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统的形成与早期发展ZT
华夏传统的形成与早期发展
——兼谈华化、夏化及轴心化诸问题
曹兵武
刊于《考古一生安志敏先生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出版
对于中华文明来说，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是搭架子的，是文化结构的重新装修。而这一装修，我们就又用了两千多年。
提要：据最新的考古发现与文史研究成果，自地方性的文化传统诞生以来，华夏传统的形成与早期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区域性文化传统的形成阶段（距今约10000-6000年）；华夏传统东亚相互作用圈中的胜出阶段（庙底沟化与二里头化，距今约6000-4000年）；华夏传统的普世化阶段（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的分封制，距今约4000-2800年）；中华文明的轴心化时代（春秋战国与秦汉）。以上这些大致代表了中华民族语中华文明形成的文化过程和佛教传入之前中国文化演进的主要脉络。
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演变及特点，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是个重要的概念。1949年，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中提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在北纬30度上下——尤其是北纬25度至35度这个区间，人类文明与精神普遍经历了一次重大突破，各个文明都出现了自己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诸先知们，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等诸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极大地塑造了各自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或指导着后世人类的生活。因此，这个时期被雅斯贝尔斯称为是各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里，这些文明虽然相隔千山万水，相互之间未必有直接的交流，但它们的文化精神中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都发生了该文化中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几乎是大致同时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生存的世界，同时也产生了此后影响久远的宗教，实现了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这一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又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伊斯兰、中国等文明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形态。与此同时，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古巴比伦、古埃及以及新大陆的古代文明等，虽规模宏大，成就辉煌，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演进史上的化石，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则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总要回过头去，从轴心时代的先哲们的思想中去寻找发展的资源。
无可否认，轴心时代的确是人类文明包括中国文明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和阶段性标志。但是，轴心时代却并非各文明的源头，轴心时代之前，许多古文化、古文明已生生灭灭，几度轮回，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滋养了轴心时代的文化巨人。轴心时代的巨人是站在文化的传统与文明的废墟上思考的。就中国来说，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即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代所谓的礼崩乐坏，实乃生产力水平提高，学问下移，文字普及，列国争霸，诸子百家争鸣，传统文化被整理提升，同时在日常社会生活与实践中包括列国之间激烈的冲突和融合之中，也积聚起丰富的思想文化与智慧资源，因此可以被视为是中国文明的经典化时期或者轴心化时期，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所谓的轴心时代之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基因、要素乃至结构框架就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成熟定型。这里即试图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之提供一个初步的鸟瞰。
观察早期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进程，历来有不同的角度和观点。在注重历史记载与史学的传统史观与传说中，很早就有三皇五帝与夏商周的概括和阶段性递进，一直到春秋战国秦汉一统以及以后朝代更替的详尽记载，构成了一个宏大的传统视角和体系框架；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视角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是又一种可以观察和分析并被今天的学术界广泛接受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历史进程的划分方案；考古学则依据早期人类社会遗存的材料与技术进步过程，有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等的划分；近来更有根据经济与社会的总体时代特征而提出的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演进阶段的划分，等等。不管从哪个角度观察，早期的华夏文明和华夏传统正是孕育在早期东亚大地人类技术、经济、社会演进的进程当中的。其中，从文化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观察，区域性文化传统在中国和东亚的形成与演进历程是追寻早期华夏文明与华夏传统的母腹。最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在这方面提供了更加细致的材料，从而使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观察这个过程及其中的一些特点。
考古学对史前中国文化演进的概括和划分，以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最为经典并最具影响，被视为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成就的集大成式的总结。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先生联名发表了《关于考古学的区系类型问题》[2]，主要是根据各地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陶器等遗存的特征，将中国古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区系，即：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临省一部份地区、湖北及临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州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苏先生进一步认为，这六个地区在大一统的中华传统形成之前，基本上都独立地经历了从新石器时代早中晚到青铜时代——即从部落到国家的演进过程。他们的观点不仅被视为是对早期中国文化演进时空框架的集大成式的概括，也被视为是中国文明多元或者多元一体起源的代表性学说。学术界普遍认为，正是从这几个关键性的早期区域性文化中发展出了华夏传统的主根系和主要基因、要素与框架。
的确，中华文明和华夏传统的形成，必然有一个整合东亚大陆各种地方性文化因素的过程。然而，在文化的初级阶段，人类过着狩猎采集型的经济生活，技术与文化水平低下，人口稀少，流动性很大，尚难以从其遗存中观察到多少地方性的文化特点。因此，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必然有一个萌芽、落地生根、发展壮大、碰撞生变、重组重构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和几个关键性的发展阶段。因此，追踪史前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在东亚地区的发生、发展及相互作用，是揭示华夏传统形成与演进的基础性工作。
从考古学文化因素角度观察，迄今东亚大地上可以明确地析鉴出明显的地方性特点，是在晚更新世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尤其是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末期阶段，由于末次冰期达到极盛期，气候寒冷，适宜人类生活的地域大大缩小，华南与华北分别以南岭诸山脉和太行山-燕山山系为中心，为数不多的生物多样性相对较好，环境南北与垂直分异度较高，抗波动能力相对较强的地区成为比较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岛屿”，人口与文化因素也在这些地方快速聚集并发生聚合创新效应，形成密集型的狩猎采集经济生活类型[3]，人与动植物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出现了最早的动植物照料与驯化行为，最终导致稻作与粟作农业的萌芽，产生了最早的陶器，使人类文化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相关的石器等生产工具的制作技术和文化复杂化，与地方关系也逐步深化，考古工作中若干距今万年前后的一直如甑皮岩、玉蟾岩、仙人洞、吊桶环、上山、小黄山以及于家沟、柿子滩、东胡林、转年、南庄头、李家沟等的发现，已经大致可以使我们观察到华南以南岭为中心与华北以太行山-燕山为中心的两个早期农业与陶器的起源与传播中心，它们奠定了新石器时代各地以农业村落为代表的区域性文化的两大基底，并显示出中国文化的若干早期特征，比如，陶器与农业起源较早，石器相对粗糙，与西亚等早期文化比较发达的前陶新石器有明显的不同[4]。
新石器时代文化在考古学中可以划分为早、中、晚几大阶段，在距今大约8000年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时，从北到南的兴隆洼、北福地、大地湾、磁山-裴李岗、彭头山、跨湖桥-河姆渡等文化中，稳定的、农业经济已经相当成熟的、以定居为主的村落生活方式已呈燎原之势，北方的辽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以及长江的中下游地区，已经开始形成几个及具有相似性有各具地方特点、由多个相似并关联的遗址、一系列复杂的文化因素丛体架构的新型史前文化圈。它们既秉承前述的稻作和粟-黍作农业的共同源头，又基本上涵盖了苏秉琦先生等划分的六大地方性文化圈的源头，可以视为是区域性文化传统的落地生根阶段。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是农业为主的村落文化的繁荣时期，农业的进一步发达为人口的增长奠定了基础，村落生活方式不断完善，经过比较全面揭示的姜寨、半坡、八里岗、尉迟寺等遗址表明这一起时期村落规模巨大，内部结构复杂，地区性文化圈内部的整合程度加深，制陶等手工艺技术、意识形态观念等空前复杂。这个时期是各地区域性的文化传统不断发展壮大的阶段，在黄河中下游等若干人口与文化密集地区，不同的人群及文化圈已经开始发生碰撞与互动。
这个过程中，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及其扩张尤其值得一提。黄土高原东南缘黄河中游晋豫陕交界几个非常适宜早期粟作农业发展的河谷盆地地区——关中盆地、伊洛盆地、运城与侯马盆地、灵宝盆地等，借助全新世大暖期率先过渡到较为成熟的农业经济与社会阶段，其聚落数量与规模空前扩大，人口大大增加，在仰韶时期区域传统的快速扩张中率先完成了碰撞与整合，到仰韶中晚期时开始形成以三省交界的华山为中心的新的庙底沟文化类型，并以人口扩张为驱动力，大量向周边地区尤其是原本人口较少而因为全新世大暖期而变得较为适合农耕的西、北地区移民，使得西到甘青、东至海岱、东北到内蒙和辽宁、南到江汉的大半个中国都被卷入考古学上的“庙底沟化”过程中，这些地方都能够见到饰回旋钩连纹或花瓣纹的庙底沟风格曲腹彩陶盆或其文化因素影响的踪迹。因此，庙底沟类型的形成与扩张也许可以视为是早期华夏传统形成过程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整合与布局，大大突出了中原文化圈在当时各文化圈中的中心位置，用严文明先生的概括是，如同花朵一般并列的各文化圈开始形成了中原的花心，连接成为“重瓣花朵结构”[5]。苏秉琦先生等学者推测仰韶文化是早期华夏民族的主根系，庙底沟彩陶的“花纹”装饰和华山或许正是“华人”一词的最早根源[6]，准此，“庙底沟化”或许就是最早的“华化”，东亚大地的早期文化因此而被涂上浓重的华夏诸色调。
紧接着的仰韶晚期和龙山时代，属于考古学文化发展阶段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者铜石并用时代，各地区人与环境普遍达到当时技术条件下的相对饱和，遗址数量和规模均超越仰韶阶段达到新的高峰。此一时期，各文化圈内因环境与文化传统之不同，新的社会文化现象、技术、工艺争妍斗奇、异彩纷呈。而全新世大暖期尤其是仰韶暖期后进入了一个气候环境的波动阶段，不仅各文化圈内部人类分布和生产生活发生调整，相互之间也发生更加剧烈的碰撞、交流、融合乃至重组。这个时期，各文化圈或称区域性文化传统内部急剧扩张、分化，外部冲突不断，内外交集，使得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快，国家文明开始孕育。龙山时代是各区域性文化传统之间或者各文化圈之间相互作用至为剧烈的时代。这个过程之中，农业经济基础最为雄厚的中原地区在文化要素方面表现平平，但是聚落数量、规模所体现的社会人口等仍然遥遥领先，而且借助区位、环境的优势，以及对周边地区文化因素的不断吸收，包括在农业生产中引进南方的稻作和西北的小麦等，渐渐形成后世中国的五谷农业格局，发展一直比较平稳。在距今4000年左右以中岳嵩山为中心的伊洛河诸流域的二里头文化从龙山时代的相互作用圈中横空出世，标志着华夏传统终于从苏秉琦先生概括的不同的区系类型的多元竞争中脱颖而出，奠定了华夏文明早期传统的结构框架。
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不仅仅是豫西地区原有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等的持续演进与突破的结果[7]，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成与发展模式。二里头文化不仅继承了当地主要的文化因素，比如器物组合、聚落规划、丧葬传统、庙堂建筑、宗教祭祀等，自觉地吸收了周边文化的先进因素，比如西北的冶铜、东方的制陶、东南的琢玉及装饰纹样等，更创新发明了更多新的文化因素，通过赋予各类文化因素新的功能、意义使其礼制化或意识形态化。尤其是，二里头文化一俟形成，就在与周边其他文化的互动中呈现一种绝对的强势，这种强势不仅表现于这一文化自身的扩张势头，也表现在它对其他文化因素有意识的广泛采借、改造、重组和融合，以及向周边地区的积极扩张，从而使得东亚大地上继庙底沟文化类型之后再次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形成比较一致的文化面貌，同时它也对周边地区的文化进程形成强烈的干扰和抑制作用，中断或者改变了一些地区区域性文化传统的自然演变进程。因此，与“庙底沟化”相应，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与扩张机制可以称为“二里头化”，通过这个“化”字，二里头文化实现了将本地的、外来的、原有的、新创的诸文化因素的重新整合并形成新的突破，从而彻底改变了早期东亚大地各地方性文化自然演进的传统格局。与“庙底沟化”背后的人口扩张与外向移民机制不同，“二里头化”的背后显然是以国家组织等政治力量作为推手，是意识形态自觉条件下一种新型的文化建设结果，传统的文化与地方的关系开始升级为文化与国家的关系。二里头文化被学术界普遍视为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文化[8]，因此，“二里头化”也可是视为是“夏化”——经过“华化”之后的“夏化”，早期中华文明的内核“华夏”至此显然已经成熟，框架结构也初具雏形。特别是这“华化”与“夏化”均具有中原的渊源，充分证明了中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地位与作用。
此后的夏商周三代虽然是不同族群之间王朝政权的更替，但是从孔子在《论语·为政》所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结合历史学与考古学材料来看，它们仍然是仰韶文化总谱系内不同枝系或者说是华夏传统之内的王国文明的更替与发展、壮大，这一点张光直先生也有明确的论证[9]。其中在殷商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早期商王朝主体文化的二里岗文化的形成与扩张几乎和二里头文化异曲同工，尤其是二里岗上层阶段，显然也可以视为是一个强烈的“二里岗化”时期，王朝版图与文化影响均达到极盛，使得已经牢牢占据优势地位的中央王国的华夏传统由此而继续扩大并不断巩固。西周取代商王朝之后实行的分封制度是华夏传统演进过程中一种特殊的复制增生机制，并最终实现了华夏传统在东亚地区的普世化[10]。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明的宇宙观、人神观、家庭社会伦理道德观以及文字、基本的器用与典章制度——包括礼制等均大致形成。
这个过程的三代时期，其时间跨度就长达一千五百年之久，上溯以村落文化为代表的地区性文化传统萌芽阶段，则达上万年。所以，苏秉琦先生在为中国历史博物馆80周年题词时将中华文化精辟地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11]。轴心时代的孔子祖述先贤，不仅包括三代，而且包括三代之前的三皇五帝，而其核心是周公等为代表的周文化。在华夏传统的演进过程中，雅斯贝尔斯所表述的轴心时代，其实是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过程中上层精英文化的下沉，是贵族、统治者的文化向民间的延伸，由于知识的普及以及文化中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碰撞与汇合，文明形态因此发生新的变化，体系更加完善。到秦汉一统时，则奠定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华传统的基本框架与脾性。
如上所述，在汉代佛教传入之前，早期中国文化与华夏传统基本上是一种内生性的演化，其间有几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对我们理解其演进过程与特点尤为重要：
1、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与社会大转变：包括陶器和农业等重要的新发明，使人类的食物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定居的村落社会由此而出现，并由此揭开了区域性文化传统发展演变的序幕。目前可以在考古学材料中观察到南北两个不同的源头与发展演变系列，它们分别是华北的粟、黍农作系统和华南的稻作农业系统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他文化与社会因素集合。
2、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的转变[12]：仰韶时代之前中国各地开始在农业村社的基础上形成一些地区性的文化传统，并借助全新世大暖期的优越气候与环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繁荣和扩张的时期，尤其是仰韶时代，各地区域性的文化传统达到其自然演进的顶峰，苏秉琦先生概括的几大区系类型均蓬勃发展。但是在仰韶时代的晚期它们相互之间开始碰撞，引发文化的大交流和融合，并随之开始发生解体和重组，人群和文化因素经历了一次波及范围广泛的混合与广泛的扩张，在此基础上重新构筑新的文化关系及社会组织方式，同时开始了复杂社会的建构。
3、二里头文化（或者如中国一些学者所称的夏）的脱颖而出：这是目前从考古与文献两个方面基本上可以确定的中国比较确切的早期国家的诞生，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化演化等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并确立了中国文化的华夏内核。
4、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和儒家学说的形成及其影响：古典价值体系的解体和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对世界观的重构，尽管在当时没有成为主流，但是秦汉之后渐渐主导了中国文化的长期发展。
5、佛教传入：首次与中国之外强大而成熟的文明体的互动，通过接受、消化、改造，尤其是个体自省与自修到达一个新的高度与深度，并于传统的儒道价值观成功对接，为中国文化与文明注入新的因素与活力。这可能也是前现代时期世界范围迄今为止最成功的跨文明的交流融合并最终实现和平共处的范例。
上述的2、3、4分别即前文所述的华化、夏化及轴心化，它们均是华夏传统形成过程中的关键阶段。概括地说，与佛教接触之前，尽管在沿海和西北可能存在着与西方或其他文化的一些因素性交流[13]，但是中华文明基本上是一种内生性的演化，相对独立地走过了农业社会的诞生，地区性文化传统的形成、壮大、碰撞、融合，社会复杂化，国家与文明的形成，并最终步入帝国与中华大传统的世界体系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为其奠定了粟-黍作及稻作两大文化基底，经过了“庙底沟化”（或称“华化”）与“二里头化”（或称“夏化”）的两化从而实现了华夏传统在东亚相互作用圈中的脱颖而出，并经过商朝的“二里岗化”和西周的分封制度而普世化，不断被推广和壮大，而国内外学术界十分推崇的轴心时代只是华夏传统演进过程中有自身的分裂重组而导致的一次成功转型，但是这一转型为帝国时代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基本的框架结构和要素基因，并主导了中华文明此后两千余年的发展路径，因此可以被视为是早期中华文明的经典时期。
（附记：此文为2009年9月5日在“文化传统与民间信仰——第二届海峡两岸民间文化学术论坛”上的发言，2009年10月2日、2010年6月28日补充修订，收于《考古一生——安志敏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
[1] 雅斯贝尔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
[2] 苏秉琦、殷伟璋：《关于考古学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3] 路易斯·宾福德(美)著、曹兵武译:《后更新世的适应》。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4] 曹兵武:《中国早期陶器:发现、背景与初步认识——前裴李岗时代中国新石器文化的研究》,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编《岭南考古研究·2》,岭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5]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3期。
[6] 苏秉琦著,郭大顺编：《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 1994年9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
[7] 韩建业：《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4期。
[8] 曹兵武：《追寻夏：华夏文明与传统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和问题》，待刊稿。
[9] 张光直著，印群译: 《古代中国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2月。
[10] 曹兵武：《分封制度与华夏传统的普世化》，载《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50周年庆祝会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文集》，大象出版社2003年。
[11] 苏秉琦：《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苏秉琦谈考古学的中国梦》，《明报月刊》（香港）1997年6月。
[12] 曹兵武，《从仰韶到龙山：史前中国文化演变的社会生态学考察》，载周昆叔、宋豫秦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
[13] 易华：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东亚古物》，文物出版社，2004年
——兼谈华化、夏化及轴心化诸问题
曹兵武
刊于《考古一生安志敏先生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出版
对于中华文明来说，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是搭架子的，是文化结构的重新装修。而这一装修，我们就又用了两千多年。
提要：据最新的考古发现与文史研究成果，自地方性的文化传统诞生以来，华夏传统的形成与早期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区域性文化传统的形成阶段（距今约10000-6000年）；华夏传统东亚相互作用圈中的胜出阶段（庙底沟化与二里头化，距今约6000-4000年）；华夏传统的普世化阶段（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的分封制，距今约4000-2800年）；中华文明的轴心化时代（春秋战国与秦汉）。以上这些大致代表了中华民族语中华文明形成的文化过程和佛教传入之前中国文化演进的主要脉络。
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演变及特点，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是个重要的概念。1949年，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中提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在北纬30度上下——尤其是北纬25度至35度这个区间，人类文明与精神普遍经历了一次重大突破，各个文明都出现了自己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诸先知们，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等诸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极大地塑造了各自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或指导着后世人类的生活。因此，这个时期被雅斯贝尔斯称为是各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里，这些文明虽然相隔千山万水，相互之间未必有直接的交流，但它们的文化精神中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都发生了该文化中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几乎是大致同时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生存的世界，同时也产生了此后影响久远的宗教，实现了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这一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又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伊斯兰、中国等文明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形态。与此同时，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古巴比伦、古埃及以及新大陆的古代文明等，虽规模宏大，成就辉煌，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演进史上的化石，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则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总要回过头去，从轴心时代的先哲们的思想中去寻找发展的资源。
无可否认，轴心时代的确是人类文明包括中国文明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和阶段性标志。但是，轴心时代却并非各文明的源头，轴心时代之前，许多古文化、古文明已生生灭灭，几度轮回，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滋养了轴心时代的文化巨人。轴心时代的巨人是站在文化的传统与文明的废墟上思考的。就中国来说，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即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代所谓的礼崩乐坏，实乃生产力水平提高，学问下移，文字普及，列国争霸，诸子百家争鸣，传统文化被整理提升，同时在日常社会生活与实践中包括列国之间激烈的冲突和融合之中，也积聚起丰富的思想文化与智慧资源，因此可以被视为是中国文明的经典化时期或者轴心化时期，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所谓的轴心时代之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基因、要素乃至结构框架就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成熟定型。这里即试图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之提供一个初步的鸟瞰。
观察早期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进程，历来有不同的角度和观点。在注重历史记载与史学的传统史观与传说中，很早就有三皇五帝与夏商周的概括和阶段性递进，一直到春秋战国秦汉一统以及以后朝代更替的详尽记载，构成了一个宏大的传统视角和体系框架；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视角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是又一种可以观察和分析并被今天的学术界广泛接受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历史进程的划分方案；考古学则依据早期人类社会遗存的材料与技术进步过程，有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等的划分；近来更有根据经济与社会的总体时代特征而提出的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演进阶段的划分，等等。不管从哪个角度观察，早期的华夏文明和华夏传统正是孕育在早期东亚大地人类技术、经济、社会演进的进程当中的。其中，从文化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观察，区域性文化传统在中国和东亚的形成与演进历程是追寻早期华夏文明与华夏传统的母腹。最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在这方面提供了更加细致的材料，从而使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观察这个过程及其中的一些特点。
考古学对史前中国文化演进的概括和划分，以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最为经典并最具影响，被视为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成就的集大成式的总结。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先生联名发表了《关于考古学的区系类型问题》[2]，主要是根据各地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陶器等遗存的特征，将中国古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区系，即：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临省一部份地区、湖北及临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州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苏先生进一步认为，这六个地区在大一统的中华传统形成之前，基本上都独立地经历了从新石器时代早中晚到青铜时代——即从部落到国家的演进过程。他们的观点不仅被视为是对早期中国文化演进时空框架的集大成式的概括，也被视为是中国文明多元或者多元一体起源的代表性学说。学术界普遍认为，正是从这几个关键性的早期区域性文化中发展出了华夏传统的主根系和主要基因、要素与框架。
的确，中华文明和华夏传统的形成，必然有一个整合东亚大陆各种地方性文化因素的过程。然而，在文化的初级阶段，人类过着狩猎采集型的经济生活，技术与文化水平低下，人口稀少，流动性很大，尚难以从其遗存中观察到多少地方性的文化特点。因此，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必然有一个萌芽、落地生根、发展壮大、碰撞生变、重组重构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和几个关键性的发展阶段。因此，追踪史前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在东亚地区的发生、发展及相互作用，是揭示华夏传统形成与演进的基础性工作。
从考古学文化因素角度观察，迄今东亚大地上可以明确地析鉴出明显的地方性特点，是在晚更新世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尤其是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末期阶段，由于末次冰期达到极盛期，气候寒冷，适宜人类生活的地域大大缩小，华南与华北分别以南岭诸山脉和太行山-燕山山系为中心，为数不多的生物多样性相对较好，环境南北与垂直分异度较高，抗波动能力相对较强的地区成为比较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岛屿”，人口与文化因素也在这些地方快速聚集并发生聚合创新效应，形成密集型的狩猎采集经济生活类型[3]，人与动植物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出现了最早的动植物照料与驯化行为，最终导致稻作与粟作农业的萌芽，产生了最早的陶器，使人类文化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相关的石器等生产工具的制作技术和文化复杂化，与地方关系也逐步深化，考古工作中若干距今万年前后的一直如甑皮岩、玉蟾岩、仙人洞、吊桶环、上山、小黄山以及于家沟、柿子滩、东胡林、转年、南庄头、李家沟等的发现，已经大致可以使我们观察到华南以南岭为中心与华北以太行山-燕山为中心的两个早期农业与陶器的起源与传播中心，它们奠定了新石器时代各地以农业村落为代表的区域性文化的两大基底，并显示出中国文化的若干早期特征，比如，陶器与农业起源较早，石器相对粗糙，与西亚等早期文化比较发达的前陶新石器有明显的不同[4]。
新石器时代文化在考古学中可以划分为早、中、晚几大阶段，在距今大约8000年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时，从北到南的兴隆洼、北福地、大地湾、磁山-裴李岗、彭头山、跨湖桥-河姆渡等文化中，稳定的、农业经济已经相当成熟的、以定居为主的村落生活方式已呈燎原之势，北方的辽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以及长江的中下游地区，已经开始形成几个及具有相似性有各具地方特点、由多个相似并关联的遗址、一系列复杂的文化因素丛体架构的新型史前文化圈。它们既秉承前述的稻作和粟-黍作农业的共同源头，又基本上涵盖了苏秉琦先生等划分的六大地方性文化圈的源头，可以视为是区域性文化传统的落地生根阶段。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是农业为主的村落文化的繁荣时期，农业的进一步发达为人口的增长奠定了基础，村落生活方式不断完善，经过比较全面揭示的姜寨、半坡、八里岗、尉迟寺等遗址表明这一起时期村落规模巨大，内部结构复杂，地区性文化圈内部的整合程度加深，制陶等手工艺技术、意识形态观念等空前复杂。这个时期是各地区域性的文化传统不断发展壮大的阶段，在黄河中下游等若干人口与文化密集地区，不同的人群及文化圈已经开始发生碰撞与互动。
这个过程中，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及其扩张尤其值得一提。黄土高原东南缘黄河中游晋豫陕交界几个非常适宜早期粟作农业发展的河谷盆地地区——关中盆地、伊洛盆地、运城与侯马盆地、灵宝盆地等，借助全新世大暖期率先过渡到较为成熟的农业经济与社会阶段，其聚落数量与规模空前扩大，人口大大增加，在仰韶时期区域传统的快速扩张中率先完成了碰撞与整合，到仰韶中晚期时开始形成以三省交界的华山为中心的新的庙底沟文化类型，并以人口扩张为驱动力，大量向周边地区尤其是原本人口较少而因为全新世大暖期而变得较为适合农耕的西、北地区移民，使得西到甘青、东至海岱、东北到内蒙和辽宁、南到江汉的大半个中国都被卷入考古学上的“庙底沟化”过程中，这些地方都能够见到饰回旋钩连纹或花瓣纹的庙底沟风格曲腹彩陶盆或其文化因素影响的踪迹。因此，庙底沟类型的形成与扩张也许可以视为是早期华夏传统形成过程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整合与布局，大大突出了中原文化圈在当时各文化圈中的中心位置，用严文明先生的概括是，如同花朵一般并列的各文化圈开始形成了中原的花心，连接成为“重瓣花朵结构”[5]。苏秉琦先生等学者推测仰韶文化是早期华夏民族的主根系，庙底沟彩陶的“花纹”装饰和华山或许正是“华人”一词的最早根源[6]，准此，“庙底沟化”或许就是最早的“华化”，东亚大地的早期文化因此而被涂上浓重的华夏诸色调。
紧接着的仰韶晚期和龙山时代，属于考古学文化发展阶段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者铜石并用时代，各地区人与环境普遍达到当时技术条件下的相对饱和，遗址数量和规模均超越仰韶阶段达到新的高峰。此一时期，各文化圈内因环境与文化传统之不同，新的社会文化现象、技术、工艺争妍斗奇、异彩纷呈。而全新世大暖期尤其是仰韶暖期后进入了一个气候环境的波动阶段，不仅各文化圈内部人类分布和生产生活发生调整，相互之间也发生更加剧烈的碰撞、交流、融合乃至重组。这个时期，各文化圈或称区域性文化传统内部急剧扩张、分化，外部冲突不断，内外交集，使得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快，国家文明开始孕育。龙山时代是各区域性文化传统之间或者各文化圈之间相互作用至为剧烈的时代。这个过程之中，农业经济基础最为雄厚的中原地区在文化要素方面表现平平，但是聚落数量、规模所体现的社会人口等仍然遥遥领先，而且借助区位、环境的优势，以及对周边地区文化因素的不断吸收，包括在农业生产中引进南方的稻作和西北的小麦等，渐渐形成后世中国的五谷农业格局，发展一直比较平稳。在距今4000年左右以中岳嵩山为中心的伊洛河诸流域的二里头文化从龙山时代的相互作用圈中横空出世，标志着华夏传统终于从苏秉琦先生概括的不同的区系类型的多元竞争中脱颖而出，奠定了华夏文明早期传统的结构框架。
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不仅仅是豫西地区原有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等的持续演进与突破的结果[7]，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成与发展模式。二里头文化不仅继承了当地主要的文化因素，比如器物组合、聚落规划、丧葬传统、庙堂建筑、宗教祭祀等，自觉地吸收了周边文化的先进因素，比如西北的冶铜、东方的制陶、东南的琢玉及装饰纹样等，更创新发明了更多新的文化因素，通过赋予各类文化因素新的功能、意义使其礼制化或意识形态化。尤其是，二里头文化一俟形成，就在与周边其他文化的互动中呈现一种绝对的强势，这种强势不仅表现于这一文化自身的扩张势头，也表现在它对其他文化因素有意识的广泛采借、改造、重组和融合，以及向周边地区的积极扩张，从而使得东亚大地上继庙底沟文化类型之后再次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形成比较一致的文化面貌，同时它也对周边地区的文化进程形成强烈的干扰和抑制作用，中断或者改变了一些地区区域性文化传统的自然演变进程。因此，与“庙底沟化”相应，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与扩张机制可以称为“二里头化”，通过这个“化”字，二里头文化实现了将本地的、外来的、原有的、新创的诸文化因素的重新整合并形成新的突破，从而彻底改变了早期东亚大地各地方性文化自然演进的传统格局。与“庙底沟化”背后的人口扩张与外向移民机制不同，“二里头化”的背后显然是以国家组织等政治力量作为推手，是意识形态自觉条件下一种新型的文化建设结果，传统的文化与地方的关系开始升级为文化与国家的关系。二里头文化被学术界普遍视为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文化[8]，因此，“二里头化”也可是视为是“夏化”——经过“华化”之后的“夏化”，早期中华文明的内核“华夏”至此显然已经成熟，框架结构也初具雏形。特别是这“华化”与“夏化”均具有中原的渊源，充分证明了中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地位与作用。
此后的夏商周三代虽然是不同族群之间王朝政权的更替，但是从孔子在《论语·为政》所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结合历史学与考古学材料来看，它们仍然是仰韶文化总谱系内不同枝系或者说是华夏传统之内的王国文明的更替与发展、壮大，这一点张光直先生也有明确的论证[9]。其中在殷商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早期商王朝主体文化的二里岗文化的形成与扩张几乎和二里头文化异曲同工，尤其是二里岗上层阶段，显然也可以视为是一个强烈的“二里岗化”时期，王朝版图与文化影响均达到极盛，使得已经牢牢占据优势地位的中央王国的华夏传统由此而继续扩大并不断巩固。西周取代商王朝之后实行的分封制度是华夏传统演进过程中一种特殊的复制增生机制，并最终实现了华夏传统在东亚地区的普世化[10]。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明的宇宙观、人神观、家庭社会伦理道德观以及文字、基本的器用与典章制度——包括礼制等均大致形成。
这个过程的三代时期，其时间跨度就长达一千五百年之久，上溯以村落文化为代表的地区性文化传统萌芽阶段，则达上万年。所以，苏秉琦先生在为中国历史博物馆80周年题词时将中华文化精辟地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11]。轴心时代的孔子祖述先贤，不仅包括三代，而且包括三代之前的三皇五帝，而其核心是周公等为代表的周文化。在华夏传统的演进过程中，雅斯贝尔斯所表述的轴心时代，其实是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过程中上层精英文化的下沉，是贵族、统治者的文化向民间的延伸，由于知识的普及以及文化中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碰撞与汇合，文明形态因此发生新的变化，体系更加完善。到秦汉一统时，则奠定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华传统的基本框架与脾性。
如上所述，在汉代佛教传入之前，早期中国文化与华夏传统基本上是一种内生性的演化，其间有几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对我们理解其演进过程与特点尤为重要：
1、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与社会大转变：包括陶器和农业等重要的新发明，使人类的食物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定居的村落社会由此而出现，并由此揭开了区域性文化传统发展演变的序幕。目前可以在考古学材料中观察到南北两个不同的源头与发展演变系列，它们分别是华北的粟、黍农作系统和华南的稻作农业系统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他文化与社会因素集合。
2、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的转变[12]：仰韶时代之前中国各地开始在农业村社的基础上形成一些地区性的文化传统，并借助全新世大暖期的优越气候与环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繁荣和扩张的时期，尤其是仰韶时代，各地区域性的文化传统达到其自然演进的顶峰，苏秉琦先生概括的几大区系类型均蓬勃发展。但是在仰韶时代的晚期它们相互之间开始碰撞，引发文化的大交流和融合，并随之开始发生解体和重组，人群和文化因素经历了一次波及范围广泛的混合与广泛的扩张，在此基础上重新构筑新的文化关系及社会组织方式，同时开始了复杂社会的建构。
3、二里头文化（或者如中国一些学者所称的夏）的脱颖而出：这是目前从考古与文献两个方面基本上可以确定的中国比较确切的早期国家的诞生，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化演化等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并确立了中国文化的华夏内核。
4、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和儒家学说的形成及其影响：古典价值体系的解体和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对世界观的重构，尽管在当时没有成为主流，但是秦汉之后渐渐主导了中国文化的长期发展。
5、佛教传入：首次与中国之外强大而成熟的文明体的互动，通过接受、消化、改造，尤其是个体自省与自修到达一个新的高度与深度，并于传统的儒道价值观成功对接，为中国文化与文明注入新的因素与活力。这可能也是前现代时期世界范围迄今为止最成功的跨文明的交流融合并最终实现和平共处的范例。
上述的2、3、4分别即前文所述的华化、夏化及轴心化，它们均是华夏传统形成过程中的关键阶段。概括地说，与佛教接触之前，尽管在沿海和西北可能存在着与西方或其他文化的一些因素性交流[13]，但是中华文明基本上是一种内生性的演化，相对独立地走过了农业社会的诞生，地区性文化传统的形成、壮大、碰撞、融合，社会复杂化，国家与文明的形成，并最终步入帝国与中华大传统的世界体系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为其奠定了粟-黍作及稻作两大文化基底，经过了“庙底沟化”（或称“华化”）与“二里头化”（或称“夏化”）的两化从而实现了华夏传统在东亚相互作用圈中的脱颖而出，并经过商朝的“二里岗化”和西周的分封制度而普世化，不断被推广和壮大，而国内外学术界十分推崇的轴心时代只是华夏传统演进过程中有自身的分裂重组而导致的一次成功转型，但是这一转型为帝国时代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基本的框架结构和要素基因，并主导了中华文明此后两千余年的发展路径，因此可以被视为是早期中华文明的经典时期。
（附记：此文为2009年9月5日在“文化传统与民间信仰——第二届海峡两岸民间文化学术论坛”上的发言，2009年10月2日、2010年6月28日补充修订，收于《考古一生——安志敏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
[1] 雅斯贝尔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
[2] 苏秉琦、殷伟璋：《关于考古学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3] 路易斯·宾福德(美)著、曹兵武译:《后更新世的适应》。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4] 曹兵武:《中国早期陶器:发现、背景与初步认识——前裴李岗时代中国新石器文化的研究》,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编《岭南考古研究·2》,岭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5]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3期。
[6] 苏秉琦著,郭大顺编：《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 1994年9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
[7] 韩建业：《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4期。
[8] 曹兵武：《追寻夏：华夏文明与传统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和问题》，待刊稿。
[9] 张光直著，印群译: 《古代中国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2月。
[10] 曹兵武：《分封制度与华夏传统的普世化》，载《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50周年庆祝会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文集》，大象出版社2003年。
[11] 苏秉琦：《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苏秉琦谈考古学的中国梦》，《明报月刊》（香港）1997年6月。
[12] 曹兵武，《从仰韶到龙山：史前中国文化演变的社会生态学考察》，载周昆叔、宋豫秦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
[13] 易华：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东亚古物》，文物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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