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SACRED GEOMETRY 神圣几何
SACRED GEOMETRY
神圣几何
几何可以是最单一的点与线，在一维概念中，它不过是用以测量距离的符号，有着世界上最简单的形象。然而这些至简的符号无限扩展重组，便可以上升到二维，描述出平面的含义。平面之后的三维，是我们周围一切有具象的物体，囊括了空间的形态。继续上升的四维，在爱因斯坦的论述中又包含了时间。无限之于无限，据说我们所处这世界共有11维。
我们无意也无力去探讨爱因斯坦的困惑，只想借此让你相信，几何这最简单的概念，这万物中的基本元素，衍生出的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逻辑。不论是数学中的无解之题，自然中的神秘特征，还是宗教中的神圣隐喻，几何都在秩序中、矛盾中、冲突与和谐中笼统而又精确地概括这个世界。
从功能主义开始
如果从几何产生的历史开始说起，几何注定是要消失的。因为它早于文字出现，生于原始部落，是依托符号、图形等视觉语言用于交流的暂时工具，文字出现之后它便应该隐退。然而令几何真正强大起来的是数学和科学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几何的内含与外延被充实、延伸，成为功能主义的基础，它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就像一张日渐密织的网，直至覆盖这个世界的任何角落。所以，让我们抓住这张网的中轴线，从功能主义开始。
迷惑与错觉
一战期间，英国和美国都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他们的军舰如何才能避免被德国潜艇的鱼雷高概率击中呢？将船身涂满接近于海水天空的灰色或白色？这种惯用的隐蔽手段效果并不太好，海水和天空总是处于变换不定的状态，不同的海域、温度、气候，隐蔽的效果也随之大打折扣，某些时候“隐身衣”完全变成“暴露装”。
Norman Wilkinson是英国海军的一名官员。他某天忽然突发奇想：为何不换一种角度？既然敌人总能够看见自己，那何不将错误的信息传达给对方？他拿起一个军舰模型，往上面涂满黑白色不规则几何图形，将模型放在水中，随着波浪的起伏，视线完全被船身上的图案干扰。这一构想很快被应用了。德国发现海上出现一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炫目的军舰，却始终没能击中它。因为它无规则的几何图案完全打破了舰艇原有的视觉特征，使舰艇的外观发生了扭曲变形，所以攻击方肉眼无法准确判断其大小、距离、速度和方向，相应地，攻击的命中率也急剧下降。这个办法随即发展成一门军事艺术，同盟国海军开始广泛招募有绘画技能的人，分配给每人一艘船，按照自己的想法随心所欲地往上画。随着战事推进，军方最后确定了统一的图样和模板，以保证战争中的有效性。这个办法后来被称为“舰船迷彩”（Dazzle Painting）。至于之后舰船迷彩并未继续应用,一方面是因为战争中涂满颜色、形状各不相同图形的军舰集聚在一起，看上去会有一种类似于闹剧的喜剧氛围，某些军官认为这些图形毫无军事化的秩序和神圣感；另一方面，随着雷达与声波定位仪的引进，定位目标不再需要人的肉眼观测，这个混淆手段也就失去了最终的价值。
视觉命令
尽管在前面提到过“舰船迷彩”中非规则的几何形状让海军将领们感觉到“无秩序”，这并不意味着几何与秩序之间有某种对立。相反，规则的几何形状永远让人首先联想到权力和秩序。也正是这一特点，几何视觉在军事中的很多方面都被广泛运用。甚至柏拉图认为，几何的唯一实用是在战争方面。因为一个不懂得几何的人，在早期战争中往往因为无法操纵他的队伍而吃下败仗。所以“马其顿方阵”名极一时的原因，我们是否可以简单理解为对手都不懂得解答几何题？
仅仅是徽章这个小小的设计，就和几何有说不完的渊源。从米歇尔·巴斯图罗（Michel Pastoureau）的《纹章的历史》中可以得知，徽章起源于12世纪初期，最初作为标记被画在战场上或者马上决斗时所使用的盾牌上。后来因为每人都持续使用某种图案，徽章便成为人们身份的标志。进化到现代社会，徽章更多地表示人们的职业和地位，尽管年代已久，盾形却成为徽章的基本形状被保留下来。除此之外，椭圆、五角星、八角星等几何形状都成为徽章常用的形状。简洁有力的几何形状有着不同的含义，例如盾形有“防卫”的性质，美国的防卫部门就大多采用盾形徽章。而尖锐的角形则有某种程度上的进攻意味。1845年在纽约和费城发布的美国第一枚警徽就是铜制八角星形，代表最早的在纽约负责安全工作的八个“看守者”。五角星的图案后来在欧洲慢慢很少用，似乎是因为很多黑帮喜欢用这个形状，但在亚洲却一直没有降温。
如果你是一个军事爱好者，就没有理由不曾研究过旗帜。哪一个国家的旗帜不是利用最简洁的色块、线条、几何形状构成？在极简的、抽象的概括下，却能包含一个国家、民族的情感和故事。单用色彩或者历史来阐述旗帜未免显得太单薄，之所以这些简要的图形能够提升战士的士气，激发人民的爱国情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利用简易的视觉下达一种国家命令。也就是说，几何在政治与军事中如此普遍存在，是因为它完全可以成为权力的替身，简单、有力、命令、执行、刻不容缓。
神秘几何
声望卓著的卢浮宫馆长以维特鲁威人的姿态殒命卢浮宫，用自己的血在肚子上画下五芒星符号，并且留下一段隐秘的信息，这是《达·芬奇密码》中的经典桥段。如果说以丹·布朗为代表的好奇之心们对达·芬奇有着特别的崇拜，那么追溯这崇拜的根源，便是贯穿了整个悬疑之谜的几何图形。公元前300年，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里写的几何，时至今日仍然完全正确。从那一刻，几何褪去了模糊的面纱，第一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概念，帮助人类完成了对时空的认识。然后，它命中注定般地继续隐藏于科学、神秘学、宗教、心理、建筑形式或者自然造物之中，依然神秘、低调，却带着宇宙操控者般的骄傲姿态。
宇宙的镜子
宇宙的一切秘密与两件事有关，一是算术，一是几何。证明这个事实的，是geek鼻祖达·芬奇。达先生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维特鲁威人》由一个圆圈、一个正方形和一个裸体男人构成。许多年以来，这幅画作的基本构图被视为现代流行文化的符号和装饰，广泛应用于各种招贴画、鼠标垫和T恤衫。当我们觉察达·芬奇画作的完美时，便会在潜意识里对其中符合几何法则的比例产生呼应。几何图形有如静止的瞬间，展现出不为人类感官所察知的、超越时间限制的普遍而连续的运动。于是，这让它带上了不易解读的神秘感。关于几何之所以“神秘”的原因，自古以来外界都有着很大的误解：有人认为古人智性不足，缺乏精密思维，一见到凭着等分线条就能创造出秩序的几何图形，都觉得那是“魔术”；也有人认为几何和血祭崇拜、安抚神祇的建筑有关。而达·芬奇说，几何这个东西，就是研究宇宙如何产生秩序并加以维持的方法。于是，除了把几何贡献于绘画，达·芬奇还利用它解决了中央圆屋顶建筑物的设计和理想城市的规划问题；并且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前，他就已经计算出地球的直径为7000余英里。
另一个用几何解密宇宙的人是开普勒。行星运动的原理是古代天文学家的中心议题，也是希腊几何学的量天巨梦，堪称“千古之谜”。一直到1609年开普勒行星定律的发现，地球和其它行星绕日运行的规律才真相大白。这一切的成就，源于开普勒在他早期所著的《神秘的宇宙》（1597年）一书里设计的一个有趣的、由许多有规则的几何形体构成的宇宙模型。
科学家们把玩几何，并且展示着它作为科学之源的魅力。这种带着神秘气息的魅力并没有随着许多科学谜团的揭开而退散，反而日久弥新。几何作为宇宙的镜子，融合了世界全部的最初的原理，超越时间限制；与此同时，人类、地球，实在是时空中的沧海一粟。
神秘学之源
我们的一生也许都被两种情绪所羁绊——对生活的不可知性、神秘感到害怕，又想把这个神秘的不可知性加以揭露，解释其含义，描绘其壮观。于是，神秘学应运而生，几何自然而然地成了人们剖开这些未知秘密的利器。
西方神秘学里，圆形与三角形是最主要的两个形状。大部分系统都不会脱离这两个形状。如果没有头绪，不妨由这个问题入手——金字塔之疑惑。金字塔是西方神秘学中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话题；在召唤术中，有一种图案是三角形中有一个圆形，这究竟和金字塔又有什么异曲同工之妙？我们自以为对金字塔已经相当熟悉。原捷克斯洛伐克一名热衷于超自然科学的无线电技师、放射学专家卡尔·德鲍尔于1940年开始亲自制作金字塔模型，用木乃伊风干的方式对食品、植物和动物尸体进行试验，探讨模型内究竟存在什么能量。德鲍尔说，金字塔内部的空间形状与空间内所进行的自然、化学、生物进程有关。如果我们使用某种几何图形作外形，那么这种外形就会加速或延缓它内部空间里的自然进程。法国工程师杜拜尔在其《形状波》一书中指出，各种形状，圆锥形、球形、正方形、金字塔形，都能通过宇宙射线或阳光改变其内部的宇宙波。金字塔形并不是会在其内部空间产生特殊能场的唯一形状。说到这里我不禁想到另一个著名的关于几何学的疑惑，那便是凶宅的谜团：梯形 (一个不完美的等边三角形) 和凶宅之间的关系。究竟事实上，是不是真的如此? 是否有一些形状能引来及聚集邪恶的力量呢？好吧，这又是个何等庞大的议题。
人与神的桥梁
这座桥梁，当然是指的宗教。 基督徒选择了圆形作为典型象征图形，基督教著名的圣杯就用圆形来表示（再次感谢达·芬奇，在著名的《最后的晚餐》中就可以找到圆形代表的圣杯）。罗马帝国的早期基督教徒为了躲避宗教迫害，只能在秘密的地点聚会。聚会地点变来变去，带来诸多不便，于是他们设计了一个“基督鱼”的图案，用白垩画在墙上，作为聚会地点的暗号。两个相同的圆组成了这条“基督鱼”，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也许是因为鱼与一个《圣经》故事有关——耶稣神奇地用一条鱼和一块面包喂饱了5000个人。也有人说，这就是“得人如得鱼”的教导。
情绪几何
从外部的世界回归到我们的内心，图形天然就是表达自我的有效工具，也是表达我们潜意识的直接工具；仿佛一种投射技术，它能够反映人们内在的、潜意识层面的信息。几何是这些洞悉情绪和心理的基本要素。
几何同人一样，有着不同的性格。圆表达包容，正方形代表物质性；正三角形象征“完善”；螺旋是创造力的表现；五角星形是和人类有关联的图形，是阴柔、女性和直觉的特质。如果你举起笔，画下的每一个线条都传递着不同的信息。长线条暗示人类能够较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有时会压抑自己；短而断续的线条表示冲动性，而强调横向线条表示无力和害怕，诸如此类。画下图形的过程，本身就是人们思维再加工，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立体的东西平面化，抽象变具体，无形变有形。
有一些人往往对几何图形有着特殊的偏执。这些偏执的人往往被称作艺术家。从高迪到凡·高，再到草间弥生。事实上，也许草间女士本人都无法清楚地解释那一些小圆点的意义。
几何美学革命
格拉斯哥的Sauchiehall大街有一间普通的首饰店，商店角落开着一扇小门，后面是一道狭窄的楼梯，楼梯旁边一个小小的标牌注明二楼有一间茶室。楼梯拐角有些人静静站成一行等座儿，几乎天天如此。这些人耐心等候的目的，并不是品尝茶室的美食，而是要坐一坐这里的椅子。这间茶室就是格拉斯哥赫赫有名的“杨柳茶室”。它的生意如此兴隆，完全是拜一人所赐，他的名字是麦金塔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欧洲都为新艺术风格（Art Nouveau）痴狂，一群天才艺术家应运而生，合力打造欧洲历史上的一段黄金岁月。高迪让巴塞罗那成为西班牙一个不老的童话；Carnier打造的巴黎歌剧院和Guimard设计的巴黎地铁站，奠立了让法国人至今柔肠百转、念念不忘的“美丽年代（Belle Epoque）”。这股风潮一路扫过奥地利、荷兰、德国、意大利……之后冲向美国，滋养了鼎鼎大名的建筑师莱特。在英国，“美丽年代”的中心不是伦敦，也不是爱丁堡，而是格拉斯哥——这个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几何抽象的时代来临
在西方和东方，早期的传统各类设计中，我们很难见到纯几何形态的设计。那时的人们相信各种有力量的客观物象具有保护作用，能抵御邪恶，给人以安全感。这种观念强化了诸如此类的“生命化”的表现载体，尽管它们原先所含有的魔力概念和含义早已被人们忘却，但此类的设计样式还是得以流传，即使简单到一把椅子也会赋予多姿多彩的生命现象，这就是习惯势力的作用。
习惯势力不但存在于人类的审美，而且热衷于精湛工艺欣赏的习惯也经久不衰，荷兰风格派的Gerrit Thomas Rietveld的“红蓝椅”横空出世时，虽然它制作起来很简单，却相当成功地将几何艺术美感和理念与便宜和舒适结合起来，但是它对那些因熟练工艺而自我陶醉的传统家具生产者们来说则是过于简单了，批评的潮流也相应而生。然而，对于这位自学成才的天才人物而言，“红蓝椅”仅仅是他丰富多彩的设计生涯的一个开始。Gerrit Thomas Rietveld下一个令世人再次震惊的设计是1932-1934年设计制作的“z”形椅。这在家具的空间设计组织上又是一次革命，在现代家具设计史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位设计师能像他那样经手如此多的划时代的设计作品，而这许多设计作品又对后世众多的设计师产生如此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各种设计风格的更替，不同流派的崛起，几何的、抽象的艺术形式在现代主义的氛围与土壤中成长。构成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风格派、包豪斯及至上主义等现代运动，几乎同时上演了一出以几何化和抽象化为中心的美学革命。以几何形态为形式特征在现代主义中层出不穷，有趣的是，无论是崇尚功能的现代主义，还是反对现代主义，热衷于装饰、弱化功能的后现代主义，几何形态在设计中从未遭到拒绝，成为来自不同流派，具有不同理念的设计师青睐的造型语言。尤其是“国际主义设计风格”大行其道的那些年头，几何形态造型元素成为设计师们的首选，这一时期是几何形态设计风格的成熟时期。
（完整内容请见《新视线》2011年1月刊）
神圣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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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可以是最单一的点与线，在一维概念中，它不过是用以测量距离的符号，有着世界上最简单的形象。然而这些至简的符号无限扩展重组，便可以上升到二维，描述出平面的含义。平面之后的三维，是我们周围一切有具象的物体，囊括了空间的形态。继续上升的四维，在爱因斯坦的论述中又包含了时间。无限之于无限，据说我们所处这世界共有11维。
我们无意也无力去探讨爱因斯坦的困惑，只想借此让你相信，几何这最简单的概念，这万物中的基本元素，衍生出的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逻辑。不论是数学中的无解之题，自然中的神秘特征，还是宗教中的神圣隐喻，几何都在秩序中、矛盾中、冲突与和谐中笼统而又精确地概括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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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功能主义开始
如果从几何产生的历史开始说起，几何注定是要消失的。因为它早于文字出现，生于原始部落，是依托符号、图形等视觉语言用于交流的暂时工具，文字出现之后它便应该隐退。然而令几何真正强大起来的是数学和科学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几何的内含与外延被充实、延伸，成为功能主义的基础，它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就像一张日渐密织的网，直至覆盖这个世界的任何角落。所以，让我们抓住这张网的中轴线，从功能主义开始。
迷惑与错觉
一战期间，英国和美国都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他们的军舰如何才能避免被德国潜艇的鱼雷高概率击中呢？将船身涂满接近于海水天空的灰色或白色？这种惯用的隐蔽手段效果并不太好，海水和天空总是处于变换不定的状态，不同的海域、温度、气候，隐蔽的效果也随之大打折扣，某些时候“隐身衣”完全变成“暴露装”。
Norman Wilkinson是英国海军的一名官员。他某天忽然突发奇想：为何不换一种角度？既然敌人总能够看见自己，那何不将错误的信息传达给对方？他拿起一个军舰模型，往上面涂满黑白色不规则几何图形，将模型放在水中，随着波浪的起伏，视线完全被船身上的图案干扰。这一构想很快被应用了。德国发现海上出现一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炫目的军舰，却始终没能击中它。因为它无规则的几何图案完全打破了舰艇原有的视觉特征，使舰艇的外观发生了扭曲变形，所以攻击方肉眼无法准确判断其大小、距离、速度和方向，相应地，攻击的命中率也急剧下降。这个办法随即发展成一门军事艺术，同盟国海军开始广泛招募有绘画技能的人，分配给每人一艘船，按照自己的想法随心所欲地往上画。随着战事推进，军方最后确定了统一的图样和模板，以保证战争中的有效性。这个办法后来被称为“舰船迷彩”（Dazzle Painting）。至于之后舰船迷彩并未继续应用,一方面是因为战争中涂满颜色、形状各不相同图形的军舰集聚在一起，看上去会有一种类似于闹剧的喜剧氛围，某些军官认为这些图形毫无军事化的秩序和神圣感；另一方面，随着雷达与声波定位仪的引进，定位目标不再需要人的肉眼观测，这个混淆手段也就失去了最终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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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命令
尽管在前面提到过“舰船迷彩”中非规则的几何形状让海军将领们感觉到“无秩序”，这并不意味着几何与秩序之间有某种对立。相反，规则的几何形状永远让人首先联想到权力和秩序。也正是这一特点，几何视觉在军事中的很多方面都被广泛运用。甚至柏拉图认为，几何的唯一实用是在战争方面。因为一个不懂得几何的人，在早期战争中往往因为无法操纵他的队伍而吃下败仗。所以“马其顿方阵”名极一时的原因，我们是否可以简单理解为对手都不懂得解答几何题？
仅仅是徽章这个小小的设计，就和几何有说不完的渊源。从米歇尔·巴斯图罗（Michel Pastoureau）的《纹章的历史》中可以得知，徽章起源于12世纪初期，最初作为标记被画在战场上或者马上决斗时所使用的盾牌上。后来因为每人都持续使用某种图案，徽章便成为人们身份的标志。进化到现代社会，徽章更多地表示人们的职业和地位，尽管年代已久，盾形却成为徽章的基本形状被保留下来。除此之外，椭圆、五角星、八角星等几何形状都成为徽章常用的形状。简洁有力的几何形状有着不同的含义，例如盾形有“防卫”的性质，美国的防卫部门就大多采用盾形徽章。而尖锐的角形则有某种程度上的进攻意味。1845年在纽约和费城发布的美国第一枚警徽就是铜制八角星形，代表最早的在纽约负责安全工作的八个“看守者”。五角星的图案后来在欧洲慢慢很少用，似乎是因为很多黑帮喜欢用这个形状，但在亚洲却一直没有降温。
如果你是一个军事爱好者，就没有理由不曾研究过旗帜。哪一个国家的旗帜不是利用最简洁的色块、线条、几何形状构成？在极简的、抽象的概括下，却能包含一个国家、民族的情感和故事。单用色彩或者历史来阐述旗帜未免显得太单薄，之所以这些简要的图形能够提升战士的士气，激发人民的爱国情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利用简易的视觉下达一种国家命令。也就是说，几何在政治与军事中如此普遍存在，是因为它完全可以成为权力的替身，简单、有力、命令、执行、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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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几何
声望卓著的卢浮宫馆长以维特鲁威人的姿态殒命卢浮宫，用自己的血在肚子上画下五芒星符号，并且留下一段隐秘的信息，这是《达·芬奇密码》中的经典桥段。如果说以丹·布朗为代表的好奇之心们对达·芬奇有着特别的崇拜，那么追溯这崇拜的根源，便是贯穿了整个悬疑之谜的几何图形。公元前300年，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里写的几何，时至今日仍然完全正确。从那一刻，几何褪去了模糊的面纱，第一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概念，帮助人类完成了对时空的认识。然后，它命中注定般地继续隐藏于科学、神秘学、宗教、心理、建筑形式或者自然造物之中，依然神秘、低调，却带着宇宙操控者般的骄傲姿态。
宇宙的镜子
宇宙的一切秘密与两件事有关，一是算术，一是几何。证明这个事实的，是geek鼻祖达·芬奇。达先生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维特鲁威人》由一个圆圈、一个正方形和一个裸体男人构成。许多年以来，这幅画作的基本构图被视为现代流行文化的符号和装饰，广泛应用于各种招贴画、鼠标垫和T恤衫。当我们觉察达·芬奇画作的完美时，便会在潜意识里对其中符合几何法则的比例产生呼应。几何图形有如静止的瞬间，展现出不为人类感官所察知的、超越时间限制的普遍而连续的运动。于是，这让它带上了不易解读的神秘感。关于几何之所以“神秘”的原因，自古以来外界都有着很大的误解：有人认为古人智性不足，缺乏精密思维，一见到凭着等分线条就能创造出秩序的几何图形，都觉得那是“魔术”；也有人认为几何和血祭崇拜、安抚神祇的建筑有关。而达·芬奇说，几何这个东西，就是研究宇宙如何产生秩序并加以维持的方法。于是，除了把几何贡献于绘画，达·芬奇还利用它解决了中央圆屋顶建筑物的设计和理想城市的规划问题；并且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前，他就已经计算出地球的直径为7000余英里。
另一个用几何解密宇宙的人是开普勒。行星运动的原理是古代天文学家的中心议题，也是希腊几何学的量天巨梦，堪称“千古之谜”。一直到1609年开普勒行星定律的发现，地球和其它行星绕日运行的规律才真相大白。这一切的成就，源于开普勒在他早期所著的《神秘的宇宙》（1597年）一书里设计的一个有趣的、由许多有规则的几何形体构成的宇宙模型。
科学家们把玩几何，并且展示着它作为科学之源的魅力。这种带着神秘气息的魅力并没有随着许多科学谜团的揭开而退散，反而日久弥新。几何作为宇宙的镜子，融合了世界全部的最初的原理，超越时间限制；与此同时，人类、地球，实在是时空中的沧海一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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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学之源
我们的一生也许都被两种情绪所羁绊——对生活的不可知性、神秘感到害怕，又想把这个神秘的不可知性加以揭露，解释其含义，描绘其壮观。于是，神秘学应运而生，几何自然而然地成了人们剖开这些未知秘密的利器。
西方神秘学里，圆形与三角形是最主要的两个形状。大部分系统都不会脱离这两个形状。如果没有头绪，不妨由这个问题入手——金字塔之疑惑。金字塔是西方神秘学中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话题；在召唤术中，有一种图案是三角形中有一个圆形，这究竟和金字塔又有什么异曲同工之妙？我们自以为对金字塔已经相当熟悉。原捷克斯洛伐克一名热衷于超自然科学的无线电技师、放射学专家卡尔·德鲍尔于1940年开始亲自制作金字塔模型，用木乃伊风干的方式对食品、植物和动物尸体进行试验，探讨模型内究竟存在什么能量。德鲍尔说，金字塔内部的空间形状与空间内所进行的自然、化学、生物进程有关。如果我们使用某种几何图形作外形，那么这种外形就会加速或延缓它内部空间里的自然进程。法国工程师杜拜尔在其《形状波》一书中指出，各种形状，圆锥形、球形、正方形、金字塔形，都能通过宇宙射线或阳光改变其内部的宇宙波。金字塔形并不是会在其内部空间产生特殊能场的唯一形状。说到这里我不禁想到另一个著名的关于几何学的疑惑，那便是凶宅的谜团：梯形 (一个不完美的等边三角形) 和凶宅之间的关系。究竟事实上，是不是真的如此? 是否有一些形状能引来及聚集邪恶的力量呢？好吧，这又是个何等庞大的议题。
人与神的桥梁
这座桥梁，当然是指的宗教。 基督徒选择了圆形作为典型象征图形，基督教著名的圣杯就用圆形来表示（再次感谢达·芬奇，在著名的《最后的晚餐》中就可以找到圆形代表的圣杯）。罗马帝国的早期基督教徒为了躲避宗教迫害，只能在秘密的地点聚会。聚会地点变来变去，带来诸多不便，于是他们设计了一个“基督鱼”的图案，用白垩画在墙上，作为聚会地点的暗号。两个相同的圆组成了这条“基督鱼”，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也许是因为鱼与一个《圣经》故事有关——耶稣神奇地用一条鱼和一块面包喂饱了5000个人。也有人说，这就是“得人如得鱼”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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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几何
从外部的世界回归到我们的内心，图形天然就是表达自我的有效工具，也是表达我们潜意识的直接工具；仿佛一种投射技术，它能够反映人们内在的、潜意识层面的信息。几何是这些洞悉情绪和心理的基本要素。
几何同人一样，有着不同的性格。圆表达包容，正方形代表物质性；正三角形象征“完善”；螺旋是创造力的表现；五角星形是和人类有关联的图形，是阴柔、女性和直觉的特质。如果你举起笔，画下的每一个线条都传递着不同的信息。长线条暗示人类能够较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有时会压抑自己；短而断续的线条表示冲动性，而强调横向线条表示无力和害怕，诸如此类。画下图形的过程，本身就是人们思维再加工，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立体的东西平面化，抽象变具体，无形变有形。
有一些人往往对几何图形有着特殊的偏执。这些偏执的人往往被称作艺术家。从高迪到凡·高，再到草间弥生。事实上，也许草间女士本人都无法清楚地解释那一些小圆点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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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美学革命
格拉斯哥的Sauchiehall大街有一间普通的首饰店，商店角落开着一扇小门，后面是一道狭窄的楼梯，楼梯旁边一个小小的标牌注明二楼有一间茶室。楼梯拐角有些人静静站成一行等座儿，几乎天天如此。这些人耐心等候的目的，并不是品尝茶室的美食，而是要坐一坐这里的椅子。这间茶室就是格拉斯哥赫赫有名的“杨柳茶室”。它的生意如此兴隆，完全是拜一人所赐，他的名字是麦金塔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欧洲都为新艺术风格（Art Nouveau）痴狂，一群天才艺术家应运而生，合力打造欧洲历史上的一段黄金岁月。高迪让巴塞罗那成为西班牙一个不老的童话；Carnier打造的巴黎歌剧院和Guimard设计的巴黎地铁站，奠立了让法国人至今柔肠百转、念念不忘的“美丽年代（Belle Epoque）”。这股风潮一路扫过奥地利、荷兰、德国、意大利……之后冲向美国，滋养了鼎鼎大名的建筑师莱特。在英国，“美丽年代”的中心不是伦敦，也不是爱丁堡，而是格拉斯哥——这个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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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抽象的时代来临
在西方和东方，早期的传统各类设计中，我们很难见到纯几何形态的设计。那时的人们相信各种有力量的客观物象具有保护作用，能抵御邪恶，给人以安全感。这种观念强化了诸如此类的“生命化”的表现载体，尽管它们原先所含有的魔力概念和含义早已被人们忘却，但此类的设计样式还是得以流传，即使简单到一把椅子也会赋予多姿多彩的生命现象，这就是习惯势力的作用。
习惯势力不但存在于人类的审美，而且热衷于精湛工艺欣赏的习惯也经久不衰，荷兰风格派的Gerrit Thomas Rietveld的“红蓝椅”横空出世时，虽然它制作起来很简单，却相当成功地将几何艺术美感和理念与便宜和舒适结合起来，但是它对那些因熟练工艺而自我陶醉的传统家具生产者们来说则是过于简单了，批评的潮流也相应而生。然而，对于这位自学成才的天才人物而言，“红蓝椅”仅仅是他丰富多彩的设计生涯的一个开始。Gerrit Thomas Rietveld下一个令世人再次震惊的设计是1932-1934年设计制作的“z”形椅。这在家具的空间设计组织上又是一次革命，在现代家具设计史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位设计师能像他那样经手如此多的划时代的设计作品，而这许多设计作品又对后世众多的设计师产生如此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各种设计风格的更替，不同流派的崛起，几何的、抽象的艺术形式在现代主义的氛围与土壤中成长。构成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风格派、包豪斯及至上主义等现代运动，几乎同时上演了一出以几何化和抽象化为中心的美学革命。以几何形态为形式特征在现代主义中层出不穷，有趣的是，无论是崇尚功能的现代主义，还是反对现代主义，热衷于装饰、弱化功能的后现代主义，几何形态在设计中从未遭到拒绝，成为来自不同流派，具有不同理念的设计师青睐的造型语言。尤其是“国际主义设计风格”大行其道的那些年头，几何形态造型元素成为设计师们的首选，这一时期是几何形态设计风格的成熟时期。
（完整内容请见《新视线》2011年1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