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争取的，不只是厕位【京师学人·杂志创刊号】
我们争取的，不仅是厕位
——“占领男厕所”背后的声音
在教学楼、车站、电影院等各种公共场所，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女厕门口熙熙攘攘，而男厕前却寥寥无人。不知从何时起，女生如厕需排长队已成为一种“常态”。女人们抱怨着如厕的种种不便，却又心甘情愿地默默忍受。
2012年2月，一群女大学生不再愿意接受这样的常态，她们从广州开始发起一场名为“占领男厕所”的行动。女生们高举着“女人更‘方便’，性别更平等”的牌子，在男厕门口、在公众面前，发出了寻求改变的呐喊声。
赞扬声、批评声接踵而至，有人对此大力支持，也有人不屑一顾。
究竟，这是一场激进的女权运动，还是新时代的女性为争取合理权利而迈出的大胆一步？
看似夸张的行为艺术背后，女生们又有着怎样的诉求？
距离真正的“男女平等”，我们，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本刊记者：徐杏 赵伟光
如果你现在google“占领男厕所”，0.34秒内，能得到近700万个搜索结果。短短一个月之间，这个名字有些“彪悍”的行动，先后席卷了广州、北京、郑州、南京、武汉等地。在不同的城市，女生们打出相似的标语牌，期望用这种行为艺术，唤起人们对男女厕位不均衡问题的重视，消除女性在公共场所如厕排队这一司空见惯但理应改善的现象。
不大安分的“李麦子”们
李麦子（化名）是一名北京籍的西安大四女生，此次来广州，为的是参加一个名为“性别平等冬令营”的大学生公益活动。在那儿，李麦子结识了不少关注男女平等权利的大学生，与他们的头脑风暴，激起了李麦子将一个筹划已久的案子付诸实践的渴望。
作为一个从事多年NGO工作的志愿者，李麦子早就注意到“女性如厕排队”这个长期被漠视但又亟待解决的问题。2012年1月，在听了一位香港志愿者讲述香港人占领男厕所，以争取女性权利的经验后，李麦子在北京写下了“占领男厕所”的初步方案。由于没有合适的机会，案子渐渐搁浅下来。直到今年2月，“性别平等冬令营”的活动在广州开营，李麦子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大学生志愿者。
冬令营让李麦子发现，只有固有的观念真正被打破，女性才有机会真正获得话语权。很有意思的是，在性别平等冬令营上，男人反而成了被重视的对象。在性别平等活动组讨论中，一共有28个女人、2个男人。
小组发言分四组，而有两个组都是男性上去发言。 “为什么你们这两个小组选男性发言，决策机制是什么？”李麦子当时就对这样情形感到了好奇。“组内本来就是就样轮的啊。我们这样分工，也是因为他们是男性所以更能代表我们吧。”有人做出了这样的回答。“这就是很奇怪的逻辑。男人代表女人，这正是一种话语政治。所以要寻求改变，第一就是要参与，只有有机会参与了，才有获得决策的权力。你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就更别提决策了！”李麦子说。
冬令营中的女生对如厕排队深有同感，大家一致认为，公厕男女比例不平衡这个问题很严重，于是一拍即合，决定在广州开展一场“占领男厕所”行动，以唤起公众关注。
决定发起“占领男厕所”的共有7人，6女1男。除了早先与李麦子在网上商量过此事的郑楚然外，大家之前都并不相识，但这个临时组合却显示出了极强的行动力。数天之内，几个人分工合作，联系媒体，制作标语，编写传单……在活动举办前，他们还特地去市中心的公厕踩了点，最终选定了越秀公园正门附近的公厕。 “那个地方很宽敞，而且管理比较开明，保安、城管不会干涉，活动相对安全。”活动组织者之一，广州女生郑楚然说。
2月19日，当众人还在享受周日难得的清闲时，李麦子和几名志愿者，在广州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越秀公园的公厕门口，打响了“占领男厕所”的“第一枪”。
中午11时左右，他们来到越秀公园，拿出自制的标语牌和传单，开始行动。此时，公园的女厕旁已排起了长龙，而男厕门口却寥寥无人。
志愿者快步走到准备进入厕所的男士面前说：“先生，可以稍微等几分钟再进厕所，让女士先用一下男厕所好吗？女厕所那边排的队太长了，有人已经快憋不住了。”这番话，让有的男士摸不着头脑，但经解释后还是同意让女生们借用男厕了。另一边，志愿者们又招呼着在女厕门口等待许久的女士进入男厕所来“方便”，几位年轻女性在劝说之下大胆地走进了男厕。
这个在常人看来有些“出格”的行动，引来了不少路人驻足观看。志愿者们开始给过往的群众派发传单——《致男同胞的一封信》，信中呼吁：通过立法来增加公厕中的女厕位数，比例至少应该达到1：2；增设无性别厕所及无障碍厕所，让男女在如厕问题上得到平等待遇。碰到对活动存有疑惑的人们，志愿者也耐心解释：“我们不是女‘暴徒’。这次‘占领男厕所’，一不为财，二不为色。只为帮助广大女同胞解决内急问题。”
第一次“占领”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第二天，《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等多家媒体都纷纷在重要版面报道此事，“占领男厕所”也登上了次日新浪微博热词榜。更令组织者高兴的是，活动开展后2天，广州市主管公共厕所的政府部门——广州市城管委就对“占领男厕所”行动作出回应，称 “广州市公共场所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厕已按照男女厕位比例不低于1：1．5设计、建设和验收”，并表示广州市将立法强制性要求男女厕位比例不低于1：1．5。
在广州成功“占领男厕所”之后，李麦子决定按计划把活动办到自己的家乡——北京。
第一次“占领”的成功，让李麦子积累到不少经验，也增强了把活动继续开展下去的信心。2月26日，也就是广州“占领”一周后的周日，她和几名志愿者，在北京又做了一场“占领”活动。
然而，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毕竟不如广州那般开放，加之两会临近，气氛紧张，“占领男厕所”行动在北京开展得并不顺利。
原定于11点在积水潭地铁站公厕进行的活动，因为男厕一直人流如注而不得不“转战”别地。最终到了11点40分，志愿者们才在德胜门附近的某公厕开始“占领”。同第一次一样，她们一边举着“爱她就别让她多等”、“女人更‘方便’，性别更平等”的牌子，呼吁路人关注女性如厕难问题，一边劝阻欲进厕所方便的男士，让女士先借用男厕。
尽管多数围观者表示理解，但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对“占领男厕所”的行为表现得异常气愤，怒斥道：“你们为什么要捣乱”、“男厕所是给男人用的”，险些与志愿者们发生冲突。而市民这样的质疑，在李麦子看来也正是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其他声音”。
这次活动中，志愿者们大约10分钟“占领”一次男厕，每次“占领”时间不过2、3分钟。12点10分，活动结束。
放下噱头，直击目标
其后，在郑州、南京、成都、武汉、福州先后有当地女大学生开展“占领男厕所”行动，但都不甚顺利。这些城市的活动，李麦子并没有参与，在北京“占领”结束之后，她开始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目标。
“我们并非要‘霸占’男厕，这种行为艺术只是我们表达观念的一种方式。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是让政策做出变革，要通过现场以及媒体的影响，让公众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可以被改变的。”李麦子如是说。
而她也不厌其烦地强调活动的两点诉求—— 首先，通过立法来增加公厕中女厕位数，男女厕位比例至少为1：2；其次，要增设无性别厕所及无障碍厕所。“女厕位多于男厕，早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共识。1996年台湾女大学生就开展了“占领”男厕所运动，最终推动了相关法律的出台。如今我们大陆已经晚了16年。” 适逢两会临近，鉴于“两会”前许多代表都会在网上征集建议，李麦子和朋友们决定通过电子邮件和微博，让代表和委员们听到自己的呼声。他们共同拟出建议稿，又悉心搜集到了100多位代表的电邮地址，将建议一一发过去，多数邮件都石沉大海了。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李麦子的努力最终有了回应。3月1日，她发了一条微博给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希望她帮忙提交关于修改男女厕所厕位比例的“两会”建议。之后，她得到张晓梅回复：“支持，如果你同意，可考虑修改为提案。”
之后，另一位活动组织者郑楚然也陆续收到了几位代表、委员的回复，表示将参考建议，尽力解决问题。其中，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将提出提高女厕厕位比例的建议。果然，3月8日，叶代表就向全国人大会议组提交了建议 《完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提高女厕位比例》的议案，她提出建议——强制性规定公共厕所中女厕位(蹲和坐)与男厕位(蹲、坐和站)的比例必须达到2∶1，其中女厕和男厕的蹲(坐)位的比例必须达到4∶1，女厕所面积也必须相应增加，并同时要求各地行政管理部门(城建管理部门)认真执行、加强监督。如果无法改建的，应适当增设无性别厕所。
至此，“占领男厕所”已经由一个大学发起的“行为艺术”延展为在国家最高级别政治舞台——“两会”上受到关注的民生问题。
诚如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欧爱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评价的那样——“这几位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切身实践，为广大青年学子参政议政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范例。他们的成功，也为广大民众开辟了一条参政议政的新路。”
相关资料 ：女厕厕位多于男厕是国际共识。
研究表明，由于男女性生理的差异，女性如厕时间通常都是男性的2倍。因而，在国际上，女厕厕位多于男厕，早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共识。早在1990年，美国就有12个州通过法案，将女厕数量增加两倍；2006年，台湾地区修改了“建筑技术规则”，明确规定车站、学校、电影院的男女公厕比例为1:3；2011年5月，香港也再次将男女厕所比例调整至1:1.5。
其实，在中国大陆，亦早有女厕厕位多于男厕的修筑实践。2008年，北京地坛公园的60个临时厕所将男女厕位比调至1:4，而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主办方也考虑到对女性的如厕需要，将男女厕位比调整1:2.5。
——“占领男厕所”背后的声音
在教学楼、车站、电影院等各种公共场所，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女厕门口熙熙攘攘，而男厕前却寥寥无人。不知从何时起，女生如厕需排长队已成为一种“常态”。女人们抱怨着如厕的种种不便，却又心甘情愿地默默忍受。
2012年2月，一群女大学生不再愿意接受这样的常态，她们从广州开始发起一场名为“占领男厕所”的行动。女生们高举着“女人更‘方便’，性别更平等”的牌子，在男厕门口、在公众面前，发出了寻求改变的呐喊声。
赞扬声、批评声接踵而至，有人对此大力支持，也有人不屑一顾。
究竟，这是一场激进的女权运动，还是新时代的女性为争取合理权利而迈出的大胆一步？
看似夸张的行为艺术背后，女生们又有着怎样的诉求？
距离真正的“男女平等”，我们，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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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徐杏 赵伟光
如果你现在google“占领男厕所”，0.34秒内，能得到近700万个搜索结果。短短一个月之间，这个名字有些“彪悍”的行动，先后席卷了广州、北京、郑州、南京、武汉等地。在不同的城市，女生们打出相似的标语牌，期望用这种行为艺术，唤起人们对男女厕位不均衡问题的重视，消除女性在公共场所如厕排队这一司空见惯但理应改善的现象。
不大安分的“李麦子”们
李麦子（化名）是一名北京籍的西安大四女生，此次来广州，为的是参加一个名为“性别平等冬令营”的大学生公益活动。在那儿，李麦子结识了不少关注男女平等权利的大学生，与他们的头脑风暴，激起了李麦子将一个筹划已久的案子付诸实践的渴望。
作为一个从事多年NGO工作的志愿者，李麦子早就注意到“女性如厕排队”这个长期被漠视但又亟待解决的问题。2012年1月，在听了一位香港志愿者讲述香港人占领男厕所，以争取女性权利的经验后，李麦子在北京写下了“占领男厕所”的初步方案。由于没有合适的机会，案子渐渐搁浅下来。直到今年2月，“性别平等冬令营”的活动在广州开营，李麦子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大学生志愿者。
冬令营让李麦子发现，只有固有的观念真正被打破，女性才有机会真正获得话语权。很有意思的是，在性别平等冬令营上，男人反而成了被重视的对象。在性别平等活动组讨论中，一共有28个女人、2个男人。
小组发言分四组，而有两个组都是男性上去发言。 “为什么你们这两个小组选男性发言，决策机制是什么？”李麦子当时就对这样情形感到了好奇。“组内本来就是就样轮的啊。我们这样分工，也是因为他们是男性所以更能代表我们吧。”有人做出了这样的回答。“这就是很奇怪的逻辑。男人代表女人，这正是一种话语政治。所以要寻求改变，第一就是要参与，只有有机会参与了，才有获得决策的权力。你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就更别提决策了！”李麦子说。
冬令营中的女生对如厕排队深有同感，大家一致认为，公厕男女比例不平衡这个问题很严重，于是一拍即合，决定在广州开展一场“占领男厕所”行动，以唤起公众关注。
决定发起“占领男厕所”的共有7人，6女1男。除了早先与李麦子在网上商量过此事的郑楚然外，大家之前都并不相识，但这个临时组合却显示出了极强的行动力。数天之内，几个人分工合作，联系媒体，制作标语，编写传单……在活动举办前，他们还特地去市中心的公厕踩了点，最终选定了越秀公园正门附近的公厕。 “那个地方很宽敞，而且管理比较开明，保安、城管不会干涉，活动相对安全。”活动组织者之一，广州女生郑楚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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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当众人还在享受周日难得的清闲时，李麦子和几名志愿者，在广州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越秀公园的公厕门口，打响了“占领男厕所”的“第一枪”。
中午11时左右，他们来到越秀公园，拿出自制的标语牌和传单，开始行动。此时，公园的女厕旁已排起了长龙，而男厕门口却寥寥无人。
志愿者快步走到准备进入厕所的男士面前说：“先生，可以稍微等几分钟再进厕所，让女士先用一下男厕所好吗？女厕所那边排的队太长了，有人已经快憋不住了。”这番话，让有的男士摸不着头脑，但经解释后还是同意让女生们借用男厕了。另一边，志愿者们又招呼着在女厕门口等待许久的女士进入男厕所来“方便”，几位年轻女性在劝说之下大胆地走进了男厕。
这个在常人看来有些“出格”的行动，引来了不少路人驻足观看。志愿者们开始给过往的群众派发传单——《致男同胞的一封信》，信中呼吁：通过立法来增加公厕中的女厕位数，比例至少应该达到1：2；增设无性别厕所及无障碍厕所，让男女在如厕问题上得到平等待遇。碰到对活动存有疑惑的人们，志愿者也耐心解释：“我们不是女‘暴徒’。这次‘占领男厕所’，一不为财，二不为色。只为帮助广大女同胞解决内急问题。”
第一次“占领”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第二天，《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等多家媒体都纷纷在重要版面报道此事，“占领男厕所”也登上了次日新浪微博热词榜。更令组织者高兴的是，活动开展后2天，广州市主管公共厕所的政府部门——广州市城管委就对“占领男厕所”行动作出回应，称 “广州市公共场所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厕已按照男女厕位比例不低于1：1．5设计、建设和验收”，并表示广州市将立法强制性要求男女厕位比例不低于1：1．5。
在广州成功“占领男厕所”之后，李麦子决定按计划把活动办到自己的家乡——北京。
第一次“占领”的成功，让李麦子积累到不少经验，也增强了把活动继续开展下去的信心。2月26日，也就是广州“占领”一周后的周日，她和几名志愿者，在北京又做了一场“占领”活动。
然而，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毕竟不如广州那般开放，加之两会临近，气氛紧张，“占领男厕所”行动在北京开展得并不顺利。
原定于11点在积水潭地铁站公厕进行的活动，因为男厕一直人流如注而不得不“转战”别地。最终到了11点40分，志愿者们才在德胜门附近的某公厕开始“占领”。同第一次一样，她们一边举着“爱她就别让她多等”、“女人更‘方便’，性别更平等”的牌子，呼吁路人关注女性如厕难问题，一边劝阻欲进厕所方便的男士，让女士先借用男厕。
尽管多数围观者表示理解，但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对“占领男厕所”的行为表现得异常气愤，怒斥道：“你们为什么要捣乱”、“男厕所是给男人用的”，险些与志愿者们发生冲突。而市民这样的质疑，在李麦子看来也正是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其他声音”。
这次活动中，志愿者们大约10分钟“占领”一次男厕，每次“占领”时间不过2、3分钟。12点10分，活动结束。
放下噱头，直击目标
其后，在郑州、南京、成都、武汉、福州先后有当地女大学生开展“占领男厕所”行动，但都不甚顺利。这些城市的活动，李麦子并没有参与，在北京“占领”结束之后，她开始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目标。
“我们并非要‘霸占’男厕，这种行为艺术只是我们表达观念的一种方式。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是让政策做出变革，要通过现场以及媒体的影响，让公众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可以被改变的。”李麦子如是说。
而她也不厌其烦地强调活动的两点诉求—— 首先，通过立法来增加公厕中女厕位数，男女厕位比例至少为1：2；其次，要增设无性别厕所及无障碍厕所。“女厕位多于男厕，早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共识。1996年台湾女大学生就开展了“占领”男厕所运动，最终推动了相关法律的出台。如今我们大陆已经晚了16年。” 适逢两会临近，鉴于“两会”前许多代表都会在网上征集建议，李麦子和朋友们决定通过电子邮件和微博，让代表和委员们听到自己的呼声。他们共同拟出建议稿，又悉心搜集到了100多位代表的电邮地址，将建议一一发过去，多数邮件都石沉大海了。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李麦子的努力最终有了回应。3月1日，她发了一条微博给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希望她帮忙提交关于修改男女厕所厕位比例的“两会”建议。之后，她得到张晓梅回复：“支持，如果你同意，可考虑修改为提案。”
之后，另一位活动组织者郑楚然也陆续收到了几位代表、委员的回复，表示将参考建议，尽力解决问题。其中，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将提出提高女厕厕位比例的建议。果然，3月8日，叶代表就向全国人大会议组提交了建议 《完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提高女厕位比例》的议案，她提出建议——强制性规定公共厕所中女厕位(蹲和坐)与男厕位(蹲、坐和站)的比例必须达到2∶1，其中女厕和男厕的蹲(坐)位的比例必须达到4∶1，女厕所面积也必须相应增加，并同时要求各地行政管理部门(城建管理部门)认真执行、加强监督。如果无法改建的，应适当增设无性别厕所。
至此，“占领男厕所”已经由一个大学发起的“行为艺术”延展为在国家最高级别政治舞台——“两会”上受到关注的民生问题。
诚如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欧爱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评价的那样——“这几位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切身实践，为广大青年学子参政议政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范例。他们的成功，也为广大民众开辟了一条参政议政的新路。”
相关资料 ：女厕厕位多于男厕是国际共识。
研究表明，由于男女性生理的差异，女性如厕时间通常都是男性的2倍。因而，在国际上，女厕厕位多于男厕，早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共识。早在1990年，美国就有12个州通过法案，将女厕数量增加两倍；2006年，台湾地区修改了“建筑技术规则”，明确规定车站、学校、电影院的男女公厕比例为1:3；2011年5月，香港也再次将男女厕所比例调整至1:1.5。
其实，在中国大陆，亦早有女厕厕位多于男厕的修筑实践。2008年，北京地坛公园的60个临时厕所将男女厕位比调至1:4，而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主办方也考虑到对女性的如厕需要，将男女厕位比调整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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