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眠焦虑症候群
文/公元1874
最近半年，终于开始失眠。
以前自己属于那种沾床就睡着的人，甚至不用沾床，沾沙发，沾躺椅，下班路上沾公交座位都可以睡着。我2006年有段时间曾经在中关村上班，住在东直门，那时候地铁还没现在这么发达，我需要走路，坐公交，做地铁，再换乘，才能到家。所以有时候困极了，我会在公交和地铁的任意时段开始睡着，那段时间很奇妙，睡醒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手机又不像现在全民GPS，还得慢慢的再去找路。
最近终于是扛不住了。这半年来我莫名其妙的开始焦虑，进而引发失眠。其实也不算是莫名其妙。我昨天3点才勉强睡着，8点自然醒然后昏昏欲睡的开始组织思维写稿，但我发现无论如何都进入不了状态，头实在是太昏了。然后发现自己这周要写4篇专栏和两本书稿，还有电影的前期筹备。于是我今天就算往死里去写一天也不可能写完。突然之间我有一种崩溃的感觉，原来好多事真的是忙不完的。永远没有尽头，这周做完，下周还有，看不到结束的时候。
我一方面焦虑那些几千字的小稿件如何才能写得客观公允又不失态度，一方面又焦虑一本电影的书和一本音乐的书如何仔细斟酌遣词用句。《歌·颂 陈奕迅》和《银河映像传》都其实已经有了7成的底稿，但那些底稿我这次做书稿的修正，几乎都是重写。我在博客里帖出过《歌·颂 陈奕迅》第一部分《同名专辑》的乐评，若有心的读者做对比，一定可以看出和《大开耳界》的差别。
我没有那么伟大的觉得出书要流芳百世，我是对读者负责，我是对自己负责。花28元买这样一本书，一定要让掏钱的人觉得物有所值，所以我一定要和网上的版本不一样，一定要尽可能的面面俱到。所以哪怕我现在已经在凌晨时分处于一个极度焦虑的状态，但我依然说服自己平静下来，思考《两个只能活一个》应该从什么角度来评论它。
到了电影，就更加苛刻。这个剧本从2005年就已经诞生，当时只是九把刀的小说里的一个小小的片段----看过《楼下的房客》的人应该知道，故事里房东和女作家在门背后无声对决的那一刻。正是这一刻的气氛吸引了我，使我觉得一定要将之搬上银幕。后来几经周折，故事的翻拍作废，我另起炉灶写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然后不停的改，改，改，最终到了我一个比较满意的地步。
这个剧本我从去年开始寻找合适的导演和制作班底，但在寻找的过程里我发现问题多多，有时候你很难和人沟通，了解清楚他们所想。艺术创作是一个玄之又玄的东西，只可意会，无法言传，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大师的怂徒弟，或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典型。
最后我决定，自己拍。
自己拍意味着所有的风险都在自己身上。我要做的不仅仅是导演，还是制片，还是监制。幸好有一帮出生入死的朋友跟我一起疯，我们可以一起找景，一起找演员，一起分析剧情的细节，每个人的死法（好像剧透了）。甚至还帮我找投资，找老板。在26岁之前，在我的沥沙型胆囊炎再次发作之前，玩一票大的。
起先打算去年11月开干，结果接了个剧本的大活儿，拖了两礼拜；紧接着过年，许久没回家的我，要回家一次，让父母安心；接着又来了书的事，我觉得再这么拖下去，2012年很快又会过完。于是我今年无论如何都要在9月生日前把电影做了，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但是书也得写啊，还有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烦心事。
于是，在这种反复的煎熬和折磨里，让我的失眠焦虑症越来越严重。
我希望自己做每一件事都不后悔，但回想这几年，让我于心有愧或者追悔莫及的事也不少。当时觉得意义重大的事情，过后看来不过也是意气用事。很多人说我胆子大，年纪轻轻干了他们多少岁都不敢干的事，但好多事干完连我自己都后怕。我骨子里是一个特别谨小慎微的人，如果让我毫无顾虑的选择一种生活，我很向往《高海拔之恋II》里的郑秀文，远离一切，没有金钱、亲情、名利、社会关系的困扰，在一个毫无污染的地方，心存希望的生活。
但那是演电影，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她的生活还被一个叫古天乐的大明星给打乱了。
所以我又意识到，与其说希望自己做什么事都不后悔，还不如让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尽量有意义。我选择写字是因为我讨厌上班，我厌恶朝九晚五的生活摧残我的自由----我已经大半年没有调过闹钟，这真的很令人愉悦。我选择拍电影是因为我觉得华语电影太差劲，我这么多年骂了这么多电影，有些二逼会回我“你就知道骂你有种去拍一个啊”。好，我就拍一个。即便我的这故事没怎么好，但至少我知道坏是什么样的，我可以尽量避免一切让电影变坏的可能性。
我曾经有过许多艰难的时日，有些艰难到自己都很难独自扛下去。所以当现在我失眠和焦虑的时候，想起过去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我会对自己说要珍惜当下。这种自我安慰大部分时候不见得有效，人很难自省，更难听自己的劝，但，哪怕有那么一丁点用，这对我来说，也是为数不多的救命良药。
希望周六过后，一切安好。
PS：这是我难得一句歌词都没用的日记，太不可思议了。
最近半年，终于开始失眠。
以前自己属于那种沾床就睡着的人，甚至不用沾床，沾沙发，沾躺椅，下班路上沾公交座位都可以睡着。我2006年有段时间曾经在中关村上班，住在东直门，那时候地铁还没现在这么发达，我需要走路，坐公交，做地铁，再换乘，才能到家。所以有时候困极了，我会在公交和地铁的任意时段开始睡着，那段时间很奇妙，睡醒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手机又不像现在全民GPS，还得慢慢的再去找路。
最近终于是扛不住了。这半年来我莫名其妙的开始焦虑，进而引发失眠。其实也不算是莫名其妙。我昨天3点才勉强睡着，8点自然醒然后昏昏欲睡的开始组织思维写稿，但我发现无论如何都进入不了状态，头实在是太昏了。然后发现自己这周要写4篇专栏和两本书稿，还有电影的前期筹备。于是我今天就算往死里去写一天也不可能写完。突然之间我有一种崩溃的感觉，原来好多事真的是忙不完的。永远没有尽头，这周做完，下周还有，看不到结束的时候。
我一方面焦虑那些几千字的小稿件如何才能写得客观公允又不失态度，一方面又焦虑一本电影的书和一本音乐的书如何仔细斟酌遣词用句。《歌·颂 陈奕迅》和《银河映像传》都其实已经有了7成的底稿，但那些底稿我这次做书稿的修正，几乎都是重写。我在博客里帖出过《歌·颂 陈奕迅》第一部分《同名专辑》的乐评，若有心的读者做对比，一定可以看出和《大开耳界》的差别。
我没有那么伟大的觉得出书要流芳百世，我是对读者负责，我是对自己负责。花28元买这样一本书，一定要让掏钱的人觉得物有所值，所以我一定要和网上的版本不一样，一定要尽可能的面面俱到。所以哪怕我现在已经在凌晨时分处于一个极度焦虑的状态，但我依然说服自己平静下来，思考《两个只能活一个》应该从什么角度来评论它。
到了电影，就更加苛刻。这个剧本从2005年就已经诞生，当时只是九把刀的小说里的一个小小的片段----看过《楼下的房客》的人应该知道，故事里房东和女作家在门背后无声对决的那一刻。正是这一刻的气氛吸引了我，使我觉得一定要将之搬上银幕。后来几经周折，故事的翻拍作废，我另起炉灶写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然后不停的改，改，改，最终到了我一个比较满意的地步。
这个剧本我从去年开始寻找合适的导演和制作班底，但在寻找的过程里我发现问题多多，有时候你很难和人沟通，了解清楚他们所想。艺术创作是一个玄之又玄的东西，只可意会，无法言传，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大师的怂徒弟，或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典型。
最后我决定，自己拍。
自己拍意味着所有的风险都在自己身上。我要做的不仅仅是导演，还是制片，还是监制。幸好有一帮出生入死的朋友跟我一起疯，我们可以一起找景，一起找演员，一起分析剧情的细节，每个人的死法（好像剧透了）。甚至还帮我找投资，找老板。在26岁之前，在我的沥沙型胆囊炎再次发作之前，玩一票大的。
起先打算去年11月开干，结果接了个剧本的大活儿，拖了两礼拜；紧接着过年，许久没回家的我，要回家一次，让父母安心；接着又来了书的事，我觉得再这么拖下去，2012年很快又会过完。于是我今年无论如何都要在9月生日前把电影做了，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但是书也得写啊，还有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烦心事。
于是，在这种反复的煎熬和折磨里，让我的失眠焦虑症越来越严重。
我希望自己做每一件事都不后悔，但回想这几年，让我于心有愧或者追悔莫及的事也不少。当时觉得意义重大的事情，过后看来不过也是意气用事。很多人说我胆子大，年纪轻轻干了他们多少岁都不敢干的事，但好多事干完连我自己都后怕。我骨子里是一个特别谨小慎微的人，如果让我毫无顾虑的选择一种生活，我很向往《高海拔之恋II》里的郑秀文，远离一切，没有金钱、亲情、名利、社会关系的困扰，在一个毫无污染的地方，心存希望的生活。
但那是演电影，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她的生活还被一个叫古天乐的大明星给打乱了。
所以我又意识到，与其说希望自己做什么事都不后悔，还不如让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尽量有意义。我选择写字是因为我讨厌上班，我厌恶朝九晚五的生活摧残我的自由----我已经大半年没有调过闹钟，这真的很令人愉悦。我选择拍电影是因为我觉得华语电影太差劲，我这么多年骂了这么多电影，有些二逼会回我“你就知道骂你有种去拍一个啊”。好，我就拍一个。即便我的这故事没怎么好，但至少我知道坏是什么样的，我可以尽量避免一切让电影变坏的可能性。
我曾经有过许多艰难的时日，有些艰难到自己都很难独自扛下去。所以当现在我失眠和焦虑的时候，想起过去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我会对自己说要珍惜当下。这种自我安慰大部分时候不见得有效，人很难自省，更难听自己的劝，但，哪怕有那么一丁点用，这对我来说，也是为数不多的救命良药。
希望周六过后，一切安好。
PS：这是我难得一句歌词都没用的日记，太不可思议了。
