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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沃尔德曼：垮掉“教母”
   手上大串的蜜蜡佛珠，肩披印度长围巾，说话间喜欢双腿盘起，“我比较习惯这样的姿势，”说到开心处就会像小孩子一样拍手鼓掌，这是美国著名的诗人和表演艺术家安妮•沃尔德曼（Anne Waldman）。她同时被人们看作“垮掉派”与“纽约派”的重要人物，她与金斯堡（Allen Ginsberg）一起在纳罗巴大学建立了“杰克•凯鲁亚克诗歌学院”，同时与威廉•巴罗斯（William Burroughs）、约翰•凯奇（John Cage）、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等等美国标志性文化人物也都有交情。近日她来到北京，参加帕米尔研究院举办的“帕米尔文化周”，在开幕式上她以惊人的激情和招牌的喉音朗诵，或者应该说表演了她的《给虚空上妆》，金斯堡曾经这样评价她和她的诗歌，“她是个诗歌演说家，充满了力量”（见《金斯堡文选》）。
从格林威治村到凯鲁亚克诗歌学院
   “我生在格林威治村，这大概是我的幸运，”年过六旬的沃尔德曼听到“格林威治”这个名字就打开了话匣子。“我的父母都是艺术家，父亲在战前和朋友一起组乐队四处演出挣钱，他是钢琴师，二战的时候也上了战场。我妈妈是一个作家，她早年曾经去希腊生活过10年，过原始的农耕生活，她穿的衣服都是自己织的。”格林威治村的童年生活，让她记忆犹新，“大家都做和艺术有关的事情，生活得也很波希米亚，我出门的时候经常能看到鲍勃•迪伦，他家和我家很近。从格林威治村到华盛顿广场公园也很近，我那时候经常跟一些爵士乐手的孩子一起去玩，会有很多聚会，大家带着自己的琴就去了，一起弹琴唱歌，感觉很好。”
   战后她父亲从战场回来，去大学继续念书，“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开始去上大学，后来他一直读完了博士，做了文学教授。”家庭的氛围让她很小就开始了写作，甚至还有编辑，“我6岁的时候就开始编杂志了，我自己编辑，我妈妈帮我印刷，在家庭里发行。我现在自己也有一个小出版社，我是个很好的编辑。”但真正决心成为一个诗人，则是在她18岁的时候。“之前我上的学校有很多老师本身就是艺术家，我向他们学到了很多。”她也由特殊的艺术教育而发展了自己的更多爱好，她与舞蹈家、电影导演、戏剧导演等等都有很多合作。
   她刚刚开始写作不久，已经成为了东海岸的一颗诗歌新星。那时她为了筹集上大学的学费，四处寻找工作，就有朋友带她去见了“纽约派”的著名诗人弗兰克•奥哈拉，因为他是MOMA的策展人，“我就问他，能不能给我一份工作？他说当然可以！我接着问，那MOMA会给我多少钱呢？奥哈拉就笑了，亲爱的，我们只要志愿者。现在我想起来很后悔，如果我坚持下去，会不会像奥哈拉发现波洛克（Pollark）一样发现什么其他很厉害的艺术家呢？”说着她开心地大笑起来。
   “我也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我开始认识艾伦和巴罗斯他们的了，那时候他们都在纽约，大家经常一起聚会就认识了。”她是金斯堡最好的异性朋友，他们经常一起旅行，她心中有一个真实的金斯堡。“他是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人，虽然因为他朗诵《嚎叫》过后，就吸引了无数疯狂的人来到他身边，但其实他一直都是一个清醒冷静的人。有时候他感觉不好，他就会拿一个印度的小键琴，只有五种音阶的，自己在一边慢慢地弹他在印度学到听到的旋律，我在旁边听了也觉得很平静。”因为她与“垮掉”和“纽约派”都有极深的渊源，所以她经常被视作两个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但是我并不在乎我究竟应该如何被分类，我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垮掉派风头最劲的时代，“垮掉不光只和诗歌有关系，对文化的很多方面都有影响。那时候金斯堡就已经成了一个偶像，在他之前没有诗人可以上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但是他就会被黄金时间的节目邀请，而且他在电视上也并不是只说诗歌，反战、环境保护、教育都是他的话题。美国需要他那样有公众影响的诗人，需要听到他的观点。”在她看来，金斯堡所作的很多事情都极富责任感，不但对公众疾呼，也不停地帮助其他的艺术家朋友，“他做的事情就有点像庞德当年为其他诗人所作的事情，他邀请了很多国家的诗人去美国，提携新的诗人。”
灵性生活
   “1974年，我们决定要做一个诗歌学院，和一般的学校不同的学院，都是艺术家们来做老师。”这个名为“杰克•凯鲁亚克精神学院”的诗歌学院是纳罗巴大学的一个部分，该大学乃是以西藏的佛教学院为蓝本建立的，强调沉思和内省，与一般的美国大学很不同，但一样可以拿到学位。“我们的学院也有MFA（艺术硕士）学位。”而沃尔德曼和金斯堡是建立这个诗歌学院的过程当中起到最大作用的人，“我以前受到的训练很有用，学生和老师一对一的关系，不光只学习知识，还探索心灵。艾伦请了很多的朋友来一起讨论，巴罗斯、约翰•凯奇等等都一起来商量，究竟怎么办一个不一样的学校。”
   “我们的学校与众不同，没有校董会，和现代体制没什么关系。艾伦当时很紧张，问我说我们难道也要出考试题目，给分数什么的么？后来他觉得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判作业，我们不考试，但是学生们的诗歌作业还是要看的。艾伦特别坏，他会给所有作业都判A，判得飞快，我都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看过。”沃尔德曼拍着手笑道。而这个学校无疑对美国对文学艺术有追求的孩子们充满了吸引力，“我们的学生来源千奇百怪。你知道艾伦会给一些摇滚乐队专辑写推荐语，比如说斯汀的专辑。有个学生就跟我们说，他是看了那个封底的推荐语，顿时被震撼，再去打听金斯堡究竟是谁，然后就来到了这个学校。”至今她仍然在这个位于科罗拉多的学院工作，指导学生，“以一种不同于其他大学的方式”。
   她对佛教非常着迷，也对印度教感兴趣，还和金斯堡是同一个西藏上师的弟子。而她的诗歌表演当中招牌式的发声方式，则来自于印第安人的祈祷仪式。“我去看过一个墨西哥印第安女巫，叫萨宾娜的做的仪式，那种声音很有力量。萨宾娜还会给人们服用墨西哥高原上特有的蘑菇，真的能够让人看到一些未来的未知的实物。但是在我成为一个母亲之前，我都觉得我没有力量来发出那样的声音。”她觉得精神性的力量对于“垮掉”非常重要，“佛教对于我和艾伦还有加里•斯奈德，还有好多其他人，都很重要。我们会有固定的时间沉思，什么也不带，去森林里静思。”
   金斯堡和巴罗斯类似强迫性的写作，是她一直不能忘怀的。“艾伦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书写，不管是在飞机上还是在汽车上，只要可能，他都在写。他不一定是在写诗，他有一种记录自己生活的强迫症，他会把所有的感觉、经历记录下来，包括他的梦。他每天都记录自己的梦，一直到去世。”而巴罗斯则无法离开打字机生存，“我们去静思的时候，总是什么都不带，完全在自然当中沉静自己。但是他不行，他必须带上打字机，他说‘我脑子里出现的东西我必须记下来，不然忘记了怎么办？’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答应他带上打字机，他是唯一一个带着打字机去静思的人。”
Profile
安妮•沃尔德曼（Anne Waldman）：美国垮掉派诗人、表演艺术家、编辑、教授。她出版了包括《快讲女》、《在Bever Grieve的房间》、《婚姻：一个判决》和《被喻为气泡的世界的结构》等40本诗集。她也编辑及参与编辑出版了包括《垮掉派诗歌》、《天使之发诗选》和《不合作主义：运转中的诗学与政治学》等多部诗选，有关诗歌的著作有《向诗宣誓》和《先驱》。她也是她个人作品的著名表演者，尤其以她那独特的“模式结构”和“吟唱”发声法知名。她是新美国诗歌试验性“衍生”手法的实践者并致力于保存纳罗巴学院重要的口头录音档案，其中就有具有历史意义的艾伦•金斯堡、威廉•巴罗斯、约翰•凯奇及其他人的授课和朗诵。她曾获国家艺术基金奖和当代艺术家基金奖，曾在Civitella Ranieri 中心、洛克菲勒基金会Bellagio 中心和位于威尼斯的艾米莉哈维基金会从事研究工作。
见报稿我只能把所有的西藏都改成了印度。。。蘑菇也删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