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尊严
师道尊严
呜呼哀哉!中国人今日丧失师道也久矣!中国人今日不知尊严也久矣!中国人此后有无师道尊严余亦不知矣!夫师道尊严者, 乃一学校师生关系之象征也, 乃一社会群体精神之寄托也,乃一文明民族气质之代表也.余今为此文实对此三点再三致意者也,亦对师道尊严犹抱有一永久不坠之希望者也.
韩文公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无师,则道不可传，业不可授，惑亦不可解。若此三不可久而不废，则我中华民族失去其存在根本之日不远矣。三者之中又以道为最要。故言师而不可废道，无师则道不可传，无道则师亦不可为。故曰：此二者相辅而相成者也。
上古之时，学在官府。天子设明堂，而以国之耆老为师，教公卿子弟以宗教、礼仪、国策。此时，学在官府，师道亦在官府，是官府兼师道与政道之时也。而逝者如斯，星移斗转，东周以降，此种学在官府之现象亦被渐渐打破。周天子衰而孔夫子出，自此以往，中国之教育状况为之大变，师道、政道之关系亦为之大变。钱宾四先生有言曰：“孔子以前其道统于君，所谓王官学是也；孔子以下，其道统于下，所谓百家言是也，孔子为其转折之枢纽，孔子贤于尧舜，此则师统尊于王统也。”孔子转折以后，师统道余下，王秉政于上。至于二者之关系则如孟子所言：“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 孟子此处所说之“德”即“道”的另一指称。此句即以德论，则道统尊于政统，师统尊于王统之意也。由此，师统道而尊严立，士以德而人格高。东周之时，列国纷争，诸侯皆争相延贤者以壮己之声威，故此时师统尊于王统之意亦得到许多诸侯之赞成。如魏文侯论段干木即为此意一最好之注脚。“段干木不趋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施千里。寡人敢勿轼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圣门仁义由是光大,师道尊严由是建立。自此以下，虽时变世异，而道统尊于政统，师统尊于王统之意始终不坠。中国士大夫亦以此为修身立德、治国安邦之根本依凭点。近哲张岱年先生“以德抗位”即此意于当下之体现也。
东周灭而秦汉一统之局成。秦政焚书坑儒、弃师背道固无足论。有汉一代四百年，其间虽有政治高压、群儒危急之时，而师道尊严始终一贯。世宗迎申公即其一表现也。汉代之士人多能以师自仁、教化民众，众多循吏即其明证也。关于此点，余英时先生于《士与中国文化》大著中论之甚力。其他治学问之大儒如：扬子云、王仲任、郑康成等著书立说、藏山传世，弟子满座、光大圣门。前四史之中在在皆是，无足多论。时至魏晋南北朝，多种原因至师道有坠落之迹象，先有魏武取不忠不孝之人、次有八达放荡狂纵之事、再有梁武侫佛抑儒之举，加以佛、道大行于世，儒门衰而圣道危，师道尊严风雨飘摇。然天终不丧斯文，文中子崛起于隋初之时，韩文公屹立于唐晚之际。文中子以《续六经》继承孔子述作之业，并效孔子教七十子之故事而为初唐培养房玄龄、魏玄成等杰出人物，故初唐儒风大盛始于文中子也。韩文公以《论佛骨表》接续孟子辟异端之功，且与李翱等发明道统之意，并唱心性之说，故道学虽盛于宋明而其实滥觞于韩文公也。
经唐末五代之乱，天水始成小一统之局。而国势不振，圣道不显。处此艰难困苦之时，先有明道、伊川等北宋五子倡之于前，后有晦庵、象山等南宋诸贤和之于后。数先生理典籍、立道德、做学问、设义仓，而圣道渐于此险恶之情形下再明于世。诸先生亦儒亦师，为儒则承接道统，光大圣门；为师则开院授徒、教化天下。故师道于两宋重现尊严，而社会风气亦渐上轨道，此后中华数百年之文化规模亦虽师道尊严之重建而大体定型.
元明清之时，圣道、师门再遇危境。先有昏君、佞臣暴之于上，而再有异端、邪说乱之于下。圣人微言大义有重衰之象，师门道德尊严有再落之险。然孟子曾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陈白沙、王阳明、戴东原、章实斋诸先生实验证孟子之言于忧患之中。诸先生远绍孔孟之进德修业之意，近承朱陆之天道人心之论，以继承道统为己责，以再立师尊为己任。著书立说，开门授徒，考音求义、钩玄探幽，故微言得以重显，而大义再获弘光。圣门仁义、师道尊严又立于天地之间，后世传统之改换亦得力于此数先生之功也。数先生自然以圣门接道之功、师门重振之绩扬名于后世。
清季海通以来，中华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道统动摇，学统衰微，师统不振,诚如唐君毅先生所言,中国传统文化似花果飘零、危在旦夕。如此情形之下，师道尊严自难轻立。然而，在反传统大盛之局面下，仍有仁人志士，致力于以儒学为主题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发扬。但是，曲高和寡、孤掌难鸣，又不时受到政治之压力。故其努力虽然震撼人心，如旷野木铎之发响，而其情也悲，其实也哀，收效甚微，师道尊严之重建，中华民族之文化复兴仍是一梦。梦在短时间内虽未能成真，但是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与人格魅力正是中国道统、师统延续之显证。康长素等先生虽有“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之悲叹，然又有“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之雄心。正是康南海等先生以苦行僧之毅力致力于中华文化、师道尊严之重建，中华道统才得以维持其一线之传。
如今，我辈身为公费师范生，衣有其衣、食有其食、住有其住、行有其行。见上述师道尊严之难建,往圣先哲之苦行。享受人民政府之优待，自不能不思考对社会大众之有所报答。我等以优裕之条件而处此师道尊严零落之时，不能不有将中华文化灵根栽植之志，亦不能不有将师道尊严弦歌再续之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我等公费师范生自当以此言为立身处世之本，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任重任、建尊严。
春秋时，礼崩乐坏，天下纷扰。子畏于匡，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北宋时，佛道猖行，圣道衰微。张横渠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清季民初，西风劲吹，孔家遭隳。梁漱溟曰“吾曹不出苍生何？”儒家的道统仁义、中国的师道尊严就是凭着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艰辛与视死如归的傲骨传至今日。处于文化多元环境下的我们自当继承前人之业，为中华文化之复兴、为师道尊严之再建而奋斗。“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其此时之谓呼？
呜呼哀哉!中国人今日丧失师道也久矣!中国人今日不知尊严也久矣!中国人此后有无师道尊严余亦不知矣!夫师道尊严者, 乃一学校师生关系之象征也, 乃一社会群体精神之寄托也,乃一文明民族气质之代表也.余今为此文实对此三点再三致意者也,亦对师道尊严犹抱有一永久不坠之希望者也.
韩文公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无师,则道不可传，业不可授，惑亦不可解。若此三不可久而不废，则我中华民族失去其存在根本之日不远矣。三者之中又以道为最要。故言师而不可废道，无师则道不可传，无道则师亦不可为。故曰：此二者相辅而相成者也。
上古之时，学在官府。天子设明堂，而以国之耆老为师，教公卿子弟以宗教、礼仪、国策。此时，学在官府，师道亦在官府，是官府兼师道与政道之时也。而逝者如斯，星移斗转，东周以降，此种学在官府之现象亦被渐渐打破。周天子衰而孔夫子出，自此以往，中国之教育状况为之大变，师道、政道之关系亦为之大变。钱宾四先生有言曰：“孔子以前其道统于君，所谓王官学是也；孔子以下，其道统于下，所谓百家言是也，孔子为其转折之枢纽，孔子贤于尧舜，此则师统尊于王统也。”孔子转折以后，师统道余下，王秉政于上。至于二者之关系则如孟子所言：“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 孟子此处所说之“德”即“道”的另一指称。此句即以德论，则道统尊于政统，师统尊于王统之意也。由此，师统道而尊严立，士以德而人格高。东周之时，列国纷争，诸侯皆争相延贤者以壮己之声威，故此时师统尊于王统之意亦得到许多诸侯之赞成。如魏文侯论段干木即为此意一最好之注脚。“段干木不趋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施千里。寡人敢勿轼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圣门仁义由是光大,师道尊严由是建立。自此以下，虽时变世异，而道统尊于政统，师统尊于王统之意始终不坠。中国士大夫亦以此为修身立德、治国安邦之根本依凭点。近哲张岱年先生“以德抗位”即此意于当下之体现也。
东周灭而秦汉一统之局成。秦政焚书坑儒、弃师背道固无足论。有汉一代四百年，其间虽有政治高压、群儒危急之时，而师道尊严始终一贯。世宗迎申公即其一表现也。汉代之士人多能以师自仁、教化民众，众多循吏即其明证也。关于此点，余英时先生于《士与中国文化》大著中论之甚力。其他治学问之大儒如：扬子云、王仲任、郑康成等著书立说、藏山传世，弟子满座、光大圣门。前四史之中在在皆是，无足多论。时至魏晋南北朝，多种原因至师道有坠落之迹象，先有魏武取不忠不孝之人、次有八达放荡狂纵之事、再有梁武侫佛抑儒之举，加以佛、道大行于世，儒门衰而圣道危，师道尊严风雨飘摇。然天终不丧斯文，文中子崛起于隋初之时，韩文公屹立于唐晚之际。文中子以《续六经》继承孔子述作之业，并效孔子教七十子之故事而为初唐培养房玄龄、魏玄成等杰出人物，故初唐儒风大盛始于文中子也。韩文公以《论佛骨表》接续孟子辟异端之功，且与李翱等发明道统之意，并唱心性之说，故道学虽盛于宋明而其实滥觞于韩文公也。
经唐末五代之乱，天水始成小一统之局。而国势不振，圣道不显。处此艰难困苦之时，先有明道、伊川等北宋五子倡之于前，后有晦庵、象山等南宋诸贤和之于后。数先生理典籍、立道德、做学问、设义仓，而圣道渐于此险恶之情形下再明于世。诸先生亦儒亦师，为儒则承接道统，光大圣门；为师则开院授徒、教化天下。故师道于两宋重现尊严，而社会风气亦渐上轨道，此后中华数百年之文化规模亦虽师道尊严之重建而大体定型.
元明清之时，圣道、师门再遇危境。先有昏君、佞臣暴之于上，而再有异端、邪说乱之于下。圣人微言大义有重衰之象，师门道德尊严有再落之险。然孟子曾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陈白沙、王阳明、戴东原、章实斋诸先生实验证孟子之言于忧患之中。诸先生远绍孔孟之进德修业之意，近承朱陆之天道人心之论，以继承道统为己责，以再立师尊为己任。著书立说，开门授徒，考音求义、钩玄探幽，故微言得以重显，而大义再获弘光。圣门仁义、师道尊严又立于天地之间，后世传统之改换亦得力于此数先生之功也。数先生自然以圣门接道之功、师门重振之绩扬名于后世。
清季海通以来，中华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道统动摇，学统衰微，师统不振,诚如唐君毅先生所言,中国传统文化似花果飘零、危在旦夕。如此情形之下，师道尊严自难轻立。然而，在反传统大盛之局面下，仍有仁人志士，致力于以儒学为主题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发扬。但是，曲高和寡、孤掌难鸣，又不时受到政治之压力。故其努力虽然震撼人心，如旷野木铎之发响，而其情也悲，其实也哀，收效甚微，师道尊严之重建，中华民族之文化复兴仍是一梦。梦在短时间内虽未能成真，但是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与人格魅力正是中国道统、师统延续之显证。康长素等先生虽有“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之悲叹，然又有“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之雄心。正是康南海等先生以苦行僧之毅力致力于中华文化、师道尊严之重建，中华道统才得以维持其一线之传。
如今，我辈身为公费师范生，衣有其衣、食有其食、住有其住、行有其行。见上述师道尊严之难建,往圣先哲之苦行。享受人民政府之优待，自不能不思考对社会大众之有所报答。我等以优裕之条件而处此师道尊严零落之时，不能不有将中华文化灵根栽植之志，亦不能不有将师道尊严弦歌再续之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我等公费师范生自当以此言为立身处世之本，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任重任、建尊严。
春秋时，礼崩乐坏，天下纷扰。子畏于匡，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北宋时，佛道猖行，圣道衰微。张横渠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清季民初，西风劲吹，孔家遭隳。梁漱溟曰“吾曹不出苍生何？”儒家的道统仁义、中国的师道尊严就是凭着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艰辛与视死如归的傲骨传至今日。处于文化多元环境下的我们自当继承前人之业，为中华文化之复兴、为师道尊严之再建而奋斗。“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其此时之谓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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