也不仅仅是集体发疯。另一方面，情感政治在整个三十年改革中没有消耗掉的能量，仍旧残余的力量，正是某种“政治时刻”的在场——人民与党，在改革用小康或是别的什么承诺“体制化”甚至是“分化”这种欲望的时候，这种残余性将发挥出它的力量，它指向的是一种集体行动，一种总体性与同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