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
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
约翰•加拉赫 罗纳得•罗宾汉
R. Robinson and J. Gallagher,"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1814-1915",,Economic Review,2nd ser,vi(1953),译稿来自北大未名站。
大家应该认识到19世纪的大不列颠除了严格宪法意义上的领土扩张外，也通过“无形帝国” 的形式进行海外扩张。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认为帝国史仅仅是地图上红色区域的历史，是显然不正确的。尽管如此，但所有的帝国史都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有形的主权帝国”在历史上是独立存在的，并可以从大英帝国的海外扩张和世界政治中区分开来。通常对于十九世纪帝国的解释仍仅限于对有形帝国的研究，这好比通过冰山海平面以上的部分判断它的性质和体积。
事实上，研究帝国历史的历史学家，很大程度上都在使用他们自己个人化的帝国概念。这样，历史学家就决定了那些事实对于帝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使用的数据也局限在他的帝国概念中，最后得出的结论也主要依赖于他的假设的范围。不同的假设会产生相互矛盾的结论。因为帝国历史学家在研究不同的帝国，他们推断的对象是分散的、或者说片面的帝国侧面，很难想象这些历史学家不会有时相互矛盾。
对于十九世纪帝国历史的正统观点仍然是曾经引导过“帝国联邦运动”的从种族与法制出发的观点。西利（Seeley）、艾格顿（Egerton）等历史学家将发生在有形帝国内的事件看作是帝国活动的全部，他们认为承认同一部宪法、紧密联系的帝国是一个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则的有机体。这样，根据有形帝国的收缩、扩张和人们对英国海外统治价值的信仰程度，十九世纪就可以划分为“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两个阶段。
具有讽刺性的是，最初起源于对联邦主义的激进反对声音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另一种阐释却只是认同了这一推断。那些将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和资本主义社会海外投资的必然结果的历史学家也认为1880年后的英国才可以称之为帝国。这样，这些历史学家就被引入了一个类似的，关于独立存在的有形帝国的假设，因为维多利亚晚期是英国（海外）统治急速扩张的时期。因此，霍布森（Hobson）和列宁(Lenin)，姆恩（Moon）教授和沃尔夫（Woolf）先生 从他们对手的角度出发，认同了这样的观点：维多利亚晚期英帝国扩张相对于十九世纪中期的单纯、静态的自由主义，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尽管一个学派赞同这种“所谓”变化而另一个学派谴责，但两个学派都不约而同的（认为）这一变化（确实存在）。
尽管两个学派之间存在很多争议，但是两种理论都指向同一种解释：维多利亚中期对于帝国的“冷淡”和维多利亚晚期对于帝国的“热忱”跟自由贸易信仰的兴起和衰落有直接关系。因此，列宁写道：“当大不列颠的自由贸易在1840到1860年间发展到鼎盛的时候，英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开始•••考虑殖民地的解放和最终与大不列颠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他们期待的结果。” 舒勒（Schuyler）教授将自由贸易时代继续扩展到1861到1870年：“因为正是在这些年，帝国分裂的离心倾向发展到顶峰。曼彻斯特学派理论的影响力达到顶峰。”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25年中，朗格（Langer）教授发现“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威胁：英国市场将会不可避免的受限。因此扩张运动必将出现并急速发展••••现实已经否定了曼彻斯特学派的理论，（他们的）理论已经是明日黄花。” 以上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维多利亚中期的有形帝国没有扩张，反而似乎在分裂，因此这段时期是反帝国主义的；维多利亚晚期的有形帝国迅速扩张，因此该时期是帝国主义时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自由贸易理论不再为英国民众广泛接受。
这种观点的问题是它遗漏了太多原本宣称要解释的事实。让我们回顾一下对帝国扩张“冷淡”时期的帝国扩张结果。1841－1851年间，大英帝国占领或合并了如下国家和地区：新西兰、黄金海岸、纳闽岛（马来西亚婆罗州东北）、纳泰尔、旁遮普、信德（巴基斯坦省名）和香港。在此后的二十年中，英国在贝拉尔（现印度中西部）、奥德（印度中北部）、下缅甸、九龙、莱索托、格里夸、德兰士瓦、拉多斯（原尼日利亚首都）和塞拉周边周围地区确立了统治，新建了昆士兰和英属哥伦比亚殖民地。除非以上结果能用“精神失常”来解释，否则我们就面对这样的矛盾：尽管帝国当局决定避免扩张帝国海外统治，但还是占领、控制、合并了以上地区。
如果我们按照正统的观点，只关注有形帝国，这种矛盾也仍然存在。但是如果我们将眼光越过有形帝国的边界，这种矛盾将更加突出。人们通常认为，十九世纪中期，英帝国对南非的政策是彻底抛弃了（先前妄图）控制南非的设想。但是事实上，英军撤出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的主要原因并非是觉得殖民地无利可图，而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意图谋求更广阔范围内的商业利益。大不列颠在南非的利益是保护不列颠通往东方的道路，防止其他国家在这条路线两侧获得据点。这种帝国利益决定了英国必须控制林波波河以南的非洲部分，尽管1852到1877年间，大英帝国并没有有形控制波尔共和国，但事实上大英帝国通过建立无形的权威、控制共和国赖以出海的港口主导了该政权的发展。如果我们拒绝将眼光局限在有形帝国中，我们将看到大英帝国是如何通过维持在整个地区的力量对比优势，稳定的、成功的维护帝国利益；也将看到，在所谓“反帝国主义”时期，大英帝国也同维多利亚晚期一样不懈的追求帝国利益。只是这种追求、维护帝国利益（的帝国行为）表现为阻止波尔共和国获得印度洋沿岸土地：1843年合并纳泰，1860、1868年从波尔人手中夺得德拉果阿海湾，1861和1866年夺得圣卢斯亚海湾，、1860年击溃比斯陀利乌斯领导下的两个波尔人共和国的合并 。更奇怪的是，正是舒勒博士认为是处于反帝国主义鼎盛时期的第一届格拉斯顿政府，在1868年合并了巴斯托兰（莱索托）、1871年合并了西格里夸，目的是保证“我们南非财产的安全”。 如果无形手段可以达到目的，英国就采用无形的手段；如果有形兼并是必须的，英国就兼并该地区。英国在南非的权威稳步建立。
这是急于摆脱英帝国的大臣的行动么？这些大臣看起来是对对于自由贸易来说多余的帝国“不感兴趣”么？（很显然不是。）恰恰现反，通常的理论解释忽视了十九世纪帝国政策的连贯性，因为这些理论仅限于有形的控制手段。这些理论解释也忽视了英国海军对于西非海岸和南太平洋地区的持续控制权。拒绝兼并并不意味着不乐意控制。诚如艾波丁（Aberdeen）勋爵1845年所言：“••••尽管我们出于对这些（太平洋）岛屿真正利益的尊重而拒绝兼并这些岛屿，但是并不意味着女皇陛下的政府将会眼睁睁看着其它大国合并
它们。这一点已无需赘述。”
维多利亚中期和晚期英帝国宪法政策上显而易见的连续性也不能用这种传统的假设来解释。假如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帝国政府扶植各殖民地建立责任政府是因为帝国当局对帝国主义“不感兴趣”，甚至想摆脱帝国（累赘），那么为何在英国想方设法保存完整帝国的维多利亚晚期仍然允许殖民地责任政府的存在呢？常见的认为“自由贸易时代的英政府认为帝国已经多余”的观点是过高估计了法律形式上的变化的重要性。实际上，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一旦殖民地责任政府损害、或者威胁到英帝国的利益或者最高权力的时候，都会被马上撤停。不论哪个殖民地，只要英帝国认为存在其他国家对英帝国在大陆或者次大陆权威挑战的威胁，或者殖民地不能为自己的国内安全提供财政支持，帝国政权都会全权控制该殖民地局势，或者如果该殖民地统治权已经完全移交给了帝国，帝国就会再次直接干预以保护他们的利益。换言之，责任制政府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而只是英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从直接统治转变到间接统治的机关。英帝国通过在适当时候松弛有形的政治控制，（建立责任政府），依靠殖民地经济上对帝国的依赖和两者相互间的好感来保持殖民地的忠诚，同时仍旧将责任制政府作为将来帝国扩张的代理人。
事实和理论间的矛盾还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尽管收纳于文件集诸多政治言论似乎都表现出了对殖民地的敌意，但是这一时期帝国真正放弃了多少殖民地呢？举例来说，1865年的西非委员会，在征引了多人意见后，得出明确结论：保留一个移民定居点，放弃西非境内所有其他移民定居点。尽管如此，事实上西非境内的移民定居地却不断扩大。关于十九世纪英帝国的传统理论最不能解释的就是印度帝国——在英帝国“对殖民地不感兴趣”的时代，印度帝国中却充斥了战争和吞并。
而且，在印度所谓自由贸易的时代，英帝国并没有对印度经济的发展放任自由、袖手旁观，而是努力发展印度经济使成为其最佳商业线路上的经济殖民地。英国统治印度的绝大部分时期中，（印度责任制）政府有能力强迫征收赋税、垄断重要产品——比如鸦片、食盐——贸易。而且，所谓“十九世纪末帝国扩张的特点”在印度的出现远早于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开始的时间（1880）。印度政府直接促进产品进口以满足英国工业出口的需要、政府控制关税以帮助英国产品出口、许以有保障的高回报率筹措贷款修建打开印度内部的铁路——所有这些直接的政治统治似乎都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所谓的“自由贸易”的时代。而且，似乎这些政府行为、尤其是政府支持筹资修建铁路的事实，跟众所周知的“自由主义”的时代特征似乎并不搭边。一个英国官员这样写道“所有资金来自英国资本家，只要（政府）允诺了他们5％的年回报率并以印度的岁入为抵押，他们并不在乎自己借出的钱是投资于胡格利运河还是买了砖和灰泥（修建了铁路）。”
总的来说，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历史的传统观点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不能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在“反帝国主义”时代英帝国仍然保留了所有的殖民地，获得了更多的殖民地，在很多地区新建了大英帝国的影响力？为什么在反帝国主义（理论）影响下产生的权利分散现象在帝国主义时期仍然存在？为什么在自由贸易时代会出现帝国政府极力促进印度经济发展的情况？
这些尖锐的矛盾很难说是理论的例外情况，或者归因于帝国政策很大程度上并不理性、连贯，而是一系列的事件和意外。我们可以推断，这些矛盾产生，并非来源于历史事实，而是源于历史学家处理历史事实的方法。更符合事实的理论假设应该是是英国十九世纪的扩张具有内在连贯性。
二
我们需要的（关于十九世纪英帝国史的）理论假设应该包含有形和无形的扩张，而且必须体现扩张过程的连续性。正如西利所言，十九世纪英国史中最重要的事实，是一个不断扩张的社会的历史。资本和手工业产品的出口，人口外迁，英语、观念和宪法形式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都是当时英国人民社会能量的外向放射。1812到1914年间，超过2000万的人口从英伦三岛迁出，其中70％去了英帝国以外的地方。1815岛1880年间，总额约为1,187,000,000英镑的存款来自海外，其中只有不到六分之一来自有形帝国内。直到1913，总额约为3,975,000,000的对外投资中只有一半投资在帝国内部。同样的，整个十九世纪，英帝国没有任何一年消费过英国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基本事实是，英国工业化带动了范围不断扩大的海外地区的持续深入发展。至于这些地区是否正式属于大英帝国，并不是最大的
区别。
也许，帝国主义可以被定义为完全是“将新地区整合进正在扩张的经济体的（经济）过程的政治产物”；帝国主义的特征主要由在特定的时间和地区扩张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之间的多样化的、不断变化的关系决定。在此必须澄清两点：首先，帝国主义只有在扩张范围超出经济发展区域的情况下跟经济一体化是非直接关系，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起到的作用是战略防御；第二，虽然帝国主义是经济扩张的伴生物，但其产生并不具有必然性。出现的帝国主义现象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扩张因素，也同样取决于被纳入扩张社会的地区的政治、社会组织情况和（当时）世界总体情况。
只有这些新地区的政治不能为商业或者战略整合提供适当的条件时，英国力量才以帝国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对该地区）进行调整以使其（可以）提供适当的条件。实际上，经济扩张倾向于流向拥有最大可能利润的地区，但是最大可能利润依赖于利润，也同样依赖于政治稳定。因此，在任何一个地区，如果存在可能的经济机会而相对政治较不稳定，那么除非对其加诸政治力量，否则将该地区整合进经济扩张中的努力很可能失败。这样，随着当地逐渐建立起了适当的政治结构，帝国干预也渐渐减少，控制也相应的放松。可以说，自愿限制使用权威建立商业安全保障是十九世纪自由贸易的英帝国的最大特点，而重商主义时期则使用政治权力获得商业上的优势和垄断权。
从这种理论假设看，不列颠扩张或者英帝国似乎都并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在同一时间内达到了同样的商业一体化程度，也不是所有的地区在同一时期都需要相同的政治控制。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不断加入到帝国工业经济体中，伴随这个过程的帝国主义行为也随之变化。因此维多利亚中期英帝国使用重商主义色彩的方式将印度纳入到有形帝国，同时在拉丁美洲却应用无形的、自由贸易的方式予以控制，其目的都不外乎是将该地区整合进帝国经济体。从这个方面看，将帝国主义和工业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直接联系的尝试似乎并不现实。（如果认为）贸易或者英帝国出口产品特征的变化必然导致帝国扩张进程的明显变化，（那么当且仅当这种条件下）英国扩张的基本连贯性才似乎并不明显。
从这个高屋建瓴的角度出发，具有多面性的大英帝国工业社会的扩张可以被看成一个整体，有形和无形帝国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两者都是海外贸易、投资、移民、文化扩张局势的相应的政治产物。如果可以接受这样的观点，那么无形帝国和有形帝国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的。不仅仅是原来关于帝国的法律上的狭隘定义已不再使用，原来关于认为无形帝国是独立的、非政治的扩张范畴的说法也不再成立。如果关于无形帝国的概念不能体现它和有形帝国之间的一致性，那么这个概念就是失败的。十九世纪的英帝国史只能全面放在扩张的框架中（才能正确的）理解。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修正由有机的宪法帝国的错误概念和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学说中衍生出来的（关于十九世纪英帝国史）解释。
这段时期无形帝国的经济重要性——甚至是至关重要性——已经强调的够多了。我们没有充分重视的是无形帝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内在关系：政治力量如何帮助确立了经济霸权，这种经济霸权又如何反过来强化了政治影响力。换言之，在关于无形帝国的概念中，我们既要看到经济方面也要看到政治方面。历史上两种力量之间（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关系微妙复杂，不是出于商业目的用炮舰消灭一个顽固的国家那样简单。扩张中的经济体和它的有形、无形附属国之间的政治依附应该正如我们所推测的，是弹性的。实际上，政治依附倾向于随下述因素变化：该地区的经济价值、政治结构的力量、统治者跟英国商业或策略意图合作的态度、不受外部控制的情况下国内社会承受经济变革的能力、国内和外部政治局势允许英国干预的程度和英国政策面临的欧陆竞争者的限制。
相应的，政治依附也有模糊的、无形的权威和直接的政治进程等多种类型；因此这些附属国包括有形殖民地，也包括无形控制的国家和地区。有形和无形帝国之间的区别并不是本质的区别，而是程度上的区别。一个地区在两种状态之间转化的容易程度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说，在过去的两百年间，印度由无形帝国的一部分变为同英国有形联系的帝国的一部分，二战后，又成为无形的附庸。同样的，英属西非已经经历了印度的前两个阶段，现在看来似乎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
三
让我们尝试小心的使用上文描述的英国扩张整体性的概念来重新阐述近代英国扩张的历史。我们已经看到，建立在有形扩张政治范畴上的对于这段历史的阐述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如果将有形扩张与无形扩张作为两个独立的过程分别考察，这种矛盾性会消失么？英国工业的发展对英国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将英国对外贸易扩展到欠发达地区，使用政治力量强迫这些地区进入外国势力垄断的市场。
正如哈罗（Harlow）教授所说的 ，在美国殖民地没有独立前，英国常常使用这种政策，但是它真正发展到极致则是在后来的拿破仑战争中。英国夺得法属、西属西印度、1806年冲破重重阻挠对布宜诺斯艾利斯远征、1811年攻下爪哇都是通过政治行动进入新的地区、获取新的资源。但是英帝国的政策远不仅仅限于打开国门，英帝国的商品和影响力进入该地区后，政府就应该开始考虑如何避免国门再次关闭。比如说，拉弗尔斯，托马斯•斯坦福曾经冲破了荷兰人对爪哇地区辣椒贸易的垄断，实现了自由贸易。此后不久，他建立新加坡（英国军事基地），确立了英国对于马六甲海峡贸易路线和马来半岛的控制。同时期的南美，英国的政策也是出于贸易目的建立对新地区的政治霸权。英国政府与拿破仑决裂后，英国海军护送葡萄牙王室乘坐战舰来到巴西，英国代表迫使感激的王室签下了1810年贸易条约，从此英国进口货物获得了低于其母国（巴西母国葡萄牙）的进口关税。条约中还加入了这样的深思熟虑的一条：“此条约没有时间期限，条约中规定的义务和条件永不得更改。”
1810年后在南美应用这种政策的时机更加成熟，英国没有浪费时机。英国政府意图利用殖民地革命撼动西班牙对拉美地区的贸易垄断权，获得无形霸权、赢得殖民地民心以利于英国贸易渗透。1824年坎宁(Canning)首相在确定了承认政策后写道：“西班牙美洲是自由的，如果我们不失职的话，美洲将成为英国美洲” 坎宁不言而喻的目的是通过建立一个新的无形帝国为英国（世界范围）全面扩张扫清道路，不仅调整旧世界平衡而且在新世界中确立英国的影响力。他志得意满的写道：“我们成功了••••美国佬将欢呼胜利；但是因为我们的决定失去最多的将是他们•••美国独立战争的意义荡然无存，我们又一次使美洲从属于欧洲。” 很难想到还有比这更恰如其分的事例可以说明通过政治权力建立商业霸权，或者说通过无形的政治霸权维护商业事业。更突出的是，英国承认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方式是与它们签订商业条约。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有形和无形附属国，都努力开发内陆地区、将英国的影响力由港口扩展到内陆。发展内陆的通常策略是将这些地区转变为附属的卫星经济体，为英国提供原材料和食物，和广阔销售市场。传统的阶段理论认为这一时期是政治扩展停滞甚或收缩的时期。事实上，如果我们研究无形帝国的情况就会发现，那些所谓的政治扩展的停滞仅仅是幻象。英国跟拉丁美洲、中国、巴尔干半岛签订了条约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鼓励建立稳定的政府以保障高回报率的投资，如同强迫不能提供适当条件或者政府力量羸弱的国家跟英国合作一样。
但在拉美，英国开始曾经遇到了一些麻烦。英国在阿根廷扩张的影响摧毁了该国宪法制度，人民沦于内战，因为英国的条约使沿海地区富裕繁华而内陆却荒芜落后。1827年的投资破产和彭巴斯草原人民反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成功起义阻止了英国的进一步扩张，罗萨斯大权在握破坏了坎宁首相精心设计的权力构架。新的政权并不乐意合作，其在蒙得维的亚的蓝图造成了拉普拉塔平原的动乱，导致了重要的商业通道的关闭。阿根廷的动轮激起了英国政府在1840年代的一系列干预，试图通过河道维持贸易运行。实际上，在这个事例中，最后终于将罗萨斯赶下了权力宝座的力量主要是英国贸易本身的诱惑力，而非英国政府的无形帝国行动。
英国对巴西的策略进行的并不顺利：英政府试图通过严厉的外交辞令迫使杰尼奥政府废除奴隶制。尽管英国具有极大的经济影响力，在巴西的政治影响力在国内人权压力集团的干预下有所削弱。但1956年后英国却因修建铁路加强了对巴西的控制，这些工程完全由英国公司设计、筹款、施工，获得了巴西政府极大的让步和支持。
随着铁路和蒸汽轮船的发展，主要的拉美国家最终成功的加入了世界经济。一旦出口开始增加，开始吸引外国投资，就会带动地区经济迅速增长。即使是世界肉类和小麦价格持续下跌的1880年代，阿根廷的出口总额也翻了一番，国外投资增长了七倍。到1913，拉丁美洲的无形帝国变得对英国非常重要，占英国海外投资总额四分之一强的999,000,000英镑都投资在了拉美。
但是这种投资很自然的集中在阿根廷和巴西等政府配合英国全面扩张的国家。因此，没有必要在拉丁美洲使用暴力强硬干预。一旦这些国家的经济足够依赖国外贸易，国内由此致富的阶层就开始自动保护贸易必须的当地政策条件。当美国逐渐强大，并在南美建立了门罗主义的影响力后，英国的干预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英国开始逐渐减少频繁干预商业帝国最可信的成员国内政，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英帝国放弃对可以自治的殖民地的直接政治控制权的情况。但是在拉美，英国政府仍然在必要的时候干预落后国家的政治局势以保证英国在该地的利益：1870年代英国政府因为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受到威胁，干预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1910到1914年间干预墨西哥和洪都拉斯。
无形帝国的类型和英国试图从中渔利的情况的多样性决定了干预结果的多样性。虽然商业和资金的渗透倾向于导致政治的合作和英国政治霸权的建立，但是仍然存在明显的例外。比如在美国，英国商业将南部棉花各省变为殖民经济，英国投资者幻象把中西部也纳入同样的轨道，但是美国的国家力量阻止了这一进程。阻止美国的工业化是不可能的，美国已经工业化的部分（美国内战中的北方诸州）战胜了依附于英国贸易的对立的南非，成功捍卫了关税。美国的政治力量也以同样的方式挫败了英国试图将德克萨斯、墨西哥和中美洲变为无形附属国的计划。
相反，有时候仅仅获得了政治霸权但没有产生成功的商业渗透，也标志着英国扩张失败。英国政策对中国政府产生了很大压力，但是并没有在中国找到新的客户。英国对中国的政治控制没能打破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7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扩大了英国货物的进口但是没能促进中国出口增长。对华政策产生的结果并不是英国政府所期待的：两次战争主要的作用是使中国社会陷入一种巨大的紧张状态，其后发生的太平天国起义证明了这一点 。这次失利在伦敦被看成一种耻辱，而非促使中国政府进一步妥协的步骤。实际上，英国政府力图支持摇摇欲坠的北京政权，正如克拉伦登勋爵1870年所说“英国在中国的利益是严格商业意义上的，关于政治只涉及到保护商业” 这种自我否定政治意图的价值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表现出了它的意义，当北京政权内外交困、国家四分五裂时，开始越来越依赖忠实的英国经济人的外交支持。
以上讨论的这些依赖于或者因政治行动而促进的经济扩张的简单事例已经充足暴露了认为自由贸易可以跟帝国分开的传统理论的不足。我们看到，事实并非如此。伴随维多利亚中期的经济扩张的相应政治扩张之所以被忽视是因为后者不能通过研究地图看到，这项工作据说可以把理智的人变疯狂。从维多利亚中期伦敦和白人移民殖民地的和谐关系中并不能推断当时英国不愿意干涉英国涉及英国利益的领域。坎顿的战舰一如加拿大的责任制政府一样都是这个时代英帝国政策的一部分，盘扎布的战场和废除寡妇殉葬都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
维多利亚中期远不是一个对帝国主义“不感兴趣”的时代，相反是英国海外扩张史上的决定性阶段。英国（在这一时期）通过商业渗透和政治影响，成功控制了可以最适合被并入帝国经济体的地区。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的不同策略都是为了获得这种控制权。（英帝国）在马来亚建立了以新加坡为中心的统治权威；在西非海岸建立了以拉多斯港为中心的宗主权并成立黑人骑兵维护该地区的局势；在非洲东海岸，得益于苏格兰领事的努力，将阿拉伯在大陆上的遗产置于英国的支配下。
也许英国扩张最常见的政治手段是或者签订、或者强加给弱国自由贸易友好条约。1836和1857年同波斯签订条约，1838和1861年同土耳其签订条约，1858年同日本签订条约从桑给巴尔、泰国和摩洛哥给予优惠、同非洲数百部落头人签订的反对奴隶制条约——所有的这些条约都使得大英帝国得以促进在这些地区的贸易。
即使英国已经同一个地区签订了对自身有价值的条约，也很可能因另一个国家更容易控制而废除之间的条约，同更容易控制的国家订立新约。比如说，俄国谷物条约对大英帝国意义非同小可，但是俄国拒绝自由贸易，而且英国没有能力强迫俄国。于是英国取而代之，发展奥斯曼帝国的谷物，因为英国对于康斯坦丁堡的压力足以使其接受自由贸易政策。商业活动对政治力量的依赖导致了这样一种普遍的趋势：英国的贸易往往跟随无形帝国的看不见的国旗。
现在，我们看出了维多利亚中期也是一个大规模扩张的时期，我们也必须同样修正所谓的“帝国主义”时期。那些接受“经济帝国主义”的学者使我们相信十九世纪末的大规模合并代表着由于自由贸易、保护国外投资衰落，和政治家无限攫取土地观念的转变导致的政策上的巨大转向。所有这些解释都值得质疑。首先，大英帝国的关税政策没有变化；其次，大英帝国的海外投资并非新鲜事物，并且其绝大部分仍然流向帝国以外的地区。最后，大部分政治家所谓转向广泛合并仅是局部的。政党领袖直到1887年才偶尔表现出了比维多利亚中期多不了多少的对扩张英国统治的热情。索尔兹伯里被“肤浅的慈善事业”和支持扩张的狂热分子的“粗鲁”所激怒，当1888年他被迫接受在尼亚萨兰的殖民任务时说，他马上回复说：“这并非我们的责任，我们将为一点点可能的利益冒巨大的风险”1888年后，索尔兹伯里、罗斯伯里和张伯伦接受由于外国扩张的威胁和贸易扩张到帝国边界以外导致的欧洲将被瓜分的不可避免的可悲的必然性， 将政府拖入新的恼人的承诺中。但是直到1898他们才足够自信的实施了占领战略要地苏丹的行动。
面对外国殖民者将获得迄今只对英国商人开放的热带地区的威胁，伦敦政要们一次一次发动远征来避免对该地区的有形扩张但仍然保有该地区英国霸权。维多利亚晚期的英国政策一如中期的英国政策，倾向于使用无形的手段扩张帝国权力。在整个所谓的两个时代，扩张英国统治都是最后不得已的解决方案——这是从很多标榜为“反扩张主义者”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内阁大臣的言论中得出的结论。我们所引的大臣言论中潜在的一点是，实际上维多利亚中期和维多利亚晚期的政策制订者一样，当无形的方法不能为英帝国利益提供安全保障时，都不拒绝出于保护英帝国利益的目的扩张有形保护的范围。无形的手段在维多利亚中期往往能达成目的，而维多利亚晚期由于外部竞争的加剧，单独使用无形手段不能达成目的的事实并不能否动着（整个维多利亚时期）政策的基本连贯性。整个维多利亚时期，英政府都穷尽各种手段以建立和维护英国在多样化的利益所在地区的霸权。维多利亚中期的目标并不比后一个时期的目标更“反帝国主义”，虽然在这一时期往往能通过无形的手段达成目的；维多利亚晚期也不比前一个时期更“帝国主义”，虽然这一时期英国被迫合并了更多地区。英国政策奉行这样的原则：如果有可能则通过无形手段扩张帝国控制，必要的时候使用有形手段。将一种方式标榜为“反帝国主义”，而另一种标榜为“帝国主义”则忽视了这样的事实：不管使用何种方法，英国都孜孜不倦的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通常对于自由贸易的“贸易而非统治”的概括应该改写为“可能的话通过无形控制保护贸易，必要时则通过统治保护贸易”。这种关于政策连续性的阐述（较好的）解决了建立在两个时代政策不连续性基础上的传统理论中被过分简化的关于“不自觉的扩张”的解释。
所以，索尔兹伯里、格累斯顿、纳兹福德、德贝以及里彭，在所谓“帝国主义时期”，都穷尽了所有无形方式保护英国在非洲的贸易后才承认进一步吞并将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策略是英国承认当地政府的主权要求，当地政府负责保障英国的贸易和交通。这样，外国政府得以统治本国，英国得以享受贸易优惠。1884年的英国－葡萄牙条约、1885年的刚果协定以及1886年的英德东非协定都是这样情况。另一种避免直接统治的策略是建立势力范围，列强间缔约相互承认对方保护国。这些规定开始没有对列强规定任何责任，1885年后国际法的变化，促使英国对其帝国政策做了一些调整。1881到1889年间英政府向私人企业颁发营业执照，授权他们在帝国允许下投资开发、管理新地区，这标志着英国商业扩张的方式从有形到无形的转变。除了这些（建立）“便宜帝国”的尝试外，其他国家对英国在热带非洲宗主权的挑战，以及可以为间接统治服务的大范围强有力的地方政府组织的缺失，导致了英国由无形帝国主义转向有形帝国主义。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明显原则：只有在无形的政治手段无法为英国企业（无论商业、慈善还是仅仅是战略上的）提供安全架构的时间和地点，殖民者才会将注意力转移到有形帝国上。在欧洲人定居的附庸地区，像拉美、加拿大，建立起了强大的政府机构；但是在一些非欧洲地区，帝国扩张对本地权力结构产生了巨大分解力往往导致当地政权瓦解。这种情况是很多案例中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转变的原因。
1880年后，这种转变在非洲非常明显：掠夺成性的银行家和沉重的债务负担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导致了埃及金融的崩溃，进而破坏了当地政治格局。英法对埃及金融实行双重控制，意图保护外国股票持有者，重建埃及使其成为一个好的投资对象。但是这种尝试激起了埃及国内的反欧洲情绪，阿拉比帕希亚1881年率众奋起反抗，导致埃及总督政府陷入瘫痪，无力保护至关重要的运河和外国投资者的财产。
英国1882年占领埃及原因诸多而且令人困惑：或者是早在迪斯累里政府出资购买埃及股票前就表现出来的控制运河的要求；或者是（出于保护）股票持有者的利益；或者是为了防止其他强国，特别是法国利用埃及的无政府状态插手埃及事务，插足英国前往印度的道路。但几乎所有格拉斯顿内阁成员都承认英国干涉埃及事务的必要性，为了防止内阁分裂，格拉斯顿最终决定出兵干涉埃及。
英国远征埃及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埃及政府，表面上看来是埃及总督在统治，实际上则置埃及于无形帝国的势力范围内。达到这个目标后，英军将撤出埃及。但是远征军导致了控制埃及的权利结构坍塌，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在没有无形英国力量支持的情况下稳定国内局势。因此自由党政府被迫进行下一步，内阁成员意见不一（根本没有成熟一致的计划），卷入了英国一直尽力避免的对埃及的长期占领。事实上，占领国成为埃及防务、债务、发展的直接负责人。格拉斯顿沮丧的总结了英军刚愎自用的行动造成的后果：“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在埃及的任务，我们现在成了一个埃及政府。” 埃及由此成为宗主国干预卫星国
埃及的问题跟英国通往印度的道路、印度帝国的防卫密切相关，因此英国在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帝国政策中总是优先考虑埃及问题。英国在更高层次的竞争中，为了保护英国贸易和英帝国的脊髓，数次将热带非洲和太平洋（部分地区）的所有权作为典当品放弃。比如1884年，外交部认为英国在埃及的被动局面使其在列强瓜分西非的竞争中占下风，于是（向内阁）建议：“••••我们将领土责任让渡给其他国家，我们自己要极力保护英国在西非海岸最大程度的贸易自由••••在东非海岸寻求补偿••••那里国家的政治未来才是对于印度和大英帝国重要的” 英国的政策并非不加分辨的攫取土地。事实上，英国对乌干达的势力渗透和对尼罗河谷的保护使一个精心选择的计划，尽管英国将一些英属西非领土拱手让给法国，并将东非部分地区统治权让渡给德国。
五
因此，维多利亚中期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大规模扩张的时期，维多利亚晚期并没有向扩张进程中引起新的重大革新。大规模合并落后地区的领土，曾被认为是扩张时代的主要证据，但是如果我们的分析更接近事实的话，这种证据将毫无意义。帝国直接统治地区的扩大是事实，但这一事实就是这一时期最重要、最具特征的变化吗？非洲大陆是欧洲势力渗透的最晚的一块大陆的简单历史事实并不能说明非洲大陆是最重要的。霍布森学派的主要证据并非建立在欧洲的事例上，这是其更接近真理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的论点是，列强早在掠夺处于外围和边缘的非洲之前，就已经达到了它最有价值的目标。因此，基于猎枪掠夺非洲采取的方式的论点并非很重要。
因此，寻求发现十九世纪末帝国扩张的最深层含义的历史学家不应该只看到非洲丛林、灌木中木桩标出的边界，而要看到有形帝国和无形帝国成功开发印度、拉美、加拿大和其他地区的事实。帝国主义者在所谓扩张时代最重要的任务在已经进入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的更发达的地区，而不是对仍然是非洲所剩边缘地区的大规模吞并。（到十九世纪末），最有价值的发现和最丰厚的回馈都已经过去了，帝国主义者在热带非洲只是在刮食碗底最后的晚餐。
约翰•加拉赫 罗纳得•罗宾汉
R. Robinson and J. Gallagher,"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1814-1915",,Economic Review,2nd ser,vi(1953),译稿来自北大未名站。
大家应该认识到19世纪的大不列颠除了严格宪法意义上的领土扩张外，也通过“无形帝国” 的形式进行海外扩张。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认为帝国史仅仅是地图上红色区域的历史，是显然不正确的。尽管如此，但所有的帝国史都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有形的主权帝国”在历史上是独立存在的，并可以从大英帝国的海外扩张和世界政治中区分开来。通常对于十九世纪帝国的解释仍仅限于对有形帝国的研究，这好比通过冰山海平面以上的部分判断它的性质和体积。
事实上，研究帝国历史的历史学家，很大程度上都在使用他们自己个人化的帝国概念。这样，历史学家就决定了那些事实对于帝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使用的数据也局限在他的帝国概念中，最后得出的结论也主要依赖于他的假设的范围。不同的假设会产生相互矛盾的结论。因为帝国历史学家在研究不同的帝国，他们推断的对象是分散的、或者说片面的帝国侧面，很难想象这些历史学家不会有时相互矛盾。
对于十九世纪帝国历史的正统观点仍然是曾经引导过“帝国联邦运动”的从种族与法制出发的观点。西利（Seeley）、艾格顿（Egerton）等历史学家将发生在有形帝国内的事件看作是帝国活动的全部，他们认为承认同一部宪法、紧密联系的帝国是一个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则的有机体。这样，根据有形帝国的收缩、扩张和人们对英国海外统治价值的信仰程度，十九世纪就可以划分为“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两个阶段。
具有讽刺性的是，最初起源于对联邦主义的激进反对声音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另一种阐释却只是认同了这一推断。那些将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和资本主义社会海外投资的必然结果的历史学家也认为1880年后的英国才可以称之为帝国。这样，这些历史学家就被引入了一个类似的，关于独立存在的有形帝国的假设，因为维多利亚晚期是英国（海外）统治急速扩张的时期。因此，霍布森（Hobson）和列宁(Lenin)，姆恩（Moon）教授和沃尔夫（Woolf）先生 从他们对手的角度出发，认同了这样的观点：维多利亚晚期英帝国扩张相对于十九世纪中期的单纯、静态的自由主义，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尽管一个学派赞同这种“所谓”变化而另一个学派谴责，但两个学派都不约而同的（认为）这一变化（确实存在）。
尽管两个学派之间存在很多争议，但是两种理论都指向同一种解释：维多利亚中期对于帝国的“冷淡”和维多利亚晚期对于帝国的“热忱”跟自由贸易信仰的兴起和衰落有直接关系。因此，列宁写道：“当大不列颠的自由贸易在1840到1860年间发展到鼎盛的时候，英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开始•••考虑殖民地的解放和最终与大不列颠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他们期待的结果。” 舒勒（Schuyler）教授将自由贸易时代继续扩展到1861到1870年：“因为正是在这些年，帝国分裂的离心倾向发展到顶峰。曼彻斯特学派理论的影响力达到顶峰。”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25年中，朗格（Langer）教授发现“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威胁：英国市场将会不可避免的受限。因此扩张运动必将出现并急速发展••••现实已经否定了曼彻斯特学派的理论，（他们的）理论已经是明日黄花。” 以上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维多利亚中期的有形帝国没有扩张，反而似乎在分裂，因此这段时期是反帝国主义的；维多利亚晚期的有形帝国迅速扩张，因此该时期是帝国主义时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自由贸易理论不再为英国民众广泛接受。
这种观点的问题是它遗漏了太多原本宣称要解释的事实。让我们回顾一下对帝国扩张“冷淡”时期的帝国扩张结果。1841－1851年间，大英帝国占领或合并了如下国家和地区：新西兰、黄金海岸、纳闽岛（马来西亚婆罗州东北）、纳泰尔、旁遮普、信德（巴基斯坦省名）和香港。在此后的二十年中，英国在贝拉尔（现印度中西部）、奥德（印度中北部）、下缅甸、九龙、莱索托、格里夸、德兰士瓦、拉多斯（原尼日利亚首都）和塞拉周边周围地区确立了统治，新建了昆士兰和英属哥伦比亚殖民地。除非以上结果能用“精神失常”来解释，否则我们就面对这样的矛盾：尽管帝国当局决定避免扩张帝国海外统治，但还是占领、控制、合并了以上地区。
如果我们按照正统的观点，只关注有形帝国，这种矛盾也仍然存在。但是如果我们将眼光越过有形帝国的边界，这种矛盾将更加突出。人们通常认为，十九世纪中期，英帝国对南非的政策是彻底抛弃了（先前妄图）控制南非的设想。但是事实上，英军撤出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的主要原因并非是觉得殖民地无利可图，而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意图谋求更广阔范围内的商业利益。大不列颠在南非的利益是保护不列颠通往东方的道路，防止其他国家在这条路线两侧获得据点。这种帝国利益决定了英国必须控制林波波河以南的非洲部分，尽管1852到1877年间，大英帝国并没有有形控制波尔共和国，但事实上大英帝国通过建立无形的权威、控制共和国赖以出海的港口主导了该政权的发展。如果我们拒绝将眼光局限在有形帝国中，我们将看到大英帝国是如何通过维持在整个地区的力量对比优势，稳定的、成功的维护帝国利益；也将看到，在所谓“反帝国主义”时期，大英帝国也同维多利亚晚期一样不懈的追求帝国利益。只是这种追求、维护帝国利益（的帝国行为）表现为阻止波尔共和国获得印度洋沿岸土地：1843年合并纳泰，1860、1868年从波尔人手中夺得德拉果阿海湾，1861和1866年夺得圣卢斯亚海湾，、1860年击溃比斯陀利乌斯领导下的两个波尔人共和国的合并 。更奇怪的是，正是舒勒博士认为是处于反帝国主义鼎盛时期的第一届格拉斯顿政府，在1868年合并了巴斯托兰（莱索托）、1871年合并了西格里夸，目的是保证“我们南非财产的安全”。 如果无形手段可以达到目的，英国就采用无形的手段；如果有形兼并是必须的，英国就兼并该地区。英国在南非的权威稳步建立。
这是急于摆脱英帝国的大臣的行动么？这些大臣看起来是对对于自由贸易来说多余的帝国“不感兴趣”么？（很显然不是。）恰恰现反，通常的理论解释忽视了十九世纪帝国政策的连贯性，因为这些理论仅限于有形的控制手段。这些理论解释也忽视了英国海军对于西非海岸和南太平洋地区的持续控制权。拒绝兼并并不意味着不乐意控制。诚如艾波丁（Aberdeen）勋爵1845年所言：“••••尽管我们出于对这些（太平洋）岛屿真正利益的尊重而拒绝兼并这些岛屿，但是并不意味着女皇陛下的政府将会眼睁睁看着其它大国合并
它们。这一点已无需赘述。”
维多利亚中期和晚期英帝国宪法政策上显而易见的连续性也不能用这种传统的假设来解释。假如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帝国政府扶植各殖民地建立责任政府是因为帝国当局对帝国主义“不感兴趣”，甚至想摆脱帝国（累赘），那么为何在英国想方设法保存完整帝国的维多利亚晚期仍然允许殖民地责任政府的存在呢？常见的认为“自由贸易时代的英政府认为帝国已经多余”的观点是过高估计了法律形式上的变化的重要性。实际上，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一旦殖民地责任政府损害、或者威胁到英帝国的利益或者最高权力的时候，都会被马上撤停。不论哪个殖民地，只要英帝国认为存在其他国家对英帝国在大陆或者次大陆权威挑战的威胁，或者殖民地不能为自己的国内安全提供财政支持，帝国政权都会全权控制该殖民地局势，或者如果该殖民地统治权已经完全移交给了帝国，帝国就会再次直接干预以保护他们的利益。换言之，责任制政府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而只是英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从直接统治转变到间接统治的机关。英帝国通过在适当时候松弛有形的政治控制，（建立责任政府），依靠殖民地经济上对帝国的依赖和两者相互间的好感来保持殖民地的忠诚，同时仍旧将责任制政府作为将来帝国扩张的代理人。
事实和理论间的矛盾还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尽管收纳于文件集诸多政治言论似乎都表现出了对殖民地的敌意，但是这一时期帝国真正放弃了多少殖民地呢？举例来说，1865年的西非委员会，在征引了多人意见后，得出明确结论：保留一个移民定居点，放弃西非境内所有其他移民定居点。尽管如此，事实上西非境内的移民定居地却不断扩大。关于十九世纪英帝国的传统理论最不能解释的就是印度帝国——在英帝国“对殖民地不感兴趣”的时代，印度帝国中却充斥了战争和吞并。
而且，在印度所谓自由贸易的时代，英帝国并没有对印度经济的发展放任自由、袖手旁观，而是努力发展印度经济使成为其最佳商业线路上的经济殖民地。英国统治印度的绝大部分时期中，（印度责任制）政府有能力强迫征收赋税、垄断重要产品——比如鸦片、食盐——贸易。而且，所谓“十九世纪末帝国扩张的特点”在印度的出现远早于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开始的时间（1880）。印度政府直接促进产品进口以满足英国工业出口的需要、政府控制关税以帮助英国产品出口、许以有保障的高回报率筹措贷款修建打开印度内部的铁路——所有这些直接的政治统治似乎都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所谓的“自由贸易”的时代。而且，似乎这些政府行为、尤其是政府支持筹资修建铁路的事实，跟众所周知的“自由主义”的时代特征似乎并不搭边。一个英国官员这样写道“所有资金来自英国资本家，只要（政府）允诺了他们5％的年回报率并以印度的岁入为抵押，他们并不在乎自己借出的钱是投资于胡格利运河还是买了砖和灰泥（修建了铁路）。”
总的来说，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历史的传统观点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不能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在“反帝国主义”时代英帝国仍然保留了所有的殖民地，获得了更多的殖民地，在很多地区新建了大英帝国的影响力？为什么在反帝国主义（理论）影响下产生的权利分散现象在帝国主义时期仍然存在？为什么在自由贸易时代会出现帝国政府极力促进印度经济发展的情况？
这些尖锐的矛盾很难说是理论的例外情况，或者归因于帝国政策很大程度上并不理性、连贯，而是一系列的事件和意外。我们可以推断，这些矛盾产生，并非来源于历史事实，而是源于历史学家处理历史事实的方法。更符合事实的理论假设应该是是英国十九世纪的扩张具有内在连贯性。
二
我们需要的（关于十九世纪英帝国史的）理论假设应该包含有形和无形的扩张，而且必须体现扩张过程的连续性。正如西利所言，十九世纪英国史中最重要的事实，是一个不断扩张的社会的历史。资本和手工业产品的出口，人口外迁，英语、观念和宪法形式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都是当时英国人民社会能量的外向放射。1812到1914年间，超过2000万的人口从英伦三岛迁出，其中70％去了英帝国以外的地方。1815岛1880年间，总额约为1,187,000,000英镑的存款来自海外，其中只有不到六分之一来自有形帝国内。直到1913，总额约为3,975,000,000的对外投资中只有一半投资在帝国内部。同样的，整个十九世纪，英帝国没有任何一年消费过英国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基本事实是，英国工业化带动了范围不断扩大的海外地区的持续深入发展。至于这些地区是否正式属于大英帝国，并不是最大的
区别。
也许，帝国主义可以被定义为完全是“将新地区整合进正在扩张的经济体的（经济）过程的政治产物”；帝国主义的特征主要由在特定的时间和地区扩张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之间的多样化的、不断变化的关系决定。在此必须澄清两点：首先，帝国主义只有在扩张范围超出经济发展区域的情况下跟经济一体化是非直接关系，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起到的作用是战略防御；第二，虽然帝国主义是经济扩张的伴生物，但其产生并不具有必然性。出现的帝国主义现象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扩张因素，也同样取决于被纳入扩张社会的地区的政治、社会组织情况和（当时）世界总体情况。
只有这些新地区的政治不能为商业或者战略整合提供适当的条件时，英国力量才以帝国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对该地区）进行调整以使其（可以）提供适当的条件。实际上，经济扩张倾向于流向拥有最大可能利润的地区，但是最大可能利润依赖于利润，也同样依赖于政治稳定。因此，在任何一个地区，如果存在可能的经济机会而相对政治较不稳定，那么除非对其加诸政治力量，否则将该地区整合进经济扩张中的努力很可能失败。这样，随着当地逐渐建立起了适当的政治结构，帝国干预也渐渐减少，控制也相应的放松。可以说，自愿限制使用权威建立商业安全保障是十九世纪自由贸易的英帝国的最大特点，而重商主义时期则使用政治权力获得商业上的优势和垄断权。
从这种理论假设看，不列颠扩张或者英帝国似乎都并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在同一时间内达到了同样的商业一体化程度，也不是所有的地区在同一时期都需要相同的政治控制。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不断加入到帝国工业经济体中，伴随这个过程的帝国主义行为也随之变化。因此维多利亚中期英帝国使用重商主义色彩的方式将印度纳入到有形帝国，同时在拉丁美洲却应用无形的、自由贸易的方式予以控制，其目的都不外乎是将该地区整合进帝国经济体。从这个方面看，将帝国主义和工业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直接联系的尝试似乎并不现实。（如果认为）贸易或者英帝国出口产品特征的变化必然导致帝国扩张进程的明显变化，（那么当且仅当这种条件下）英国扩张的基本连贯性才似乎并不明显。
从这个高屋建瓴的角度出发，具有多面性的大英帝国工业社会的扩张可以被看成一个整体，有形和无形帝国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两者都是海外贸易、投资、移民、文化扩张局势的相应的政治产物。如果可以接受这样的观点，那么无形帝国和有形帝国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的。不仅仅是原来关于帝国的法律上的狭隘定义已不再使用，原来关于认为无形帝国是独立的、非政治的扩张范畴的说法也不再成立。如果关于无形帝国的概念不能体现它和有形帝国之间的一致性，那么这个概念就是失败的。十九世纪的英帝国史只能全面放在扩张的框架中（才能正确的）理解。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修正由有机的宪法帝国的错误概念和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学说中衍生出来的（关于十九世纪英帝国史）解释。
这段时期无形帝国的经济重要性——甚至是至关重要性——已经强调的够多了。我们没有充分重视的是无形帝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内在关系：政治力量如何帮助确立了经济霸权，这种经济霸权又如何反过来强化了政治影响力。换言之，在关于无形帝国的概念中，我们既要看到经济方面也要看到政治方面。历史上两种力量之间（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关系微妙复杂，不是出于商业目的用炮舰消灭一个顽固的国家那样简单。扩张中的经济体和它的有形、无形附属国之间的政治依附应该正如我们所推测的，是弹性的。实际上，政治依附倾向于随下述因素变化：该地区的经济价值、政治结构的力量、统治者跟英国商业或策略意图合作的态度、不受外部控制的情况下国内社会承受经济变革的能力、国内和外部政治局势允许英国干预的程度和英国政策面临的欧陆竞争者的限制。
相应的，政治依附也有模糊的、无形的权威和直接的政治进程等多种类型；因此这些附属国包括有形殖民地，也包括无形控制的国家和地区。有形和无形帝国之间的区别并不是本质的区别，而是程度上的区别。一个地区在两种状态之间转化的容易程度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说，在过去的两百年间，印度由无形帝国的一部分变为同英国有形联系的帝国的一部分，二战后，又成为无形的附庸。同样的，英属西非已经经历了印度的前两个阶段，现在看来似乎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
三
让我们尝试小心的使用上文描述的英国扩张整体性的概念来重新阐述近代英国扩张的历史。我们已经看到，建立在有形扩张政治范畴上的对于这段历史的阐述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如果将有形扩张与无形扩张作为两个独立的过程分别考察，这种矛盾性会消失么？英国工业的发展对英国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将英国对外贸易扩展到欠发达地区，使用政治力量强迫这些地区进入外国势力垄断的市场。
正如哈罗（Harlow）教授所说的 ，在美国殖民地没有独立前，英国常常使用这种政策，但是它真正发展到极致则是在后来的拿破仑战争中。英国夺得法属、西属西印度、1806年冲破重重阻挠对布宜诺斯艾利斯远征、1811年攻下爪哇都是通过政治行动进入新的地区、获取新的资源。但是英帝国的政策远不仅仅限于打开国门，英帝国的商品和影响力进入该地区后，政府就应该开始考虑如何避免国门再次关闭。比如说，拉弗尔斯，托马斯•斯坦福曾经冲破了荷兰人对爪哇地区辣椒贸易的垄断，实现了自由贸易。此后不久，他建立新加坡（英国军事基地），确立了英国对于马六甲海峡贸易路线和马来半岛的控制。同时期的南美，英国的政策也是出于贸易目的建立对新地区的政治霸权。英国政府与拿破仑决裂后，英国海军护送葡萄牙王室乘坐战舰来到巴西，英国代表迫使感激的王室签下了1810年贸易条约，从此英国进口货物获得了低于其母国（巴西母国葡萄牙）的进口关税。条约中还加入了这样的深思熟虑的一条：“此条约没有时间期限，条约中规定的义务和条件永不得更改。”
1810年后在南美应用这种政策的时机更加成熟，英国没有浪费时机。英国政府意图利用殖民地革命撼动西班牙对拉美地区的贸易垄断权，获得无形霸权、赢得殖民地民心以利于英国贸易渗透。1824年坎宁(Canning)首相在确定了承认政策后写道：“西班牙美洲是自由的，如果我们不失职的话，美洲将成为英国美洲” 坎宁不言而喻的目的是通过建立一个新的无形帝国为英国（世界范围）全面扩张扫清道路，不仅调整旧世界平衡而且在新世界中确立英国的影响力。他志得意满的写道：“我们成功了••••美国佬将欢呼胜利；但是因为我们的决定失去最多的将是他们•••美国独立战争的意义荡然无存，我们又一次使美洲从属于欧洲。” 很难想到还有比这更恰如其分的事例可以说明通过政治权力建立商业霸权，或者说通过无形的政治霸权维护商业事业。更突出的是，英国承认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方式是与它们签订商业条约。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有形和无形附属国，都努力开发内陆地区、将英国的影响力由港口扩展到内陆。发展内陆的通常策略是将这些地区转变为附属的卫星经济体，为英国提供原材料和食物，和广阔销售市场。传统的阶段理论认为这一时期是政治扩展停滞甚或收缩的时期。事实上，如果我们研究无形帝国的情况就会发现，那些所谓的政治扩展的停滞仅仅是幻象。英国跟拉丁美洲、中国、巴尔干半岛签订了条约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鼓励建立稳定的政府以保障高回报率的投资，如同强迫不能提供适当条件或者政府力量羸弱的国家跟英国合作一样。
但在拉美，英国开始曾经遇到了一些麻烦。英国在阿根廷扩张的影响摧毁了该国宪法制度，人民沦于内战，因为英国的条约使沿海地区富裕繁华而内陆却荒芜落后。1827年的投资破产和彭巴斯草原人民反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成功起义阻止了英国的进一步扩张，罗萨斯大权在握破坏了坎宁首相精心设计的权力构架。新的政权并不乐意合作，其在蒙得维的亚的蓝图造成了拉普拉塔平原的动乱，导致了重要的商业通道的关闭。阿根廷的动轮激起了英国政府在1840年代的一系列干预，试图通过河道维持贸易运行。实际上，在这个事例中，最后终于将罗萨斯赶下了权力宝座的力量主要是英国贸易本身的诱惑力，而非英国政府的无形帝国行动。
英国对巴西的策略进行的并不顺利：英政府试图通过严厉的外交辞令迫使杰尼奥政府废除奴隶制。尽管英国具有极大的经济影响力，在巴西的政治影响力在国内人权压力集团的干预下有所削弱。但1956年后英国却因修建铁路加强了对巴西的控制，这些工程完全由英国公司设计、筹款、施工，获得了巴西政府极大的让步和支持。
随着铁路和蒸汽轮船的发展，主要的拉美国家最终成功的加入了世界经济。一旦出口开始增加，开始吸引外国投资，就会带动地区经济迅速增长。即使是世界肉类和小麦价格持续下跌的1880年代，阿根廷的出口总额也翻了一番，国外投资增长了七倍。到1913，拉丁美洲的无形帝国变得对英国非常重要，占英国海外投资总额四分之一强的999,000,000英镑都投资在了拉美。
但是这种投资很自然的集中在阿根廷和巴西等政府配合英国全面扩张的国家。因此，没有必要在拉丁美洲使用暴力强硬干预。一旦这些国家的经济足够依赖国外贸易，国内由此致富的阶层就开始自动保护贸易必须的当地政策条件。当美国逐渐强大，并在南美建立了门罗主义的影响力后，英国的干预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英国开始逐渐减少频繁干预商业帝国最可信的成员国内政，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英帝国放弃对可以自治的殖民地的直接政治控制权的情况。但是在拉美，英国政府仍然在必要的时候干预落后国家的政治局势以保证英国在该地的利益：1870年代英国政府因为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受到威胁，干预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1910到1914年间干预墨西哥和洪都拉斯。
无形帝国的类型和英国试图从中渔利的情况的多样性决定了干预结果的多样性。虽然商业和资金的渗透倾向于导致政治的合作和英国政治霸权的建立，但是仍然存在明显的例外。比如在美国，英国商业将南部棉花各省变为殖民经济，英国投资者幻象把中西部也纳入同样的轨道，但是美国的国家力量阻止了这一进程。阻止美国的工业化是不可能的，美国已经工业化的部分（美国内战中的北方诸州）战胜了依附于英国贸易的对立的南非，成功捍卫了关税。美国的政治力量也以同样的方式挫败了英国试图将德克萨斯、墨西哥和中美洲变为无形附属国的计划。
相反，有时候仅仅获得了政治霸权但没有产生成功的商业渗透，也标志着英国扩张失败。英国政策对中国政府产生了很大压力，但是并没有在中国找到新的客户。英国对中国的政治控制没能打破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7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扩大了英国货物的进口但是没能促进中国出口增长。对华政策产生的结果并不是英国政府所期待的：两次战争主要的作用是使中国社会陷入一种巨大的紧张状态，其后发生的太平天国起义证明了这一点 。这次失利在伦敦被看成一种耻辱，而非促使中国政府进一步妥协的步骤。实际上，英国政府力图支持摇摇欲坠的北京政权，正如克拉伦登勋爵1870年所说“英国在中国的利益是严格商业意义上的，关于政治只涉及到保护商业” 这种自我否定政治意图的价值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表现出了它的意义，当北京政权内外交困、国家四分五裂时，开始越来越依赖忠实的英国经济人的外交支持。
以上讨论的这些依赖于或者因政治行动而促进的经济扩张的简单事例已经充足暴露了认为自由贸易可以跟帝国分开的传统理论的不足。我们看到，事实并非如此。伴随维多利亚中期的经济扩张的相应政治扩张之所以被忽视是因为后者不能通过研究地图看到，这项工作据说可以把理智的人变疯狂。从维多利亚中期伦敦和白人移民殖民地的和谐关系中并不能推断当时英国不愿意干涉英国涉及英国利益的领域。坎顿的战舰一如加拿大的责任制政府一样都是这个时代英帝国政策的一部分，盘扎布的战场和废除寡妇殉葬都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
维多利亚中期远不是一个对帝国主义“不感兴趣”的时代，相反是英国海外扩张史上的决定性阶段。英国（在这一时期）通过商业渗透和政治影响，成功控制了可以最适合被并入帝国经济体的地区。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的不同策略都是为了获得这种控制权。（英帝国）在马来亚建立了以新加坡为中心的统治权威；在西非海岸建立了以拉多斯港为中心的宗主权并成立黑人骑兵维护该地区的局势；在非洲东海岸，得益于苏格兰领事的努力，将阿拉伯在大陆上的遗产置于英国的支配下。
也许英国扩张最常见的政治手段是或者签订、或者强加给弱国自由贸易友好条约。1836和1857年同波斯签订条约，1838和1861年同土耳其签订条约，1858年同日本签订条约从桑给巴尔、泰国和摩洛哥给予优惠、同非洲数百部落头人签订的反对奴隶制条约——所有的这些条约都使得大英帝国得以促进在这些地区的贸易。
即使英国已经同一个地区签订了对自身有价值的条约，也很可能因另一个国家更容易控制而废除之间的条约，同更容易控制的国家订立新约。比如说，俄国谷物条约对大英帝国意义非同小可，但是俄国拒绝自由贸易，而且英国没有能力强迫俄国。于是英国取而代之，发展奥斯曼帝国的谷物，因为英国对于康斯坦丁堡的压力足以使其接受自由贸易政策。商业活动对政治力量的依赖导致了这样一种普遍的趋势：英国的贸易往往跟随无形帝国的看不见的国旗。
现在，我们看出了维多利亚中期也是一个大规模扩张的时期，我们也必须同样修正所谓的“帝国主义”时期。那些接受“经济帝国主义”的学者使我们相信十九世纪末的大规模合并代表着由于自由贸易、保护国外投资衰落，和政治家无限攫取土地观念的转变导致的政策上的巨大转向。所有这些解释都值得质疑。首先，大英帝国的关税政策没有变化；其次，大英帝国的海外投资并非新鲜事物，并且其绝大部分仍然流向帝国以外的地区。最后，大部分政治家所谓转向广泛合并仅是局部的。政党领袖直到1887年才偶尔表现出了比维多利亚中期多不了多少的对扩张英国统治的热情。索尔兹伯里被“肤浅的慈善事业”和支持扩张的狂热分子的“粗鲁”所激怒，当1888年他被迫接受在尼亚萨兰的殖民任务时说，他马上回复说：“这并非我们的责任，我们将为一点点可能的利益冒巨大的风险”1888年后，索尔兹伯里、罗斯伯里和张伯伦接受由于外国扩张的威胁和贸易扩张到帝国边界以外导致的欧洲将被瓜分的不可避免的可悲的必然性， 将政府拖入新的恼人的承诺中。但是直到1898他们才足够自信的实施了占领战略要地苏丹的行动。
面对外国殖民者将获得迄今只对英国商人开放的热带地区的威胁，伦敦政要们一次一次发动远征来避免对该地区的有形扩张但仍然保有该地区英国霸权。维多利亚晚期的英国政策一如中期的英国政策，倾向于使用无形的手段扩张帝国权力。在整个所谓的两个时代，扩张英国统治都是最后不得已的解决方案——这是从很多标榜为“反扩张主义者”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内阁大臣的言论中得出的结论。我们所引的大臣言论中潜在的一点是，实际上维多利亚中期和维多利亚晚期的政策制订者一样，当无形的方法不能为英帝国利益提供安全保障时，都不拒绝出于保护英帝国利益的目的扩张有形保护的范围。无形的手段在维多利亚中期往往能达成目的，而维多利亚晚期由于外部竞争的加剧，单独使用无形手段不能达成目的的事实并不能否动着（整个维多利亚时期）政策的基本连贯性。整个维多利亚时期，英政府都穷尽各种手段以建立和维护英国在多样化的利益所在地区的霸权。维多利亚中期的目标并不比后一个时期的目标更“反帝国主义”，虽然在这一时期往往能通过无形的手段达成目的；维多利亚晚期也不比前一个时期更“帝国主义”，虽然这一时期英国被迫合并了更多地区。英国政策奉行这样的原则：如果有可能则通过无形手段扩张帝国控制，必要的时候使用有形手段。将一种方式标榜为“反帝国主义”，而另一种标榜为“帝国主义”则忽视了这样的事实：不管使用何种方法，英国都孜孜不倦的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通常对于自由贸易的“贸易而非统治”的概括应该改写为“可能的话通过无形控制保护贸易，必要时则通过统治保护贸易”。这种关于政策连续性的阐述（较好的）解决了建立在两个时代政策不连续性基础上的传统理论中被过分简化的关于“不自觉的扩张”的解释。
所以，索尔兹伯里、格累斯顿、纳兹福德、德贝以及里彭，在所谓“帝国主义时期”，都穷尽了所有无形方式保护英国在非洲的贸易后才承认进一步吞并将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策略是英国承认当地政府的主权要求，当地政府负责保障英国的贸易和交通。这样，外国政府得以统治本国，英国得以享受贸易优惠。1884年的英国－葡萄牙条约、1885年的刚果协定以及1886年的英德东非协定都是这样情况。另一种避免直接统治的策略是建立势力范围，列强间缔约相互承认对方保护国。这些规定开始没有对列强规定任何责任，1885年后国际法的变化，促使英国对其帝国政策做了一些调整。1881到1889年间英政府向私人企业颁发营业执照，授权他们在帝国允许下投资开发、管理新地区，这标志着英国商业扩张的方式从有形到无形的转变。除了这些（建立）“便宜帝国”的尝试外，其他国家对英国在热带非洲宗主权的挑战，以及可以为间接统治服务的大范围强有力的地方政府组织的缺失，导致了英国由无形帝国主义转向有形帝国主义。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明显原则：只有在无形的政治手段无法为英国企业（无论商业、慈善还是仅仅是战略上的）提供安全架构的时间和地点，殖民者才会将注意力转移到有形帝国上。在欧洲人定居的附庸地区，像拉美、加拿大，建立起了强大的政府机构；但是在一些非欧洲地区，帝国扩张对本地权力结构产生了巨大分解力往往导致当地政权瓦解。这种情况是很多案例中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转变的原因。
1880年后，这种转变在非洲非常明显：掠夺成性的银行家和沉重的债务负担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导致了埃及金融的崩溃，进而破坏了当地政治格局。英法对埃及金融实行双重控制，意图保护外国股票持有者，重建埃及使其成为一个好的投资对象。但是这种尝试激起了埃及国内的反欧洲情绪，阿拉比帕希亚1881年率众奋起反抗，导致埃及总督政府陷入瘫痪，无力保护至关重要的运河和外国投资者的财产。
英国1882年占领埃及原因诸多而且令人困惑：或者是早在迪斯累里政府出资购买埃及股票前就表现出来的控制运河的要求；或者是（出于保护）股票持有者的利益；或者是为了防止其他强国，特别是法国利用埃及的无政府状态插手埃及事务，插足英国前往印度的道路。但几乎所有格拉斯顿内阁成员都承认英国干涉埃及事务的必要性，为了防止内阁分裂，格拉斯顿最终决定出兵干涉埃及。
英国远征埃及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埃及政府，表面上看来是埃及总督在统治，实际上则置埃及于无形帝国的势力范围内。达到这个目标后，英军将撤出埃及。但是远征军导致了控制埃及的权利结构坍塌，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在没有无形英国力量支持的情况下稳定国内局势。因此自由党政府被迫进行下一步，内阁成员意见不一（根本没有成熟一致的计划），卷入了英国一直尽力避免的对埃及的长期占领。事实上，占领国成为埃及防务、债务、发展的直接负责人。格拉斯顿沮丧的总结了英军刚愎自用的行动造成的后果：“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在埃及的任务，我们现在成了一个埃及政府。” 埃及由此成为宗主国干预卫星国
埃及的问题跟英国通往印度的道路、印度帝国的防卫密切相关，因此英国在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帝国政策中总是优先考虑埃及问题。英国在更高层次的竞争中，为了保护英国贸易和英帝国的脊髓，数次将热带非洲和太平洋（部分地区）的所有权作为典当品放弃。比如1884年，外交部认为英国在埃及的被动局面使其在列强瓜分西非的竞争中占下风，于是（向内阁）建议：“••••我们将领土责任让渡给其他国家，我们自己要极力保护英国在西非海岸最大程度的贸易自由••••在东非海岸寻求补偿••••那里国家的政治未来才是对于印度和大英帝国重要的” 英国的政策并非不加分辨的攫取土地。事实上，英国对乌干达的势力渗透和对尼罗河谷的保护使一个精心选择的计划，尽管英国将一些英属西非领土拱手让给法国，并将东非部分地区统治权让渡给德国。
五
因此，维多利亚中期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大规模扩张的时期，维多利亚晚期并没有向扩张进程中引起新的重大革新。大规模合并落后地区的领土，曾被认为是扩张时代的主要证据，但是如果我们的分析更接近事实的话，这种证据将毫无意义。帝国直接统治地区的扩大是事实，但这一事实就是这一时期最重要、最具特征的变化吗？非洲大陆是欧洲势力渗透的最晚的一块大陆的简单历史事实并不能说明非洲大陆是最重要的。霍布森学派的主要证据并非建立在欧洲的事例上，这是其更接近真理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的论点是，列强早在掠夺处于外围和边缘的非洲之前，就已经达到了它最有价值的目标。因此，基于猎枪掠夺非洲采取的方式的论点并非很重要。
因此，寻求发现十九世纪末帝国扩张的最深层含义的历史学家不应该只看到非洲丛林、灌木中木桩标出的边界，而要看到有形帝国和无形帝国成功开发印度、拉美、加拿大和其他地区的事实。帝国主义者在所谓扩张时代最重要的任务在已经进入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的更发达的地区，而不是对仍然是非洲所剩边缘地区的大规模吞并。（到十九世纪末），最有价值的发现和最丰厚的回馈都已经过去了，帝国主义者在热带非洲只是在刮食碗底最后的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