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之初现代新儒家的文化思想（之二）：熊十力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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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人，熊十力精通佛学，援佛入儒，一生都在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行不懈努力。他因创立“新唯识论”哲学体系而独成一家，颇有影响。在步入新中国以后，由于一些特殊原因，他没有受到思想改造运动和一次次思想批判运动的冲击，几乎没有接触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而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继续沿着建国前的思路进行着理论研究。他先后出版了《原儒》、《体用论》、《存斋随笔》等8种学术著作。但作为一位爱国老人，他仍热情地关注着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不断地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意见。
1950年秋，他在《与友人论张江陵》的卷头赠语中说：“余于江陵政绩，多未祥究。兹与治芗论者，举大要而已。惟孤怀有惬于江陵者，彼恶理学家空疏，遂禁讲学、毁书院，甚至赞同吕后、元人毁灭文化，矫枉不嫌过直？虽理学家有以激之，要是江陵见地上根本错误。学术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而不可阻遏学术界自由研究、独立创造之风气，否则学术思想锢蔽，而政治社会制度，何由发展日新？江陵身没法毁，可见改政而不兴学校之教，新政终无基地。毛公恢宏旧学，主张批判接受，是纠江陵之失也。”这里，熊十力借古劝今，希望新中国在文化建设方面能够重视传统，同时要创造一种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促进学术研究和文化繁荣，并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关于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思想。
1950年—1954年，熊十力多次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针对现实中轻视传统的倾向，呼吁新文化建设要重视和继承传统文化。他说：“余年四十后，深感民国以来，唾弃固有学术思想，壹意妄自菲薄，甚非自立之道。……哲学有国民性，治哲学者，自当以本国思想为根底，以外国思想为资助。吸收外人之长，以去吾固有之短；亦当考察外人之短，而发挥吾固有之长，供其借鉴。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容不得一毫自私心，更容不得一毫自薄心。余尝言，将来世界大同，有赖各种文化系统，各自发挥其长处，以便互相比较、互相观摩、互相取舍、互相融合，方有大同之福。”“欧化东来，吾固有学术思想，似日就湮废。余常设想，今当舍旧图新。不守其教而新生，则诚然矣；不用其故而新生，恐不应理。”“共和（国成立）已二年，文教方针，宜审慎周详，学术空气之提振更不可缓。余以为马列主义，毕竟宜中国化；毛公思想，固深得马列主义之精粹，而与中国固有之学术思想，似亦不能谓其无关系。以余所说，其遥契于周官经者似不少。凡新故替代之际，新者必一面检过去之短，而舍弃之，一面又必固过去之长，而发挥广大之。新者利用过去之长，而凭籍自厚，力量益大；过去之长，经新生力融化，其质与量皆不同以往，自不待言。”
撇开熊十力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不论，单就文化建设的方法而言，他的上述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认为：中国新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应该挖掘、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成分，作为新文化发展的基础，同时吸收、借鉴世界上一切民族的优秀文化；马克思主义应该中国化，毛泽东思想虽然是对马列主义运用的产物，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抱残守缺固然不对，但割裂传统也不合情理。另外，熊十力还针对当时学术界动辄上纲上线的批判呼吁学术自由，主张多种文化的共存。所有这些，反映了从苦难的旧中国走来的一位饱经沧桑的文化老人的拳拳爱国之心。
从珍惜民族传统文化的立场出发，熊十力还几次上书中央领导人要求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兼通新学与旧学之才。他还要求恢复过去的私立讲学机关，如南京内学院、杭州智林图书馆和勉仁书院等。在《与友人论六经》中，他讲到：“中国文化，在大地上自为一种体系。晚周学术复兴运动，此时纵不能做，而搜求晚周坠绪，存其种子，则万不可无此一段工夫。中国五千年文化，不可不自爱惜。清季逸民国，凡固有学术，废绝已久。毛公主张批判接受，下怀不胜感者，故感抒其积怀。年来深感政府以大公之道，行若干实干之政。余确有中复复兴之信念，故对文化，欲效献曝之忱。”
50年代中期，学术界掀起了对胡适、梁漱溟等人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运动。熊十力几次替他们说情，指出大乱之后应该大治，要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但他的意见无人理解。在1957年夏初的“鸣”“放”运动中，熊十力也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谈百家争鸣》一文，再次强调：“哲学界宜注重中国固有精神遗产与东方先哲学术思想之研究，外学之长不可不竭力吸收，国学之长，亦未可忽而不究”；“若批判旧学，只以地主或小资产阶级等名词为意，而任意取古人书上一段话胡乱骂他一顿，以为是据马克思主义做批判，吾恐马列诸哲有知，亦必不愿如此也。”这是针对当时动辄将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戴上政治帽子，进行简单化、公式化、教条化的政治批判的现象而言的。熊十力认为这样的批判是离开了实事求是原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即使马克思、列宁等人活着，也不愿意看到这种现象。这种批判无疑是深刻和有见地的。
但五十年代末期以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由于各种因素的交织，“左”的思想步步升级，并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目睹着中国传统文化被否定、毁灭，熊十力像失去灵魂的一具形骸，整天漫无目的地游走在大街上、公园里。他衣衫不整，麻绳扎腰，身上贴着抗议毁坏文化的纸条，口中悲呼着“中国文化亡了”。当他在1968年带着绝望和悲愤离开人世时，我们无法想象他曾经是民国众多嫉恶如仇、傲世而立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名佼佼者。蒋介石50岁生日时，他曾经被邀请到总统府参加寿宴，与众多显贵高官献墨吟词歌颂蒋介石的做派不同，他当场写下了一首倒宝塔诗后假装急着上厕所就跑掉了。他给蒋介石的诗是这样的：
脖上长着瘪葫芦
不花钱买篾梳
虮虱难下口
一生无忧
秃秃秃
净肉
头
作为现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人，熊十力精通佛学，援佛入儒，一生都在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行不懈努力。他因创立“新唯识论”哲学体系而独成一家，颇有影响。在步入新中国以后，由于一些特殊原因，他没有受到思想改造运动和一次次思想批判运动的冲击，几乎没有接触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而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继续沿着建国前的思路进行着理论研究。他先后出版了《原儒》、《体用论》、《存斋随笔》等8种学术著作。但作为一位爱国老人，他仍热情地关注着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不断地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意见。
1950年秋，他在《与友人论张江陵》的卷头赠语中说：“余于江陵政绩，多未祥究。兹与治芗论者，举大要而已。惟孤怀有惬于江陵者，彼恶理学家空疏，遂禁讲学、毁书院，甚至赞同吕后、元人毁灭文化，矫枉不嫌过直？虽理学家有以激之，要是江陵见地上根本错误。学术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而不可阻遏学术界自由研究、独立创造之风气，否则学术思想锢蔽，而政治社会制度，何由发展日新？江陵身没法毁，可见改政而不兴学校之教，新政终无基地。毛公恢宏旧学，主张批判接受，是纠江陵之失也。”这里，熊十力借古劝今，希望新中国在文化建设方面能够重视传统，同时要创造一种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促进学术研究和文化繁荣，并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关于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思想。
1950年—1954年，熊十力多次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针对现实中轻视传统的倾向，呼吁新文化建设要重视和继承传统文化。他说：“余年四十后，深感民国以来，唾弃固有学术思想，壹意妄自菲薄，甚非自立之道。……哲学有国民性，治哲学者，自当以本国思想为根底，以外国思想为资助。吸收外人之长，以去吾固有之短；亦当考察外人之短，而发挥吾固有之长，供其借鉴。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容不得一毫自私心，更容不得一毫自薄心。余尝言，将来世界大同，有赖各种文化系统，各自发挥其长处，以便互相比较、互相观摩、互相取舍、互相融合，方有大同之福。”“欧化东来，吾固有学术思想，似日就湮废。余常设想，今当舍旧图新。不守其教而新生，则诚然矣；不用其故而新生，恐不应理。”“共和（国成立）已二年，文教方针，宜审慎周详，学术空气之提振更不可缓。余以为马列主义，毕竟宜中国化；毛公思想，固深得马列主义之精粹，而与中国固有之学术思想，似亦不能谓其无关系。以余所说，其遥契于周官经者似不少。凡新故替代之际，新者必一面检过去之短，而舍弃之，一面又必固过去之长，而发挥广大之。新者利用过去之长，而凭籍自厚，力量益大；过去之长，经新生力融化，其质与量皆不同以往，自不待言。”
撇开熊十力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不论，单就文化建设的方法而言，他的上述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认为：中国新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应该挖掘、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成分，作为新文化发展的基础，同时吸收、借鉴世界上一切民族的优秀文化；马克思主义应该中国化，毛泽东思想虽然是对马列主义运用的产物，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抱残守缺固然不对，但割裂传统也不合情理。另外，熊十力还针对当时学术界动辄上纲上线的批判呼吁学术自由，主张多种文化的共存。所有这些，反映了从苦难的旧中国走来的一位饱经沧桑的文化老人的拳拳爱国之心。
从珍惜民族传统文化的立场出发，熊十力还几次上书中央领导人要求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兼通新学与旧学之才。他还要求恢复过去的私立讲学机关，如南京内学院、杭州智林图书馆和勉仁书院等。在《与友人论六经》中，他讲到：“中国文化，在大地上自为一种体系。晚周学术复兴运动，此时纵不能做，而搜求晚周坠绪，存其种子，则万不可无此一段工夫。中国五千年文化，不可不自爱惜。清季逸民国，凡固有学术，废绝已久。毛公主张批判接受，下怀不胜感者，故感抒其积怀。年来深感政府以大公之道，行若干实干之政。余确有中复复兴之信念，故对文化，欲效献曝之忱。”
50年代中期，学术界掀起了对胡适、梁漱溟等人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运动。熊十力几次替他们说情，指出大乱之后应该大治，要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但他的意见无人理解。在1957年夏初的“鸣”“放”运动中，熊十力也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谈百家争鸣》一文，再次强调：“哲学界宜注重中国固有精神遗产与东方先哲学术思想之研究，外学之长不可不竭力吸收，国学之长，亦未可忽而不究”；“若批判旧学，只以地主或小资产阶级等名词为意，而任意取古人书上一段话胡乱骂他一顿，以为是据马克思主义做批判，吾恐马列诸哲有知，亦必不愿如此也。”这是针对当时动辄将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戴上政治帽子，进行简单化、公式化、教条化的政治批判的现象而言的。熊十力认为这样的批判是离开了实事求是原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即使马克思、列宁等人活着，也不愿意看到这种现象。这种批判无疑是深刻和有见地的。
但五十年代末期以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由于各种因素的交织，“左”的思想步步升级，并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目睹着中国传统文化被否定、毁灭，熊十力像失去灵魂的一具形骸，整天漫无目的地游走在大街上、公园里。他衣衫不整，麻绳扎腰，身上贴着抗议毁坏文化的纸条，口中悲呼着“中国文化亡了”。当他在1968年带着绝望和悲愤离开人世时，我们无法想象他曾经是民国众多嫉恶如仇、傲世而立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名佼佼者。蒋介石50岁生日时，他曾经被邀请到总统府参加寿宴，与众多显贵高官献墨吟词歌颂蒋介石的做派不同，他当场写下了一首倒宝塔诗后假装急着上厕所就跑掉了。他给蒋介石的诗是这样的：
脖上长着瘪葫芦
不花钱买篾梳
虮虱难下口
一生无忧
秃秃秃
净肉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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