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的成功在于风格
出版社的成功在于风格——访台湾出版家沈登恩 彭伦
香港《信报》创始人林行止在他的一篇文章《江东子弟之卧虎藏龙》中，曾提到一位台湾出版家在香港看了电影《卧虎藏龙》之后，马上奔赴大陆，在茫无头绪之下寻找《卧虎藏龙》原著作者王度庐的后人购买版权，几经周折，终于得偿所愿。这个人，就是台湾远景出版社创始人沈登恩。近日恰逢沈登恩来沪，记者兴致勃勃与他聊起了他传奇般的出版轶事和经营理念。
用林行止的文章来引出沈登恩，也许是最合适的方式了。这不仅是因为沈登恩是林行止作品最大的出版商——自1989年至今，远景出版社以每年四到六种的速度推出了“林行止作品集”七十七种，而且两人是常常互发传真道晚安的熟朋友。
“林行止这人，可爱到极点！”说起林行止，原本因为陌生而有些沉默的沈登恩，立刻来了精神，他挥舞着双手，历数起一贯低调的林行止趣事种种：林年轻时在《明报》工作，第一次和女友约会，本来说好去看电影，结果到了约会时间他先带着女友去报馆交社论再去影院；从周一至周五，林行止从不出门应酬，躲在家里读书写作，“早睡早起”——凌晨两点睡觉，早上六点起床；他是《信报》的老板，但他极少召集手下开会，偶尔去办公室都是“偷偷摸摸”的，有的报馆职员甚至不认识他。沈登恩说：“我非常钦佩林行止。”早在1975年，他就在香港买了林行止的第一本结集出版的作品《英伦采风》，一见如故，从此成为林行止固定读者。当时《信报》还不能空运台湾，他就托朋友每周给他寄《信报》上林行止的社论“政经短评”剪报。由于林行止的政经评论常常批评台湾当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书在台湾一直被禁止出版。“其实，他是爱你才批评你。”在沈登恩的游说、争取下，1989年，远景出版社终于率先在台湾推出“林行止作品集”，受到台湾读者极大欢迎。2000年，沈登恩带着几十种林行止作品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会场，不少大学生来看这些书。他诚恳地对学生们说：“我是想帮祖国大陆打开一扇窗。”一位学生答道：“你帮我们把大门打开吧。”如今，这扇窗无疑已经开了。从前两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告别厚利时代》、《理想生意》，社科文献出版社的《一脉相承》、《经济家学》，到文汇出版社近年陆续推出的《英伦采风》、《闲笔生花》、《我读我在》，以及该社即将出版的林行止代表作《原富精神》，林行止在大陆的影响日益扩大。这背后，有不少沈登恩的努力。他说：“跟作家出书就是交朋友，就如同种树需要常常施肥。”今年，沈登恩还将出版林行止新著六种，对此他得意的说：“我就是这样一以贯之的人。”
其实，因为爱读林行止而冲破禁忌抢得先机，在沈登恩近三十年的出版生涯中并非特例。他说：“出版社的成功在于它的风格，不在于规模大小。远景最大的特色，是出版我自己喜欢看的书，很少被市场所左右。”
沈登恩骄傲地说，他藏书八万册，在台湾仅次于李敖。除了读书，他每天还翻阅二十多份港台报纸，日文、英文报刊上一些重要文章，他会专门请人翻译给他看。
“办出版就跟办报纸一样，最好抢独家，早人一步，成功几率就高。”这是他这么多年来始终坚守的信条。1974年沈登恩二十多岁就创办了远景出版社，创业不久，他就以敏锐的嗅觉和果敢的出手在出版界站稳了脚跟。当时以《未央歌》在台湾红极一时的旅美作家鹿桥刚开始在《联合报》连载小说《人子》。沈登恩看到后第二天就打电话给鹿桥。鹿桥一听对方是无名小社，故意夸张地说：“你竟然敢出我的书？我的稿费跟海明威一样高。”当时鹿桥的稿费标准是每个字一台币，《人子》共十五万字，而沈登恩创办远景总共投资不过三十万台币。结果沈登恩通过花旗银行的朋友贷款，当天就把稿费汇给鹿桥，签下了《人子》的出版合同。后来有七家台湾出版社找到鹿桥，才得知已被沈登恩捷足先登。
另一件让沈登恩大出风头的事情是金庸武侠小说在台湾的解禁出版。金庸的小说从1950年代开始风靡港澳，然而至1970年代末，台湾当局仍然视金庸为“左派”而将他的武侠小说列入“查禁目录”。但在民间，各种盗版的金庸武侠小说早已在台湾广为流传。连蒋经国、严家鑫等高官都在看，当时担任国民党“新闻局长”的宋楚瑜还私底下向沈登恩借阅《射雕英雄传》。沈登恩于是先和金庸签下出版合同，接着游说台湾当局，终于在1979年9月从宋楚瑜那里得到一纸公文“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金庸从此风行台湾。
采访结束，沈登恩将手边一册他主编的数十位学者评林行止的文集《行止行止》赠与我。在沈登恩写的编者序中，我看到了林行止说的一句话：“远景出书如造林，总有一天开花结果的。”
《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2月25日
香港《信报》创始人林行止在他的一篇文章《江东子弟之卧虎藏龙》中，曾提到一位台湾出版家在香港看了电影《卧虎藏龙》之后，马上奔赴大陆，在茫无头绪之下寻找《卧虎藏龙》原著作者王度庐的后人购买版权，几经周折，终于得偿所愿。这个人，就是台湾远景出版社创始人沈登恩。近日恰逢沈登恩来沪，记者兴致勃勃与他聊起了他传奇般的出版轶事和经营理念。
用林行止的文章来引出沈登恩，也许是最合适的方式了。这不仅是因为沈登恩是林行止作品最大的出版商——自1989年至今，远景出版社以每年四到六种的速度推出了“林行止作品集”七十七种，而且两人是常常互发传真道晚安的熟朋友。
“林行止这人，可爱到极点！”说起林行止，原本因为陌生而有些沉默的沈登恩，立刻来了精神，他挥舞着双手，历数起一贯低调的林行止趣事种种：林年轻时在《明报》工作，第一次和女友约会，本来说好去看电影，结果到了约会时间他先带着女友去报馆交社论再去影院；从周一至周五，林行止从不出门应酬，躲在家里读书写作，“早睡早起”——凌晨两点睡觉，早上六点起床；他是《信报》的老板，但他极少召集手下开会，偶尔去办公室都是“偷偷摸摸”的，有的报馆职员甚至不认识他。沈登恩说：“我非常钦佩林行止。”早在1975年，他就在香港买了林行止的第一本结集出版的作品《英伦采风》，一见如故，从此成为林行止固定读者。当时《信报》还不能空运台湾，他就托朋友每周给他寄《信报》上林行止的社论“政经短评”剪报。由于林行止的政经评论常常批评台湾当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书在台湾一直被禁止出版。“其实，他是爱你才批评你。”在沈登恩的游说、争取下，1989年，远景出版社终于率先在台湾推出“林行止作品集”，受到台湾读者极大欢迎。2000年，沈登恩带着几十种林行止作品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会场，不少大学生来看这些书。他诚恳地对学生们说：“我是想帮祖国大陆打开一扇窗。”一位学生答道：“你帮我们把大门打开吧。”如今，这扇窗无疑已经开了。从前两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告别厚利时代》、《理想生意》，社科文献出版社的《一脉相承》、《经济家学》，到文汇出版社近年陆续推出的《英伦采风》、《闲笔生花》、《我读我在》，以及该社即将出版的林行止代表作《原富精神》，林行止在大陆的影响日益扩大。这背后，有不少沈登恩的努力。他说：“跟作家出书就是交朋友，就如同种树需要常常施肥。”今年，沈登恩还将出版林行止新著六种，对此他得意的说：“我就是这样一以贯之的人。”
其实，因为爱读林行止而冲破禁忌抢得先机，在沈登恩近三十年的出版生涯中并非特例。他说：“出版社的成功在于它的风格，不在于规模大小。远景最大的特色，是出版我自己喜欢看的书，很少被市场所左右。”
沈登恩骄傲地说，他藏书八万册，在台湾仅次于李敖。除了读书，他每天还翻阅二十多份港台报纸，日文、英文报刊上一些重要文章，他会专门请人翻译给他看。
“办出版就跟办报纸一样，最好抢独家，早人一步，成功几率就高。”这是他这么多年来始终坚守的信条。1974年沈登恩二十多岁就创办了远景出版社，创业不久，他就以敏锐的嗅觉和果敢的出手在出版界站稳了脚跟。当时以《未央歌》在台湾红极一时的旅美作家鹿桥刚开始在《联合报》连载小说《人子》。沈登恩看到后第二天就打电话给鹿桥。鹿桥一听对方是无名小社，故意夸张地说：“你竟然敢出我的书？我的稿费跟海明威一样高。”当时鹿桥的稿费标准是每个字一台币，《人子》共十五万字，而沈登恩创办远景总共投资不过三十万台币。结果沈登恩通过花旗银行的朋友贷款，当天就把稿费汇给鹿桥，签下了《人子》的出版合同。后来有七家台湾出版社找到鹿桥，才得知已被沈登恩捷足先登。
另一件让沈登恩大出风头的事情是金庸武侠小说在台湾的解禁出版。金庸的小说从1950年代开始风靡港澳，然而至1970年代末，台湾当局仍然视金庸为“左派”而将他的武侠小说列入“查禁目录”。但在民间，各种盗版的金庸武侠小说早已在台湾广为流传。连蒋经国、严家鑫等高官都在看，当时担任国民党“新闻局长”的宋楚瑜还私底下向沈登恩借阅《射雕英雄传》。沈登恩于是先和金庸签下出版合同，接着游说台湾当局，终于在1979年9月从宋楚瑜那里得到一纸公文“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金庸从此风行台湾。
采访结束，沈登恩将手边一册他主编的数十位学者评林行止的文集《行止行止》赠与我。在沈登恩写的编者序中，我看到了林行止说的一句话：“远景出书如造林，总有一天开花结果的。”
《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2月25日
还没人赞这篇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