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青花“至正瓶”（转）
看到隔壁残枪大英里的照片，有感，网上搜了一下，这么重要的俩瓶还有好多故事，网页分开太多页，一总转来，看着踏实。残枪的照片也借用一下，再谢！
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714239101/
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9-09/10/content_12027130.htm
揭秘：元青花“至正瓶”从北京流失伦敦
（作者：巴土嘎.刘 杜文萍）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古玩界有一“误识”——“元代无青花”。这一“误识”的改变，不是中国人，而是两名外国人，一是英国的中国古瓷专家霍布森，一是美国的中国古瓷专家波普。他们纠错的主要根据是1929年从北京古刹智化寺流失到伦敦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两件铭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即元青花标准器——“至正瓶”。
几十年过去了，元代青花得到国际国内公认，并受到国际社会追捧。然而，对“至正瓶”的介绍和研究，不是照抄照转霍布森和波普的结论，就是附会演绎霍布森和波普的说法，更有甚者是以讹传讹，美化倒卖这两件文物的犯罪分子。至于这两件文物的烧制者何许人也，从何地以及为何供奉到智化寺，又因何故流失到英国，诸如此类，无人问津。《元青花标准器——“至正瓶”从北京智化寺流失伦敦之谜揭秘》的作者，根据祖传的鲜为人知的资料，并结合在国内国外实地考察的证据，披露了一系列与元青花标准器“至正瓶”相关的秘密：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帕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以珍藏两件产自中国的高63.5厘米、题有“至正十一年”的青花瓷瓶——元代云龙纹象耳青花瓷瓶而闻名于世。这两件青花瓷瓶自20世纪50年代被美国佛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的中国古陶瓷学者波普博士命名为“14世纪青花瓷”以来，成为举世公认的“至正型”元青花断代的标准器，被称为 “至正瓶”。
我国被尊为“鉴瓷大家、文博界国宝”的耿宝昌先生在《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元明清釉下彩》的开篇《淡洁雅致的釉下彩瓷》中亦写道：“目前所知，流散于海外的高档元青花瓷传世品约200余件，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两件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款的青花云龙象耳瓶。”然而，在汗牛充栋的关于中国古瓷的文章和著述中，尽管几乎都要提及“至正型”云龙象耳青花瓶或“至正瓶”，却尚未发现一篇准确介绍该瓶从北京智化寺流失英国经过以及该瓶铭文的文章，不是人云亦云，就是以讹传讹。时空变化，国运兴衰，都会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痕迹。追寻痕迹，则可从点点的一斑斑中，窥得全豹。揭开“至正瓶”以及中国元代精品瓷器生产的秘密，也是这条途径。
笔者根据父辈遗留下的鲜为人知的资料并到国内外实地考察，现对 “至正瓶”铭文的误释以及对“至正瓶”流失经过的误解包括盗卖“至正瓶”的涉案人员及其下场等真实情况予以披露，不仅要还“至正瓶”身世的本来面目，而且要使国人不忘这段国耻。
一、北京古刹智化寺的兴衰
如同苦难的人生一样，已有842年（1351——2009年）历史的“至正瓶”，从出生到如今，经过了三段颠沛流离的历程——江南庙宇供奉（1351——16812年）、京师古刹供奉（1682—1929年）、英国伦敦珍藏（1929——如今）。
本文先从“至正瓶”的第二段经历说起。这两件珍宝及一批国宝流失海外，与北京古刹智化寺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智化寺的建立
智化寺，又名智化禅寺，位于紫京城东8里黄华坊内的禄米仓东侧，即海岱门内西100米处（图），占地面积30亩。它至今仍保持明代早期建筑艺术特征，是北京现存最完整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它和天安门一起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智化寺最初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司礼太监王振住宅侧面的家庙。建造竣工于明朝正统九年（1444年）三月初一。英宗赐名“智化禅寺”。
太监王振建大宅第，修家庙，明英宗纵容，缘起于“托孤”之事——英宗之父、宣宗朱瞻基驾崩前夕，授王振为元辅，命其辅佐太子朱祁镇。这就是庙存《王振碑》中所说“宣宗章皇违豫，独荷付托之，命……改元辅”。从此，朝臣惧怕，皆恭称他为“元辅翁老”。《明史》中也载：“振……跋扈，不可制，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兴麓川之师”。智化寺开始香火兴盛，几乎成了一处民间的皇家寺院，是由于英宗在王振死后下了两道谕旨：一是“赐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二是谕令皇宫的“僧录司左卫讲经僧官然胜”，为“智化寺开山宗师”。
从此，智化寺每一代住持，都是皇帝赐封佛门师祖，并掌朝廷“僧录司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康熙年间智化寺的第十五代住持容乾大和尚。
在明代，智化寺修缮，都是朝廷操办。如明万历五年（1577年）重修时，万历神宗皇帝不但御书“敕赐智化寺”，还令“司礼监管监事，兼掌内府供用库印，提督礼仪房、太监都督等重修”。
（二）康熙年大地震，智化寺大修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智化寺并没有因为朝代更迭而冷落，香火反而更兴旺。
朝廷对智化寺的重视和赐封，不亚于明代，反而有加。而且，还出现了智化寺住持兼任紫京城皇宫内佛殿住持的情况。如第十一代住持的牌位上，就写有“皇清示寂，钦命赐紫内万善殿正住持，掌僧录司印，兼智化堂上第十一代师祖笃修德公和尚觉灵”字样。智化寺各殿阁结构在康熙朝有过重大变化，原因是地震后重修。这次京城大地震，中外史籍从不同角度，多有记载：
清朝史料记：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二十八日庚申（9月2日），“京城地震，自巳时至酉时，声如雷，势如涛……宫殿、官廨、民居十倒七八……文武官及士民死者甚众……帝避震于景山”。
当时在京城的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Du Halde)记述：“1679年9 月2日，在北京发生了可怕的地震。许多宫殿、寺院、塔和城墙都倾倒……这次地震延续了三个月之久，皇帝、太子和贵族曾离开宫殿，住在帐幕内……”。 （注1）
当时担任康熙皇帝起居官的沈荃，在他行书的《重修长椿寺碑记》中，记载京城庙宇被毁情况，说“康熙已未十八年秋七月，地震，京师内外寺观、浮图、相轮之居，莫不倾圮”。
震中在通州城西，离震中最近的海岱门内的智化寺，受毁最烈，各殿阁无一完好。
地震当年，虽然智化寺管事僧宗玉曾倡导募捐修万佛阁，却因梁柱大木和房脊琉璃瓦问题而未能动工。
修复宫殿所需的大木和琉璃瓦（当时称金砖），是由皇家掌管、调配。烧造金砖在江南官窑场。当年十月十六日，江南巡抚慕天颜奏称“此砖若冬间烧造，恐不坚固”。大学士索额图奏请改在来年（1681年）春后始烧。至于梁柱大木，也是这年五月，皇帝因“管理木税，关系宫殿大木”，所以到五月初二才选定工部主事巴克善，去古北口办理梁柱大木进京之事。地震后第二年五月，皇宫内外开始震后修葺。起修处，有万福阁、寿皇殿、万善殿。值得一提的是：紫京城皇宫内，没有万福阁之名，所以，“万福阁”的谐音，应是指智化寺内的主殿“万佛阁”。另外，从修后的“万佛阁”、智化殿两初屋顶上看，那两副巨大独具清代皇家特色、惟有皇家宫殿才可使用的五爪九龙（而且是中间一坐龙，八方八行龙）方形天花藻井，便是证明。智化寺主殿修好，侧殿、后殿随之重修。现更名“大悲堂”的极乐殿墙边埋露的石碑上，写着“第十三代住持宗果……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初一开工，重修极乐殿日期记”。
大修后的智化寺，虽然样式上仍仿明代时的模样，却有了重大改变，处处留下了清代时空的痕迹。
就建筑风格而言，最早考察智化寺的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可能没有考虑到，大地震后重修而改变了明代原有建筑风格，加上独具清代皇家宫殿特色的两方殿顶九龙图藻井，已被盗卖，他没能得见。所以，他在1931年完成的《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中，才质疑“如来殿之外形，虽大体与清代一致，其细部手法尽多特异之点”？（注2）就图案纹饰手法而言，全寺各殿阁已很少能见到明代时期的寺庙图案纹饰风格，更多地显现出清代寺庙中的那种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融为一体的特点。就连各殿阁供奉的佛、菩萨、金刚、梵王等尊像，都是藏传佛殿风格。这种风格在明中后期对西南边部实行“改土归流”前，在中原地区是不存在的，更不要说京师了。智化寺大修后，香火又盛，法事连连，人潮不断。尤其是大学士明珠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二月奏请“时当太平，应更撰飨祀乐章事……作乐以象太平”，遂有第十五住持容乾于三十三年（1694年）把宫中乐音、律章引入寺中，融合寺中先前的寺乐，形成风格独特的“京音乐”之后，盛况更是空前。“京音乐”连同智化寺殿中的明代壁画、藏殿中的转轮藏、藏殿、智化殿、万佛阁中的藻井一起被誉为智化寺的四宝。容乾大和尚被认为是“京音乐”的第一代艺师。
（三）智化寺寰落，庙宇形同大车店
雍正皇帝继位后，仍同先皇帝般看重智化寺。据说，他还谕令万善殿住持，从皇家磁器库选挑当代的烧瓷，供奉如来殿，以示他重视该寺。
到了乾隆朝，一件仆毁塑像，拉倒石碑的奏折，从此改变了智化寺的命运——由盛转衰。
乾隆七年（1742年），曾校阅《明史》而深知王振当年擅权作恶的山东道御史沈廷芳，发现智化寺内仍有“逆振之像，俨居高座，玉带锦衣，香火不断……不禁发指”，遂奏请“立毁其像，投诸水火，并仆李贤之碑，以示惩创”。
后来，王振塑像所在的后庙西庑，改成了阎王殿。智化寺的香火渐稀。这种情况延续了一百五十多年。整个庙宇破旧，未再重修。
1900年，八国联军抢掠北京，加速了智化寺建筑的残破程度。到了20年代初，高悬“敕赐智化寺”匾额的山门，已被封堵，进出只走西侧甬道旁门；残破的如来大殿内，昔日肃穆庄严的如来佛尊，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像前的瓷瓶、香炉、宝塔罩满了尘埃，即便在午前阳光下，也难看清这些宝物的真面目在。寺庙香火少，致使智化寺逐步变得难以为继，住持和尚吸食大烟，寺里的七八个和尚，穷得连袈裟都买不起。于是，僧人们便打起创收的主意，出租后院多间小房以维持生计，更有甚者是盗卖寺院庙产。当时庙里有很多古柏都被卖掉做棺材。出租后院，使庙宇成了大车店。院内住着各种各样做买卖的，有卖火烧的、卖羊肚的、买蚕豆的、吹糖人、摇拔郎鼓的、卖针头线脑的、开煤厂的，也有卖棺材的，等等。
二、“至正瓶”从江南庙宇移奉智化寺及其原因
今日智化寺如来殿，大地震前称“万福阁”修葺后，因如来本尊巨像自江南庙宇移奉到“万福阁”，而更名为“如来殿”，其殿上层，仍谐音为“万佛（福）阁”。
江南庙宇中珍宝移奉到智化寺，宥起于一宗惊动康熙皇帝和朝野的“圣人教”案。
江南这座庙宇，初建于唐僖宗光启二年（886年），此后历朝皇帝多有敕封。尤其是元朝延佑年间，元仁宗赐存多种全套佛经经卷。几百年间，祭拜人流未断。庙宇渐渐形成佛道同存的格局——中心大殿供奉如来佛祖；侧殿为道家仙师，各路小神也位列其中。
康熙十九年（1680年）初，道家祖师张道陵天师的后世嫡孙张九富，在庙中设坛，仿照佛门“三乘圣教”，开坛立“圣人教”，聚众甚多。官府逮捕，押解入京。刑部三法司奏请“张九富设立圣人教名色，蛊惑庸众，拟绞监侯”。五月初二，康熙帝批“处死太过，着减等发落”。退朝后，皇帝询向大学士李霨，才知道江南这庙宇情况和张九富身世。两天后，康熙帝更改了谕旨，并嘱三法司怎样重新拟一份奏折：“张九富……殊为可悯……可将张九富无捏造妖言事票明……再奏”。张九富被释归，“圣人教”仍存在。江南此庙却给皇帝留下了印象。这年十一月，钦天监监副邵泰衢奏请禁邪教，以崇正体。皇宫万善殿住持宗果奏请将江南此庙宇中如来本尊佛连同供物一并移来京师智化寺供奉，并改“万福阁”为“如来殿”。上颌之。群臣奏颂：“皇上仁爱生民……仁民爱物”。
自江南移来，供奉在智化寺如来殿珍宝中，除如来本尊像外，尚有元仁宗延佑年刊行的多种佛经经卷（注3）；佛前各种铜佛像、七层玲珑塔、元代精品青花瓷。精品瓷中，就包括令当今国人对元青花精品瓷感到扑朔迷离的、已流徙到今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那两件大元至正十一年烧造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至正瓶”。
三、“至正瓶”器形详解
“至正瓶”铭文正误珍藏在帕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两件“至正瓶”，其中之一的颈部有纪年纪事题记即铭文。迄今为止，对“至正瓶”铭文的介绍，一律都说是“62字”。对“至正瓶”铭文的误释，首先出在字数上。目前所有的文章和著述都说“至正瓶”纪年纪事题记的铭文是62字：“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阖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实际上，“至正瓶”上的铭文是61个字，其中有1个字是妄加的。对“至正瓶”铭文的第二个误释是将 “符”字释为“一付”。不仅文字错误，而且将铭文的字数人为地增加了1个字。
对“至正瓶”铭文的第三个误释是断句错误。现有对铭文的断句是：“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阖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最明显的断句错误是将“张文进、喜舍”，断句为“张文进，喜舍”；将“舍香炉花瓶，符祈”，写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发生上述误释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除了没有认真比对“至正瓶”题记的图片和无法细致查看“至正瓶”实物之外，还在于不掌握元瓷历史资料，不了解元瓷烧制大师及其身世。
在元代，“一付”写作“一副”。但“符”为何被释为“一付”？也许是帕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珍藏的是两件瓷瓶，形似一对的缘故。因此，介绍“至正瓶”的文章，干脆就把帕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珍藏的这两件“至正瓶”称为“一对”。实际上，这两件“至正瓶”并不是一对，而是来自两对瓶。张文进是元代的一位瓷器烧制大师。他还有一个弟弟，名叫张文喜，也是元代瓷器高手，烧造青花的大师。两兄弟的合作成果之一，便是“至正瓶”。“至正瓶”题记“张文进喜”即指张文进和张文喜。关于张氏兄弟的身世，史料记载，他们出生在洛阳、开封附近的瓷器世家，逃荒到江西浮梁即今日的景德镇，继续从事陶瓷事业，并拜当时的瓷器大师钱奉圣先生学习烧制青花瓷，并成为青花瓷的传人，得到师傅和官府的特许，容许其使用特有的商标“张家造”。综上所述，“至正瓶”铭文应是61字，其文字和断句应当是：“信州路玉山县顺城郷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符祈，保阖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
四、文物贩子为虎作伥
“至正瓶”等智化寺文物被盗卖经过关于“至正瓶”流失英国，不能不提到一个名叫吴贲熙的人。此人，目前所见的文章和著述，不是称之为“古董商人”、就是称之为“旅英华裔古玩商”，还有称之为“很有眼力的大收藏家”，更有称之为“爱国华侨”的，桂冠不少，却唯独没有说到他的真实身份和犯罪行为，当然也包括他的终局。吴贲熙，系福建闽南人。此人爱贪小便宜，说话口喷唾沫，外号“吴管追”（闽南话，口喷热水）。吴贲熙的职业是卖棺材，在琉璃厂附近开棺材铺。在智化寺衰落时期，他一方面把智化寺做仓库，在佛堂存放棺材；另一方面，与寺内住持和尚勾结，砍伐寺内百年古柏做棺材。关于“至正瓶”流失英国，还不能不提到另一个名叫纪小辫的人。此人是一个混迹在琉璃厂的文物贩子，住在羊尾（读yi）巴胡同。因为横行琉璃厂，恶吃恶打，人称“纪三爷”。
吴贲熙在做棺材生意的过程中交结了不少琉璃厂的古董商人和文物贩子。纪小辫便是他交接的臭味相投的朋友。
1920年代，父辈在奉天任汇丰银行襄理，常往返北平、奉天。他酷爱收藏奇瓷异器，得知智化寺如来殿有几件好瓷器，曾与寺中普远大和尚交谈，探口风，欲请走佛前供奉的瓷器。为此，他还专门跑到普远大和尚的原籍——京东顺义花梨坎，请普远的亲戚从中说合，未果。1929年夏秋之际，父辈得知如来殿前的瓷器被卖掉，便连夜从奉天赶往北京，找到普远大和尚，才知道卖掉的，不但有佛前的铜佛和瓷器，还有如来肚内的经卷和佛殿顶上的两块九龙图藻井天花板。经手人就是住在庙里卖棺材的吴贲熙和混迹琉璃厂的文物贩子纪小辫。父辈通过打听，找到了纪小辫，知道了智化寺中宝物去向：两块各重近一吨的九龙图藻井，首先由吴贲熙买通智化寺住持普远和尚，以做棺材为由购得，接着转卖给纪小辫。纪小辫为避人耳目，乘天下大雨，雇佣天德扛房中靠抬棺材为生的一个劳力，将九龙图藻井运到家中。转两天，又运到了燕京大学设在盔甲厂的学校内的一间空房中。接受这两块九龙图藻井的人是一个名叫塞勒的洋人，是吴贲熙的朋友。吴贲熙拿走的有佛经卷和6件瓷器，其中有两对瓷瓶，两件瓷罐；纪小辫自己留下了所有的铜佛、一件青花香炉和一件雍正铜胎蒜头瓶。吴贲熙几个月前已经走了。父辈当即买下了纪小辫手中的青花香炉、雍正铜胎蒜头瓶和一尊铜佛，作为证据，报了官。当时的奉军将领张作相将军（1881——1949年）命令北平警察局追索。
北平有关部门立即开展调查，先是对智化寺进行登记，当时有土地26亩，房屋l99间，铜佛像七尊，泥像木像71尊，宝鼎一座，铜钟二口，铁钟一口，大小鼓七面，铛子一对，九音锣一副，铜钹、铸各一份，有僧8人。
北平警察局则派人到北京西郊海甸燕京教会大学新址，找校长吴雷川（1870——1944年），索要叫塞勒的洋人。得知塞勒的全名叫“伦道夫·西.塞勒（Randolph C. Sailer，1898——1981年）,正式的中文名叫“夏仁德”，是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经燕京教会大学首任校长、后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年）介绍入校，任心理学系教授。夏仁德是美国北长老会教士，来华后在民间下层人中传教。他在入校任职表上写着“1898年出生在美国费城”。吴校长找来夏仁德。夏说，是住在庙里的棺材铺老板吴贲熙对他说，智化寺缺钱，有两块九龙图天花板，不但工好，而且千年不蚀，他可以帮助买下，条件是帮他去美国或英国。
警察局追讨这些失物和吴贲熙下落。夏仁德说，九龙图藻井板已从天津装船运往美国；吴贲熙由他协助，已由上海搭船去了英国。
吴雷川校长答应向司徒雷登寻求帮助，索要这两件九龙图藻井板，并查找吴贲熙及经卷、瓷器下落。
后来，美国传来消息说，两块九龙图藻井被运到了夏仁德家乡的费城博物馆（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博物馆的威尔逊又把其中一块卖给了纳尔逊博物馆（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吴雷川校长愤怒，无法追回这两件国宝，他于1931年春提出辞去校长职务，并把这消息告诉了当时的中国建筑学家刘敦桢、梁思成二人。这才有刘敦桢当年自南京来北平，考察智化寺如来殿的举动；才有梁思成去美国，借讲学之机，找寻国宝之事。
五、宝瓶流失异乡
盗卖智化寺文物贩子的结局与“至正瓶”的现状以卖棺材为业的吴贲熙，带着盗走的元代佛经经卷和“至正瓶”去了伦敦。他通过当时的福建“福清帮”，把六件元瓷推介给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创始人帕西瓦尔.大维德。吴贲熙用从盗卖智化寺文物而获得不义之财，在伦敦莱斯特广场的中国城开了家餐馆，从此没敢返回中国，死在伦敦。民国时期混迹琉璃厂的文物贩子纪小辫，在盗卖智化寺九龙图藻井的当年就被北平警察局关进了秦城监狱的前生——功德林监狱。该监狱始建于清末司法改良时期，改建于民国时期段祺瑞执政期间,国民党政府又改建为北平“第二模范监狱”，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改造成关押和改造战犯的监狱。由于功德林监狱几经改造，纪小辫的档案无从查询，不知所终。燕京大学教授夏仁德，因盗卖偷运中国国宝等非法“地下活动”，1950年8月，被新政府定为“文化特务嫌疑”，驱除出境。另据资料显示，夏仁德任职燕大期间，在1935年“12.9运动”及其之后，同情并保护过中共地下工作者，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黄华在避难过程中，都曾得到过夏仁德的帮助。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后的1973年，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夏仁德应邀来华参加“五一”庆典，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参加了宴会。夏仁德在访华的最后一天对儿子亨利说：“就是我现在死的话，也可以瞑目了。”在智化寺文物被盗期间任职的智化寺第25代住持普远大和尚，1950年，新政府要求他离庙还俗，返回了京东顺义天竺乡花梨坎村原籍。
被吴贲熙盗卖的“至正瓶”也发生了戏剧性故事。
吴贲熙首先想在琉璃厂卖掉“至正瓶”，但却被琉璃厂当时的瓷器鉴定高手判定为赝品。在20世纪中期之前，中国古玩行似乎有一共识——“元代无青花”。大陆和台北故宫旧藏没有一件元青花可能也与此相关。产生这一共识的原因，主要是元朝是以异族入主中原且存续历史相对短暂，在理论上对元青花论述未臻成熟；在实践中，元官府对青花的烧制、使用和交易实行严格控制，加之元青花成品数量有限，且对窑厂实行严格保密和对废品实行严格深埋。帕西瓦尔.大维德得到“至正瓶”既偶然也必然。帕西瓦尔.大维德，全名帕西瓦尔.维克多.大维德. 伊齐基尔.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Victor David Ezekiel David）,1892年出生在英属印度孟买的一个犹太家庭，1921年移居伦敦，1964年去世。其父萨松.雅各布.海.大维德爵士(1849——1926年)是18世纪至20世纪期间居住在孟买的巴格达犹太人社区的重要一员，著名富商和1906年成立的印度银行的创始人之一，在印度总督府、英国上议院以及孟买市政厅任职长达20年之久。其母汉娜.萨松，是出生于巴格达的富商伊莱亚斯.大维德.萨松(1820—1880年)的女儿。伊莱亚斯.大维德.萨松的贸易遍及印度和远东，在鸦片战争后的1844年依托香港做中国贸易，1850年更是移居上海。帕西瓦尔.大维德继承了父亲和岳父的财产与产业，在香港、上海以及孟买、神户等多地拥有办事处。在与中国和远东地区的贸易过程中，帕西瓦尔.大维德深受中国瓷器艺术感染，注重收藏中国瓷器和东方艺术品，毕生积累了千余件中国瓷器。帕西瓦尔.大维德收藏的“至正瓶”得以著称于世，分别得益于英国的中国瓷器大家罗伯特. 洛克哈特.霍布森（Robert Lockhart Hobson，1872——1941年)和美国的中国瓷器大家约翰.亚历山大.波普博士（Dr John Alexander Pope，1929——1982年）的研究和介绍。当帕西瓦尔.大维德见到“至正瓶”之后，立即请在伦敦大学讲授中国陶瓷艺术的霍布森进行了鉴定。霍布森早在1915年即出版专著《中国陶瓷》（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霍布森对“至正瓶”初步鉴定之后，于1929年在《老家具》（The Old Furniture）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明代之前的青花》（Blue and White Before the Ming Dynasty），对“至正瓶”进行了介绍。1934年，霍布森又将“至正瓶”收入《帕西瓦尔．大维德爵士所藏中国陶瓷目录》（Catalogue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Percival David）。霍布森对“至正瓶”的介绍，引起了美国佛利尔艺术馆的中国古陶瓷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博士的注意。他在反复比对了帕西瓦尔.大维德收藏的“至正瓶”之后，以这两件瓷瓶为标准器，将供奉于伊朗阿尔德比尔神庙的中国青花瓷器和土耳其托普卡比宫中收藏的中国瓷器中几十件与之风格相近的中国瓷器，进行详细比对，将所有具有“至正瓶”风格的青花瓷定为14 世纪青花瓷，将元代青花瓷器从明代青花中分离出来，定名为元青花，并提出“至正型”理论。他于1952年和1956年分别发表两本奠定元青花理论的著作，即《14世纪的青花：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的一组中国瓷器》（Fourteenth-Century Blue-And-White: 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s in the Topkapu Sarayi Muzesi, Istanbul，1952年）、《阿德比耳寺收藏的中国瓷器》（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1956年）。
从此，以“至正瓶”为代表的元代青花瓷研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也唤醒了国人对元青花的朦胧，催化了对元代精品瓷器的探讨和热情。最后需要交代的是，大维德爵士于1950年将毕生收藏的千余件中国瓷器包括“至正瓶”悉数捐赠给伦敦大学，并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建立了帕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对外公开展出。2009年，由于缺乏资金而难以为继，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帕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馆将所藏的1691件中国瓷器全部移交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陈列于何鸿卿爵士专门筹建的陶瓷研究中心, 自2009年4月23日重新对外公开展示。 （作者：巴土嘎.刘 杜文萍）
注释1：杜赫德的《中国全志》，法文名为 Desription Geographigue, Hislorigue, Chronlogigue, Politigue. Et Physigue de I' Empire de La China et La Tararie Chinoise》，1735年，巴黎出版。
注释2：《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发表在1932年9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三期。
注释3：被盗卖后，如今只剩下《大金色孔雀咒经》、《陀罗尼集经》、《大宝积经》残卷。
另有好文：
http://www.booyee.com.cn/bbs/thread.jsp?threadid=768606
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714239101/
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9-09/10/content_120271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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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元青花“至正瓶”从北京流失伦敦
（作者：巴土嘎.刘 杜文萍）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古玩界有一“误识”——“元代无青花”。这一“误识”的改变，不是中国人，而是两名外国人，一是英国的中国古瓷专家霍布森，一是美国的中国古瓷专家波普。他们纠错的主要根据是1929年从北京古刹智化寺流失到伦敦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两件铭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即元青花标准器——“至正瓶”。
几十年过去了，元代青花得到国际国内公认，并受到国际社会追捧。然而，对“至正瓶”的介绍和研究，不是照抄照转霍布森和波普的结论，就是附会演绎霍布森和波普的说法，更有甚者是以讹传讹，美化倒卖这两件文物的犯罪分子。至于这两件文物的烧制者何许人也，从何地以及为何供奉到智化寺，又因何故流失到英国，诸如此类，无人问津。《元青花标准器——“至正瓶”从北京智化寺流失伦敦之谜揭秘》的作者，根据祖传的鲜为人知的资料，并结合在国内国外实地考察的证据，披露了一系列与元青花标准器“至正瓶”相关的秘密：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帕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以珍藏两件产自中国的高63.5厘米、题有“至正十一年”的青花瓷瓶——元代云龙纹象耳青花瓷瓶而闻名于世。这两件青花瓷瓶自20世纪50年代被美国佛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的中国古陶瓷学者波普博士命名为“14世纪青花瓷”以来，成为举世公认的“至正型”元青花断代的标准器，被称为 “至正瓶”。
我国被尊为“鉴瓷大家、文博界国宝”的耿宝昌先生在《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元明清釉下彩》的开篇《淡洁雅致的釉下彩瓷》中亦写道：“目前所知，流散于海外的高档元青花瓷传世品约200余件，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两件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款的青花云龙象耳瓶。”然而，在汗牛充栋的关于中国古瓷的文章和著述中，尽管几乎都要提及“至正型”云龙象耳青花瓶或“至正瓶”，却尚未发现一篇准确介绍该瓶从北京智化寺流失英国经过以及该瓶铭文的文章，不是人云亦云，就是以讹传讹。时空变化，国运兴衰，都会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痕迹。追寻痕迹，则可从点点的一斑斑中，窥得全豹。揭开“至正瓶”以及中国元代精品瓷器生产的秘密，也是这条途径。
笔者根据父辈遗留下的鲜为人知的资料并到国内外实地考察，现对 “至正瓶”铭文的误释以及对“至正瓶”流失经过的误解包括盗卖“至正瓶”的涉案人员及其下场等真实情况予以披露，不仅要还“至正瓶”身世的本来面目，而且要使国人不忘这段国耻。
一、北京古刹智化寺的兴衰
如同苦难的人生一样，已有842年（1351——2009年）历史的“至正瓶”，从出生到如今，经过了三段颠沛流离的历程——江南庙宇供奉（1351——16812年）、京师古刹供奉（1682—1929年）、英国伦敦珍藏（1929——如今）。
本文先从“至正瓶”的第二段经历说起。这两件珍宝及一批国宝流失海外，与北京古刹智化寺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智化寺的建立
智化寺，又名智化禅寺，位于紫京城东8里黄华坊内的禄米仓东侧，即海岱门内西100米处（图），占地面积30亩。它至今仍保持明代早期建筑艺术特征，是北京现存最完整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它和天安门一起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智化寺最初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司礼太监王振住宅侧面的家庙。建造竣工于明朝正统九年（1444年）三月初一。英宗赐名“智化禅寺”。
太监王振建大宅第，修家庙，明英宗纵容，缘起于“托孤”之事——英宗之父、宣宗朱瞻基驾崩前夕，授王振为元辅，命其辅佐太子朱祁镇。这就是庙存《王振碑》中所说“宣宗章皇违豫，独荷付托之，命……改元辅”。从此，朝臣惧怕，皆恭称他为“元辅翁老”。《明史》中也载：“振……跋扈，不可制，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兴麓川之师”。智化寺开始香火兴盛，几乎成了一处民间的皇家寺院，是由于英宗在王振死后下了两道谕旨：一是“赐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二是谕令皇宫的“僧录司左卫讲经僧官然胜”，为“智化寺开山宗师”。
从此，智化寺每一代住持，都是皇帝赐封佛门师祖，并掌朝廷“僧录司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康熙年间智化寺的第十五代住持容乾大和尚。
在明代，智化寺修缮，都是朝廷操办。如明万历五年（1577年）重修时，万历神宗皇帝不但御书“敕赐智化寺”，还令“司礼监管监事，兼掌内府供用库印，提督礼仪房、太监都督等重修”。
（二）康熙年大地震，智化寺大修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智化寺并没有因为朝代更迭而冷落，香火反而更兴旺。
朝廷对智化寺的重视和赐封，不亚于明代，反而有加。而且，还出现了智化寺住持兼任紫京城皇宫内佛殿住持的情况。如第十一代住持的牌位上，就写有“皇清示寂，钦命赐紫内万善殿正住持，掌僧录司印，兼智化堂上第十一代师祖笃修德公和尚觉灵”字样。智化寺各殿阁结构在康熙朝有过重大变化，原因是地震后重修。这次京城大地震，中外史籍从不同角度，多有记载：
清朝史料记：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二十八日庚申（9月2日），“京城地震，自巳时至酉时，声如雷，势如涛……宫殿、官廨、民居十倒七八……文武官及士民死者甚众……帝避震于景山”。
当时在京城的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Du Halde)记述：“1679年9 月2日，在北京发生了可怕的地震。许多宫殿、寺院、塔和城墙都倾倒……这次地震延续了三个月之久，皇帝、太子和贵族曾离开宫殿，住在帐幕内……”。 （注1）
当时担任康熙皇帝起居官的沈荃，在他行书的《重修长椿寺碑记》中，记载京城庙宇被毁情况，说“康熙已未十八年秋七月，地震，京师内外寺观、浮图、相轮之居，莫不倾圮”。
震中在通州城西，离震中最近的海岱门内的智化寺，受毁最烈，各殿阁无一完好。
地震当年，虽然智化寺管事僧宗玉曾倡导募捐修万佛阁，却因梁柱大木和房脊琉璃瓦问题而未能动工。
修复宫殿所需的大木和琉璃瓦（当时称金砖），是由皇家掌管、调配。烧造金砖在江南官窑场。当年十月十六日，江南巡抚慕天颜奏称“此砖若冬间烧造，恐不坚固”。大学士索额图奏请改在来年（1681年）春后始烧。至于梁柱大木，也是这年五月，皇帝因“管理木税，关系宫殿大木”，所以到五月初二才选定工部主事巴克善，去古北口办理梁柱大木进京之事。地震后第二年五月，皇宫内外开始震后修葺。起修处，有万福阁、寿皇殿、万善殿。值得一提的是：紫京城皇宫内，没有万福阁之名，所以，“万福阁”的谐音，应是指智化寺内的主殿“万佛阁”。另外，从修后的“万佛阁”、智化殿两初屋顶上看，那两副巨大独具清代皇家特色、惟有皇家宫殿才可使用的五爪九龙（而且是中间一坐龙，八方八行龙）方形天花藻井，便是证明。智化寺主殿修好，侧殿、后殿随之重修。现更名“大悲堂”的极乐殿墙边埋露的石碑上，写着“第十三代住持宗果……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初一开工，重修极乐殿日期记”。
大修后的智化寺，虽然样式上仍仿明代时的模样，却有了重大改变，处处留下了清代时空的痕迹。
就建筑风格而言，最早考察智化寺的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可能没有考虑到，大地震后重修而改变了明代原有建筑风格，加上独具清代皇家宫殿特色的两方殿顶九龙图藻井，已被盗卖，他没能得见。所以，他在1931年完成的《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中，才质疑“如来殿之外形，虽大体与清代一致，其细部手法尽多特异之点”？（注2）就图案纹饰手法而言，全寺各殿阁已很少能见到明代时期的寺庙图案纹饰风格，更多地显现出清代寺庙中的那种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融为一体的特点。就连各殿阁供奉的佛、菩萨、金刚、梵王等尊像，都是藏传佛殿风格。这种风格在明中后期对西南边部实行“改土归流”前，在中原地区是不存在的，更不要说京师了。智化寺大修后，香火又盛，法事连连，人潮不断。尤其是大学士明珠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二月奏请“时当太平，应更撰飨祀乐章事……作乐以象太平”，遂有第十五住持容乾于三十三年（1694年）把宫中乐音、律章引入寺中，融合寺中先前的寺乐，形成风格独特的“京音乐”之后，盛况更是空前。“京音乐”连同智化寺殿中的明代壁画、藏殿中的转轮藏、藏殿、智化殿、万佛阁中的藻井一起被誉为智化寺的四宝。容乾大和尚被认为是“京音乐”的第一代艺师。
（三）智化寺寰落，庙宇形同大车店
雍正皇帝继位后，仍同先皇帝般看重智化寺。据说，他还谕令万善殿住持，从皇家磁器库选挑当代的烧瓷，供奉如来殿，以示他重视该寺。
到了乾隆朝，一件仆毁塑像，拉倒石碑的奏折，从此改变了智化寺的命运——由盛转衰。
乾隆七年（1742年），曾校阅《明史》而深知王振当年擅权作恶的山东道御史沈廷芳，发现智化寺内仍有“逆振之像，俨居高座，玉带锦衣，香火不断……不禁发指”，遂奏请“立毁其像，投诸水火，并仆李贤之碑，以示惩创”。
后来，王振塑像所在的后庙西庑，改成了阎王殿。智化寺的香火渐稀。这种情况延续了一百五十多年。整个庙宇破旧，未再重修。
1900年，八国联军抢掠北京，加速了智化寺建筑的残破程度。到了20年代初，高悬“敕赐智化寺”匾额的山门，已被封堵，进出只走西侧甬道旁门；残破的如来大殿内，昔日肃穆庄严的如来佛尊，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像前的瓷瓶、香炉、宝塔罩满了尘埃，即便在午前阳光下，也难看清这些宝物的真面目在。寺庙香火少，致使智化寺逐步变得难以为继，住持和尚吸食大烟，寺里的七八个和尚，穷得连袈裟都买不起。于是，僧人们便打起创收的主意，出租后院多间小房以维持生计，更有甚者是盗卖寺院庙产。当时庙里有很多古柏都被卖掉做棺材。出租后院，使庙宇成了大车店。院内住着各种各样做买卖的，有卖火烧的、卖羊肚的、买蚕豆的、吹糖人、摇拔郎鼓的、卖针头线脑的、开煤厂的，也有卖棺材的，等等。
二、“至正瓶”从江南庙宇移奉智化寺及其原因
今日智化寺如来殿，大地震前称“万福阁”修葺后，因如来本尊巨像自江南庙宇移奉到“万福阁”，而更名为“如来殿”，其殿上层，仍谐音为“万佛（福）阁”。
江南庙宇中珍宝移奉到智化寺，宥起于一宗惊动康熙皇帝和朝野的“圣人教”案。
江南这座庙宇，初建于唐僖宗光启二年（886年），此后历朝皇帝多有敕封。尤其是元朝延佑年间，元仁宗赐存多种全套佛经经卷。几百年间，祭拜人流未断。庙宇渐渐形成佛道同存的格局——中心大殿供奉如来佛祖；侧殿为道家仙师，各路小神也位列其中。
康熙十九年（1680年）初，道家祖师张道陵天师的后世嫡孙张九富，在庙中设坛，仿照佛门“三乘圣教”，开坛立“圣人教”，聚众甚多。官府逮捕，押解入京。刑部三法司奏请“张九富设立圣人教名色，蛊惑庸众，拟绞监侯”。五月初二，康熙帝批“处死太过，着减等发落”。退朝后，皇帝询向大学士李霨，才知道江南这庙宇情况和张九富身世。两天后，康熙帝更改了谕旨，并嘱三法司怎样重新拟一份奏折：“张九富……殊为可悯……可将张九富无捏造妖言事票明……再奏”。张九富被释归，“圣人教”仍存在。江南此庙却给皇帝留下了印象。这年十一月，钦天监监副邵泰衢奏请禁邪教，以崇正体。皇宫万善殿住持宗果奏请将江南此庙宇中如来本尊佛连同供物一并移来京师智化寺供奉，并改“万福阁”为“如来殿”。上颌之。群臣奏颂：“皇上仁爱生民……仁民爱物”。
自江南移来，供奉在智化寺如来殿珍宝中，除如来本尊像外，尚有元仁宗延佑年刊行的多种佛经经卷（注3）；佛前各种铜佛像、七层玲珑塔、元代精品青花瓷。精品瓷中，就包括令当今国人对元青花精品瓷感到扑朔迷离的、已流徙到今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那两件大元至正十一年烧造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至正瓶”。
三、“至正瓶”器形详解
“至正瓶”铭文正误珍藏在帕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两件“至正瓶”，其中之一的颈部有纪年纪事题记即铭文。迄今为止，对“至正瓶”铭文的介绍，一律都说是“62字”。对“至正瓶”铭文的误释，首先出在字数上。目前所有的文章和著述都说“至正瓶”纪年纪事题记的铭文是62字：“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阖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实际上，“至正瓶”上的铭文是61个字，其中有1个字是妄加的。对“至正瓶”铭文的第二个误释是将 “符”字释为“一付”。不仅文字错误，而且将铭文的字数人为地增加了1个字。
对“至正瓶”铭文的第三个误释是断句错误。现有对铭文的断句是：“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阖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最明显的断句错误是将“张文进、喜舍”，断句为“张文进，喜舍”；将“舍香炉花瓶，符祈”，写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发生上述误释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除了没有认真比对“至正瓶”题记的图片和无法细致查看“至正瓶”实物之外，还在于不掌握元瓷历史资料，不了解元瓷烧制大师及其身世。
在元代，“一付”写作“一副”。但“符”为何被释为“一付”？也许是帕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珍藏的是两件瓷瓶，形似一对的缘故。因此，介绍“至正瓶”的文章，干脆就把帕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珍藏的这两件“至正瓶”称为“一对”。实际上，这两件“至正瓶”并不是一对，而是来自两对瓶。张文进是元代的一位瓷器烧制大师。他还有一个弟弟，名叫张文喜，也是元代瓷器高手，烧造青花的大师。两兄弟的合作成果之一，便是“至正瓶”。“至正瓶”题记“张文进喜”即指张文进和张文喜。关于张氏兄弟的身世，史料记载，他们出生在洛阳、开封附近的瓷器世家，逃荒到江西浮梁即今日的景德镇，继续从事陶瓷事业，并拜当时的瓷器大师钱奉圣先生学习烧制青花瓷，并成为青花瓷的传人，得到师傅和官府的特许，容许其使用特有的商标“张家造”。综上所述，“至正瓶”铭文应是61字，其文字和断句应当是：“信州路玉山县顺城郷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符祈，保阖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
四、文物贩子为虎作伥
“至正瓶”等智化寺文物被盗卖经过关于“至正瓶”流失英国，不能不提到一个名叫吴贲熙的人。此人，目前所见的文章和著述，不是称之为“古董商人”、就是称之为“旅英华裔古玩商”，还有称之为“很有眼力的大收藏家”，更有称之为“爱国华侨”的，桂冠不少，却唯独没有说到他的真实身份和犯罪行为，当然也包括他的终局。吴贲熙，系福建闽南人。此人爱贪小便宜，说话口喷唾沫，外号“吴管追”（闽南话，口喷热水）。吴贲熙的职业是卖棺材，在琉璃厂附近开棺材铺。在智化寺衰落时期，他一方面把智化寺做仓库，在佛堂存放棺材；另一方面，与寺内住持和尚勾结，砍伐寺内百年古柏做棺材。关于“至正瓶”流失英国，还不能不提到另一个名叫纪小辫的人。此人是一个混迹在琉璃厂的文物贩子，住在羊尾（读yi）巴胡同。因为横行琉璃厂，恶吃恶打，人称“纪三爷”。
吴贲熙在做棺材生意的过程中交结了不少琉璃厂的古董商人和文物贩子。纪小辫便是他交接的臭味相投的朋友。
1920年代，父辈在奉天任汇丰银行襄理，常往返北平、奉天。他酷爱收藏奇瓷异器，得知智化寺如来殿有几件好瓷器，曾与寺中普远大和尚交谈，探口风，欲请走佛前供奉的瓷器。为此，他还专门跑到普远大和尚的原籍——京东顺义花梨坎，请普远的亲戚从中说合，未果。1929年夏秋之际，父辈得知如来殿前的瓷器被卖掉，便连夜从奉天赶往北京，找到普远大和尚，才知道卖掉的，不但有佛前的铜佛和瓷器，还有如来肚内的经卷和佛殿顶上的两块九龙图藻井天花板。经手人就是住在庙里卖棺材的吴贲熙和混迹琉璃厂的文物贩子纪小辫。父辈通过打听，找到了纪小辫，知道了智化寺中宝物去向：两块各重近一吨的九龙图藻井，首先由吴贲熙买通智化寺住持普远和尚，以做棺材为由购得，接着转卖给纪小辫。纪小辫为避人耳目，乘天下大雨，雇佣天德扛房中靠抬棺材为生的一个劳力，将九龙图藻井运到家中。转两天，又运到了燕京大学设在盔甲厂的学校内的一间空房中。接受这两块九龙图藻井的人是一个名叫塞勒的洋人，是吴贲熙的朋友。吴贲熙拿走的有佛经卷和6件瓷器，其中有两对瓷瓶，两件瓷罐；纪小辫自己留下了所有的铜佛、一件青花香炉和一件雍正铜胎蒜头瓶。吴贲熙几个月前已经走了。父辈当即买下了纪小辫手中的青花香炉、雍正铜胎蒜头瓶和一尊铜佛，作为证据，报了官。当时的奉军将领张作相将军（1881——1949年）命令北平警察局追索。
北平有关部门立即开展调查，先是对智化寺进行登记，当时有土地26亩，房屋l99间，铜佛像七尊，泥像木像71尊，宝鼎一座，铜钟二口，铁钟一口，大小鼓七面，铛子一对，九音锣一副，铜钹、铸各一份，有僧8人。
北平警察局则派人到北京西郊海甸燕京教会大学新址，找校长吴雷川（1870——1944年），索要叫塞勒的洋人。得知塞勒的全名叫“伦道夫·西.塞勒（Randolph C. Sailer，1898——1981年）,正式的中文名叫“夏仁德”，是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经燕京教会大学首任校长、后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年）介绍入校，任心理学系教授。夏仁德是美国北长老会教士，来华后在民间下层人中传教。他在入校任职表上写着“1898年出生在美国费城”。吴校长找来夏仁德。夏说，是住在庙里的棺材铺老板吴贲熙对他说，智化寺缺钱，有两块九龙图天花板，不但工好，而且千年不蚀，他可以帮助买下，条件是帮他去美国或英国。
警察局追讨这些失物和吴贲熙下落。夏仁德说，九龙图藻井板已从天津装船运往美国；吴贲熙由他协助，已由上海搭船去了英国。
吴雷川校长答应向司徒雷登寻求帮助，索要这两件九龙图藻井板，并查找吴贲熙及经卷、瓷器下落。
后来，美国传来消息说，两块九龙图藻井被运到了夏仁德家乡的费城博物馆（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博物馆的威尔逊又把其中一块卖给了纳尔逊博物馆（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吴雷川校长愤怒，无法追回这两件国宝，他于1931年春提出辞去校长职务，并把这消息告诉了当时的中国建筑学家刘敦桢、梁思成二人。这才有刘敦桢当年自南京来北平，考察智化寺如来殿的举动；才有梁思成去美国，借讲学之机，找寻国宝之事。
五、宝瓶流失异乡
盗卖智化寺文物贩子的结局与“至正瓶”的现状以卖棺材为业的吴贲熙，带着盗走的元代佛经经卷和“至正瓶”去了伦敦。他通过当时的福建“福清帮”，把六件元瓷推介给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创始人帕西瓦尔.大维德。吴贲熙用从盗卖智化寺文物而获得不义之财，在伦敦莱斯特广场的中国城开了家餐馆，从此没敢返回中国，死在伦敦。民国时期混迹琉璃厂的文物贩子纪小辫，在盗卖智化寺九龙图藻井的当年就被北平警察局关进了秦城监狱的前生——功德林监狱。该监狱始建于清末司法改良时期，改建于民国时期段祺瑞执政期间,国民党政府又改建为北平“第二模范监狱”，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改造成关押和改造战犯的监狱。由于功德林监狱几经改造，纪小辫的档案无从查询，不知所终。燕京大学教授夏仁德，因盗卖偷运中国国宝等非法“地下活动”，1950年8月，被新政府定为“文化特务嫌疑”，驱除出境。另据资料显示，夏仁德任职燕大期间，在1935年“12.9运动”及其之后，同情并保护过中共地下工作者，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黄华在避难过程中，都曾得到过夏仁德的帮助。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后的1973年，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夏仁德应邀来华参加“五一”庆典，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参加了宴会。夏仁德在访华的最后一天对儿子亨利说：“就是我现在死的话，也可以瞑目了。”在智化寺文物被盗期间任职的智化寺第25代住持普远大和尚，1950年，新政府要求他离庙还俗，返回了京东顺义天竺乡花梨坎村原籍。
被吴贲熙盗卖的“至正瓶”也发生了戏剧性故事。
吴贲熙首先想在琉璃厂卖掉“至正瓶”，但却被琉璃厂当时的瓷器鉴定高手判定为赝品。在20世纪中期之前，中国古玩行似乎有一共识——“元代无青花”。大陆和台北故宫旧藏没有一件元青花可能也与此相关。产生这一共识的原因，主要是元朝是以异族入主中原且存续历史相对短暂，在理论上对元青花论述未臻成熟；在实践中，元官府对青花的烧制、使用和交易实行严格控制，加之元青花成品数量有限，且对窑厂实行严格保密和对废品实行严格深埋。帕西瓦尔.大维德得到“至正瓶”既偶然也必然。帕西瓦尔.大维德，全名帕西瓦尔.维克多.大维德. 伊齐基尔.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Victor David Ezekiel David）,1892年出生在英属印度孟买的一个犹太家庭，1921年移居伦敦，1964年去世。其父萨松.雅各布.海.大维德爵士(1849——1926年)是18世纪至20世纪期间居住在孟买的巴格达犹太人社区的重要一员，著名富商和1906年成立的印度银行的创始人之一，在印度总督府、英国上议院以及孟买市政厅任职长达20年之久。其母汉娜.萨松，是出生于巴格达的富商伊莱亚斯.大维德.萨松(1820—1880年)的女儿。伊莱亚斯.大维德.萨松的贸易遍及印度和远东，在鸦片战争后的1844年依托香港做中国贸易，1850年更是移居上海。帕西瓦尔.大维德继承了父亲和岳父的财产与产业，在香港、上海以及孟买、神户等多地拥有办事处。在与中国和远东地区的贸易过程中，帕西瓦尔.大维德深受中国瓷器艺术感染，注重收藏中国瓷器和东方艺术品，毕生积累了千余件中国瓷器。帕西瓦尔.大维德收藏的“至正瓶”得以著称于世，分别得益于英国的中国瓷器大家罗伯特. 洛克哈特.霍布森（Robert Lockhart Hobson，1872——1941年)和美国的中国瓷器大家约翰.亚历山大.波普博士（Dr John Alexander Pope，1929——1982年）的研究和介绍。当帕西瓦尔.大维德见到“至正瓶”之后，立即请在伦敦大学讲授中国陶瓷艺术的霍布森进行了鉴定。霍布森早在1915年即出版专著《中国陶瓷》（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霍布森对“至正瓶”初步鉴定之后，于1929年在《老家具》（The Old Furniture）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明代之前的青花》（Blue and White Before the Ming Dynasty），对“至正瓶”进行了介绍。1934年，霍布森又将“至正瓶”收入《帕西瓦尔．大维德爵士所藏中国陶瓷目录》（Catalogue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Percival David）。霍布森对“至正瓶”的介绍，引起了美国佛利尔艺术馆的中国古陶瓷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博士的注意。他在反复比对了帕西瓦尔.大维德收藏的“至正瓶”之后，以这两件瓷瓶为标准器，将供奉于伊朗阿尔德比尔神庙的中国青花瓷器和土耳其托普卡比宫中收藏的中国瓷器中几十件与之风格相近的中国瓷器，进行详细比对，将所有具有“至正瓶”风格的青花瓷定为14 世纪青花瓷，将元代青花瓷器从明代青花中分离出来，定名为元青花，并提出“至正型”理论。他于1952年和1956年分别发表两本奠定元青花理论的著作，即《14世纪的青花：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的一组中国瓷器》（Fourteenth-Century Blue-And-White: 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s in the Topkapu Sarayi Muzesi, Istanbul，1952年）、《阿德比耳寺收藏的中国瓷器》（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1956年）。
从此，以“至正瓶”为代表的元代青花瓷研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也唤醒了国人对元青花的朦胧，催化了对元代精品瓷器的探讨和热情。最后需要交代的是，大维德爵士于1950年将毕生收藏的千余件中国瓷器包括“至正瓶”悉数捐赠给伦敦大学，并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建立了帕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对外公开展出。2009年，由于缺乏资金而难以为继，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帕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馆将所藏的1691件中国瓷器全部移交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陈列于何鸿卿爵士专门筹建的陶瓷研究中心, 自2009年4月23日重新对外公开展示。 （作者：巴土嘎.刘 杜文萍）
注释1：杜赫德的《中国全志》，法文名为 Desription Geographigue, Hislorigue, Chronlogigue, Politigue. Et Physigue de I' Empire de La China et La Tararie Chinoise》，1735年，巴黎出版。
注释2：《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发表在1932年9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三期。
注释3：被盗卖后，如今只剩下《大金色孔雀咒经》、《陀罗尼集经》、《大宝积经》残卷。
另有好文：
http://www.booyee.com.cn/bbs/thread.jsp?threadid=768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