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义乌生活（3）

 
      有一个山西人，高高瘦瘦的，皮肤黝黑，脸型有点窄，颧骨微微凸起，眉目粗大，看上去质朴而老实。他来义乌四年，在一家工厂里打了三年的工，做到了管理一职。后来想着做点小生意，就辞职出来，从家乡那边运了一批煮饼过来。他在市场上摆了十来天，但是无人问津。于是他打电话给我们打电话，说是想把这些煮饼捐出去，但是不知道捐给谁。
       后来我找到了他，他住在义亭镇的一家居民楼里。他的房间在六楼，面积不大，里面只摆了一张床，两张简易的桌子，一张桌子上摆着电磁炉和平底锅，一张桌子是空的。四十箱的煮饼就摆在房间的角落，整整齐齐的，一片清晰的绿色。我和他，还有一道去的司机三个人从六楼把这些煮饼搬出来，拉到了附近的三家养老院。
       最近的养老院是义亭养老院。离他住的地方只有三四百米。养老院是一个四合院，院子四周都是屋子，屋子是土墙瓦房，中间的空地上种着一棵树，树周围是搭建的水泥台子，大概齐腿那么高。养老院的院长、一个哑巴和一个秃头的老人帮我们把东西摆好。然后院长招呼房间里的老人们出来领东西。院子左边的屋子里住的都是女的，左边的都是男的。山西人就站在那边给他们派发，每个老人可以领到两盒煮饼。看得出来，老人们都很开心。一位老奶奶和老爷爷并肩坐在凳子上，老爷爷打开盒子，从里面取出一个尝了一口，然后又放进了盒子。他旁边的老奶奶就静静地看着他。我让老奶奶打开手里的盒子，尝一个试试。她对着镜头，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然后慢慢打开盒子，取了一个煮饼，咬了一口。我问好吃么。她说很好吃。很甜。还有一个胡子拉碴的老人，一只眼睛是斜瞪着的，他对着镜头，伸出大拇指，大声说好吃，就像一个顽童。
       我让山西人对着镜头说两句自己的感受，他忙不迭的推辞着，这几个月我采访的时候，见过很多人推辞，不想对着镜头说话，但是他们的推辞，有的只是习惯性地谦逊一下，有的是要让领导先说，还有的大概是心底深处不想让自己傻傻地出现在镜头的。但是山西人他不同，他只是觉得，自己只是把卖不出去的东西捐出来，并不是什么值得称赞的事情，所以出镜也就不必了，那是一种谦卑的羞涩。
       之后，我们又去了佛堂敬老院。这个敬老院是在一幢看起来挺气派的楼里。我进了一楼的大厅，里面光线有点暗，空荡荡的，四面靠墙都摆着椅子，有七八个老人就散落着坐着，站在门口，能感觉到一种酸朽的末日的气息。在墙角的一张椅子上，一个老人手中拿着一台录音机，里面放的是一段黄梅戏。
       敬老院的负责人是一个老太太，五十来岁，头发花白，脸圆圆的，气色红润，嗓门很亮。她在门口摆了张桌子，拿了名单，一个个的喊着老人的名字。老人们一个个出来领东西，只有在领到东西的那一刹那，他们才会笑得很开心。后来老太太又找了一个老人，说是让他说几句感谢这个山西人的话，但是他有点疯疯癫癫的，一边使劲地把嘴里的煮饼咽下去，一边提裤子。而山西人，则躲在一边，点了一根烟静静地抽着。
       最后我们去的是北苑街道敬老院。这里的条件是去过的几个敬老院里最好的。三幢楼围着一个院子，院子很宽阔，还种了各种花草。在院子里，有老人在台阶上闲坐着，有老人在花园边剥栗子，还有老人在运动器材上轻轻晃来晃去。不知道是临近傍晚还是其他的缘故，我在这个院子里感受到了更多的酸朽的气息，那种气息让我想到了一座巨大的坟墓。
       这个敬老院的院长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穿戴很整齐，身材脸型看上去都干瘦干瘦的，表情很严肃。她让我们和几个老人把东西搬到了食堂里，放在第一排。我说我需要拍几个老人们在吃东西的镜头。她便把所有的老人都叫到食堂里。
       老人们来到食堂里之后，都像学生一样，规规矩矩地坐在了长椅子上。我让院长把煮饼给他们发下去。他们拿到煮饼后，并不像之前我们去过的两家敬老院的老人一样打开或者拿在手里翻弄，而是都放在了他们面前的桌子上，一动不动，只是互相在小声地交流着。我说你们可以拿出来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他们还是不动。直到院长拿出来几盒，打开，给这些老人一人发了一个，让他们吃，他们才开始吃。
       我出来的时候，看到两个老人站在运动器材上，慢慢地摇晃。我拿着摄像机对着她们拍，她们都偏过头笑着指着对方，说，看，你要上电视了。
       晚上六点多的时候，我们送那位山西人回去。他最后只给自己留了两箱煮饼。我问他这些东西总共值多少钱，他说加上运费有个六七千块钱。我问他，心疼么。他说，心疼，不过也没办法，又卖不出去，也带回不去，不过送给老人，他感觉还好。他带着笑，但是，笑容中，却多少都有些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