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西埃-《历史之名》

历史之名，一种异端的历史
在观念史与实在史之间，一种关于历史研究的可理解性的循环被建立起来了。因为存在着僭越的演说，扰乱生活的字词，关于书写的战争，因而就形成了经验和事件的历史。还因为存在又通过探究到底什么被书写出来，并用它来平息言语文字带来的战争，一种历史科学也被建构起来了。通过了解这个异端和它所认可之事，被标记和被拷打的躯体获得了伤口，圣经的生命线，演说的秩序与身体的秩序之间神圣的关联（通过否认圣父与圣子，亚当和肉体，复活者的身体和天使的身体之间“真正的连接”）。确信这样一种观念史，这个一段划分破坏了言语与身体，演说和肉体之间“美好的”依附，并因此让生活以不同于以往的形式做一种激荡的演说。人类的活动赋予了观念史以事件，随后作为回报恢复了这种模型。这是对异端演说来讲，观念史给了它一种不同的声音，地点的声音，还给了它一具内在的实体，一具异教徒的身体，以这样激进的方式调节宗教间与神圣教条间的战争。观念史把这种异端-----曲解圣经的人-----变成了异教徒。但是一个异教徒想来说的都是实话，因为他所说的仅仅是自己存在方式的表达。观念史因此给了话语另一具肉体，不再有什么精妙的道成肉身，也不再有从天堂到尘世危险行程。
但是为了让把异端转化为观念的和平的规定变为可能，这具让演说植根于其中的异教徒的形体自身也要有言语字词来织就。这具形体也给了因为其他生命之树的字词和理念而从自身已经写好的生命之书中迷失的话语一个实体。浪漫主义革命发现了其他生命之书早就存在于史诗之中，这些史诗极具表现力，表达了事物生命意义的内在性。早在MICHELET时代人们就重新认识到《奥德赛》是如此的浑然天成，VICTOR BERARD发现它涉及到的踪迹遍布地中海沿岸，并且一直为新的空间的历史提供它早已写好的表层事件。
这种关于被割据的演说与写作领域的循环是很基础性的，但是很明显地不是因为循环会为历史科学提供关于研究的工具和方法。在相同的时间里，它能提供的既多又少，它有效地为那些赋予历史以形式的方法和工具规定外在条件的必要性。他给历史科学提供了连微积分的精确和归纳法（感应现象？）都从来没有确定的东西：一个关于叙事的体制。对被演说带来的干扰所规定的历史来说他已经永远的被剥夺了能把真理的APORIAS变成建构科学的经验与客体的规定的内部证据的实证来源。对科学的正确的接近是要通过绕开“真实的位置”才能达到。其他的社会科学领域很幸运的不需要这样做。他们建构科学的有效性，然后去揭示什么仅仅是幻影，以这样有效的认知和“不可避免的”真实的方式穷尽了对真理的一切询问。历史学也可以使自己进入真理体制的那种诗学的绕道来成为科学。真理给予了自身一个异教徒的道成肉身，一个被替换成僭越演说的词语实体，不过并不以一种明确的哲学主题的形式来完成这个“给予”。而是通过叙事的实质：解释的模式，句子或者命题的风格，动词的时态和人称，对修辞和文字的表演性使用。
对于曾受到过哲学恩惠的历史学来说，它无论如何也不想再听到哲学的声音了，除非哲学作为对科学的方法和对象的反映的体面（这就意味着否定自身）形式表现出来。自柏拉图以降，哲学都是通过处理一大堆关于叙事的真实性来寻求逻各斯，寻求关于“实在”的模仿和征兆。历史研究本身也是建立在史料与逻各斯的同一性之上的，但是它在被重新审视的知识域里极力要抹去这种同一性，并在讨论文本时以方法和工具的严肃性为借口加以否定。到最后，历史学只需要忘记它以科学的身份出席的领域和它想以科学的身份出席的领域不是一回事就行了。
对异端进行的虚构的规则和科学的否定当然同时也带来了干扰。这种干扰为新史学订立了一个不可能的开端：演说造成的民主式混乱是从虚无和君王合法性的坍塌里诞生的。如果这种新史学发现可供自己选择的领域跨越君主时代、农民时代、天主教时代等如此之广阔的时期。那它并不是对那些冷漠的群众的时代和位置所怀有的民俗学者的那种情愫，仅仅是这些时代和位置被单独抽离出来让他们见识了意义的运作并因此确立了这种新史学讨论的可理解性。在这里，声音和躯体的交换使其精确性与编年史的罗里罗嗦针锋相对------君主史的力量可以进入到现实的史诗里，基督教异端为他们对圣经的阐释找到了一具异教徒的身体，并重新发出声音。在这个通过对皇室、神谕、诗神缪斯的身份加以排列组合而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里，群众时代的学院派历史也一定得去被确立成一个符号。接下来发生的事件，民主革命的历史、现代阶级斗争的历史、工人运动的历史与传奇，通通倒在了那个“符号—象征”体系的门外。群众历史仅仅存在于当群众们再国王时代的话语体系里为自己找到了一席之地的时代。一个明显的矛盾就是，现在的群众历史著作看起来更像是那些古老的编年史和圣徒传的在今日的继承者。“Interesting~”一个专家如此写道：“工人历史的写作之中，特别是在阐释观点时保留一堆不相干的东西在里面，这种情况在我们法兰西学校的推动下已经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一个历史学家，不管是治君主时代的历史还是现代社会运动的历史，他们在SIMIAND和LAABROUSSE的学校受到了大致相同的经济学和统计学方面的训练。晚期学生比早期的学生所具有材料和统计种类的优势也不过是一步步建立起来的而已。这并不是说现代社会和革命运动的历史近在我们眼前，也不是要鼓动对这种科学的研究对象的不满与愤恨。我想说的是，那些从属于言语干扰规则的对事件的解释模式、写作方式才是造成这一缺陷的罪魁祸首。
有这样的缺陷并不算出人意料，因为那些被研究对象的特性正是如此。现代民主社会运动正极力地打击在为观念史中解释和历史的运作进行辩护的那个“符号—象征”体系（秩序？）。民主时代的历史性的科学并不能成为关于它本身历史的科学。为了那个被期待的未来，它正在摧毁历史声音（意见？）的背景，不再让那个声音被占据、被分割。演说的僭越把现代社会运动推到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境地。这一切很清楚：工业变革和经济周期，技术改进与城市或工厂的交流，都在多多少少的把这种演说的僭越确立成可见的、固定的统治。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里包含的各种变量也无一例外地加入了这一进程。科学也正在为了这个“进程”服务，而不是为了历史服务。到后来就要为这一“僭越”做出诗学的规定，以之作为对异端划分进行挽回的替代品。在一开始，现代民主社会运动里存在一种全新的、俗世的异端：没有宗教加以迫害，它也不进入“符号—象征”体系的实践程序。
修正主义史学把这种异端纳入自己的门庭并把它同“符号—象征”的败亡与随之而来的社会和民主妄想恶癌般的扩散联系到一起。因为这种可怕的后果，史学声明不再接受这个异端，想用这种方式来抵抗民主社会的异端运用阐明实体秩序与讨论（discourse？）秩序之间的关系来表达自己的清醒的战略。没有什么比E•P•THOMPSON拿来作为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开幕式的那个事件更能说明这个了：1792年1月在伦敦酒馆的集会上，九个诚实且勤劳的工人因为声称每个成年人都有资格选举议员而被捕。他们为了这个理念的散播选择了“与我们相当的社会”（corresponding sociaty）这个口号。并提出了应用于英国还有与之相似的社会的首要法则：我们的成员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