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培凱:詩酒風流余澹心
鄭培凱:詩酒風流余澹心
2012年03月11日
余懷(1616- 1696),字澹心,是明末清初鼎革之際,活躍在江南的著名文士。他詩文都寫得好,而且交遊廣闊,參與復社的各種交際活動,也算是身列當時江南文壇的核心,卻在清兵南下之時,遭到國破家亡的慘變,改變了他生命的軌跡。他終生是一介布衣,著作很多,文筆也優美,晚年親自整理了文稿,多方安排出版事宜,卻最終沒能刊印詩文集,齎志以終,所以坊間流傳的作品不多,最有名的是描繪南京秦淮風月的《板橋雜記》。這本書在康熙年間就已收入漲潮編的《昭代叢書》,不久又有尤侗作序的《說鈴》本出現,從清朝直至近代,廣為流傳。書中內容,寫的是明末金陵舊院風光,是王孫公子在青樓勾欄行酒玩樂的場合,描繪的人物都是一時的名士與名妓,如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方以智、陳貞慧、侯朝宗、冒辟疆、夏完淳、姜垓、李十娘、葛嫩、顧媚、董小宛、卞玉京、李香君、寇白門等等,對他們的言行音貌,勾勒得十分傳神。
《四庫全書總目》列舉余懷的著作,只有一種,就是《板橋雜記》,列在梅鼎祚《青泥蓮花記》之後,作為「子部小說家類存目」的最後一項,或許還存有鄙視的態度。「提要」是這麼寫的:「明季世風儇薄,以風流相尚,雖兵戈日緊,而歌舞彌增。懷此書追述見聞,上卷為雅游,中卷為麗品,下卷為軼事。文章凄縟,足以導欲增悲,亦唐人《北里志》之類。然律以名教,則風雅之罪人矣。」評論的口氣不甚好,讓人得到一種印象,是這本書記載青樓妓院不說,還反映了明末國難當頭之時,士大夫不管國家大事,整天泡在妓院裏面,徵歌選舞,流連詩酒姝麗,是要不得的儇薄世風。文章則淒美穠麗,引人想入非非,徒增悲情,從道德角度來看,余懷沉溺於花街柳巷,散佈敗壞社會風氣的淫詞豔語,導致世風日下,是個名教罪人。
《四庫全書總目》對余懷的評論,給余懷定了性,影響深遠,成了後世對余懷的刻板印象,把余懷看做「國家大事管他娘」的青樓文人,與晚明東林學派人士的清議風標,以及顧炎武說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成了鮮明的對比。其實,這種印象不符合歷史真相,對余懷是很不公平的。《四庫全書總目》所錄的《板橋雜記》,是大學士英廉的「購進本」,明列為三卷,應當是後出的《說鈴》本,而非最初《昭代叢書》本的原貌。提出這個貌似瑣碎版本問題,能說明甚麼,能還原甚麼歷史真相呢?
首先,《說鈴》本《板橋雜記》有尤侗的題記,文章就說,這部書與《北里志》、《平康記》是一類的,寫的是青樓煙花女子,令人心蕩神馳。尤侗題記不見於最初出版的《昭代叢書》本,卻影響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讓後世一直對余懷存有儇薄文人的印象。關於這一點,清人呂堃非常不滿,在他的《板橋雜記序》中,特別批評了尤侗:「尤西堂一世才人,以《平康記》、《北里志》擬之,陋矣!」呂堃認為,余懷「當鼎革時,賸水殘山,潸潸淚眼,祖香草美人遺意,記南曲、珠市諸名姬,述其盛衰,悲其聚散,一寓惓惓故國之思,至一唱三嘆。」記述青樓韻事,只不過是文章的表面現象,背後還有更深刻的故國之思,是以傳統香草美人書寫方式,來隱喻忠君愛國的江湖心懷。在清初文網密織、動輒得咎的時代,余懷對前明衣冠的眷戀,只能藉着描寫秦淮風月的盛衰,來發抒隱藏在內心深處的黍離之感。這和同處康熙時代,年紀小他三十歲左右,沒有親身經歷改朝換代的孔尚任、洪昇,回顧前代歷史的天翻地覆,寫《桃花扇》、寫《長生殿》的幽微心境,有着異曲同工之處,但是又深刻悲痛得多,也就隱晦得更深密。所以,呂堃指出,《板橋雜記》是密碼文章,真正說的是懷念故國,後世不知底細,「歷百數十年都被瞞過」。
呂堃的看法有其見地,也是有根據的。附在《說鈴》本《板橋雜記》的「後跋」,就有余懷本人的感慨,為自己的纖豔文字做了些辯護,認為狹邪之游固然是君子所當戒,但只是小節,並非君子最應當關注的氣節大義,「因偶適其性情,亦何害為君子哉!」最後說「知我罪我」,自己無法知道,只能留給後世去評說了。其實,余懷在《板橋雜記》全書的開頭,也曾自問,為甚麼要寫這本書?他的回答是「有為而作也。」又問,一代興衰,千秋感慨,可歌可泣的題材多得很,為甚麼偏偏要寫青樓舊院風花雪月之事?余懷的回答是:「此即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所繫,而非徒狹邪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也。」他要寫的,是明清變革之際,滿清蹂躪漢族文明,金陵衣冠文物的淪喪,江南文采風流的頹敗,不能明說,只能隱喻。余懷甚至說得十分動情:「鼎革以來,時移物換。十年舊夢,依約揚州;一片歡場,鞠為茂草。紅牙碧串,妙舞輕歌,不可得而聞也;洞房綺疏,湘簾繡幕,不可得而見也;名花瑤草,錦瑟犀毗,不可得而賞也。間亦過之,蒿藜滿眼,樓館劫灰,美人塵土。盛衰感慨,豈復有過此者乎!鬱志未伸,俄逢喪亂,靜思陳事,追念無因。聊記見聞,用編汗簡,效《東京夢華》之錄,標崖公蜆斗之名。豈徒狹邪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也哉!」
余懷所抒發的感慨,在《桃花扇.餘韻》中可以找到明確的痕跡。孔尚任藉着蘇昆生的唱詞,悲歎長橋舊院已成荒草瓦礫,當年的繁華歲月已經消逝難尋了:「問秦淮舊日窗寮,破紙迎風,壞檻當潮,目斷魂消。當年粉黛,何處笙簫。罷燈船端陽不鬧,收酒旗重九無聊。百鳥飄飄,綠水滔滔,嫩黃花有些蝶飛,新紅葉無個人瞧。」悲歎江南淪落的最後一段哀江南曲,選錄入中學語文課本,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台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板橋雜記》寫成於 1694年,余懷已經七十八歲,垂垂老矣。《昭代叢書》本出版的時候,也正是孔尚任寫成《桃花扇》（1699）的時候。滿清入主中國,已經過了半個世紀,天崩地裂的記憶經過時間的淘洗,已經化作相當隱晦的悲懷,似乎只能在秦淮舊院的破落之中,還依稀可以感到故國黍離之情。
假如我們只有《板橋雜記》這一部書,以之作為評定余懷的標尺,或許可以說,余懷自辯的說法只是找藉口,為自己沉溺酒色的行為辯護。但是,我們若是細查余懷生平事蹟,就會發現,余懷是個有守有為的君子,不受威迫而動搖,不因利誘而變節。他年輕的時候就參與復社的活動,結交了一批青年才俊,藉着秦淮曲院作為活動場所,打擊閹黨餘孽阮大鋮。青年時期就享有文名,抱有青雲之志,按照常例,應該是仕途得意的。沒想到他在 1642年科舉失利之後,接着就遭遇了明清易代的兵燹,天翻地覆,國破家亡,生命的軌跡完全改變。三十歲之後,過的是顛簸流離的生活,先是參加秘密的反清運動,奔波於江南各地與東南海上,達十多年之久。(陳寅恪《柳如是別傳》有此說)後來就以遺民身份,賣文為生,一生不曾出仕清朝。
要了解余懷,近年來有不少學者做了文獻鉤沉的工作,輯錄了散失各處的詩文,出版了兩種余懷詩文集。一是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甲申集(外十一種)》(2010年 12月),二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余懷全集》(2011年 6月)。雖然還有大量的詩文散失了,但從這兩套書所蒐集的豐富詩文材料,我們可以比較全面的看到,余懷的詩酒風流,反映了明末清初士人生活的全貌,有嚴肅的節操,有認真的追求,也有放恣的玩樂,有無羈的浪蕩。假如只抓着一本《板橋雜記》,就斷言余懷是個沉迷花街柳巷的儇薄文人,是名教罪人,那未免太過於厚誣古人了。
(鄭培凱)
2012年03月11日
余懷(1616- 1696),字澹心,是明末清初鼎革之際,活躍在江南的著名文士。他詩文都寫得好,而且交遊廣闊,參與復社的各種交際活動,也算是身列當時江南文壇的核心,卻在清兵南下之時,遭到國破家亡的慘變,改變了他生命的軌跡。他終生是一介布衣,著作很多,文筆也優美,晚年親自整理了文稿,多方安排出版事宜,卻最終沒能刊印詩文集,齎志以終,所以坊間流傳的作品不多,最有名的是描繪南京秦淮風月的《板橋雜記》。這本書在康熙年間就已收入漲潮編的《昭代叢書》,不久又有尤侗作序的《說鈴》本出現,從清朝直至近代,廣為流傳。書中內容,寫的是明末金陵舊院風光,是王孫公子在青樓勾欄行酒玩樂的場合,描繪的人物都是一時的名士與名妓,如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方以智、陳貞慧、侯朝宗、冒辟疆、夏完淳、姜垓、李十娘、葛嫩、顧媚、董小宛、卞玉京、李香君、寇白門等等,對他們的言行音貌,勾勒得十分傳神。
《四庫全書總目》列舉余懷的著作,只有一種,就是《板橋雜記》,列在梅鼎祚《青泥蓮花記》之後,作為「子部小說家類存目」的最後一項,或許還存有鄙視的態度。「提要」是這麼寫的:「明季世風儇薄,以風流相尚,雖兵戈日緊,而歌舞彌增。懷此書追述見聞,上卷為雅游,中卷為麗品,下卷為軼事。文章凄縟,足以導欲增悲,亦唐人《北里志》之類。然律以名教,則風雅之罪人矣。」評論的口氣不甚好,讓人得到一種印象,是這本書記載青樓妓院不說,還反映了明末國難當頭之時,士大夫不管國家大事,整天泡在妓院裏面,徵歌選舞,流連詩酒姝麗,是要不得的儇薄世風。文章則淒美穠麗,引人想入非非,徒增悲情,從道德角度來看,余懷沉溺於花街柳巷,散佈敗壞社會風氣的淫詞豔語,導致世風日下,是個名教罪人。
《四庫全書總目》對余懷的評論,給余懷定了性,影響深遠,成了後世對余懷的刻板印象,把余懷看做「國家大事管他娘」的青樓文人,與晚明東林學派人士的清議風標,以及顧炎武說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成了鮮明的對比。其實,這種印象不符合歷史真相,對余懷是很不公平的。《四庫全書總目》所錄的《板橋雜記》,是大學士英廉的「購進本」,明列為三卷,應當是後出的《說鈴》本,而非最初《昭代叢書》本的原貌。提出這個貌似瑣碎版本問題,能說明甚麼,能還原甚麼歷史真相呢?
首先,《說鈴》本《板橋雜記》有尤侗的題記,文章就說,這部書與《北里志》、《平康記》是一類的,寫的是青樓煙花女子,令人心蕩神馳。尤侗題記不見於最初出版的《昭代叢書》本,卻影響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讓後世一直對余懷存有儇薄文人的印象。關於這一點,清人呂堃非常不滿,在他的《板橋雜記序》中,特別批評了尤侗:「尤西堂一世才人,以《平康記》、《北里志》擬之,陋矣!」呂堃認為,余懷「當鼎革時,賸水殘山,潸潸淚眼,祖香草美人遺意,記南曲、珠市諸名姬,述其盛衰,悲其聚散,一寓惓惓故國之思,至一唱三嘆。」記述青樓韻事,只不過是文章的表面現象,背後還有更深刻的故國之思,是以傳統香草美人書寫方式,來隱喻忠君愛國的江湖心懷。在清初文網密織、動輒得咎的時代,余懷對前明衣冠的眷戀,只能藉着描寫秦淮風月的盛衰,來發抒隱藏在內心深處的黍離之感。這和同處康熙時代,年紀小他三十歲左右,沒有親身經歷改朝換代的孔尚任、洪昇,回顧前代歷史的天翻地覆,寫《桃花扇》、寫《長生殿》的幽微心境,有着異曲同工之處,但是又深刻悲痛得多,也就隱晦得更深密。所以,呂堃指出,《板橋雜記》是密碼文章,真正說的是懷念故國,後世不知底細,「歷百數十年都被瞞過」。
呂堃的看法有其見地,也是有根據的。附在《說鈴》本《板橋雜記》的「後跋」,就有余懷本人的感慨,為自己的纖豔文字做了些辯護,認為狹邪之游固然是君子所當戒,但只是小節,並非君子最應當關注的氣節大義,「因偶適其性情,亦何害為君子哉!」最後說「知我罪我」,自己無法知道,只能留給後世去評說了。其實,余懷在《板橋雜記》全書的開頭,也曾自問,為甚麼要寫這本書?他的回答是「有為而作也。」又問,一代興衰,千秋感慨,可歌可泣的題材多得很,為甚麼偏偏要寫青樓舊院風花雪月之事?余懷的回答是:「此即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所繫,而非徒狹邪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也。」他要寫的,是明清變革之際,滿清蹂躪漢族文明,金陵衣冠文物的淪喪,江南文采風流的頹敗,不能明說,只能隱喻。余懷甚至說得十分動情:「鼎革以來,時移物換。十年舊夢,依約揚州;一片歡場,鞠為茂草。紅牙碧串,妙舞輕歌,不可得而聞也;洞房綺疏,湘簾繡幕,不可得而見也;名花瑤草,錦瑟犀毗,不可得而賞也。間亦過之,蒿藜滿眼,樓館劫灰,美人塵土。盛衰感慨,豈復有過此者乎!鬱志未伸,俄逢喪亂,靜思陳事,追念無因。聊記見聞,用編汗簡,效《東京夢華》之錄,標崖公蜆斗之名。豈徒狹邪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也哉!」
余懷所抒發的感慨,在《桃花扇.餘韻》中可以找到明確的痕跡。孔尚任藉着蘇昆生的唱詞,悲歎長橋舊院已成荒草瓦礫,當年的繁華歲月已經消逝難尋了:「問秦淮舊日窗寮,破紙迎風,壞檻當潮,目斷魂消。當年粉黛,何處笙簫。罷燈船端陽不鬧,收酒旗重九無聊。百鳥飄飄,綠水滔滔,嫩黃花有些蝶飛,新紅葉無個人瞧。」悲歎江南淪落的最後一段哀江南曲,選錄入中學語文課本,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台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板橋雜記》寫成於 1694年,余懷已經七十八歲,垂垂老矣。《昭代叢書》本出版的時候,也正是孔尚任寫成《桃花扇》（1699）的時候。滿清入主中國,已經過了半個世紀,天崩地裂的記憶經過時間的淘洗,已經化作相當隱晦的悲懷,似乎只能在秦淮舊院的破落之中,還依稀可以感到故國黍離之情。
假如我們只有《板橋雜記》這一部書,以之作為評定余懷的標尺,或許可以說,余懷自辯的說法只是找藉口,為自己沉溺酒色的行為辯護。但是,我們若是細查余懷生平事蹟,就會發現,余懷是個有守有為的君子,不受威迫而動搖,不因利誘而變節。他年輕的時候就參與復社的活動,結交了一批青年才俊,藉着秦淮曲院作為活動場所,打擊閹黨餘孽阮大鋮。青年時期就享有文名,抱有青雲之志,按照常例,應該是仕途得意的。沒想到他在 1642年科舉失利之後,接着就遭遇了明清易代的兵燹,天翻地覆,國破家亡,生命的軌跡完全改變。三十歲之後,過的是顛簸流離的生活,先是參加秘密的反清運動,奔波於江南各地與東南海上,達十多年之久。(陳寅恪《柳如是別傳》有此說)後來就以遺民身份,賣文為生,一生不曾出仕清朝。
要了解余懷,近年來有不少學者做了文獻鉤沉的工作,輯錄了散失各處的詩文,出版了兩種余懷詩文集。一是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甲申集(外十一種)》(2010年 12月),二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余懷全集》(2011年 6月)。雖然還有大量的詩文散失了,但從這兩套書所蒐集的豐富詩文材料,我們可以比較全面的看到,余懷的詩酒風流,反映了明末清初士人生活的全貌,有嚴肅的節操,有認真的追求,也有放恣的玩樂,有無羈的浪蕩。假如只抓着一本《板橋雜記》,就斷言余懷是個沉迷花街柳巷的儇薄文人,是名教罪人,那未免太過於厚誣古人了。
(鄭培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