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几则浙大轶事
（一）
李政道进浙大，本来选择的是电机系，是束星北发现了他的数理天才，建议他改读物理系。因是之故，1972年，李政道赴美后首次重返故国，写信给束星北，说：“先生当年……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的物理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原文地址：http://www.paedu.net/geyan/story/mrys/201011/46174_2.html
（二）
教授费巩，极有才子气，一度对竺可桢不满，开教务会时，当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却微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照样请他做训导处长。
物理学家束星北，很有侠气，却又脾气暴躁。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他对竺可桢不满，于是一路跟在这位校长后面，数说其种种不是，竺可桢也总是一笑而过。后人回忆，竺可桢虽然并不欣赏束星北这种作风，与他私交不深，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经常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而费尽周折。
这名校长，曾在新年之夜，全家吃霉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难怪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提到竺可桢时反复念叨：“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
原文出处：http://www.17coolz.com/story/people/7295.html
（三）
1949年，是沧海桑田的岁月。把自己同国民党绑缚在一起，早已不看好国民党的竺可桢决定不走这条道路;共产党么，自己又陌生得可以。这时，国民党浙江警备司令部转来一个信息，要他奉命离去，竺可桢预感到危险，多番思考，“不得不出之一走”。于是，他决定单独潜往上海，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作进一步的观察，再做决断。
这时，竺可桢听到了浙大发生了“拒竺”运动的消息：浙大校内的壁报竟然在指责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又说：“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显然，这不是空穴来风。
1949年4月25日，浙大已是“学生自由行动，学校已入无政府之状态”(《竺可桢日记》)。5月3日，杭州解放。对于自己当年的抉择，竺可桢在后来“洗澡”运动中的《思想自传》中说：“首先由于国民党特务视浙大为眼中钉，而且从他们看来我是站在学生方面，是他们的对立面，在他们撤走以前，有可能做些对我不利的事情。其次，我对共产党办学方针毫不了解，不如回中央研究院重理旧业为适当。”正是这“两头不到岸”的局促情景，触发了当年浙大的“拒竺”风波。
出处：http://oldman.39.net/mrys/0910/19/1029983.html
（四）
1939年，浙大西迁途中，曾得到党国密令，就地解散，师生可并入中央大学。这个电令激起了浙大师生的愤怒，经历艰难险阻，长途跋涉，却面临要求解散之残酷现实，部分师生以至恸哭失声。竺可桢经与浙大师生商议，拒绝了电令，最后迁至遵义湄潭办学。虽然这再次令蒋介石不悦，但是，浙大仍能够从政府获得教育经费，这其中，或许有校友陈布雷从中斡旋不无关系。然而，这样的运气终不再有。当年获许政治不干预教学方才上任的校长挂职北上，过去竺可桢被称为“浙大保姆”，言下之意，乃是师生受其庇护颇多。然而，这个“保姆”五十年代看着任职校长十三年的浙大分崩离析，而无法施以援手；六十年代以后，自身便身处险境，更遑论他顾了。1948年的开学典礼上，竺尚言道：“目前苏联供给我们以马列主义，美国供给我以白米面包，但吾人生而有知，应该有独立之思想，不能人云亦云，食人唾余更属可鄙”，然而，数年之后，浙大终于无法再秉承独立办学，自由民主的宗旨，“民主堡垒”、“东方剑桥”俱已成为昨日云烟，工科学校的定义，倒是符合此时的内涵。
出处：http://hi.baidu.com/ruoyu/blog/item/4ced8601ba8884d6277fb591.html
（五）
随着梅光迪（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到任，张荫麟、胡刚复、王焕镳，前东大学生的郭斌和（白璧德弟子）、张其昀、陈训慈等亦相继抵达，加上刘节、钱基博等新聘人员，“学衡派”的阵地已迁移至浙大。郭斌和掌中文系，邵祖平与焉，时吴宓几欲受聘浙大，不能行，其闻新文学派之丰子恺任职浙大，朱光潜说彼向之请教教授新文学，吴至大受刺激；外文系则梅光迪主持；史地系则张其昀、张荫麟、钱穆等，人事如此，则发扬“学衡精神”，有“大一”要上古文课，文、师学生要上文选课，郭主任还将所有白话作文一律不及格处理，至当时中国“三大中学”之一的浙大附中毕业高考，因而大多转往北大、清华而尽避浙大及中央大学。当时文学院知名教授若钱穆、钱基博、缪钺、丰子恺、王驾吾、向达、孟宪承、陈乐素、郑晓沧、张其昀、贺昌群、夏鼐、郭斌和、黄翼、孙大雨、费巩、吴定良、浦薛风、王庸、刘节、田德望等等济济一堂，可谓星汉灿烂。
出处：http://hi.baidu.com/ruoyu/blog/item/f3269023e5dca244ad34de97.html
（六）
1946年浙大和厦大还发生了争夺教授的佳话。二战结束前夕卢嘉锡还在美国时，就先后收到厦门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发来的信函和电报，邀请卢回国后到各自学校任化学系主任兼教授。盛情难却，加上远隔万里，又是战时联系困难，卢两边都没法回绝。一踏上故土，正在上海的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教授就亲自给卢送来了聘书。可是回到厦门后，母校厦门大学也坚决不放卢走。两校谁也不让谁，卢一时处于“情”与“义”两难的境地。幸好有人两边说和，让卢同时在两校任教，常住厦门、在厦门大学化学系任课，隔些时间到浙江大学化学系讲一段课，这才使两校的争端得以解决。于是，卢1946年先在厦大讲课，11月底再赶赴浙江大学任课（浙大刚由贵州遵义迁回杭州，12月份才开学）。1947年春当卢在浙大第一次讲课结束离开学校前，140多名师生联名写信挽留，连当时的代理校长郑晓沧也在挽留信上签了名。1948年秋天，卢又再次来到浙江大学讲课。至1949年，卢才辞去浙江大学化学系主任和教授一职。
出处：http://hi.baidu.com/ruoyu/blog/item/2e39a6860b157c3e67096e90.html
（七）
民国时期的名校及高等教育重镇浙江大学等校遭到了极大的削弱，上海至江浙各著名私立大学纷纷“亡校”，以后的几十年则出现复旦大学需要接待数十所“消失”的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校友并管理其校史工作，而每逢浙大交大同济等尚存学校校庆日，大批教授教师员工浩浩荡荡由复旦专车接送”返校“参加活动，"每年4月1日浙大四校区内、西子湖畔，复旦人马充斥”的中国高等教育“奇观”。在这场轰轰烈烈建设新复旦大学的过程中，浙江大学倾其所有文理之人力物质资源于复旦。由于时代限制，考虑到对江浙原国民党政权的大学重镇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进行战略性削亡肢解，由教育部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做出分离浙大的决定，并派员出面对广大师生做思想工作，陈立等部分名教授和大批师生接本部苏步清来信，于安徽五河农村的土改现场连夜开会，并第二天步行80里转舟车赶回杭州，反抗军队接管委员会的命令和向华东军政委员会申诉。当时竺可桢、马寅初、王淦昌、贝时彰、束星北等已经奉令调往北京、山东等地，所以在一片争议和反对声浪中，1952年8月争取还是最终失败，按教育部的方案，不管“硬要把全国第一流的文理学院划分到很一般的小学校去，一些老先生有看法，有争论”，苏步青甚至是在被军管会灌醉的情况下硬推上离杭火车，苏步青、陈建功、吴定良、谷超豪、胡和生、夏道行、卢鹤绂、吴征铠、陈耀祖、谈家桢、谭其骧（先期已去）、谢兰安、沙昭宇、卢庆骏、石钟慈、丁大钊、裘志洪、于同隐、孙宗彭、金鉴明、戚叔含、方重、盛祖嘉、郦庚元、赖祖武、殷鹏程、叶敬棠、龚升、张素诚等大批教授师生及其家属数百人和相关院系图书设备不得不浩浩荡荡离杭赴沪。杭州仅留四个工科系和两位一级教授维持，“惨淡经营”，总算抵制住改名“浙江工学院”的命令(此时中央大学该部已经为“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使这个抗日战争中历尽艰难、辗转办学而弦歌不辍、发扬光大的“东方剑桥”遭遇重创,几乎“亡校”，并对后三十多年学校的发展，和培养一流人才造成了巨大困难并影响至今，相当长时间也影响了其国内外的地位。除陈立、夏承焘等坚持留下并转入后杭州大学（后陈建功也返回任杭州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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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进浙大，本来选择的是电机系，是束星北发现了他的数理天才，建议他改读物理系。因是之故，1972年，李政道赴美后首次重返故国，写信给束星北，说：“先生当年……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的物理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原文地址：http://www.paedu.net/geyan/story/mrys/201011/46174_2.html
（二）
教授费巩，极有才子气，一度对竺可桢不满，开教务会时，当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却微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照样请他做训导处长。
物理学家束星北，很有侠气，却又脾气暴躁。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他对竺可桢不满，于是一路跟在这位校长后面，数说其种种不是，竺可桢也总是一笑而过。后人回忆，竺可桢虽然并不欣赏束星北这种作风，与他私交不深，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经常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而费尽周折。
这名校长，曾在新年之夜，全家吃霉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难怪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提到竺可桢时反复念叨：“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
原文出处：http://www.17coolz.com/story/people/7295.html
（三）
1949年，是沧海桑田的岁月。把自己同国民党绑缚在一起，早已不看好国民党的竺可桢决定不走这条道路;共产党么，自己又陌生得可以。这时，国民党浙江警备司令部转来一个信息，要他奉命离去，竺可桢预感到危险，多番思考，“不得不出之一走”。于是，他决定单独潜往上海，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作进一步的观察，再做决断。
这时，竺可桢听到了浙大发生了“拒竺”运动的消息：浙大校内的壁报竟然在指责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又说：“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显然，这不是空穴来风。
1949年4月25日，浙大已是“学生自由行动，学校已入无政府之状态”(《竺可桢日记》)。5月3日，杭州解放。对于自己当年的抉择，竺可桢在后来“洗澡”运动中的《思想自传》中说：“首先由于国民党特务视浙大为眼中钉，而且从他们看来我是站在学生方面，是他们的对立面，在他们撤走以前，有可能做些对我不利的事情。其次，我对共产党办学方针毫不了解，不如回中央研究院重理旧业为适当。”正是这“两头不到岸”的局促情景，触发了当年浙大的“拒竺”风波。
出处：http://oldman.39.net/mrys/0910/19/1029983.html
（四）
1939年，浙大西迁途中，曾得到党国密令，就地解散，师生可并入中央大学。这个电令激起了浙大师生的愤怒，经历艰难险阻，长途跋涉，却面临要求解散之残酷现实，部分师生以至恸哭失声。竺可桢经与浙大师生商议，拒绝了电令，最后迁至遵义湄潭办学。虽然这再次令蒋介石不悦，但是，浙大仍能够从政府获得教育经费，这其中，或许有校友陈布雷从中斡旋不无关系。然而，这样的运气终不再有。当年获许政治不干预教学方才上任的校长挂职北上，过去竺可桢被称为“浙大保姆”，言下之意，乃是师生受其庇护颇多。然而，这个“保姆”五十年代看着任职校长十三年的浙大分崩离析，而无法施以援手；六十年代以后，自身便身处险境，更遑论他顾了。1948年的开学典礼上，竺尚言道：“目前苏联供给我们以马列主义，美国供给我以白米面包，但吾人生而有知，应该有独立之思想，不能人云亦云，食人唾余更属可鄙”，然而，数年之后，浙大终于无法再秉承独立办学，自由民主的宗旨，“民主堡垒”、“东方剑桥”俱已成为昨日云烟，工科学校的定义，倒是符合此时的内涵。
出处：http://hi.baidu.com/ruoyu/blog/item/4ced8601ba8884d6277fb591.html
（五）
随着梅光迪（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到任，张荫麟、胡刚复、王焕镳，前东大学生的郭斌和（白璧德弟子）、张其昀、陈训慈等亦相继抵达，加上刘节、钱基博等新聘人员，“学衡派”的阵地已迁移至浙大。郭斌和掌中文系，邵祖平与焉，时吴宓几欲受聘浙大，不能行，其闻新文学派之丰子恺任职浙大，朱光潜说彼向之请教教授新文学，吴至大受刺激；外文系则梅光迪主持；史地系则张其昀、张荫麟、钱穆等，人事如此，则发扬“学衡精神”，有“大一”要上古文课，文、师学生要上文选课，郭主任还将所有白话作文一律不及格处理，至当时中国“三大中学”之一的浙大附中毕业高考，因而大多转往北大、清华而尽避浙大及中央大学。当时文学院知名教授若钱穆、钱基博、缪钺、丰子恺、王驾吾、向达、孟宪承、陈乐素、郑晓沧、张其昀、贺昌群、夏鼐、郭斌和、黄翼、孙大雨、费巩、吴定良、浦薛风、王庸、刘节、田德望等等济济一堂，可谓星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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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946年浙大和厦大还发生了争夺教授的佳话。二战结束前夕卢嘉锡还在美国时，就先后收到厦门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发来的信函和电报，邀请卢回国后到各自学校任化学系主任兼教授。盛情难却，加上远隔万里，又是战时联系困难，卢两边都没法回绝。一踏上故土，正在上海的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教授就亲自给卢送来了聘书。可是回到厦门后，母校厦门大学也坚决不放卢走。两校谁也不让谁，卢一时处于“情”与“义”两难的境地。幸好有人两边说和，让卢同时在两校任教，常住厦门、在厦门大学化学系任课，隔些时间到浙江大学化学系讲一段课，这才使两校的争端得以解决。于是，卢1946年先在厦大讲课，11月底再赶赴浙江大学任课（浙大刚由贵州遵义迁回杭州，12月份才开学）。1947年春当卢在浙大第一次讲课结束离开学校前，140多名师生联名写信挽留，连当时的代理校长郑晓沧也在挽留信上签了名。1948年秋天，卢又再次来到浙江大学讲课。至1949年，卢才辞去浙江大学化学系主任和教授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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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民国时期的名校及高等教育重镇浙江大学等校遭到了极大的削弱，上海至江浙各著名私立大学纷纷“亡校”，以后的几十年则出现复旦大学需要接待数十所“消失”的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校友并管理其校史工作，而每逢浙大交大同济等尚存学校校庆日，大批教授教师员工浩浩荡荡由复旦专车接送”返校“参加活动，"每年4月1日浙大四校区内、西子湖畔，复旦人马充斥”的中国高等教育“奇观”。在这场轰轰烈烈建设新复旦大学的过程中，浙江大学倾其所有文理之人力物质资源于复旦。由于时代限制，考虑到对江浙原国民党政权的大学重镇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进行战略性削亡肢解，由教育部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做出分离浙大的决定，并派员出面对广大师生做思想工作，陈立等部分名教授和大批师生接本部苏步清来信，于安徽五河农村的土改现场连夜开会，并第二天步行80里转舟车赶回杭州，反抗军队接管委员会的命令和向华东军政委员会申诉。当时竺可桢、马寅初、王淦昌、贝时彰、束星北等已经奉令调往北京、山东等地，所以在一片争议和反对声浪中，1952年8月争取还是最终失败，按教育部的方案，不管“硬要把全国第一流的文理学院划分到很一般的小学校去，一些老先生有看法，有争论”，苏步青甚至是在被军管会灌醉的情况下硬推上离杭火车，苏步青、陈建功、吴定良、谷超豪、胡和生、夏道行、卢鹤绂、吴征铠、陈耀祖、谈家桢、谭其骧（先期已去）、谢兰安、沙昭宇、卢庆骏、石钟慈、丁大钊、裘志洪、于同隐、孙宗彭、金鉴明、戚叔含、方重、盛祖嘉、郦庚元、赖祖武、殷鹏程、叶敬棠、龚升、张素诚等大批教授师生及其家属数百人和相关院系图书设备不得不浩浩荡荡离杭赴沪。杭州仅留四个工科系和两位一级教授维持，“惨淡经营”，总算抵制住改名“浙江工学院”的命令(此时中央大学该部已经为“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使这个抗日战争中历尽艰难、辗转办学而弦歌不辍、发扬光大的“东方剑桥”遭遇重创,几乎“亡校”，并对后三十多年学校的发展，和培养一流人才造成了巨大困难并影响至今，相当长时间也影响了其国内外的地位。除陈立、夏承焘等坚持留下并转入后杭州大学（后陈建功也返回任杭州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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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86332760 转发了这篇日记 2020-06-17 15:47: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