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文】王仲荦：谈谈我的治学经过

此文原载《文史哲》1984年03期。王先生还有一篇《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过》，载于《鹊华山馆丛稿》。关于王先生，有两处地方值得说明。一是他的斋名“鹊华山馆”，得名于济南的两座名山——鹊山与华不注山；二是他与唐长孺先生并称“南王北唐”，乃是因为王先生负责南朝五史的点校，而唐先生负责北朝四史。现在多称“南唐北王”，乃是以为王先生任教山大在北、唐先生任教武大在南的误解，很多达人也常犯此错。但以王先生的成就来说，是不愧这个称号的。
谈谈我的治学经过
王仲荦
我原籍是浙江余姚人，从小生长在上海，在上海读的小学、中学、大学。
我读的学校，都不算好学校，尽管听了不少名教授的课，但进入我脑子里的，都代表一家之言，学有专长，各有一套治学方法，我不能把它搬过来，我得找出自己应走的路子。
我二十岁前，决定学文科了，当时听课之余，接触我国古典文学，也喜欢李商隐、温庭筠这一流派的诗，要学温辛的诗，首先要多记典故，世人谓之“獭祭鱼”，高诱《吕氏春秋》注里说“獭，水禽也，取狸鱼置水边，四面陈之。世谓之祭鱼。”《谈苑》“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我当时向山阴任董叔先生请教，他教导我先拣择一部使用典故多而卷数却又较少的集子，拿来加以注释，因此我就选中了《西昆酬唱集》，来加以笺注。
在笺注的过程中，我体会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口一口的啃，一步一步的走，经过不到两年的时间，终于把《西昆酬唱集》注成，当然那时候年纪轻，涉世阅历浅，对集中牵涉到历史事实和作诗本意，都无法领会了解，如果当时急于出书，必然失之肤浅。所以这部《西昆酬唱集注》藏在箱底有数十年之久。文化大革命十多年中，卧病家居，开启旧箧，又把这部稿子拿出来，加以整理补充。经过这一次的整理，自己觉得对杨亿、刘筠诸人的作诗本意，在某些方面，领会较深。我这部《西昆酬唱集注》是四十多年前写的，印刷成书却在四十多年之后。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就印成书，到今天来翻阅，一定看出这条注也错了，那条注也出了纰漏，现在成书，错误的地方虽还难免，究竟少得多了，我这里得到一条经验，年青的同志，不要太急于出书，良工不示人以璞，一定要雕琢得很完整，才把东西拿出来，供人们批评指正。
拙著《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都是我二十多岁时候着手搞的，《北周六典》原名《北周职官志》，后来加以扩充，把西魏北周两朝的典章制度穿插进去，才改名《北周六典》。这两部稿子开始编写的时候，也是极不成熟的，我记得抗日战争开始，《制言》在上海复刊，向我征稿，不交吧，压力很大；交吧，不够成熟。我还是从《北周地理志》材料中加以提炼，稍加组织，写成了一篇《北周总管府隶州考》，结果挑剔多于赞誉。但对我却是一种推动力，要求自己把这两部书进一步的充实，我在一九四八年去北京翻阅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的南北朝唐初墓志等金石拓片，《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的材针基本收全了，但那时出版条件不具备，只有再继续整理，等待出版时机的到来。我有一个特点，每处逆境，遇到不称心的时候，我的要诀，就是“沉下心来”，整理这两部书，爬梳材料，加以誊清。和著作接近一点，和外面疏远一点，心就平静下来了，写作也就推进一步了，《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这两部姊妹作，都累积起来费了五六年的时间和精力，才写定稿，从初起稿到写定，前后的距离也有四十多年了。
我现在来讲讲写作《北周六典》的经过吧！写《北周六典》，不仅要搜集有关北周的资料，因为北周是仿《周礼》六官的，《周礼》的研究，幸亏有一部孙诒让的《周礼正义》，这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但是《周礼》以外，《左传》、《国语》等著作，有关周官部分，都得搜集，除了周官以外，北周还采用汉魏官制很多，还得找出它的娘家来，看看四十万字一部小书，触及面非常广，这就不得不投入很多的劳动进去了。
《北周地理志》写作时，困难更多，当然我主要依靠的是《魏书·地形志》和杨守敬的《隋书地理志考证》，但是魏收写《魏书》时，是根据东魏的版图来写的，关西的郡县，只据孝武帝永熙旧籍，西魏添置的郡县，一概不录，资料残缺太多了，《隋书·地理志》呢？本名《五代史志》，但对梁、陈、周、齐的州郡废置，还是非常忽略，《北魏·地形志》里记载的北方州郡县在《隋书·地理志》里消失不见了，在什么时间废掉的呢？无材料作依据来加以说明，我还是采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一个郡一个郡的解决，一个县一个县的解决，郡县次第解决，州也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北周六典》，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出版，《北周地理志》、《西昆酬唱集注》，一九八〇年中华书局出版，这三部书的出版，实在有点出乎我的意望之外，我平常对孩子说，“要自己掌握命运”。我前后用四十年的时间，时断时续，终于把三部书写定了，我意志终算还坚定，但是否能出版，这是另一回事，我的老友管雄，他早年也写了很多著作，后来从南京大学调往江西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把他的著作一火烧了，有啥办法，后来他又回到南京大学，人家说他没有著作，其实当年在柏溪，他的著作稿子比我和蒋礼鸿都多，只是我们保存了下来，他却都丢失，火烧咸阳，三月不灭，唉！人真是有幸有不幸。
现在谈谈我的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吧！
二十四史点校工作，要全面讲范围太大了，我也讲不全，只讲山东大学主持标点的南朝五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和《南史》吧。当时是这样分工的，南朝由我们担任，北朝由武汉大学担任，武汉大学主持北朝史点校工作的是唐长孺教授，南朝由我负责，当时中华书局内部开玩笑，称为“南王北唐”，为什么王在前，唐在后呢？一方面，南应在前，北应在后，只有南北史，没有北南史，另一方面，从声律方面来讲，称王唐顺口，称唐王不顺口，实际唐长孺教授的学问胜荤百倍。
当时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参加点校的有张维华教授、卢振华教授和我，我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已出版，对于南北朝的典章制度，职官地理，我比较熟悉，所以中华书局指定我点校《宋书》和《南齐书》，也就是说有“志”的史书，叫我负责。张维华教授负责点校《陈书》，《陈书》部头比较薄，点校完毕，再参加《南史》的点校工作。当时编辑部的计划，准备将来《南史》点校工作的重任，落在张维华教授的头上，卢振华教授担任《梁书》点校工作。《梁书》完成之后，中华书局还要请卢振华教授参加另一书的点校。唐长孺教授和我在会上提议用《册府元龟》校南北十史，陈援庵先生在会外早　已提到，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我们校了宋本、三朝递修本、南监本、北监本、殿本、局本，还采用了张森楷的校记、张元济的校记，又增加了用《册府元龟》来参校，尽管标点上还可能会发现一些小错误，校勘的质量却是较有保证的。
第一次点校工作，从一九六二年冬开始，到一九六六年结束。我点校的《南齐书》和张维华教授点校的《陈书》都已经定稿，《梁书》也快结束，六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由学校电召回校了。
第二次点校工作，是在一九六七年，北京来电话并派人招我们，系里的临时负责人，说我和张维华都是反革命分子，罪行严重，不准前去，只准卢振华一人前往，不到几个月，卢振华也回来了。
第三次点校工作，从一九七一年七月开始，到我一九七六年回来。卢振华教授大腿骨折，卧床不能行动，张维华教授已退休，只有我一个人前去，我和中华书局编裤部商量，把《南史》点校工作委托卢振华教授在济南进行，由我在北京定稿。我点校的《宋书》工作，则在北京进行，到一九七五年，《宋书》点校工作基本完成，一九七六年，《南史》定稿工作也基本完成。三月末，我因病住进同仁医院（当时改名工农兵医院），四月五日，天安门爆发了人民悼念周总理的大会，人心之激动，场面之壮阔，尽管被四人帮镇压下去了，但感人已深。我病卧在医院里，那么想，有这么多好样子的人民，中国的政治局面是不会坏下去的，中国是不会亡的。住院近两月，出院后，又住中华书局两月，我负责的工作基本结束了，我也就回济南了。
现在谈谈拙著《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吧。
我从一九五二年起，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担任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的课程，由于我一口南方音，北方同学听课感到困难，于是开始编写一部讲义，来补救这方面的缺憾。但不尽符合教材要求，以后就索性放开手，写成《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这一部断代史。它的上册在一九六一年七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下册也已经定稿，一九六六年将要付排，因文化大革命开始，暂时停止排印。
我费了五六年时间，写成上下册，上册的命运，一九六一年七月出版，一九六六年六月以后，就成为放毒的史书，它的寿命只有五岁就天折了，我当时很泄气。可怜无益费精神，有似黄金掷虚牝，把我宝贵的青春和精力白白浪费了，真是感慨万端，决心不再搞它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我把这部稿子，放在木箱底里，从没有去触动它，由于没有触动，所以推崇武周女皇的议论，濡法斗争等等奇谈怪说，没有倾注到我的著作里来。
一九七六年冬，“四人帮”粉碎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即来信表示要重印我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并且出版《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下册，我觉得很为难。因为这部书是在一九五二年着手编写的，实际已经经历了二十五个年头。在这二十五年之间，历史学界对有关这段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争论甚烈，进展甚快，我不能把二十五年前着手编写的旧作，原封不动地重新印出来，势必大加修订。于是我征得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意，决意抽出六七年的时间，重新写定，并决定把原书改写成为《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部书。一九七九年五月，我写定了《魏晋南北朝史》交给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书就印成出版了。《隋唐五代史》也费了四年半时间，在一九八三年七月写定，已交给出版社，准备出版。
关于《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写作宗旨，我已在两书的《序言》里，详细加以说明了，这里只讲两个问题。
中国的古史，如《尚书》除《禹贡》篇外，大多是政治史，《左传》前人名为“相斫书”，当然近乎一种诬蔑，但它专讲政治和战争经过，却是实情。司马迁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他写了很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的列传，写得栩栩如生以外，他的八书都是和经济、文化有密切关联的，《货殖列传》、《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除了文化、经济以外，还介绍了当时的风尚习俗。班固《汉书》的十志，《食货志》重经济，《地理志》、《沟洫志》重地理沿革也牵涉州郡物产，《艺文志》记录了文化的积累，《儒林传》着重学术的传授，《货殖传》、《游侠传》也继承了司马迁《史记》的优良传统，有所发展。班、马的优点，就是全面介绍当时社会。不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全面介绍，才看到祖国的伟大。我们今天写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我认为应该继承我国史书的优良传统，全面地介绍出伟大祖国风貌，不但要把政治史、经济史讲清楚，也要把祖国优秀的文化，介绍出来。
在解放前，有人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看作是中国史上的黑暗时代，认为它一团漆黑，社会经济停滞不前，我本人也曾受到过这个看法的影响，后来我这个看法改变了，诚然，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货币近于废弃，这是由于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而造成的，但不等于说这个社会的进展就裹足不前了，这个社会的文化就不再向前发展了。相反，在这个时期，无论是经学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史学著作、地理学著作，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绘画、书法、雕塑、音乐、舞蹈、杂伎等等，以及科学技术方面，都有重大的成就。拙著《魏晋南北朝史》，文化部分，字数几占全书文字的四分之一篇；拙著《隋唐五代史》共一百二十万字，文化部分，几达五十万字。重点写经济部分，强调农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尤其强调文化的发展，借此来冲淡政治、军事方面　黑暗面的影响，我想有此必要的，当然由于我的水平低，文化部分内容不但还有疏漏的地方，而且大半借用了前人和近代学人研究的成果来作一般性叙述，写来也浮光掠影，不够深入，这是应该深自谴责的。
其次，是内容的净化问题，过去对这方面也注意不够，造成不良影响。这次改写，凡是太恐怖，太野蛮的行为，一概不写，如隋末的朱粲，如唐末的秦宗权、孙儒，这一类人的暴行，这记述战争的经过，太恐怖太野蛮的行动，我都把它略去了。有关黄色的故事，如隋炀帝戏陈夫人等事，也接受了上海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林烨卿同志提出的有质量的意见，一概从删，不再提及了。
有人问“你以后还准备写哪些书？”我告诉他：“我准备把这些年的另篇论文搜集成个集子，集名《鹊华山馆丛稿》，计划一年之内编成。此后视我的健康好坏，还预备写几部书。生命不息，写作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